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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0年代“国难”危机的背景下，民国政府的教育也遇到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普遍的就业困难，其次表现为青年人在思想和信仰方面的困惑与彷徨。而教育界在192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动员大学和青年学生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1932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潮就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和表现。
[关键词]青年问题，中央大学学潮，《时代公论》，学生动员，罗家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41-04
1930年代在“国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教育界也遇到空前的危机。当时，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各种学潮风起云涌。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兴办的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本文试图通过对1932年中央大学学潮的研究，来审视当时教育界的基本问题，并试图指出30年代初民国教育危机的基本特点。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一批教授兴办了刊物《时代公论》，讨论中国政治的出路，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他们也十分关注青年学生的处境。青年是当时中国的希望所在，然而，30年代在青年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着思想和学业上的种种困惑和苦闷。《时代》社长杨公达对青年的普遍困境概括如下：“如今青年学子是烦恼苦闷，急于要在思想上找出路，以解除这烦恼苦闷，如今的青年学子是有病呻吟，急于在行动上找出路，以解除这有病呻吟。这都是对的，应该的，然急不暇择的结果，多属不幸。彷徨歧路还不要紧，走人歧路那就后悔之晚了。”不幸，杨公达所担心的后果，在何浩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看来，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中国的青年，少数已入末路，多数尚在歧路”。那么青年在思想与行动两方面步入歧途，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是大学生普遍的就业困难，这当然与教育的现状有关，正如朱家骅所说：“现在大学的通病，是没有按照着我们的需要来造人材，所以要大学毕业生有出路，同时人才不至于缺乏，对于高等教育，必要原定一个适当的整个的精密的计划。”当时朱家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大的教育危机已经初显。大学毕业的学生数量虽然越来越多了，但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却极为缺乏，教育供求严重失衡。程其保(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学教授)比较了各科毕业生数量之后指出：“科之性质愈普遍，学生选读之人数愈多，科之性质愈专门，学生选读之人数愈少。”因此，失业就在所难免了，“大学生之出路，失业者居大半，有业者亦多用非所学，其真能适用所长，以为社会之人才者，百人中一二而已。以中国之需要论，法科人才，是否需要如是之多，大属疑问；而工科理科医科，全国受训练之青年，尚不及七千人，当此工商卫生事业正在发展之时，此区区之数是否足敷分配，亦属疑问”。程氏是教育学方面的专家，他对民国教育现状的观察，可谓相当准确。针对当时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杨公达认为青年的问题在于大多不能“堪小就”，而“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出路”，他要求青年去做自由职业者，并且鼓励青年到内地、到农村去，这样就可以避开城市严重的就业压力。他甚至认为，“都市已成为青年学子的深渊”了。而阮毅成(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同意杨公达把青年出路的责任都推到青年的身上，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投有合理的制度，他还对青年的处境深表同情，“青年青年，不幸生在中国。国家教之不使之用，青年自己求用而不为人欢迎。求人欢迎则必有毁人格如《报刘一丈书》所写立马厩中不求人欢迎，则必老死牖下，终必连‘小就’都无。”不论责任在谁，青年因就业而没有出路，确是造成青年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青年的苦闷更在于思想、信仰上的彷徨。亨廷顿曾指出，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由于其政治远未制度化，因此学术社会更容易被卷入政治运动，“例如大学往往是由兼任的教员和职业学生所构成的，几乎很少有团体的认同，教学研究等主要功能可能比其所扮演的其他社会和政治功能，更不发展和更不受重视。