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老舍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难得的领军性作家。其小说《正红旗下》是在多重话语方式下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典范，本文立足话语研究的视角，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民间精神、现代性等话语方式展开分析，解读文本之中蕴含的思想观念，探究文本之外更深广的历史文化价值，延伸文本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正红旗下》 老舍 话语形态
《正红旗下》是老舍的一部未完之作，但已完成的前十一章，不仅在他众多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这部绝笔之作，其主要研究领域分为三大部分：首先，解读作品中老舍对于民族命运的反思，审视满族群体与个体之间的悲剧性；其次，探寻作家个人民族心理和创作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变化以及作家个体因素等方面出发，探寻作家所要彰显的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观，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深入的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最后，从民俗学角度解读作品中典型的满族民俗以及其“京味儿”文化，研究其蕴含的民俗价值。这三方面的研究总体的落脚点离不开作家的民族身份与他的民族文化，本文从作家与文本出发，立足话语方式的研究视角，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话语、民间精神话语、现代性话语三方面展开论述。
所谓“话语”（discourse），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方式就是说话或叙述的基本特征，通常体现为某一相对独立叙述系统中重要关键词的生成方式和表达效果。①文学的话语言说就是作家通过叙事表达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文本之外的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含义。话语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其文学创作是在社会历史、个体意识、民族文化等多种语境下产生。本文以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为例，对其话语方式进行分析。
一、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话语
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国家主体的组成部分，既表现出独特的民族个性，同时其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制约的。在文学的表现上，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方式是在国家总体文学的话语模式下进行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少数民族文学所含有的民族意识具有自觉性，但作家的民族身份话语始终呼应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其毕生的文学创作几乎都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使满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满族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一笔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间200余年之久，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也在这个民族的手上，中国沦落到了丧权辱国的境地。封建社会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对于满族来说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将政治因素转化成了民族情绪，满民族成了清王朝垮台的主要负责人，政治上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民间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排满的现象，满族人被打上了民族罪人的恶名。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原本生活在世代“铁杆庄稼”制度下的满族人不仅要面临生存上的困境，还要在心理上备受煎熬，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使满族人默默隐藏起了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旗人身份，为了生存，不少旗人改变自己的满族姓名，甚至直接违心称自己是汉族人，因民族身份带来的卑微感同样存在于老舍身上。这样紧张的社会话语形态充斥了老舍的前半生，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觉隐藏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创作中也难见明显的民族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建立了国内各民族共存的新格局，为各族同胞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满族人的身份因此有了转折性的变化，新的社会话语形态给予了他们合理且平等的生存空间。国家奉行的民族政策肯定了满族人的地位，在国家级的议会场所，出现了满族身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老舍本人也活跃在政治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先生曾担任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等工作，这样可喜的变化，让满族乃至整个少数民族群体都有了发展的新机会，也让老舍久违的民族自尊心重新建立。新时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老舍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作家之一，其民族观、民族文化深受民族国家一体化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自觉地发生了转变。
