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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祥教授及其人类学研究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的一生，是在对科学真谛的不倦追求和探索中度过的。
人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世界性学科，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内容包括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民族形成，主要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社会习俗的演变等。广义的人类学还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志和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目前，我国的人类学著作还十分缺乏。吉光片羽，亦足珍重。重温林惠祥教授多年辛勤劳作而成的诸多著作，觉得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福建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林惠祥人类学论著》一书，不仅集中而富于代表性地反映了林惠祥的主要学术成就，而且也可以使人们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艰难求索的奋斗历程。
一
林惠祥，又名圣麟、石仁、淡墨，原籍福建省晋江县。他自幼求知欲就很强，学习极为刻苦，十五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瀛学堂。当时校长曾介绍他去日本商行工作，他无志于此，旋入英文私塾，终日读写不辍。掌握英文诵解能力后，他复入诸科多以英文讲授的教会办青年中学。他勤奋努力，第一学年结束时又获全班第一名。但因家贫亲老，又学校授课进度太慢，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遂决意退学，在家潜心自修。他每日伏案十四小时以上，课程安排为古今中外，注重知识基础的广博，一方面继续研习英文，一方面自学古文，由散文而骈文而诗赋，每日习作一篇。两年后，不但中文写作猛进，获得清朝遗老组文会的征文第一名，而且能够从事英文小说的翻译了。后来他考入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入文科社会学系学习，成为厦大第一届唯一的文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预科教员一年，复辞职赴菲律宾。因人类学是当时的一门新兴科学，他对之很有兴趣，遂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从导师美国拜耶教授(H·Otly Beyer)作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从此便与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当时须自己负担学习费用，林惠祥的生活相当拮据，时常以面包冷水度日。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入学前又曾预备一年，故院部一年后便准予他毕业并授予人类学硕士学位。
毕业返国后，经由师长毛夷庚的推荐，林惠祥应召赴京，面见当时由教育部改称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先生。毕生热心于培育、延揽人才的蔡元培先生，委任他担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中设民族学组，蔡先生兼任组长，又任用林惠祥为该组助理员，并派他赴台湾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通过这次调查，林惠祥除采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文物标本外，并著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附图多幅。
一九三一年，林先生因携眷在京长住不惯，且依恋故乡风土，故返闽转任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一年，并呈交《罗罗标本图说》一册，交研究院出版。
回母校任职后，林惠祥教授大量搜集中外人类学书籍资料，致力于研究写作，数年中遂成《文化人类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和《中国民族史》等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第一部分的几篇专著，即是他这一时期著作的摘要和选编。
《文化人类学》一书是当时国内有关人类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从人类学总论、略史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诸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材料极为丰富。该书不仅对当时世界上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各个派别的材料加以广泛引证和综合研究，批驳错谬，博采众长，而且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创的见解。它确立了我国人类学的新体系，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中国民族史》一书，对中国民族来源和分类系统颇多创见，是同类书中最详尽的一种。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十万字。出版后，四个月内销了四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日本学者中村、大石还将此书合译为日文，并成为日本书报论及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常用参考书。日本学者称林惠祥教授为“中国著名民族研究者”。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今民族分类表及民族史分期，更被人广为转载和引用。
《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系林惠祥教授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的论著，他根据人类学中文化人类学的分科，广泛采用国内外有关学说和资料写成，对介绍和普及人类学各分科知识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当时称番族)文化的第一人。《论著》第二部分选编的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和《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
