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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大脑袋、大框眼镜、洪大声音，事业上大刀阔斧的他连走路也是大步流星。采访邹恒甫后，记者的头脑里浮现出一个字——“大”。
早年就知道这位经济学界大腕的大名一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知道他大有作为，没有想到在他的大本营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一接近，只感觉面前的他与印象中的他大相径庭，他的很多言辞让人大吃一惊，对经济的大势不免令人“大惊小怪”，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智囊团团长”甘当“非洲穷人忠实的仆人”
200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三方面是“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
2007年5月28日，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由国家开发银行100％控股，以股权和准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资金短缺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2008年1月初，邹恒甫出任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成为这项总值50亿美元的组织“智囊团团长”或“意见领袖”。邹恒甫说，“这或许跟我在世界银行参加扶贫工作将近20年的经历有关吧!”
最近几年，邹恒甫研究中国和非洲的重大经济发展课题，组织编写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并联络举办中国非洲发展国际年度论坛。20多年来，邹恒甫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非洲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如数家珍。他曾向苏丹政府建议搞“财政联邦主义”，对解决财政分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型，在非洲许多国家广受欢迎。
作为中非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邹恒甫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中国、非洲等地往来穿梭，展开各种合作项目，与政界、商界等多方面人士广泛接触。邹恒甫风趣地说：“我的根本目的是帮助穷人，我愿意当非洲穷人忠实的仆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纽约华尔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过去，华尔街曾是点石成金、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华尔街曾成就了巴菲特、索罗斯、格雷厄姆等亿万富豪。但是随着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华尔街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恶之源。邹恒甫说，华尔街最近的全面垮塌是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其中小金融机构在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金融市场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金融危机对于全球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對美国实体经济影响不大，对于金融业从业人员已经占有的私人财富尚没有带来丝毫影响。他认为，金融危机无损美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范进”自珞珈山到哈佛
1962年5月，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北部边陲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爱好文史的邹恒甫知道，家乡春秋时为楚国境域，战国时属楚黔中地。邹恒甫从小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
邹恒甫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农民。当地农谚道：“秧儿栽得正，等于淋哒粪。”邹恒甫的父亲深谙，农作物移栽秧苗时应栽正插稳，这样成活快，长势好。他的父亲心想，孩子要成才，从小也得好好教育。他的母亲也深知：“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为此，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从不松懈，给邹恒甫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恢复高考，谁都不敢相信，15岁的邹恒甫竟轻松考上了武汉大学，成了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1978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到武汉大学作学术报告。邹恒甫至今记忆犹新：“他有雄辩的口才，有鲜明的思想，很征服人，很了不起。我在那个学术报告上第一次听董老师讲了许多新奇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利润，不能谈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而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如此‘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是要冒巨大的政治和学术风险的。对于那个时代，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邹恒甫说，董辅初当时对年轻人讲了三句印象深刻的话，令他至今不忘，那就是：“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多年后，邹恒甫对自己的学生也说这同样的话，当然他还加了一句，要学好中文。
邹恒甫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有两件事情让人无法忘记，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第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就是以董老师为首的，当然中间还包括了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人物，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勇敢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后者是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中西冲撞，真可谓文明的大冲撞”。在这良好的学术环境里，邹恒甫得到熏陶，特别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把一些最前沿的理论及时带来，给他启发很大。
其实人生有很多偶然，有很多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上帝给你的任何一个机会，也许一次偶然就可以改写你的人生。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第2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于是，他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学生。
但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哈佛，邹恒甫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之父弗里·萨克斯。
“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几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在哈佛，邹恒甫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1989年5 月，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
学成归来，邹恒甫带着西方经济学回到武汉大学，回到中国。“那时我年轻癫狂，目中无人。我认为当时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新不旧，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已经很远，他们在我的后面爬行。我甚至在董辅礽老师和曾启贤老师等面前说些让他们难受的话。我提出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盘重新思考。董老师却以非常平易的态度对待我，认真听我高谈阔论，在老师看来，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评价的。他们还不断地鼓励我多思考，充分表现出了大学者的高风亮节。我后来才知道，老师的那种胸怀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这个时期，谭崇台和张培刚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关怀。”
1989年8月，应聘世界银行，邹恒甫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作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他在那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增长、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世界银行丰厚的年薪足以让他过上极为优越的生活，但他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于是毅然游走于东西方文化和经济学与教育之间，在中国的诸多经历依然让他痴心不改，决然要知识报国。
