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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为什么中国是这样，而美国是那样
当天夜里我做了很多离奇的梦。我梦见黑人们在“文革”中打架，但是他们所在的城市看起来又像是纽约。然后毛泽东来了，说他有一个梦，可是一个黑人说这是他的梦，不可以被窃取。突然之间，齐老师说如果他们不立即停下来，无论毛泽东还是马丁·路德·金，考试都不能过。这时我醒了过来。
手机响了起来。是海华。
“昨天我路过涛的房间,听到他在笑，很古怪的一种笑声，是那种咯咯的笑。然后他说：‘哦温迪，我们当然可以那样做的。’你应该听听他的声音。太温柔了。这可跟他平时不一样。”
涛和温迪，在搞什么吗？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不太喜欢这个。涛跟我通电话时从不用温柔的口气，也没咯咯笑过。
我想，我该去问爸爸我们是否能继续我们的谈话，这样我能分分神。
“当然可以，”他说，“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散散步，外面天气很不错，有点凉，但很舒服。”
于是我们都穿上外套，出了门。
“我一直在想你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美国是那样。”爸爸开始了，“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知道了某种行为或思想背后的逻辑，就会加深理解。你的问题要求的是理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问题。”
我都没有注意到这点，我只不过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已。
“我想说起两国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是许多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可以想象，不同民族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去到那里。从一开始那就是各个民族的大融合，最终在18世纪形成了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
“把所有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谋生会更容易。还有很多人到美国来是因为他们不能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个体，也就是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们建立了一个个体比集体或国家更为重要的社会。”
“那中国呢？”
“要知道，梅琳，在中国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首先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家庭、工作单位、城市、省份，最后我们还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都长。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国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再想想孔子，他教导我们要首先忠于一个集体，然后才是个体。这导致我们跟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再简单点说，梅琳，我们相信少数人应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或承受委屈。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思想非常牢固，他们认为多数人应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或承受委屈。”
“这我不太理解。”我说。
“举个例子吧，国家要建一座机场、一条高速公路或一条铁路，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也有人会因此而吃亏。他们的家所在的土地可能会被征用，飞机的噪音将干扰一些人的生活，诸如此类。
“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让多数人受益，要么让少数人保留他们的个人权利。美国和西方总体来说相信个人的权利是更重要的，我们则相信集体是更重要的。”
“呣，您认为哪个更好呢？”我想知道。
“记得我们关于不同的讨论吗？这往往并不是哪个更好更坏的问题，而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更多人受益比少数人受益更好一些。可是如果1万人受益了而5个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想法如何，完全取决于你是1万人中的一个还是5个人中的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两全，既让5个人高兴也让1万个人高兴。”
“只要我不是那5个人之一，我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受益。”
爸爸哈哈大笑。“这就好像既希望得到一块蛋糕，又希望整个蛋糕保持完好无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哪种方式都有利有弊。”
“是这样的，要看你看问题的角度如何。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整体，专注于一个孤立的案例上就不太好。单独面对一件事情时，你几乎都可以判断出对错。这跟拼图游戏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碎片不能给你太多的提示，让你知道最终的画面是什么。只有把所有碎片都拼起来，才能看到完整的图画。”
“嗯，这样说就容易听懂了，爸爸。我拼过许多拼图，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尽管你知道画面是什么，也很难把一片片都拼到一起。”