历史是无法选择的，血缘带来的民族身份也是与生俱来的，它会影响个人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以及生活习惯。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老舍冷静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这并不代表老舍放弃自己满族身份的认定，也并不意味着作家故意避开满族人的生活题材进行创作。先生前期的创作中巧妙地带入了他的民族基因，按照先生后来讲的：“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②从起初的《小玲儿》到《老张的哲学》《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再到《骆驼祥子》等作品，其中的人物个个都发出声来，留下满人惨淡生活的痕迹。但作者的话语更多的是想要描写北京底层挣扎的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品质，唯独不提的是他们的民族出身，除了想要表达对这些人物的同情之外，更多的是老舍想要为自己的族人做出辩解，旗人并不是被妖魔化的社会败类，他们有基本的生存权利。这样的话语形态一直到老舍年过半百之后，受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先生的民族心结彻底打开，创作话语逐渐发生转变，作为满民族的代言人，迫切地发出隐忍之痛。他曾到北京郊区和内蒙古等地考察满族人民的生活，为民族文学事业奔波助力。《茶馆》的创作让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了解满民族，这部戏剧强调了旗人坚不可摧的爱国情愫，以及旗人无法与现实相抗衡的切肤之痛。直到开始创作《正红旗下》，作家的话语完全转向大胆描绘旗人生活、表现旗人文化、彰显满族精神品质等方面。恰逢当时偶然的机会，老舍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对满族的肯定，先生的身心都受到了鼓舞，为了回应领袖们对自己民族的评价，也为了客观公正地向世人呈现满族社会的本来面貌，作者开始创作倾注了他毕生民族热情的长篇小说，他试图想要打造一部有关于满族历史图景的民族日志。无奈政治话语形态的突变，再次抑制了老舍的民族心理，这部表现满族文化的典范之作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成为了先生文学创作的“绝唱”，但作家的民族心理，可以通过作品中所渗透的旗人文化和满族情结，找出其中的答案。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在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具有合理性，不同时期的国家话语形态的转变，必然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话语。老舍在作品《正红旗下》中民族观的转变主要得益于国家话语形态的推动，使其自觉在主流话语中彰显其民族身份，是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一次深刻转型。
二、民间精神话语
“民间精神”一般是指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民众精神，通常隐含现代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的基本价值蕴含。③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是坚持民间立场和民间精神，少数民族文学更是与民间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民间话语资源成为民族文学建构的根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具有典型的民间精神，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与鲜明的族群记忆。老舍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民众中来，并从民间立场理解满族文化。对于生他养他的满民族，老舍如生命般爱戴，尽管在一定时期下历史给予了这个民族太多负面的评价，但作家的满族情结是难以割舍的，直到《正红旗下》才得以彻底诠释。
这部作品是老舍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描绘了本民族的民间风习，通过活跃在19世纪末叶皇城脚下的旗人演绎成了一部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纪录片。旗人是最讲规矩的，小说中的“我”出生在满洲正红旗一个旗兵家中，作品以“我”的“洗三”、满月为线索，设入了一群会讲究的旗人。这样的讲究文化从“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入手讲起，每月入不敷出的家庭还要把“我”的“洗三、满月操办得有理有面，避免亲戚朋友的挑理，旗人圈里都有这般讲究，婚丧嫁娶，“洗三”、满月必须大操大办，礼到人到，才能维持旗人的体面。在旗人的价值观中，体面比生存更重要，就拿“我”的母亲来说，一位体面且又讲究的满族妇女，她是旗人典型的女性代表。母亲是很看重面子的人，她极力想要维护个人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家庭在亲朋眼中的位置，每当被邀请做娶亲和送亲太太时，即使是向刁蛮的大姑子借副像样的行头也不能辜负亲朋们给予她的这份殊荣。大姐与福海二哥是新一代旗人的代表。大姐是一位极懂礼仪规矩的年轻旗人妇女，这位小媳妇从娘家继承了旗人对妇女所有的要求，在婆家表现到了无可挑剔的完美状态，无论婆婆怎么无理刁难，大姐都能恪守这些礼节规矩，尽一个合格媳妇的本分。相比较大姑母与大姐的婆婆而言，老舍给予了自己家这两位女性更多的偏爱，正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旗人妇女的接力，才使优秀的民族品格得以维系，作家乃至整个满族社会都深受这样母教文化的影响。作品中对旗人的礼仪习惯做了最精细的描述，其中有对福海二哥的请安细节的呈现：“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④旗人将先辈们所创造的礼仪规矩完整地承袭了下来，不仅渗透到自己的生活里，同時影响到周围人的生活，这样的文化辐射范围广泛，不分种族，小说中汉族人老王掌柜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起初瞧不上旗人的这些繁冗礼节到最后完全按旗人的方式生活，这样的转变足见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国现代民间生活为立场，提供了一个进入历史与民族文化的视角，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正红旗下》将满族民众的风俗文化全景式地呈现，塑造了北京旗人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满族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外在风采，在民族精神言说和民族文化书写中建构其民族身份。