一九二九年，他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化名林石仁，领中国护照，假托为商人，冒死犯难，单独进入日本侵占下的我国宝岛台湾，并深入高山族地区，调查搜集高山族风俗习惯的标本。他从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进入台东一带的高山族村社数处，除了发现台北圆山石器外，还搜集到反映高山族生活文化特点的文物一百余件。
林惠祥教授深入高山族村社调查，历尽艰险。在台东时，他曾向日本警方请求赴红头屿(今兰屿)岛上调查雅美人，日方怀疑他是中国特务，派人跟踪盯梢，在中途花莲港等候。后因他未即返回才得无事。回台北后，林惠祥教授又赴中部高山上之日月潭，当时交通不便，他只身独行于深山幽径之中。为了取得高山族文化标本，他于考察期间购得樟脑木制独木舟一只，雇高山族同胞偷运出山，途经一铁索桥时险些失事。二个月之后，他回到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于一九三○年印成专刊。该书对番族的名称、种属、体质、历史沿革、理番事业进行了考据，并有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的介绍和图照，实为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的写照。后来，此书还被日本学者翻译过去在日出版。
林惠祥教授的人类学研究，不是“书斋里的人类学”。为了取得民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他不畏艰险，奋力以赴。这种严谨深入的治学精神，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扬。当时不要说大陆，就是台湾当地也还没有专赴高山族地区进行科学调查考察者。台湾之行采集的百来件标本，是研究说明人类原始文化的活标本，也可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其中独木舟长丈余，更为难得的珍贵标本，当时上海《申报》特为此出了特刊，京沪一带学者风闻后纷纷来院参观，一时为之轰动。
一九三五年，林惠祥教授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为了丰富他所创办的厦门人类博物馆陈列品，增加更多的文物标本，于暑假再次赴台湾调查。此次他化名林淡墨，假托为教会中学教员。船至基隆，受到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警察一直跟随林先生到台北，监视他的调查工作。为了采集独木舟，他再往日月潭，因公路开辟，日月潭的独木舟已少，只买到音乐杵。虽然在台湾只呆了二周时间，却得到了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及石器数十件。他曾到过台北基隆圆山“贝冢”(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等。由于他研究有方，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特提升他为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而这些富于人类学价值的文物标本和资料，后来则成为他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的论据。关于高山族的来源问题，过去人们大都认为是从南洋来的马来种，日本帝国主义就有这种说法，并以之作为他们侵略台湾的理论根据。而国内学者因为客观条件所囿，不能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实地调查，亦大多沿用这种说法。林惠样教授则根据上述两次在台湾采集到的新石器和陶器的特征，在这篇论文里率先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就是由大陆东南沿海渡海过去的。近年来台湾各地和大陆东南沿海一带陆续出土的大量古代遗物，证实了这一点，为林惠祥教授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林惠祥教授遂携带大部分文物标本图书离厦门南下避难。一九三八年初，他到新加坡参加“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文中推论中国南方的史前民族文化与南洋有关系，并展出可资证明之史前遗物，受到与会的美、英、法、荷、澳等国代表的重视。
此后，林惠样教授在南洋陆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南洋考古、民族方面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南洋民族的来源与种类》、《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等。直到一九五七年，林惠祥教授还就南洋民族问题写就《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提出了丰富而可靠的人类学论据，把我国与南洋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将东南亚这一大片地方过去被遗忘的历史补充起来。这些论著，是林惠祥教授对南洋问题和南洋民族研究的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编译了《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书。
一九三八年，林惠祥教授陪同华侨李俊承到印度游历，途经恒河流域，登贡鹫山，至尼泊尔边境之古舍卫国、仰光等地，获得有关印度的考古文物和民族标本。一九四一年，林惠祥教授又赴北马来亚考察，发现史前洞穴遗址多处，获得旧石器颇多。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自爪哇回新加坡，邀林惠祥教授入筹赈会，协助整理出版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等书。
一九四七年，林惠祥教授回厦大任教。在任教期间，又在闽南各地考古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遗址，得到大量石锛、有段石锛和各种花纹的印纹陶，他据此发表不少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专论。除了武平、厦门等地的史前遗址外，还数次调查过泉州的唐、宋古迹，采集不少古物。