“就是这样。你想完整地看清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就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呣。所以温迪说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国家主席开玩笑，而这只是中国拼图上的一片，对吗？”
“是的，是这么回事。至少在我看来，如果一部电影让我们的国家主席看起来就像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似的，那在中国的影院里是不能放映的。但是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不能放映，甚至不能拍摄，仅仅是中国这个整体上的一个小细节。”
“中国没有采用西方模式，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没有自由。我们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自由，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度都大。我相信政治自由有一天在中国也会像在美国一样普及，以我们的方式，但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但是我们也批评一些政治家和政府啊。”我说。
“我们当然要批评啦。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是完美的，是不受谴责的。今天我还读到，市长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免职。报上说他可能要进监狱。
“温迪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西方政治模式是200年前创立的，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用了很长的时间。记得我们谈论过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和美国，美国当时是民主政治，但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算什么民主呢？”
“我实在难以想象，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实行种族隔离！”我说，“但是如果中国不实行西方式民主，但发展得比现在更民主，那会怎么样？”
“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把中国模式描述成‘纵向民主’。记得吗，我们有一天聊过这个？”
“记得。”我记得很清楚，尽管这是我有时很难理解的沉重话题。
“也许我画下书里的图能帮助你理解。”他指了指长凳，“我们坐这里吧，我看看有没有张纸。”他在兜里翻了半天，最后掏出一张收据样的东西。
“哦，太棒了。”我说。
这是他画的图。
“你看。”他说。
我看着图，但我一点都不明白。
“这是西方模式，”爸爸指着那个水平的方块说，“这个长方形代表着人民，而这些竖着的直线表示选举。人民4年、5年或者6年参加一次选举，他们进行选择并投票给A党派或B党派。”他指着写在直线旁边的A和B，“当然可能有更多的党派参选，我只是把它简单化了。”
嗯嗯嗯，貌似明白了，我想。他们每隔几年就在一些党派中进行选举。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好像挺麻烦的。
“我们的模式又是什么呢？”我对此非常好奇。
“你可以看到，”爸爸说，“中国的体系有个迥异于西方的构架。”他指着一张更像个竖起来的长方形的图。“最上面的部分是我们的领导者，向下的箭头表示领导层自上而下地指引方向。其制定的政策里面包括了我们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在体育运动里我们叫它游戏规则，但是如何去玩这个游戏就要看你自己了。”
“长方形里最大的部分，”他继续说，“代表我们，人民。这些向上的箭头表示了无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参与其中。”
“所以说这些上下的箭头，表示了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互动。他们共同打造了中国的政治模式。”
啊哈，我想。
“因此到这里也就没有改变什么？”我问。
“当然不是，”爸爸说，“中国的政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众有权利可以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现在全国人大越来越愿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愿意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全国人大通过新的法律法规之前，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会影响决策的过程。并非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决定中国前进的方向。”
“能不能别用这么复杂的词呢？”我问。
“对不起，”爸爸说，“其实这并不复杂。政府必须要向人民提供一些东西，比如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还有道路和公共交通这样的公共设施。它必须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社会公正，保证我们的环境让人民能够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要做到这一切，政府必须要设立目标和标准，给出国家前行的方向。
“这些方向的设定都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并非没有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和反馈。从长远来看，违拗人民意愿的政府是无法实行统治的，早晚都会得到矫正。”
呣，我琢磨着，听爸爸谈政治真棒啊，而且有意思。尽管他画了图，我还是不敢肯定我真明白了。我想，只好等着长大再说了。
第12章功夫熊猫与美国精神
我们回家后，我吃了点东西就回自己的房间了。我想给莲姨打个电话，她在照顾我的猫咪曲奇，但她不在家。我无比想念曲奇，嗯，也许没有那么严重。我在成都的这些日子过得太开心了，跟温迪聚会，一起玩儿，也许最重要的是，该怎么说呢，这种新的——新的思维方式。