学习和学术的价值不受尊重，学生可依赖社会地位或甚至贿赂往来无阻，教授可依据非学术性背景被聘请”。民国以来，大学已经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各政治派别纷纷动员学术社会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程其保观察到，“民国成立以后，政潮时起，军阀横行，智识阶级，本其爱国热忱，常不能自忍而为种种之表示。有识者认为爱国运动，不识者，讥为学潮，但其为一种社会之势力则一。故一般政客术士恒利用之以为政治工具，群思攫取大学之地盘以为扩张个人势力之根据。是以每一次政潮，大学校长必有一次之更迭，大学遂成为政治之机关，而失其最高学府之尊严”。因为政治势力的介入，学生被充分动员起。何浩若指出这正是青年政治信仰没有归宿的原因：“这不能不感谢以往政治领袖的‘赐予’!他们都在‘拉’青年；他们所领导的青年运动，都在‘运动’青年。‘拉’青年是‘拉’民众的主体。青年运动，是民众运动的主体。所以青年很为一般政治领袖所重视。执政的领袖，以高官厚禄资送出洋来‘拉’。在野的领袖，以宣传或麻醉的理论来‘拉’。执政的领袖，拉青年去充他的死党以厚植其势力。在野的领袖，拉青年去流血，以求得政治上的地位。”何浩若同情学生这种困惑的处境，他要求“青年应当拒绝别人的拉而自动地解决他一己政治的信仰，青年人应当用理解力与科学方法去探求真理，应当就他们所求得的真理，去决定他一己政治的信仰”。然而，青年本来就是激情的力量，他们因为信仰没有出路而要求行动，又因为行动没有结果而急切需要信仰的支持。一位青年向何浩若倾诉了他们的苦衷与无奈：“我同意你的结论，并不是能和你所说的去求真理找信仰于行动，只是不得不自甘于无行动无信仰而来找一个于己固无益于人尚无损的路走走而已。”青年不得不陷入信仰行动两无归宿的窘境，这必然对他们的激情造成极大的压抑。
学生的社会动员急剧扩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政治参与管道的相对萎缩，这样就必然引发政治秩序的崩溃，暴力、政变、革命就成为“社会失范”的表征。北伐战争以来，国民党已经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的力量，但是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伴随而来的却是由革命向建设转型的另一种动员的需要。许多国民党青年的困惑就在于如何实现在后革命氛围里的角色转变：“我们现在有两点，一定要提出来问问我们的‘当时所谓的领袖’，并且请他们迅速答复：要是还要革命，就请把主张拿出来，要是从前是把我们当做工具，那现在就请拿饭来吃，拿官来做。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一无所得，主张成了泡影不谈……反观那简字号的‘长’‘委员’，荐字号的、委字号的、派字号的、特字号的当然用不着讲，那都是些亲戚故旧，那有几个曾经犯过生命危险的革命同志，得着一官半职?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民主政治’就是‘血统政治’。”这个国民党青年 的一番诉苦，正体现了在政治动员已经急剧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的正常的政治参与的管道却在极度地缩小，被革命调动起来的政治热情，在革命以后成为被压抑的对象。但是这种压抑只能是暂时的，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机会，这些被压抑的热情必然要爆发出来，从而造成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反抗。“九一八”前后的“国难”危机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青年们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同时，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及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于是，“九一八”以后各种学潮风起云涌，只1932年6月就有多起：6月8日，浙江大学教授因欠薪罢教；6月9日，北平大学各学院反对校长沈尹默罢课；6月10日。师范大学因校长问题与警察冲突；6月22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要求修改学则罢课，并于6月29日驱逐校长杨振声；而在6月29日，中央大学的学潮也达到了高潮，代理校长段锡朋被欧，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彻底整顿。
学潮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校长的选任和教育经费问题，这是由来已久的。程其保曾指出，民国大学校长的选任并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其生产方式，漫无统系”，而且“缺乏标准”。因此，校长多是上面的派遣，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校长和当政者千丝万缕的关系。学生们痛恨政治对教育的操纵，于是首当其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校长。程其保还指出，在西方校长的选任是极为严格的，而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多在能力上无法胜任。