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注意到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第四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国有企业的外部性》，其主要观点是：“国有企业外部性的存在，一是严重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或称为企业家精神抑制论），二是导致严重的道德危机（或称为道德危机论）。”在反复阅读和研究了张教授的演讲之后，我们认为张教授基本不了解国企。他在文中所提到的有关国企的一些案例，既不属实也无说服力，自然，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推论也就不足为信了。笔者在国企工作了三十多年，亲身经历了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本文就从笔者所了解的国企发展事实出发做一些分析，请张维迎教授看看他所不了解的真实的国企。
　　国企特有的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综合才能的表现，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以及甘当服务者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
　　值得说明的是，国企管理者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其关键和特有的内容，如：使命感、责任感、国企情结以及民族性等。因此，我们不能把国企经营管理者等同于一般的职业经理人，并用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或职业精神来表述国企高管所特有的企业家精神。“壮志热血酬国企，赤胆忠心兴中华”正是国企管理者特有的企业家精神中使命感、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而“经济全球化，企业家有国籍”，“企业家精神塑造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企业家的修养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这些掷地有声的观点，正是企业家精神中民族性的高度体现；国企的管理者大部分成长于国企，他们心系企业，对企业、对员工有深厚感情，特别是在那段“造飞机不如卖烧鸡，造导弹不如卖茶蛋”的特殊岁月，这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国企情结是他们带领国企员工发愤图强的精神力量。以罗阳为代表的国企精英团队，用汗水、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国企人激情奋斗的辉煌篇章。
　　早在2001年，林左鸣同志在《再造魂魄》一书中，以“企业家精神与民族工业的世纪对话”形式，首次提出中国企业家精神中的“士大夫”情结，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精神同样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重要因子。此后，他又撰写了《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及其建构的条件分析》一文，总结和归纳了企业家精神的七个组成部分，即进取、创新、契约、诚信、敬业、奉献和民族精神，尤其是对民族精神格外推崇，他特别提到中国国有企业家精神中与历史上“士大夫”情结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强调：“当代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从而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国企管理精英们秉承其特有的企业家精神，带领国企员工对内完成了企业再造和管理变革，对外搏击市场经济、积极投身市场竞争，历经艰苦奋斗、拼搏进取，在世纪之交，创造了国企集群做实、做强、做大和成功发展的辉煌成就。中航工业黎明公司作为国企集群的一员，以自身从艰难困境变身强企的经历，反复演绎着企业家精神的力量。当年，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实施企业再造、辅业改制和管理改革，那时既无前人经验，也无先例可循，其担当和创新令人敬佩，最终取得成功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同，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国企发展的主辅分离等等一系列政策和操作层面的问题；他们把视角投向国际市场，开拓航空技术业务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航空工业巨头同舞，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实现技术管理与国际水平接轨，还带动了全行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坚实步伐。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企集团在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开创了共和国工业发展新的时代，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正是有了国有企业的长足发展，才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
　　事实证明，国企的改革发展实践，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并在改革实践中得以弘扬和传承。国企集群所焕发出的企业家精神，在国企的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国企不可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现实。“事实胜于雄辩”，张教授的“企业家精神抑制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国企的企业文化已成为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正能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公德风气，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实际上，国企集群管理改革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的改善，也体现在国企内部自上而下的观念转变，由此带动了企业自身职工队伍的教育管理和建设。他们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积极组织和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国企以企业文化的扩展，为社会的思想和观念输入了新风气和正能量。
　　我们注意到，各企业的理念愿景、企业精神、企业道德，其实质都是在显示企业文化的内容，而国企往往表现的是产业大军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中航工业的企业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企业理念几经升华依然是精髓不变，高度提炼为“敬业诚信，创新超越”。中航工业黎明公司在秉承集团公司的企业宗旨和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战略价值观、运营价值观等系统性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由过去的单一制度管理，转变为文化教育和行为养成，达到了外塑于形、内化于心的境界。高素质的员工团队做到了上班在厂内是优秀的职工，下班后到厂外是社会上守法诚信的好公民。特别是身着中航工业厂服的员工，不论个人独行还是团组活动，在公共场所助人为乐、学雷锋等事迹，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这些都提升了企业形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各类公益活动、抢险救灾中，国企总是冲锋在前、勇于承担。
　　因此说，国企员工们用自身的素质和企业文化，打破了张教授的“道德危机论”。国企所弘扬的企业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的行为方式，成为提升社会公德水平的正能量。 　　对于张教授所谓的“国企用工的裙带关系论”，同样用中航工业黎明公司的事实就可以否定这一结论。作为老国企的中航工业黎明公司，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重大的成果，就是用人用工制度的成功改革。早在改革之初，在充分尊重经营者用人权的背景下，黎明公司干部的选拔主要通过组织考核来实现；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干部选拔方式也由单一的组织考核选任，逐步向公开选拔转变，以公开招聘和竞聘的机制，坚持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关闭了几十年来论资排辈的晋升通道。这项改革使国企的干部和专家的选用进入了良性循环，极大地调动了年青职工、科技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实践，招聘、竞聘机制和程序日臻完善，年富力强的技术业务骨干被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以现职中高级领导干部为例，外省市的工人和农民子弟居多，大家凭自身业务能力、勤奋工作和成果业绩来实现个人发展，这在国企是不争的事实。
　　中航工业黎明公司和其他中航工业所属企业一样，每年都要从各高校招收应届毕业生加盟企业队伍共同发展。尽管国企的入门工资不是很高，仍有热血青年学生踊跃报名、立志国企、献身航空和国防建设。近年来，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中航工业等一大批国企虽然业绩增长趋缓，但仍然担当起社会责任，不仅不裁员，而且还加大了招工名额，几年来，中航工业每年新入职的员工将近两万，在金融危机的几年中，中航工业的在职员工从原来的40万人增加到50万人。就拿中航工业黎明为例，每年招收约 400名大学生，都采取了以学习成绩和能力相结合的考核考评原则，消除了各种人为的干扰，并在整个招聘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透明，把优秀学员招收到产业队伍中，为企业输入了新的力量、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
　　国企的这些行动，已成为社会公德的正面力量。
　　而张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招工当中，更多的是裙带关系”，是严重违背事实的。在对所谓“裙带关系”的治理上，国企有更强的自制和修正能力。
　　国企作为共和国工业体系的主体不容削弱
　　众所周知，当今的共和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得到了快速成长和发展，成为我国工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有企业在钢铁、能源、交通、国防等诸多领域全面出击，连续创造了辉煌业绩和前所未有的奇迹。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勇于担当历史使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业已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洗礼的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和国防建设领域等国民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大放异彩，呈现一派生机勃勃、各逞英豪的快速发展的好局面。也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国有企业，才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使得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了保障。
　　可是，张教授无视这些成就，全面否定国企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和作用，甚至扬言要国有企业大量退出现有领域，公开断言要将“国有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真正降低到GDP的10%以下”，真是耸人听闻，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出这样的论断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党的十八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国企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各类工业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只能强化发展，绝不能削弱。
　　我们坚信，国企的发展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最坚定的支撑力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国企员工坚信，国企光明的未来，是实现“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