我知道这样说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现在，我想到中国的时候，更愿意把她当成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一直以来，我都把中国看成海洋里的一座孤岛，从来没有把她跟世界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想。另一方面，我把美国想成另一个星球上的一座孤岛，闪闪发光，自在逍遥，上面都是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老虎伍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时髦新潮的人。我从来没想过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破旧的地铁和贫穷的人。
然而，爸爸跟我说了这么多以后，我才意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而且还要继续变化。不过我从没想过，我也是这变化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也能创造变化。我们可以像美国的车库发明家那样去做。我感到有一点纠结：一方面，我们就像功夫熊猫一样，可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越按照老师期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在学校和人生中就会越成功。到处都在谈论创造性。可是如果我很乖，我就没有创造性；如果我很有创意，我就有可能很叛逆，至少在齐老师的眼里是这样。
也许我应该问问温迪，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天哪，温迪，我一直在想这些沉重的话题，彻底忘掉了她和涛。涛为什么会对温迪那么感兴趣？她是很漂亮，但也没那么漂亮。也许因为她是美国人吧。没错，就是因为这个。
第13章佛祖、孔子、基督和老子
我们说好了在青羊宫前会合。我自然不是第一次参观青羊宫，妈妈和我每次来成都都会来参观。妈妈今天晚上就要从东莞过来了，我们又要在一起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妈妈不在身边真是不习惯啊。
道观坐落在繁华的街道上，但你一进去，就会感到十分宁静安详，让人感觉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几百年前。
我们逛了逛三清殿、斗姥殿、混元殿，最后来到八卦亭。涛似乎读过不少书，他一直在给我们讲唐朝建观和清朝重修的故事。他甚至知道四方形石台基上带琉璃圆顶的八角亭所反映的古代哲学——“天圆地方”。
“瞧啊，”这时我听到温迪说，“这个和尚的头发盘起来了。我只见过剃头的和尚，从来没见过穿蓝袍子的。僧袍只有红的黄的，没有蓝的。”
“呃，”涛说，“这是个道观。”
“噢，涛在道观中。”温迪咯咯笑着,“涛大师能否给一个无知的美国人讲讲道家是怎么回事？”
温迪现在明显是在跟涛调情嘛，瞎子都能看出来。
“我懂得不多，道家可讲不好。”涛说，他停顿了一下，“道家主张一种隐逸的哲学，宣扬得道之人可以成仙。道的本意是道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自然。”
“那么道士就跟抱树人差不多喽？”温迪问。
抱树人？太逗了。“抱树人是什么？从来没听说过。”我说。
“哦，我们这样称呼那些环保人士。”温迪说。
“不，不，”涛大笑道，“道家说的亲近自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是一种哲学的角度，不是从环境出发的。道家创建的时候还没有环境的问题，创始人老子出生在基督之前好几百年呢。”
“中国也有基督徒吗？”温迪问。
“哦，当然。”涛笑道。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宗教上的事？”温迪问。
“因为我对哲学和宗教感兴趣。”涛说，“我觉得人不能只想着挣钱。”
“说得对，”海华说，“涛和我有时会谈论佛教和道家，也会谈论西方的宗教。”
“要知道，”温迪笑道，“美国有那么多牧师在电视上布道。人们真的相信那些牧师的话。即便是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也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上帝保佑美国。”
这时涛也笑了。“我从来没听过中国政治家请求上帝的帮助。”他随后又严肃起来，“相对于上帝，我们跟古代先贤离得更近。我读过一句特别棒的话，是12世纪的孝宗皇帝说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那么在中国你可以自由地信仰吗？”温迪问。
“一般说来可以，只要这个宗教不反对国家就行。”涛说，“我认识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信教。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思考上帝，也不做祈祷之类的事。只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祈祷。但我们的确思考儒家学说和佛教教义，道家则要少得多。”
涛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想。
“在美国牧师挣很多钱，”温迪说，“他们有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知道吗，有个教派根本就不是正经宗教，他们从教徒手里收了不少钱。它名叫科学论派，有些教徒是影星。”
“比如谁？”我很想知道。
“汤姆·克鲁斯。”
海华和我难以相信。“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里多酷啊。他跟妮可·基德曼结婚，又离了。”我说。
“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海华说。
“约翰·特拉沃尔塔也在那个教派里。”温迪说。
“特拉沃尔塔？就是那个在《周末狂热》里连唱带跳的明星？”
“没错。”温迪说。
“哦天哪，”涛说，“女孩子的叽叽咕咕！”
“得了，”温迪恶狠狠地说，“我们也不能只说很沉重的中国话题啊。”
“好吧，”涛说，“我不关心。但是我得马上走了，3点钟要见个朋友。好好玩吧。再见！”
涛挥挥手，离开了。我看了看温迪，她看上去很失落。
“我们去青羊宫的茶馆喝茶吧，”我说，“我得4点到家，我妈妈从东莞来成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了。”