中国学生对校长的标准是首先要对党国有历史，其次办大学有成绩，再次对本校能发展，然而许多大学校长都有负众望。至于教育经费，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一二八”事件以后，更显窘迫。由于战争的爆发，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丁文江就指出：“‘九一八’以前，中央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的事件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倾向就没有着落。”不单是军饷支出，而且教育经费本来就依靠国家财政补给，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来源地的上海受战事影响，则教育的支出自然没有了着落。
中央大学的学潮也是围绕着经费问题和校长的选任而展开的。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推行“大学区制”，命令将东南大学与其他苏省以及上海的八所学校合并为一校。1928年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8月中央大学经过院系调整，改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八个学院，成为当时院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见，中大是当时首都教育的重镇，同时由于它合并了诸多苏省的高校，因此也是苏省教育的核心力量，故而它的经费最初由中央和苏省联合承担。以1929年为例，中大计收入一百八十七万元，其中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一百三十二万元，财政部五十五万元。然而经费的拖欠却时常发生，因此即使是在经费有所保障的1929年，中央大学仍然向教育部多次要求维持经费，也发生了教授与职员的索薪事件。而1931年以后，苏省的经费拨给一再核减，最终1932年3月，行政院会议决定由2月份起中大经费由中央独立承担，每月十六万元。但是，一来苏省单方面停止拨款到中央决定独立承担中大经费之间，苏省本该拨给的五十万元没有着落，且中央由于战事的影响每月拨给未敷足额，此中数额又多达五十万元，于是到了1932年6月，中大师生联合发起了所谓的“经费独立运动”，要求中央迅速解决中大经费问题。
索取经费问题很快就上升到关于国民党的威信问题，学潮背后是政治问题。原来，孙中山曾经将教育经费的独立写入国民党的党纲。中大师生联合宣言中说：“缅惟总理手定国民党之政纲。一则曰，‘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再则曰‘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三则曰，‘以上所举，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已经五年，而其亲自许诺之纲领的底线仍未能实现。宣言中还痛陈堂堂首都之国立大学的经费，还不如四川军阀治下的成都大学有保障，更不用说和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以及美庚款资助的清华大学相比了。这诚然是对国民党治理下教育现状的有力控诉。最后宣言要求，国民党从英庚款中拨给中大经费，并确保其独立，不挪用作军事或其他用途。教育经费由庚子赔款中拨给，以及教育经费的独立，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都曾形成文件和法案。1927年12月。蔡元培和孙科提出的“教育经费独立案”中称：“唯细查全国教育经费，种类繁多，数目复杂，若任其散漫无稽，不加清理，于独立精神，相去尚远。职部往复筹商，拟请钧府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所有各学校专款，及各种教育附税，暨一切教育收入，求速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不准丝毫拖欠，亦不准擅自截留挪用；一律解存职院，听候拨发。”1928年2月，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提议以庚款充高等教育的经费，“按照总理遗训，及本党政纲，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均应拨作教育基金”。他提议从俄英庚款中，每年提出五百万元现款，作为担保，发行一千万元的教育文化建设公债，将此项公债专门补助国立大学以及研究院之经费。此后，1931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专门管理英庚款事项，最初其基金多用于办铁道以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后来则主要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按其第一次息金支配，专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是在1934年5月，“当时以收到教育文化机关请款案件一百廿一起，请款总额达国币五千六百万元”，可见正是纷纷而起的学潮才迫使中央不得不将英款专用于教育经费的保障。然而虽有党纲和法案，国民党对本该属于教育的经费却迟迟无法保证，也难怪缪风林讽刺国民党当局是“知而不行”，“政府是有‘真知’的，一纸命令即可行事，丝毫没有问题。若知既不易，则行亦斯难，结果还是不知不行亦知亦行的敷衍了事。与其若是，反不如像劳大样的命令停办或解散转易博人的同情!”最后缪风林哀叹，“呜呼!‘政党之罪恶，莫大于政纲之失信’!”