三、现代性话语
中国的现代性是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孕育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老舍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然具备了文化现代性的意识，在《正红旗下》其自传性的叙述中，作家始终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一种反省的态度，冲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沉潜于生活深处，关注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劣根。
先生对满族百年来积淀的民族文化怀有无限热爱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旗人所做的美梦是易碎的，面对衰败的民族文化以及族人所经历的精神危机，老舍充满了焦虑、无奈与悲痛，最终转化成极为痛彻的检讨。作者谈到，旗人的生活全部艺术化了，就连最底层的贫苦旗人也要大凡小事穷讲究一番，至于一些阔绰的旗人更是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极致，他们沉溺于唱戏、养各种玩物、效法汉族文人起一些“十风雅号”，他们一生都在自己所编制的明白又糊涂的梦里活着。对生活艺术的追求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对于部分精神上患有惰性的旗人来说，像大姐的婆婆，这位“子爵的女儿，佐领的母亲”，整日靠赊账度日的旗人，还不忘“传承”来自父辈那里各种铺排的习惯，始终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满族民间社会从个体到群体，在时代的大潮中，秉承着一种畸形的艺术文化观和生活观，不求进取，必然造成民族文化的断裂，对于这样的民族生存状态老舍在作品中这样写道：“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⑤这样尖锐的批评出自一位毕生都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之口，分量是极重的。比起活在混沌里的顽固旗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像多老大这样对自己民族彻底失去信心的旗人败类，他像满族社会中的一块烂疮，不知不觉中腐烂着整个民族。一个民族的内部瓦解与外部凌辱同时发生时，民族的衰亡与败落是必然趋势，这是老舍一直反思与寻找的答案。在民族文化面临解体的阵痛中也会有新的精神滋生，老舍将这份寄托给予了作品中的福海二哥，他是作家最推崇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新旗人。对于旗人的礼仪规矩、民族文化，福海二哥是样样都在行的，但他可以放下身段学习谋生的技艺，能够与时俱进，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更理性的思考。在众多的旗人当中，他们有的像多老大那样对自己民族彻底失去信心，有的像大姐夫那样活在自己的理想国里，也有一些对自己命运担忧的老一辈旗人像大姐的公公和大舅，在每一次焦虑后借酒解忧掩面逃避，只有福海二哥，是有想法有行动的年轻旗人。老舍这样评价道：“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⑥他既保留了旗人的传统文化，也在历史的变迁中思考，寻找出路，因为这样有觉悟的年轻旗人的觉醒，才让整个满民族拥有了希望与出路。 在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与重塑本民族形象的过程中，老舍是最早具有审视态度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这样的批判精神在《正红旗下》充分发扬，其呈现了在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满族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先生避免狭隘静止的民族文化观，对于满族历史文化持有更客观的眼光和更忧患的意识。
四、结语
《正红旗下》是老舍一部完全回归民族属性的作品，这部堪称满族文学的典范之作在多重话语形态之下产生。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作家的个体话语、民间精神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得以完全彰显，通过文学书写表达在时代变革中多元的民族文化观。老舍的文学创作，既是对于文化记忆的再造和民族身份合法化认知的尝试，也充分表达了与主流文学对话的自觉意识，奠定了新时期满族文学的发展，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具有启发性作用。
注释：
①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②转引自：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刍说》，满族研究，2006.
③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④⑤⑥老舍：《正红旗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8、47、88页。
参考文献：
[1]陈珏.乌热尔图小说话语形态分析[J].民族文学研究，2012（02）.
[2]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刍说[J].满族研究，2006（03）.
[4]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论刊，2015（06）.
[5]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何联华.老舍《正红旗下》的风俗文化蕴涵[J].民族文学研究，1997（01）.
[7]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J].民族文学研究，2007（02）.