《梅琳：我的中国》中信出版社授权本刊独家节选连载
当天夜里我做了很多离奇的梦。我梦见黑人们在“文革”中打架，但是他们所在的城市看起来又像是纽约。然后毛泽东来了，说他有一个梦，可是一个黑人说这是他的梦，不可以被窃取。突然之间，齐老师说如果他们不立即停下来，无论毛泽东还是马丁·路德·金，考试都不能过。这时我醒了过来。
手机响了起来。是海华。
“昨天我路过涛的房间,听到他在笑，很古怪的一种笑声，是那种咯咯的笑。然后他说：‘哦温迪，我们当然可以那样做的。’你应该听听他的声音。太温柔了。这可跟他平时不一样。”
涛和温迪，在搞什么吗？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不太喜欢这个。涛跟我通电话时从不用温柔的口气，也没咯咯笑过。
我想，我该去问爸爸我们是否能继续我们的谈话，这样我能分分神。
“当然可以，”他说，“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散散步，外面天气很不错，有点凉，但很舒服。”
于是我们都穿上外套，出了门。
“我一直在想你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美国是那样。”爸爸开始了，“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知道了某种行为或思想背后的逻辑，就会加深理解。你的问题要求的是理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问题。”
我都没有注意到这点，我只不过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已。
“我想说起两国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是许多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可以想象，不同民族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去到那里。从一开始那就是各个民族的大融合，最终在18世纪形成了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
“把所有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谋生会更容易。还有很多人到美国来是因为他们不能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个体，也就是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们建立了一个个体比集体或国家更为重要的社会。”
“那中国呢？”
“要知道，梅琳，在中国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首先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家庭、工作单位、城市、省份，最后我们还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都长。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国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再想想孔子，他教导我们要首先忠于一个集体，然后才是个体。这导致我们跟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再简单点说，梅琳，我们相信少数人应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或承受委屈。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思想非常牢固，他们认为多数人应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或承受委屈。”
“这我不太理解。”我说。
“举个例子吧，国家要建一座机场、一条高速公路或一条铁路，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也有人会因此而吃亏。他们的家所在的土地可能会被征用，飞机的噪音将干扰一些人的生活，诸如此类。
“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让多数人受益，要么让少数人保留他们的个人权利。美国和西方总体来说相信个人的权利是更重要的，我们则相信集体是更重要的。”
“呣，您认为哪个更好呢？”我想知道。
“记得我们关于不同的讨论吗？这往往并不是哪个更好更坏的问题，而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更多人受益比少数人受益更好一些。可是如果1万人受益了而5个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想法如何，完全取决于你是1万人中的一个还是5个人中的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两全，既让5个人高兴也让1万个人高兴。”
“只要我不是那5个人之一，我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受益。”
爸爸哈哈大笑。“这就好像既希望得到一块蛋糕，又希望整个蛋糕保持完好无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哪种方式都有利有弊。”
“是这样的，要看你看问题的角度如何。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整体，专注于一个孤立的案例上就不太好。单独面对一件事情时，你几乎都可以判断出对错。这跟拼图游戏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碎片不能给你太多的提示，让你知道最终的画面是什么。只有把所有碎片都拼起来，才能看到完整的图画。”
“嗯，这样说就容易听懂了，爸爸。我拼过许多拼图，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尽管你知道画面是什么，也很难把一片片都拼到一起。”
“就是这样。你想完整地看清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就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呣。所以温迪说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国家主席开玩笑，而这只是中国拼图上的一片，对吗？”