中大的校长在几年中数易其人，然而始终无法得着学生的支持。这固然与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政府在学校的代理人一校长一有关，同时与校长的不堪大任也有极大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校长的选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因此校长是否能长期任职，在学潮频仍的30年代初，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和个人魅力。中大首任校长张乃燕于1930年去职，也是因为学生反对而不得不离开。于是朱家骅于年底接管中大，在他的努力下，用争取到的经费完善学校的建设(如以廬毓骏主持大礼堂建筑)，并且聘用了顾毓诱、颜德庆、箫一山等人到中大任教，中大各项事业才渐上正轨。然而1931年底，南京请愿学生拥进中大，围困教务长，使得他愤然辞职。此后，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校长，同时中央先后任命桂祟基、任鸿隽接任校长，尤其任氏为中大学生选举而任命的，属于学生理想的校长人选，中大学生自发组织赴北平恭迎任氏，但任氏终不肯就任。在中大校长迟迟无法定夺之下，6月28日，中央任命段锡朋为代理校长，显然段氏在学生心目中不过是一介官僚、缺乏威望，才发生了6月29日学生痛殴段氏的一幕。至此，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整顿中大。7月6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任命了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元培、顾孟馀、周鲠生、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谭白羽等人为委员，其中除了教育界的名人就是与中大颇有渊源者。蔡元培本来就不想参与其中，他表示“本人不愿调解任何学潮。但是在即任后蔡氏还是努力做了许多工作，确立了“复兴中大”的基本原则，希望挽留优秀教授，对学生甄别对待，将考虑学生对校长选任的标准，允诺切实保障中大的经费。至此，中大解散遂成事实，职员教授全体辞职，学生就地解散，学校行政重新组织。对整改的方案，学校师生也大多表示接受。缪风林说：“整理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稍知中大内情的，虽非全部赞成——例如停招新生，取消化工科——大体尚觉满意。”月26日，罗家伦正式接管中大，中大学潮告一段落。罗氏是青年心目中理想的校长人选。青年时代罗氏与傅斯年兴办《新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自然得到青年人的敬仰；而此时罗家伦又在教育界颇有贡献、声望甚高，且以其在政府中的地位自然容易争取有利于中大发展的各种条件，因此罗氏基本符合了青年人对校长的要求。新中大在罗家伦的努力下，终于逐步走上正轨，而由此罗氏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中大校长之任。
[作者简介]冯峰，男，1977年生，史学博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青年问题，中央大学学潮，《时代公论》，学生动员，罗家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41-04
1930年代在“国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教育界也遇到空前的危机。当时，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各种学潮风起云涌。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兴办的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本文试图通过对1932年中央大学学潮的研究，来审视当时教育界的基本问题，并试图指出30年代初民国教育危机的基本特点。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一批教授兴办了刊物《时代公论》，讨论中国政治的出路，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他们也十分关注青年学生的处境。青年是当时中国的希望所在，然而，30年代在青年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着思想和学业上的种种困惑和苦闷。《时代》社长杨公达对青年的普遍困境概括如下：“如今青年学子是烦恼苦闷，急于要在思想上找出路，以解除这烦恼苦闷，如今的青年学子是有病呻吟，急于在行动上找出路，以解除这有病呻吟。这都是对的，应该的，然急不暇择的结果，多属不幸。彷徨歧路还不要紧，走人歧路那就后悔之晚了。”不幸，杨公达所担心的后果，在何浩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看来，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中国的青年，少数已入末路，多数尚在歧路”。那么青年在思想与行动两方面步入歧途，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是大学生普遍的就业困难，这当然与教育的现状有关，正如朱家骅所说：“现在大学的通病，是没有按照着我们的需要来造人材，所以要大学毕业生有出路，同时人才不至于缺乏，对于高等教育，必要原定一个适当的整个的精密的计划。”