[8]老舍.正红旗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9]王學振.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10]赵志忠.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论《正红旗下》的思想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9（07）.
（作者简介：尹书亭，女，北方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正红旗下》 老舍 话语形态
《正红旗下》是老舍的一部未完之作，但已完成的前十一章，不仅在他众多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这部绝笔之作，其主要研究领域分为三大部分：首先，解读作品中老舍对于民族命运的反思，审视满族群体与个体之间的悲剧性；其次，探寻作家个人民族心理和创作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变化以及作家个体因素等方面出发，探寻作家所要彰显的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观，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深入的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最后，从民俗学角度解读作品中典型的满族民俗以及其“京味儿”文化，研究其蕴含的民俗价值。这三方面的研究总体的落脚点离不开作家的民族身份与他的民族文化，本文从作家与文本出发，立足话语方式的研究视角，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话语、民间精神话语、现代性话语三方面展开论述。
所谓“话语”（discourse），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方式就是说话或叙述的基本特征，通常体现为某一相对独立叙述系统中重要关键词的生成方式和表达效果。①文学的话语言说就是作家通过叙事表达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文本之外的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含义。话语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其文学创作是在社会历史、个体意识、民族文化等多种语境下产生。本文以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为例，对其话语方式进行分析。
一、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话语
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国家主体的组成部分，既表现出独特的民族个性，同时其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制约的。在文学的表现上，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方式是在国家总体文学的话语模式下进行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少数民族文学所含有的民族意识具有自觉性，但作家的民族身份话语始终呼应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其毕生的文学创作几乎都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使满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满族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一笔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间200余年之久，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也在这个民族的手上，中国沦落到了丧权辱国的境地。封建社会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对于满族来说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将政治因素转化成了民族情绪，满民族成了清王朝垮台的主要负责人，政治上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民间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排满的现象，满族人被打上了民族罪人的恶名。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原本生活在世代“铁杆庄稼”制度下的满族人不仅要面临生存上的困境，还要在心理上备受煎熬，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使满族人默默隐藏起了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旗人身份，为了生存，不少旗人改变自己的满族姓名，甚至直接违心称自己是汉族人，因民族身份带来的卑微感同样存在于老舍身上。这样紧张的社会话语形态充斥了老舍的前半生，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觉隐藏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创作中也难见明显的民族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建立了国内各民族共存的新格局，为各族同胞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满族人的身份因此有了转折性的变化，新的社会话语形态给予了他们合理且平等的生存空间。国家奉行的民族政策肯定了满族人的地位，在国家级的议会场所，出现了满族身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老舍本人也活跃在政治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先生曾担任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等工作，这样可喜的变化，让满族乃至整个少数民族群体都有了发展的新机会，也让老舍久违的民族自尊心重新建立。新时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老舍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作家之一，其民族观、民族文化深受民族国家一体化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自觉地发生了转变。