“是的，是这么回事。至少在我看来，如果一部电影让我们的国家主席看起来就像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似的，那在中国的影院里是不能放映的。但是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不能放映，甚至不能拍摄，仅仅是中国这个整体上的一个小细节。”
“中国没有采用西方模式，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没有自由。我们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自由，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度都大。我相信政治自由有一天在中国也会像在美国一样普及，以我们的方式，但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但是我们也批评一些政治家和政府啊。”我说。
“我们当然要批评啦。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是完美的，是不受谴责的。今天我还读到，市长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免职。报上说他可能要进监狱。
“温迪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西方政治模式是200年前创立的，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用了很长的时间。记得我们谈论过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和美国，美国当时是民主政治，但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算什么民主呢？”
“我实在难以想象，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实行种族隔离！”我说，“但是如果中国不实行西方式民主，但发展得比现在更民主，那会怎么样？”
“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把中国模式描述成‘纵向民主’。记得吗，我们有一天聊过这个？”
“记得。”我记得很清楚，尽管这是我有时很难理解的沉重话题。
“也许我画下书里的图能帮助你理解。”他指了指长凳，“我们坐这里吧，我看看有没有张纸。”他在兜里翻了半天，最后掏出一张收据样的东西。
“哦，太棒了。”我说。
这是他画的图。
“你看。”他说。
我看着图，但我一点都不明白。
“这是西方模式，”爸爸指着那个水平的方块说，“这个长方形代表着人民，而这些竖着的直线表示选举。人民4年、5年或者6年参加一次选举，他们进行选择并投票给A党派或B党派。”他指着写在直线旁边的A和B，“当然可能有更多的党派参选，我只是把它简单化了。”
嗯嗯嗯，貌似明白了，我想。他们每隔几年就在一些党派中进行选举。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好像挺麻烦的。
“我们的模式又是什么呢？”我对此非常好奇。
“你可以看到，”爸爸说，“中国的体系有个迥异于西方的构架。”他指着一张更像个竖起来的长方形的图。“最上面的部分是我们的领导者，向下的箭头表示领导层自上而下地指引方向。其制定的政策里面包括了我们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在体育运动里我们叫它游戏规则，但是如何去玩这个游戏就要看你自己了。”
“长方形里最大的部分，”他继续说，“代表我们，人民。这些向上的箭头表示了无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参与其中。”
“所以说这些上下的箭头，表示了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互动。他们共同打造了中国的政治模式。”
啊哈，我想。
“因此到这里也就没有改变什么？”我问。
“当然不是，”爸爸说，“中国的政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众有权利可以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现在全国人大越来越愿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愿意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全国人大通过新的法律法规之前，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会影响决策的过程。并非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决定中国前进的方向。”
“能不能别用这么复杂的词呢？”我问。
“对不起，”爸爸说，“其实这并不复杂。政府必须要向人民提供一些东西，比如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还有道路和公共交通这样的公共设施。它必须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社会公正，保证我们的环境让人民能够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要做到这一切，政府必须要设立目标和标准，给出国家前行的方向。
“这些方向的设定都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并非没有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和反馈。从长远来看，违拗人民意愿的政府是无法实行统治的，早晚都会得到矫正。”
呣，我琢磨着，听爸爸谈政治真棒啊，而且有意思。尽管他画了图，我还是不敢肯定我真明白了。我想，只好等着长大再说了。
第12章功夫熊猫与美国精神
我们回家后，我吃了点东西就回自己的房间了。我想给莲姨打个电话，她在照顾我的猫咪曲奇，但她不在家。我无比想念曲奇，嗯，也许没有那么严重。我在成都的这些日子过得太开心了，跟温迪聚会，一起玩儿，也许最重要的是，该怎么说呢，这种新的——新的思维方式。