解放以后，林惠样教授陆续发现了龙岩、惠安、永春、福州、长汀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采集遗物，并写成专题报告，这些专题部分是编在《论著》的第三部分，比如《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一九五六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被选入主席团，并在会上宣读了《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这篇论文，提出了有段石锛发展三阶段的论点，他认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都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在福建发现最多，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低、中、高级，低级阶段(即初级型)数量最多，高级阶段(即高级型)数量少，说明它是本地发生，而不是外地传播来的。福建的有段石锛和台湾、菲律宾的甚至太平洋海岛的有相类似之处。福建有段石锛低级、中级多而高级少，台湾的高级较多，菲律宾和太平洋诸岛几乎是高级的。他还认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后传至台湾、菲律宾、玻利尼里亚的，这就说明了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南亚地区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林惠祥教授三十多年的努力，奠定了我国东南区尤其是福建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基础。据此，林惠祥教授再次证明了以前他所提出的有段石锛及印纹陶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海洋系文化系统的主张是不无理由的。
四
林惠祥教授积极提倡发展博物馆事业，苦心经营，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早在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时，就参加筹办过考古文物展览会。一九三四年秋，林惠祥先生返母校任教，创办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收集和整理我国东南地区和东南亚的考古、民族文物等人类学标本，开放供教学参考。抗战后，他到南洋避难时，曾把一生搜集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带走。当时，国外资产阶级学者曾想以高价向他收买，但他即使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也始终拒绝出卖。有一次，日本宪兵对他进行搜查，他所保存的文物有一箱包括日本刀枪在内的古武器，如被搜出就有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决心与这些古物共存亡，以自己的身体掩护这批古物，终于保存了它们。
解放初，林惠样教授将毕生辛苦搜集和积存的文物图书共数千件，全都捐献给了国家。他建议由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收藏这些文物，并进一步筹建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这一行动和建议，得到王亚南校长的高度赞赏。一九五三年三月，人类博物馆筹备就绪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特意为博物馆书写了馆名。国内外，特别是东南亚各重要报刊，都作了专文报道和介绍。
厦大人类博物馆成立后，林惠祥教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不但亲自参加收集、陈列文物工作，还动手塑制模型，书写说明，并亲自接待观众，热情讲解。
在林惠祥教授的主持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到一九五六年已具相当规模。在三十八个大小陈列室中，陈列有原始社会和古人类复原模型、南洋马来亚旧石器、华北地区新石器和彩陶，福建、台湾和东南地区各地新石器和印度、东南亚的新石器。历代的铜器、玉石器、陶瓷器、明器、武器、货币、甲骨、印章、社会仪式品、宗教品、雕塑品、建筑物、石刻、字画、历史文件、衣物饰物、中外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史模型。民族文物有华北民族和畲族、高山族和南洋民族、印度、日本等地文物，世界人种模型、图画等，特别是保存了林惠祥教授解放前在台湾调查收集的一批石器和高山族文物，它对研究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林惠祥教授明确指出：“人类博物馆是专门博物馆，即专门搜集陈列有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文物的博物馆，在时间上是自有史以前以至于现代，在地域上是世界性的。陈列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本身的起源演变及其生活文化的发展途径，以供我们现代人借鉴，为创造未来的幸福世界参考。”林先生的这一段说明，无疑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和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把考古学教学搞得更好，林惠样教授编著有《考古学通论》讲义，系国内独树一帜的著作，他把考古学归纳为古迹和古物二大类。并分析说明考古学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这种分类法与国内外按年代的分类法不同。而人类博物馆考古部分的陈列系统，就采用了他这部著作的分类法。
林惠祥教授不但是一个著作颇丰的人类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勤恳的师长。他桃李满天下，所教过的学生遍布国内，不少人已成为各方面的专家。解放后，他更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培养了很多人类学的专门人才。
一九五七年，林惠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贯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总是白天在博物馆办公，晚上回家又赶写论文，直至一九五八年他因病去世。在临终前的最后四个月里，他写完两篇专门性学术论文，直到逝世那天晚上，还赶写出遗著《有段石锛》的英文摘要。他真正为人类学的研究和推广奔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作为曾经亲炙林先生教诲的一名学生，我在编选和整理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人类学遗产时，不能不回忆起当年协助他进行科研、教学和筹办人类学博物馆时的幕幕情景。他那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编选《林惠祥人类学论著》，这首先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学术的需要，但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对先师永久的怀念。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的一生，是在对科学真谛的不倦追求和探索中度过的。
