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们在伦敦当记者时,全世界以惊奇的眼光看到中国共产党一夜之间把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被美国人贬称为“坏政府”当权的中国，变成一个独立民主、廉洁奉公、能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新中国。我们结识的著名英国工党议员迈可・福特(Michael Foot)还特别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说，毛泽东的著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合情合理、“常识满篇”(full of common sense)。福特先生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读到那些号召全国团结、强调民主自由的娓娓动听的见解，抚今思昔，感触良多。
　　事隔一年，反右运动席卷中国。神州大地又在一夜之间从满怀激情、生动活泼的局面变得空气凝重、鸦雀无声。中国在世界的崇高威望也一落千丈。我们在伦敦又遇见福特先生，他很失望,坦率地说:“我真不理解,对你们自己的人民何必如此敌视。你们威望很高,又有强有力的政权,怕什么呢？”当时我们对国内这场政治运动也不理解,只能支支吾吾解释几句。此后福特先生再没有找过我们。后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给国家造成损害，给人民带来苦难,使中国的国际形象每况愈下。
　　在中国这样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大国实现现代化，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问题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敢于直言的人往往受到打击,连一些对中国有纯朴感情的外国朋友提了一些意见也不例外。在抗战前期曾为中国作出贡献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就因为直言而受冷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再次来访；建国前夕英国共产党派来帮助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多年的阿兰・魏宁顿(Alan Winnington)也被排斥,遗憾地返回英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在观察分析“世界如何看中国”这个大命题的时候,无法否认或回避中国在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方面与国际水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中美关系有更深层的问题需要探索反思
　　
　　我们在西方国家工作多年,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交了不少朋友,包括一些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夫人等。我们谈天说地,主要是讨论国际大事、中美关系和美国国情。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表示尊敬,有的还津津乐道于他们同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个人感情，可他们似乎有意回避谈论中国的国内问题。他们有很多途径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很熟悉中国官方的观点和宣传方针,无需向我们“请教”,更不想引起争论。
　　美国政客,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对我们不讲客气,看到一些他们认为是人权方面的问题就公开批评。其实,这些批评即使提得不对,我们听听也无妨,可以参考,不必发火。问题是他们好为人师,盛气凌人,“以我为主”超过了限度,甚至在国会通过决议,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法律强加于人,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我们在美国常常写评论对这种反华行径进行反击。美国政府将我们的文章散发,供美国政要、国会议员和公众阅读研究。我们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交谈中对美国国会表示不满。他说:“我也不同意国会议员的某些看法和他们通过的这类决议。不过,我告诉你们,他们的讲话和通过的决议未经参众两院通过和总统签署,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他还讽刺说:“这些议员甚至可以通过决议说,月亮是奶酪做的。我们(政府)不管也不理它。”说完哈哈大笑。里根总统的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是有名的亲台官员,我们与他也有来往。在他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彭迪）当面质问他,美国制订的《对台湾关系法》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不是呀。”我追问说:“美国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动武,这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吗,你难道没有看过?”他说：“我当然看过,不是这个意思呀。”我说:“你最好再仔细看一遍吧!”这段对话在记者会上引起哄堂大笑。
　　美国的媒体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对中国当然有许多偏见,包括一些恶意攻击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我们在美期间,影响很大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两个中国”的社论。我们针锋相对——他们每发表一篇反华社论,我们也回敬一篇评论反击。该报有一篇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让步,标题是“软骨头外交”，对中国说了一些坏话。我们当天赶写一篇评论,标题是“华尔街日报的背脊骨有多硬?”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两篇评论在头版同时全文发表,外加按语“《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用了许多冷战语言,新华社记者的评论火气也不小。本报将两文同时全文发表,供大家欣赏”。这样公开论战了好几个回合,历时几个星期,引起美国各方关注。最后,《华尔街日报》两次来信,邀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与之见面和共进午餐。我们两人作了参加“鸿门宴”的准备,应约赴宴,但会谈的气氛比较缓和，虽然意见不同，但双方都彬彬有礼。在这以后,我们注意到《华尔街日报》社论的内容和语调比以前克制了，可见对话比对骂效果更好。
　　当然,完全不讲道理、蓄意歪曲事实甚至破口谩骂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有,例如不久前CNN的那位名叫杰克・卡弗蒂的评论员。但这种低品位的言论毕竟是少数，总的来说,多数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是根据他们所了解和关心的事实。但事实取舍、观察角度、分析观点因人而异,和我们的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我们的工作也并非无懈可击。2008年3月西藏事件后,西方记者偏袒闹事者,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傲慢。在这种背景下,这些记者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受蒙蔽者?西藏问题十分复杂,一般的中国人都不是很清楚,何况那些年轻的外国记者。2008年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西方媒体也根据事实对中国作了大量积极正面的报道。
　　从以上亲身经历的往事片断中,我们深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除了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层面观察外,还有更深层更基本的问题需要双方探索反思,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更不是顶牛可以解决的。
　　美国是个多元的相当开放的社会。除了很少数原来的印第安人外,美国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多数来自欧洲。他们的祖先经历了反对王权、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政治和思想统治的斗争,几经波折终于建立了宪政民主,培育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不因人们的主观愿望或人为制定的这种或那种主义或制度而消失。实践证明,重视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快,也比较好。在那里,生命、人性和独立人格受到尊重,民主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人际关系也比较平等和谐,尤其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思想智慧不受压抑限制。
　　美国人没什么历史包袱,更不受书本上现成的主义约束，虽然多数人信奉新教或天主教,但宪法规定不许在学校传教。我们看了美国中学和大学里一些教科书和供学生阅读的参考书，其课程里有政治科学,没有“政治课”,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把对立的意见都摆出来，例如,圣经的上帝创世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书本上同一页并列刊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同时介绍,内容相当客观。
　　美国人不重视背教条。如果说教条的话,在我们看来,美国只有两条：一条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宣告,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另一条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和信仰等自由权利的法律。这两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其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当然,美国也有阴暗面。它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劣迹昭著；对内虽然推崇普世价值,但实践中往往在财团政客的操纵下被扭曲。不过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很强,不迷信权威,经常公开批评政府，反映各种情况和不同意见而且敢于揭发问题的新闻媒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普世价值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一些人认为，这种给社会带来透明和公正的普世价值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观点违反事实,不是人民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意愿的歪曲。最近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可以见证,中国人自动自发地选择了反映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无需上级指示,地震就是命令,生命至高无上,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抗震救灾。新闻媒体的套话空话少了，负责地报道灾情。抗灾期间，中国成了充满人道主义和国际友情的地球村。这有力地证明：普世价值不仅属于西方,同样属于中国。
　　在这个复杂和多元的世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观点、看法、行事的方式不同是正常的。外国看中国,中国看外国,都有不顺眼的地方。但只要各国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和平协商,求同存异,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就能同舟共进,达致双赢或多赢。中国人应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自己并与世界沟通。不要借口中国国情,对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但愿意识形态差别和冷战式的对立思维逐渐从地球上消失,使人类社会在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下殊途同归,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