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
1991年，邹恒甫兴冲冲地回到美丽的珞珈山，发现母校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一一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从此，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经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4年5月，邹恒甫主帅的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揭牌仪式上，董辅礽激动地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1999年，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因为教学领域的拓展到而改名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凭着执著与激情，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引进国外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在中国高校教育界反响极大。邹恒甫和中心的老师发表了许多论文，震动国内经济学界。他遍邀国内外诸多名家学者来中心讲座，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让国内其他高校为之侧目。从中心走出的上百名学生，大多就读于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现在国内有一种现象，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目的为了赚钱。然而，邹恒甫每年都会从自己和朋友的口袋中“摸”六七万美金投入研究中心办学。他说，用自己的钱办教育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教育也过瘾，但如果為了赚钱而办教育，那就“最不过瘾。
有人说，在当今中国浮躁喧嚣的经济学界和教育界，邹恒甫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另类。忽略世俗的诱惑，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埋头办教育，只问耕耘。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惟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惟一’这个词。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邹恒甫的许多主张被采纳，比如对分税制、汇率改革、WTO条款、关税减免、扶贫项目等建议，都受到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有关部门或机构的重视，且两度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2004年、2006年，邹恒甫被“欧元之父”蒙代尔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蝉联“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奖，并入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风云人物”。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10多位上升为第3位。但是，他说：“办教育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报国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把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尽早引入中国。我写100篇论文，不如我的100个学生各写l篇论文。”
“要左手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右手拿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他说，专家学者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应成为任何权势、资本的附庸。他自称“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錧”是他自创的字，金旁代表钱，官边代表权的组合字)，他强调：“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他呼吁，经济学家要有责任有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讲到关键点，声调骤然提升；谈到兴奋处，手势不断地变化，不时哈哈大笑。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成为他调侃的对象，他的神情显得有些挥洒肆意。让人不由感叹：典型的火辣湘人代表莫过于邹恒甫!
文字编辑：余玮
早年就知道这位经济学界大腕的大名一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知道他大有作为，没有想到在他的大本营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一接近，只感觉面前的他与印象中的他大相径庭，他的很多言辞让人大吃一惊，对经济的大势不免令人“大惊小怪”，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智囊团团长”甘当“非洲穷人忠实的仆人”
200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三方面是“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
2007年5月28日，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由国家开发银行100％控股，以股权和准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资金短缺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2008年1月初，邹恒甫出任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成为这项总值50亿美元的组织“智囊团团长”或“意见领袖”。邹恒甫说，“这或许跟我在世界银行参加扶贫工作将近20年的经历有关吧!”
最近几年，邹恒甫研究中国和非洲的重大经济发展课题，组织编写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并联络举办中国非洲发展国际年度论坛。20多年来，邹恒甫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非洲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如数家珍。他曾向苏丹政府建议搞“财政联邦主义”，对解决财政分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型，在非洲许多国家广受欢迎。
作为中非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邹恒甫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中国、非洲等地往来穿梭，展开各种合作项目，与政界、商界等多方面人士广泛接触。邹恒甫风趣地说：“我的根本目的是帮助穷人，我愿意当非洲穷人忠实的仆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纽约华尔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过去，华尔街曾是点石成金、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华尔街曾成就了巴菲特、索罗斯、格雷厄姆等亿万富豪。但是随着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华尔街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恶之源。邹恒甫说，华尔街最近的全面垮塌是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其中小金融机构在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金融市场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金融危机对于全球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對美国实体经济影响不大，对于金融业从业人员已经占有的私人财富尚没有带来丝毫影响。他认为，金融危机无损美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范进”自珞珈山到哈佛
1962年5月，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北部边陲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爱好文史的邹恒甫知道，家乡春秋时为楚国境域，战国时属楚黔中地。邹恒甫从小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