人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世界性学科，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内容包括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民族形成，主要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社会习俗的演变等。广义的人类学还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志和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目前，我国的人类学著作还十分缺乏。吉光片羽，亦足珍重。重温林惠祥教授多年辛勤劳作而成的诸多著作，觉得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福建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林惠祥人类学论著》一书，不仅集中而富于代表性地反映了林惠祥的主要学术成就，而且也可以使人们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艰难求索的奋斗历程。
一
林惠祥，又名圣麟、石仁、淡墨，原籍福建省晋江县。他自幼求知欲就很强，学习极为刻苦，十五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瀛学堂。当时校长曾介绍他去日本商行工作，他无志于此，旋入英文私塾，终日读写不辍。掌握英文诵解能力后，他复入诸科多以英文讲授的教会办青年中学。他勤奋努力，第一学年结束时又获全班第一名。但因家贫亲老，又学校授课进度太慢，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遂决意退学，在家潜心自修。他每日伏案十四小时以上，课程安排为古今中外，注重知识基础的广博，一方面继续研习英文，一方面自学古文，由散文而骈文而诗赋，每日习作一篇。两年后，不但中文写作猛进，获得清朝遗老组文会的征文第一名，而且能够从事英文小说的翻译了。后来他考入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入文科社会学系学习，成为厦大第一届唯一的文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预科教员一年，复辞职赴菲律宾。因人类学是当时的一门新兴科学，他对之很有兴趣，遂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从导师美国拜耶教授(H·Otly Beyer)作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从此便与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当时须自己负担学习费用，林惠祥的生活相当拮据，时常以面包冷水度日。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入学前又曾预备一年，故院部一年后便准予他毕业并授予人类学硕士学位。
毕业返国后，经由师长毛夷庚的推荐，林惠祥应召赴京，面见当时由教育部改称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先生。毕生热心于培育、延揽人才的蔡元培先生，委任他担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中设民族学组，蔡先生兼任组长，又任用林惠祥为该组助理员，并派他赴台湾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通过这次调查，林惠祥除采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文物标本外，并著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附图多幅。
一九三一年，林先生因携眷在京长住不惯，且依恋故乡风土，故返闽转任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一年，并呈交《罗罗标本图说》一册，交研究院出版。
回母校任职后，林惠祥教授大量搜集中外人类学书籍资料，致力于研究写作，数年中遂成《文化人类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和《中国民族史》等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第一部分的几篇专著，即是他这一时期著作的摘要和选编。
《文化人类学》一书是当时国内有关人类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从人类学总论、略史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诸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材料极为丰富。该书不仅对当时世界上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各个派别的材料加以广泛引证和综合研究，批驳错谬，博采众长，而且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创的见解。它确立了我国人类学的新体系，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中国民族史》一书，对中国民族来源和分类系统颇多创见，是同类书中最详尽的一种。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十万字。出版后，四个月内销了四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日本学者中村、大石还将此书合译为日文，并成为日本书报论及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常用参考书。日本学者称林惠祥教授为“中国著名民族研究者”。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今民族分类表及民族史分期，更被人广为转载和引用。
《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系林惠祥教授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的论著，他根据人类学中文化人类学的分科，广泛采用国内外有关学说和资料写成，对介绍和普及人类学各分科知识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当时称番族)文化的第一人。《论著》第二部分选编的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和《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