当时朱家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大的教育危机已经初显。大学毕业的学生数量虽然越来越多了，但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却极为缺乏，教育供求严重失衡。程其保(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学教授)比较了各科毕业生数量之后指出：“科之性质愈普遍，学生选读之人数愈多，科之性质愈专门，学生选读之人数愈少。”因此，失业就在所难免了，“大学生之出路，失业者居大半，有业者亦多用非所学，其真能适用所长，以为社会之人才者，百人中一二而已。以中国之需要论，法科人才，是否需要如是之多，大属疑问；而工科理科医科，全国受训练之青年，尚不及七千人，当此工商卫生事业正在发展之时，此区区之数是否足敷分配，亦属疑问”。程氏是教育学方面的专家，他对民国教育现状的观察，可谓相当准确。针对当时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杨公达认为青年的问题在于大多不能“堪小就”，而“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出路”，他要求青年去做自由职业者，并且鼓励青年到内地、到农村去，这样就可以避开城市严重的就业压力。他甚至认为，“都市已成为青年学子的深渊”了。而阮毅成(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同意杨公达把青年出路的责任都推到青年的身上，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投有合理的制度，他还对青年的处境深表同情，“青年青年，不幸生在中国。国家教之不使之用，青年自己求用而不为人欢迎。求人欢迎则必有毁人格如《报刘一丈书》所写立马厩中不求人欢迎，则必老死牖下，终必连‘小就’都无。”不论责任在谁，青年因就业而没有出路，确是造成青年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青年的苦闷更在于思想、信仰上的彷徨。亨廷顿曾指出，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由于其政治远未制度化，因此学术社会更容易被卷入政治运动，“例如大学往往是由兼任的教员和职业学生所构成的，几乎很少有团体的认同，教学研究等主要功能可能比其所扮演的其他社会和政治功能，更不发展和更不受重视。学习和学术的价值不受尊重，学生可依赖社会地位或甚至贿赂往来无阻，教授可依据非学术性背景被聘请”。民国以来，大学已经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各政治派别纷纷动员学术社会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程其保观察到，“民国成立以后，政潮时起，军阀横行，智识阶级，本其爱国热忱，常不能自忍而为种种之表示。有识者认为爱国运动，不识者，讥为学潮，但其为一种社会之势力则一。故一般政客术士恒利用之以为政治工具，群思攫取大学之地盘以为扩张个人势力之根据。是以每一次政潮，大学校长必有一次之更迭，大学遂成为政治之机关，而失其最高学府之尊严”。因为政治势力的介入，学生被充分动员起。何浩若指出这正是青年政治信仰没有归宿的原因：“这不能不感谢以往政治领袖的‘赐予’!他们都在‘拉’青年；他们所领导的青年运动，都在‘运动’青年。‘拉’青年是‘拉’民众的主体。青年运动，是民众运动的主体。所以青年很为一般政治领袖所重视。执政的领袖，以高官厚禄资送出洋来‘拉’。在野的领袖，以宣传或麻醉的理论来‘拉’。执政的领袖，拉青年去充他的死党以厚植其势力。在野的领袖，拉青年去流血，以求得政治上的地位。”何浩若同情学生这种困惑的处境，他要求“青年应当拒绝别人的拉而自动地解决他一己政治的信仰，青年人应当用理解力与科学方法去探求真理，应当就他们所求得的真理，去决定他一己政治的信仰”。然而，青年本来就是激情的力量，他们因为信仰没有出路而要求行动，又因为行动没有结果而急切需要信仰的支持。一位青年向何浩若倾诉了他们的苦衷与无奈：“我同意你的结论，并不是能和你所说的去求真理找信仰于行动，只是不得不自甘于无行动无信仰而来找一个于己固无益于人尚无损的路走走而已。”青年不得不陷入信仰行动两无归宿的窘境，这必然对他们的激情造成极大的压抑。
学生的社会动员急剧扩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政治参与管道的相对萎缩，这样就必然引发政治秩序的崩溃，暴力、政变、革命就成为“社会失范”的表征。北伐战争以来，国民党已经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的力量，但是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伴随而来的却是由革命向建设转型的另一种动员的需要。许多国民党青年的困惑就在于如何实现在后革命氛围里的角色转变：“我们现在有两点，一定要提出来问问我们的‘当时所谓的领袖’，并且请他们迅速答复：要是还要革命，就请把主张拿出来，要是从前是把我们当做工具，那现在就请拿饭来吃，拿官来做。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一无所得，主张成了泡影不谈……反观那简字号的‘长’‘委员’，荐字号的、委字号的、派字号的、特字号的当然用不着讲，那都是些亲戚故旧，那有几个曾经犯过生命危险的革命同志，得着一官半职?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民主政治’就是‘血统政治’。”这个国民党青年 的一番诉苦，正体现了在政治动员已经急剧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的正常的政治参与的管道却在极度地缩小，被革命调动起来的政治热情，在革命以后成为被压抑的对象。