邹恒甫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农民。当地农谚道：“秧儿栽得正，等于淋哒粪。”邹恒甫的父亲深谙，农作物移栽秧苗时应栽正插稳，这样成活快，长势好。他的父亲心想，孩子要成才，从小也得好好教育。他的母亲也深知：“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为此，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从不松懈，给邹恒甫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恢复高考，谁都不敢相信，15岁的邹恒甫竟轻松考上了武汉大学，成了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1978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到武汉大学作学术报告。邹恒甫至今记忆犹新：“他有雄辩的口才，有鲜明的思想，很征服人，很了不起。我在那个学术报告上第一次听董老师讲了许多新奇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利润，不能谈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而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如此‘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是要冒巨大的政治和学术风险的。对于那个时代，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邹恒甫说，董辅初当时对年轻人讲了三句印象深刻的话，令他至今不忘，那就是：“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多年后，邹恒甫对自己的学生也说这同样的话，当然他还加了一句，要学好中文。
邹恒甫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有两件事情让人无法忘记，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第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就是以董老师为首的，当然中间还包括了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人物，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勇敢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后者是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中西冲撞，真可谓文明的大冲撞”。在这良好的学术环境里，邹恒甫得到熏陶，特别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把一些最前沿的理论及时带来，给他启发很大。
其实人生有很多偶然，有很多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上帝给你的任何一个机会，也许一次偶然就可以改写你的人生。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第2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于是，他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学生。
但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哈佛，邹恒甫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之父弗里·萨克斯。
“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几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在哈佛，邹恒甫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1989年5 月，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
学成归来，邹恒甫带着西方经济学回到武汉大学，回到中国。“那时我年轻癫狂，目中无人。我认为当时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新不旧，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已经很远，他们在我的后面爬行。我甚至在董辅礽老师和曾启贤老师等面前说些让他们难受的话。我提出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盘重新思考。董老师却以非常平易的态度对待我，认真听我高谈阔论，在老师看来，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评价的。他们还不断地鼓励我多思考，充分表现出了大学者的高风亮节。我后来才知道，老师的那种胸怀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这个时期，谭崇台和张培刚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关怀。”
1989年8月，应聘世界银行，邹恒甫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作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他在那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增长、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世界银行丰厚的年薪足以让他过上极为优越的生活，但他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于是毅然游走于东西方文化和经济学与教育之间，在中国的诸多经历依然让他痴心不改，决然要知识报国。
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
1991年，邹恒甫兴冲冲地回到美丽的珞珈山，发现母校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一一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从此，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经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4年5月，邹恒甫主帅的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揭牌仪式上，董辅礽激动地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1999年，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因为教学领域的拓展到而改名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凭着执著与激情，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引进国外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在中国高校教育界反响极大。邹恒甫和中心的老师发表了许多论文，震动国内经济学界。他遍邀国内外诸多名家学者来中心讲座，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让国内其他高校为之侧目。从中心走出的上百名学生，大多就读于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现在国内有一种现象，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目的为了赚钱。然而，邹恒甫每年都会从自己和朋友的口袋中“摸”六七万美金投入研究中心办学。他说，用自己的钱办教育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教育也过瘾，但如果為了赚钱而办教育，那就“最不过瘾。
有人说，在当今中国浮躁喧嚣的经济学界和教育界，邹恒甫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另类。忽略世俗的诱惑，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埋头办教育，只问耕耘。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惟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惟一’这个词。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邹恒甫的许多主张被采纳，比如对分税制、汇率改革、WTO条款、关税减免、扶贫项目等建议，都受到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有关部门或机构的重视，且两度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2004年、2006年，邹恒甫被“欧元之父”蒙代尔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蝉联“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奖，并入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风云人物”。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10多位上升为第3位。但是，他说：“办教育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报国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把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尽早引入中国。我写100篇论文，不如我的100个学生各写l篇论文。”
“要左手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右手拿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他说，专家学者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应成为任何权势、资本的附庸。他自称“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錧”是他自创的字，金旁代表钱，官边代表权的组合字)，他强调：“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他呼吁，经济学家要有责任有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讲到关键点，声调骤然提升；谈到兴奋处，手势不断地变化，不时哈哈大笑。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成为他调侃的对象，他的神情显得有些挥洒肆意。让人不由感叹：典型的火辣湘人代表莫过于邹恒甫!
文字编辑：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