一九二九年，他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化名林石仁，领中国护照，假托为商人，冒死犯难，单独进入日本侵占下的我国宝岛台湾，并深入高山族地区，调查搜集高山族风俗习惯的标本。他从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进入台东一带的高山族村社数处，除了发现台北圆山石器外，还搜集到反映高山族生活文化特点的文物一百余件。
林惠祥教授深入高山族村社调查，历尽艰险。在台东时，他曾向日本警方请求赴红头屿(今兰屿)岛上调查雅美人，日方怀疑他是中国特务，派人跟踪盯梢，在中途花莲港等候。后因他未即返回才得无事。回台北后，林惠祥教授又赴中部高山上之日月潭，当时交通不便，他只身独行于深山幽径之中。为了取得高山族文化标本，他于考察期间购得樟脑木制独木舟一只，雇高山族同胞偷运出山，途经一铁索桥时险些失事。二个月之后，他回到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于一九三○年印成专刊。该书对番族的名称、种属、体质、历史沿革、理番事业进行了考据，并有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的介绍和图照，实为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的写照。后来，此书还被日本学者翻译过去在日出版。
林惠祥教授的人类学研究，不是“书斋里的人类学”。为了取得民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他不畏艰险，奋力以赴。这种严谨深入的治学精神，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扬。当时不要说大陆，就是台湾当地也还没有专赴高山族地区进行科学调查考察者。台湾之行采集的百来件标本，是研究说明人类原始文化的活标本，也可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其中独木舟长丈余，更为难得的珍贵标本，当时上海《申报》特为此出了特刊，京沪一带学者风闻后纷纷来院参观，一时为之轰动。
一九三五年，林惠祥教授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为了丰富他所创办的厦门人类博物馆陈列品，增加更多的文物标本，于暑假再次赴台湾调查。此次他化名林淡墨，假托为教会中学教员。船至基隆，受到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警察一直跟随林先生到台北，监视他的调查工作。为了采集独木舟，他再往日月潭，因公路开辟，日月潭的独木舟已少，只买到音乐杵。虽然在台湾只呆了二周时间，却得到了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及石器数十件。他曾到过台北基隆圆山“贝冢”(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等。由于他研究有方，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特提升他为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而这些富于人类学价值的文物标本和资料，后来则成为他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的论据。关于高山族的来源问题，过去人们大都认为是从南洋来的马来种，日本帝国主义就有这种说法，并以之作为他们侵略台湾的理论根据。而国内学者因为客观条件所囿，不能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实地调查，亦大多沿用这种说法。林惠样教授则根据上述两次在台湾采集到的新石器和陶器的特征，在这篇论文里率先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就是由大陆东南沿海渡海过去的。近年来台湾各地和大陆东南沿海一带陆续出土的大量古代遗物，证实了这一点，为林惠祥教授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林惠祥教授遂携带大部分文物标本图书离厦门南下避难。一九三八年初，他到新加坡参加“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文中推论中国南方的史前民族文化与南洋有关系，并展出可资证明之史前遗物，受到与会的美、英、法、荷、澳等国代表的重视。
此后，林惠样教授在南洋陆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南洋考古、民族方面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南洋民族的来源与种类》、《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等。直到一九五七年，林惠祥教授还就南洋民族问题写就《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提出了丰富而可靠的人类学论据，把我国与南洋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将东南亚这一大片地方过去被遗忘的历史补充起来。这些论著，是林惠祥教授对南洋问题和南洋民族研究的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编译了《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书。
一九三八年，林惠祥教授陪同华侨李俊承到印度游历，途经恒河流域，登贡鹫山，至尼泊尔边境之古舍卫国、仰光等地，获得有关印度的考古文物和民族标本。一九四一年，林惠祥教授又赴北马来亚考察，发现史前洞穴遗址多处，获得旧石器颇多。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自爪哇回新加坡，邀林惠祥教授入筹赈会，协助整理出版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等书。
一九四七年，林惠祥教授回厦大任教。在任教期间，又在闽南各地考古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遗址，得到大量石锛、有段石锛和各种花纹的印纹陶，他据此发表不少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专论。除了武平、厦门等地的史前遗址外，还数次调查过泉州的唐、宋古迹，采集不少古物。