但是这种压抑只能是暂时的，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机会，这些被压抑的热情必然要爆发出来，从而造成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反抗。“九一八”前后的“国难”危机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青年们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同时，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及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于是，“九一八”以后各种学潮风起云涌，只1932年6月就有多起：6月8日，浙江大学教授因欠薪罢教；6月9日，北平大学各学院反对校长沈尹默罢课；6月10日。师范大学因校长问题与警察冲突；6月22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要求修改学则罢课，并于6月29日驱逐校长杨振声；而在6月29日，中央大学的学潮也达到了高潮，代理校长段锡朋被欧，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彻底整顿。
学潮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校长的选任和教育经费问题，这是由来已久的。程其保曾指出，民国大学校长的选任并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其生产方式，漫无统系”，而且“缺乏标准”。因此，校长多是上面的派遣，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校长和当政者千丝万缕的关系。学生们痛恨政治对教育的操纵，于是首当其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校长。程其保还指出，在西方校长的选任是极为严格的，而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多在能力上无法胜任。中国学生对校长的标准是首先要对党国有历史，其次办大学有成绩，再次对本校能发展，然而许多大学校长都有负众望。至于教育经费，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一二八”事件以后，更显窘迫。由于战争的爆发，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丁文江就指出：“‘九一八’以前，中央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的事件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倾向就没有着落。”不单是军饷支出，而且教育经费本来就依靠国家财政补给，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来源地的上海受战事影响，则教育的支出自然没有了着落。
中央大学的学潮也是围绕着经费问题和校长的选任而展开的。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推行“大学区制”，命令将东南大学与其他苏省以及上海的八所学校合并为一校。1928年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8月中央大学经过院系调整，改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八个学院，成为当时院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见，中大是当时首都教育的重镇，同时由于它合并了诸多苏省的高校，因此也是苏省教育的核心力量，故而它的经费最初由中央和苏省联合承担。以1929年为例，中大计收入一百八十七万元，其中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一百三十二万元，财政部五十五万元。然而经费的拖欠却时常发生，因此即使是在经费有所保障的1929年，中央大学仍然向教育部多次要求维持经费，也发生了教授与职员的索薪事件。而1931年以后，苏省的经费拨给一再核减，最终1932年3月，行政院会议决定由2月份起中大经费由中央独立承担，每月十六万元。但是，一来苏省单方面停止拨款到中央决定独立承担中大经费之间，苏省本该拨给的五十万元没有着落，且中央由于战事的影响每月拨给未敷足额，此中数额又多达五十万元，于是到了1932年6月，中大师生联合发起了所谓的“经费独立运动”，要求中央迅速解决中大经费问题。
索取经费问题很快就上升到关于国民党的威信问题，学潮背后是政治问题。原来，孙中山曾经将教育经费的独立写入国民党的党纲。中大师生联合宣言中说：“缅惟总理手定国民党之政纲。一则曰，‘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再则曰‘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三则曰，‘以上所举，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已经五年，而其亲自许诺之纲领的底线仍未能实现。宣言中还痛陈堂堂首都之国立大学的经费，还不如四川军阀治下的成都大学有保障，更不用说和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以及美庚款资助的清华大学相比了。这诚然是对国民党治理下教育现状的有力控诉。最后宣言要求，国民党从英庚款中拨给中大经费，并确保其独立，不挪用作军事或其他用途。