历史是无法选择的，血缘带来的民族身份也是与生俱来的，它会影响个人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以及生活习惯。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老舍冷静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这并不代表老舍放弃自己满族身份的认定，也并不意味着作家故意避开满族人的生活题材进行创作。先生前期的创作中巧妙地带入了他的民族基因，按照先生后来讲的：“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②从起初的《小玲儿》到《老张的哲学》《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再到《骆驼祥子》等作品，其中的人物个个都发出声来，留下满人惨淡生活的痕迹。但作者的话语更多的是想要描写北京底层挣扎的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品质，唯独不提的是他们的民族出身，除了想要表达对这些人物的同情之外，更多的是老舍想要为自己的族人做出辩解，旗人并不是被妖魔化的社会败类，他们有基本的生存权利。这样的话语形态一直到老舍年过半百之后，受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先生的民族心结彻底打开，创作话语逐渐发生转变，作为满民族的代言人，迫切地发出隐忍之痛。他曾到北京郊区和内蒙古等地考察满族人民的生活，为民族文学事业奔波助力。《茶馆》的创作让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了解满民族，这部戏剧强调了旗人坚不可摧的爱国情愫，以及旗人无法与现实相抗衡的切肤之痛。直到开始创作《正红旗下》，作家的话语完全转向大胆描绘旗人生活、表现旗人文化、彰显满族精神品质等方面。恰逢当时偶然的机会，老舍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对满族的肯定，先生的身心都受到了鼓舞，为了回应领袖们对自己民族的评价，也为了客观公正地向世人呈现满族社会的本来面貌，作者开始创作倾注了他毕生民族热情的长篇小说，他试图想要打造一部有关于满族历史图景的民族日志。无奈政治话语形态的突变，再次抑制了老舍的民族心理，这部表现满族文化的典范之作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成为了先生文学创作的“绝唱”，但作家的民族心理，可以通过作品中所渗透的旗人文化和满族情结，找出其中的答案。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在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具有合理性，不同时期的国家话语形态的转变，必然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话语。老舍在作品《正红旗下》中民族观的转变主要得益于国家话语形态的推动，使其自觉在主流话语中彰显其民族身份，是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一次深刻转型。
二、民间精神话语
“民间精神”一般是指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民众精神，通常隐含现代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的基本价值蕴含。③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是坚持民间立场和民间精神，少数民族文学更是与民间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民间话语资源成为民族文学建构的根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具有典型的民间精神，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与鲜明的族群记忆。老舍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民众中来，并从民间立场理解满族文化。对于生他养他的满民族，老舍如生命般爱戴，尽管在一定时期下历史给予了这个民族太多负面的评价，但作家的满族情结是难以割舍的，直到《正红旗下》才得以彻底诠释。
这部作品是老舍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描绘了本民族的民间风习，通过活跃在19世纪末叶皇城脚下的旗人演绎成了一部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纪录片。旗人是最讲规矩的，小说中的“我”出生在满洲正红旗一个旗兵家中，作品以“我”的“洗三”、满月为线索，设入了一群会讲究的旗人。这样的讲究文化从“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入手讲起，每月入不敷出的家庭还要把“我”的“洗三、满月操办得有理有面，避免亲戚朋友的挑理，旗人圈里都有这般讲究，婚丧嫁娶，“洗三”、满月必须大操大办，礼到人到，才能维持旗人的体面。在旗人的价值观中，体面比生存更重要，就拿“我”的母亲来说，一位体面且又讲究的满族妇女，她是旗人典型的女性代表。母亲是很看重面子的人，她极力想要维护个人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家庭在亲朋眼中的位置，每当被邀请做娶亲和送亲太太时，即使是向刁蛮的大姑子借副像样的行头也不能辜负亲朋们给予她的这份殊荣。大姐与福海二哥是新一代旗人的代表。大姐是一位极懂礼仪规矩的年轻旗人妇女，这位小媳妇从娘家继承了旗人对妇女所有的要求，在婆家表现到了无可挑剔的完美状态，无论婆婆怎么无理刁难，大姐都能恪守这些礼节规矩，尽一个合格媳妇的本分。相比较大姑母与大姐的婆婆而言，老舍给予了自己家这两位女性更多的偏爱，正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旗人妇女的接力，才使优秀的民族品格得以维系，作家乃至整个满族社会都深受这样母教文化的影响。作品中对旗人的礼仪习惯做了最精细的描述，其中有对福海二哥的请安细节的呈现：“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④旗人将先辈们所创造的礼仪规矩完整地承袭了下来，不仅渗透到自己的生活里，同時影响到周围人的生活，这样的文化辐射范围广泛，不分种族，小说中汉族人老王掌柜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起初瞧不上旗人的这些繁冗礼节到最后完全按旗人的方式生活，这样的转变足见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国现代民间生活为立场，提供了一个进入历史与民族文化的视角，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正红旗下》将满族民众的风俗文化全景式地呈现，塑造了北京旗人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满族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外在风采，在民族精神言说和民族文化书写中建构其民族身份。