解放以后，林惠样教授陆续发现了龙岩、惠安、永春、福州、长汀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采集遗物，并写成专题报告，这些专题部分是编在《论著》的第三部分，比如《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一九五六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被选入主席团，并在会上宣读了《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这篇论文，提出了有段石锛发展三阶段的论点，他认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都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在福建发现最多，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低、中、高级，低级阶段(即初级型)数量最多，高级阶段(即高级型)数量少，说明它是本地发生，而不是外地传播来的。福建的有段石锛和台湾、菲律宾的甚至太平洋海岛的有相类似之处。福建有段石锛低级、中级多而高级少，台湾的高级较多，菲律宾和太平洋诸岛几乎是高级的。他还认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后传至台湾、菲律宾、玻利尼里亚的，这就说明了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南亚地区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林惠祥教授三十多年的努力，奠定了我国东南区尤其是福建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基础。据此，林惠祥教授再次证明了以前他所提出的有段石锛及印纹陶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海洋系文化系统的主张是不无理由的。
四
林惠祥教授积极提倡发展博物馆事业，苦心经营，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早在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时，就参加筹办过考古文物展览会。一九三四年秋，林惠祥先生返母校任教，创办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收集和整理我国东南地区和东南亚的考古、民族文物等人类学标本，开放供教学参考。抗战后，他到南洋避难时，曾把一生搜集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带走。当时，国外资产阶级学者曾想以高价向他收买，但他即使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也始终拒绝出卖。有一次，日本宪兵对他进行搜查，他所保存的文物有一箱包括日本刀枪在内的古武器，如被搜出就有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决心与这些古物共存亡，以自己的身体掩护这批古物，终于保存了它们。
解放初，林惠样教授将毕生辛苦搜集和积存的文物图书共数千件，全都捐献给了国家。他建议由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收藏这些文物，并进一步筹建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这一行动和建议，得到王亚南校长的高度赞赏。一九五三年三月，人类博物馆筹备就绪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特意为博物馆书写了馆名。国内外，特别是东南亚各重要报刊，都作了专文报道和介绍。
厦大人类博物馆成立后，林惠祥教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不但亲自参加收集、陈列文物工作，还动手塑制模型，书写说明，并亲自接待观众，热情讲解。
在林惠祥教授的主持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到一九五六年已具相当规模。在三十八个大小陈列室中，陈列有原始社会和古人类复原模型、南洋马来亚旧石器、华北地区新石器和彩陶，福建、台湾和东南地区各地新石器和印度、东南亚的新石器。历代的铜器、玉石器、陶瓷器、明器、武器、货币、甲骨、印章、社会仪式品、宗教品、雕塑品、建筑物、石刻、字画、历史文件、衣物饰物、中外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史模型。民族文物有华北民族和畲族、高山族和南洋民族、印度、日本等地文物，世界人种模型、图画等，特别是保存了林惠祥教授解放前在台湾调查收集的一批石器和高山族文物，它对研究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林惠祥教授明确指出：“人类博物馆是专门博物馆，即专门搜集陈列有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文物的博物馆，在时间上是自有史以前以至于现代，在地域上是世界性的。陈列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本身的起源演变及其生活文化的发展途径，以供我们现代人借鉴，为创造未来的幸福世界参考。”林先生的这一段说明，无疑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和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把考古学教学搞得更好，林惠样教授编著有《考古学通论》讲义，系国内独树一帜的著作，他把考古学归纳为古迹和古物二大类。并分析说明考古学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这种分类法与国内外按年代的分类法不同。而人类博物馆考古部分的陈列系统，就采用了他这部著作的分类法。
林惠祥教授不但是一个著作颇丰的人类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勤恳的师长。他桃李满天下，所教过的学生遍布国内，不少人已成为各方面的专家。解放后，他更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培养了很多人类学的专门人才。
一九五七年，林惠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贯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总是白天在博物馆办公，晚上回家又赶写论文，直至一九五八年他因病去世。在临终前的最后四个月里，他写完两篇专门性学术论文，直到逝世那天晚上，还赶写出遗著《有段石锛》的英文摘要。他真正为人类学的研究和推广奔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作为曾经亲炙林先生教诲的一名学生，我在编选和整理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人类学遗产时，不能不回忆起当年协助他进行科研、教学和筹办人类学博物馆时的幕幕情景。他那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编选《林惠祥人类学论著》，这首先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学术的需要，但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对先师永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