我知道这样说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现在，我想到中国的时候，更愿意把她当成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一直以来，我都把中国看成海洋里的一座孤岛，从来没有把她跟世界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想。另一方面，我把美国想成另一个星球上的一座孤岛，闪闪发光，自在逍遥，上面都是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老虎伍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时髦新潮的人。我从来没想过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破旧的地铁和贫穷的人。
然而，爸爸跟我说了这么多以后，我才意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而且还要继续变化。不过我从没想过，我也是这变化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也能创造变化。我们可以像美国的车库发明家那样去做。我感到有一点纠结：一方面，我们就像功夫熊猫一样，可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越按照老师期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在学校和人生中就会越成功。到处都在谈论创造性。可是如果我很乖，我就没有创造性；如果我很有创意，我就有可能很叛逆，至少在齐老师的眼里是这样。
也许我应该问问温迪，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天哪，温迪，我一直在想这些沉重的话题，彻底忘掉了她和涛。涛为什么会对温迪那么感兴趣？她是很漂亮，但也没那么漂亮。也许因为她是美国人吧。没错，就是因为这个。
第13章佛祖、孔子、基督和老子
我们说好了在青羊宫前会合。我自然不是第一次参观青羊宫，妈妈和我每次来成都都会来参观。妈妈今天晚上就要从东莞过来了，我们又要在一起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妈妈不在身边真是不习惯啊。
道观坐落在繁华的街道上，但你一进去，就会感到十分宁静安详，让人感觉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几百年前。
我们逛了逛三清殿、斗姥殿、混元殿，最后来到八卦亭。涛似乎读过不少书，他一直在给我们讲唐朝建观和清朝重修的故事。他甚至知道四方形石台基上带琉璃圆顶的八角亭所反映的古代哲学——“天圆地方”。
“瞧啊，”这时我听到温迪说，“这个和尚的头发盘起来了。我只见过剃头的和尚，从来没见过穿蓝袍子的。僧袍只有红的黄的，没有蓝的。”
“呃，”涛说，“这是个道观。”
“噢，涛在道观中。”温迪咯咯笑着,“涛大师能否给一个无知的美国人讲讲道家是怎么回事？”
温迪现在明显是在跟涛调情嘛，瞎子都能看出来。
“我懂得不多，道家可讲不好。”涛说，他停顿了一下，“道家主张一种隐逸的哲学，宣扬得道之人可以成仙。道的本意是道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自然。”
“那么道士就跟抱树人差不多喽？”温迪问。
抱树人？太逗了。“抱树人是什么？从来没听说过。”我说。
“哦，我们这样称呼那些环保人士。”温迪说。
“不，不，”涛大笑道，“道家说的亲近自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是一种哲学的角度，不是从环境出发的。道家创建的时候还没有环境的问题，创始人老子出生在基督之前好几百年呢。”
“中国也有基督徒吗？”温迪问。
“哦，当然。”涛笑道。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宗教上的事？”温迪问。
“因为我对哲学和宗教感兴趣。”涛说，“我觉得人不能只想着挣钱。”
“说得对，”海华说，“涛和我有时会谈论佛教和道家，也会谈论西方的宗教。”
“要知道，”温迪笑道，“美国有那么多牧师在电视上布道。人们真的相信那些牧师的话。即便是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也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上帝保佑美国。”
这时涛也笑了。“我从来没听过中国政治家请求上帝的帮助。”他随后又严肃起来，“相对于上帝，我们跟古代先贤离得更近。我读过一句特别棒的话，是12世纪的孝宗皇帝说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那么在中国你可以自由地信仰吗？”温迪问。
“一般说来可以，只要这个宗教不反对国家就行。”涛说，“我认识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信教。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思考上帝，也不做祈祷之类的事。只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祈祷。但我们的确思考儒家学说和佛教教义，道家则要少得多。”
涛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想。
“在美国牧师挣很多钱，”温迪说，“他们有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知道吗，有个教派根本就不是正经宗教，他们从教徒手里收了不少钱。它名叫科学论派，有些教徒是影星。”
“比如谁？”我很想知道。
“汤姆·克鲁斯。”
海华和我难以相信。“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里多酷啊。他跟妮可·基德曼结婚，又离了。”我说。
“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海华说。
“约翰·特拉沃尔塔也在那个教派里。”温迪说。
“特拉沃尔塔？就是那个在《周末狂热》里连唱带跳的明星？”
“没错。”温迪说。
“哦天哪，”涛说，“女孩子的叽叽咕咕！”
“得了，”温迪恶狠狠地说，“我们也不能只说很沉重的中国话题啊。”
“好吧，”涛说，“我不关心。但是我得马上走了，3点钟要见个朋友。好好玩吧。再见！”
涛挥挥手，离开了。我看了看温迪，她看上去很失落。
“我们去青羊宫的茶馆喝茶吧，”我说，“我得4点到家，我妈妈从东莞来成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了。”
《梅琳：我的中国》中信出版社授权本刊独家节选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