教育经费由庚子赔款中拨给，以及教育经费的独立，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都曾形成文件和法案。1927年12月。蔡元培和孙科提出的“教育经费独立案”中称：“唯细查全国教育经费，种类繁多，数目复杂，若任其散漫无稽，不加清理，于独立精神，相去尚远。职部往复筹商，拟请钧府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所有各学校专款，及各种教育附税，暨一切教育收入，求速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不准丝毫拖欠，亦不准擅自截留挪用；一律解存职院，听候拨发。”1928年2月，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提议以庚款充高等教育的经费，“按照总理遗训，及本党政纲，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均应拨作教育基金”。他提议从俄英庚款中，每年提出五百万元现款，作为担保，发行一千万元的教育文化建设公债，将此项公债专门补助国立大学以及研究院之经费。此后，1931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专门管理英庚款事项，最初其基金多用于办铁道以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后来则主要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按其第一次息金支配，专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是在1934年5月，“当时以收到教育文化机关请款案件一百廿一起，请款总额达国币五千六百万元”，可见正是纷纷而起的学潮才迫使中央不得不将英款专用于教育经费的保障。然而虽有党纲和法案，国民党对本该属于教育的经费却迟迟无法保证，也难怪缪风林讽刺国民党当局是“知而不行”，“政府是有‘真知’的，一纸命令即可行事，丝毫没有问题。若知既不易，则行亦斯难，结果还是不知不行亦知亦行的敷衍了事。与其若是，反不如像劳大样的命令停办或解散转易博人的同情!”最后缪风林哀叹，“呜呼!‘政党之罪恶，莫大于政纲之失信’!”
中大的校长在几年中数易其人，然而始终无法得着学生的支持。这固然与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政府在学校的代理人一校长一有关，同时与校长的不堪大任也有极大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校长的选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因此校长是否能长期任职，在学潮频仍的30年代初，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和个人魅力。中大首任校长张乃燕于1930年去职，也是因为学生反对而不得不离开。于是朱家骅于年底接管中大，在他的努力下，用争取到的经费完善学校的建设(如以廬毓骏主持大礼堂建筑)，并且聘用了顾毓诱、颜德庆、箫一山等人到中大任教，中大各项事业才渐上正轨。然而1931年底，南京请愿学生拥进中大，围困教务长，使得他愤然辞职。此后，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校长，同时中央先后任命桂祟基、任鸿隽接任校长，尤其任氏为中大学生选举而任命的，属于学生理想的校长人选，中大学生自发组织赴北平恭迎任氏，但任氏终不肯就任。在中大校长迟迟无法定夺之下，6月28日，中央任命段锡朋为代理校长，显然段氏在学生心目中不过是一介官僚、缺乏威望，才发生了6月29日学生痛殴段氏的一幕。至此，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整顿中大。7月6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任命了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元培、顾孟馀、周鲠生、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谭白羽等人为委员，其中除了教育界的名人就是与中大颇有渊源者。蔡元培本来就不想参与其中，他表示“本人不愿调解任何学潮。但是在即任后蔡氏还是努力做了许多工作，确立了“复兴中大”的基本原则，希望挽留优秀教授，对学生甄别对待，将考虑学生对校长选任的标准，允诺切实保障中大的经费。至此，中大解散遂成事实，职员教授全体辞职，学生就地解散，学校行政重新组织。对整改的方案，学校师生也大多表示接受。缪风林说：“整理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稍知中大内情的，虽非全部赞成——例如停招新生，取消化工科——大体尚觉满意。”月26日，罗家伦正式接管中大，中大学潮告一段落。罗氏是青年心目中理想的校长人选。青年时代罗氏与傅斯年兴办《新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自然得到青年人的敬仰；而此时罗家伦又在教育界颇有贡献、声望甚高，且以其在政府中的地位自然容易争取有利于中大发展的各种条件，因此罗氏基本符合了青年人对校长的要求。新中大在罗家伦的努力下，终于逐步走上正轨，而由此罗氏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中大校长之任。
[作者简介]冯峰，男，1977年生，史学博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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