《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历代史家中，司马迁的地位无人能及，他洞察史事、秉笔直书，但最难得的是他对个人精神的高扬。
　　提及《史记》，最为有名的当然是司马迁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言简意赅地表述了《史记》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观。
　　“究天人之际”，表明《史记》的根本旨趣在于探寻天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几个核心议题之一。就《史记》整部书的篇章设置来说，该书取象于“天人之际”的相关理念，暗含以“天道”主宰“人道”，“人道”切合“天道”的经学思維。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结合儒家和阴阳家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具有意志而近乎人格神（指具有人格的神或仙），天象灾害是对人间失德的谴责，决定国家的命运。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故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引述这种当时很流行的观念，如《史记·天官书》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不同的天文异变指导着人间不同的政策。人间的成功来自天道的施报和“阴德”。
　　但在更多的地方，司马迁对于这种观念也有所怀疑。如《史记·伯夷列传》中就说，伯夷、叔齐为善人而饿死，颜渊贤能而早夭;但盗跖一类恶人却能享受荣华，终老天年，“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认为这种归因于“天”的因果论缺乏事实依据，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是相当有新见而深刻的观点。
　　除此之外，司马迁笔下的“究天人之际”，更多的是指历史规律与历史宿命，即“究天人之际”要与“通古今之变”联系起来，方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深度。其核心是历史大势的不断变化，并借以为历史这一整体做出贯通的记录和解读。
　　《史记》继承了《春秋》“常事不书”的传统，有着“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的观念，清人方苞特别标举称赞其“义法”。因此，《史记》整部书，特别是其中属于专门史的“八书”，并不仅仅是对现有档案和史料的编纂和综合，而是重在把握历史变迁的关键点，这也是后世史家难以企及之处。
　　在评论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时，司马迁指出：“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大意是说秦废除诸侯分封，本是用来加强集权，维护统治，但同时也恰好为刘邦提供了建立功业的条件。
　　对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胸有成竹，是司马迁历史洞见的卓荦之处。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认为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既讨论现实的大势与谋略，也关注施政之得人心与否。他在《楚元王世家》中精练地概括“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以君子、人才的进退作为历史的主宰，表现出对人的主宰性的提倡，以及对民心向背的高度重视，这些思想贯穿于整部《史记》中。
　　“通古今之变”除表现为宏观而抽象的“天命”外，具体地寄托在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描述与评论中。其中很多见解并不屈从于主流观念，而是司马迁个人作为“良史”的独到洞见。如《史记》的“本纪”主要记载历代帝王，但司马迁特别将只获得短暂成功的项羽收录其中;“世家”主要记载世袭的诸侯，但却收录了只有学脉传承的孔子，以及起义抗秦的陈胜，并分别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史学观念。此外，尽管身处汉朝，司马迁对于汉朝历代帝王的缺点也均有一定的批评，这种独立精神和批判勇气在历代正史中实不多见。
　　作为“一家之言”，《史记》不同于后世的官方史著，全书贯注情感而神采飞扬，叙事之生动不下小说，鲁迅特别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十字表彰其文学成就。
　　对个人才能特别是英雄主义的发扬和提倡，乃司马迁史学观念的一大重要特色。《史记》一百三十篇“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清·吴见思《史记论文》），能够根据史事来调整行文笔法，并施以卓异的评价，故后世古文、小说往往以《史记》为“教父”。
　　《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好奇”的倾向，其文笔和故事本身相当具有戏剧性，因此能够赢得读者的共鸣。比如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相当简略，且并未涉及托孤、救孤之事。但在《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用小说式的语言生动地记叙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英雄壮举，这一故事直接成为后世戏剧《赵氏孤儿》的蓝本，并浸入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之中。从史料学角度来看，这一记载只是“孤证”，未足以简单据信;但从其影响来说，司马迁这副笔墨已足以震动千古。
　　再比如对刺客、游侠的描写，东汉班固的《汉书》认为这类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应施以打压。但《史记》则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司马迁的态度是，游侠虽然不被一般“正义”所认同，但是他们的品质与精神是可贵的，对于社会也有积极的影响。
　　在上述这些理想化认知下，司马迁笔下饱含一股不平之气，“咨嗟慷慨，感叹宛转”，令人有“读《游侠传》即欲轻生”（明·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感觉。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发愤著书”的背景下高扬个人精神，对后世之影响相当深远。
　　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