三、现代性话语
中国的现代性是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孕育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老舍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然具备了文化现代性的意识，在《正红旗下》其自传性的叙述中，作家始终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一种反省的态度，冲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沉潜于生活深处，关注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劣根。
先生对满族百年来积淀的民族文化怀有无限热爱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旗人所做的美梦是易碎的，面对衰败的民族文化以及族人所经历的精神危机，老舍充满了焦虑、无奈与悲痛，最终转化成极为痛彻的检讨。作者谈到，旗人的生活全部艺术化了，就连最底层的贫苦旗人也要大凡小事穷讲究一番，至于一些阔绰的旗人更是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极致，他们沉溺于唱戏、养各种玩物、效法汉族文人起一些“十风雅号”，他们一生都在自己所编制的明白又糊涂的梦里活着。对生活艺术的追求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对于部分精神上患有惰性的旗人来说，像大姐的婆婆，这位“子爵的女儿，佐领的母亲”，整日靠赊账度日的旗人，还不忘“传承”来自父辈那里各种铺排的习惯，始终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满族民间社会从个体到群体，在时代的大潮中，秉承着一种畸形的艺术文化观和生活观，不求进取，必然造成民族文化的断裂，对于这样的民族生存状态老舍在作品中这样写道：“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⑤这样尖锐的批评出自一位毕生都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之口，分量是极重的。比起活在混沌里的顽固旗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像多老大这样对自己民族彻底失去信心的旗人败类，他像满族社会中的一块烂疮，不知不觉中腐烂着整个民族。一个民族的内部瓦解与外部凌辱同时发生时，民族的衰亡与败落是必然趋势，这是老舍一直反思与寻找的答案。在民族文化面临解体的阵痛中也会有新的精神滋生，老舍将这份寄托给予了作品中的福海二哥，他是作家最推崇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新旗人。对于旗人的礼仪规矩、民族文化，福海二哥是样样都在行的，但他可以放下身段学习谋生的技艺，能够与时俱进，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更理性的思考。在众多的旗人当中，他们有的像多老大那样对自己民族彻底失去信心，有的像大姐夫那样活在自己的理想国里，也有一些对自己命运担忧的老一辈旗人像大姐的公公和大舅，在每一次焦虑后借酒解忧掩面逃避，只有福海二哥，是有想法有行动的年轻旗人。老舍这样评价道：“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⑥他既保留了旗人的传统文化，也在历史的变迁中思考，寻找出路，因为这样有觉悟的年轻旗人的觉醒，才让整个满民族拥有了希望与出路。 在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与重塑本民族形象的过程中，老舍是最早具有审视态度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这样的批判精神在《正红旗下》充分发扬，其呈现了在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满族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先生避免狭隘静止的民族文化观，对于满族历史文化持有更客观的眼光和更忧患的意识。
四、结语
《正红旗下》是老舍一部完全回归民族属性的作品，这部堪称满族文学的典范之作在多重话语形态之下产生。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作家的个体话语、民间精神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得以完全彰显，通过文学书写表达在时代变革中多元的民族文化观。老舍的文学创作，既是对于文化记忆的再造和民族身份合法化认知的尝试，也充分表达了与主流文学对话的自觉意识，奠定了新时期满族文学的发展，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具有启发性作用。
注释：
①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②转引自：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刍说》，满族研究，2006.
③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④⑤⑥老舍：《正红旗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8、47、88页。
参考文献：
[1]陈珏.乌热尔图小说话语形态分析[J].民族文学研究，2012（02）.
[2]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刍说[J].满族研究，2006（03）.
[4]关纪新.老舍民族心理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论刊，2015（06）.
[5]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何联华.老舍《正红旗下》的风俗文化蕴涵[J].民族文学研究，1997（01）.
[7]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J].民族文学研究，2007（02）.
[8]老舍.正红旗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9]王學振.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10]赵志忠.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论《正红旗下》的思想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9（07）.
（作者简介：尹书亭，女，北方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