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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对公司员工进行考核评估已经十分流行了，为了提高办公效率，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和积极性，促进公司与员工共同成长，各公司都纷纷制定出自己的一套考核制度。而古代人其实早就有了这种意识，历史上称之为考课、考察，是我国历代官吏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读来，趣味之余也颇具借鉴意义。
德才兼备，方能重用
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的用人哲学认为：用人需以德为本，德是才之帅，无德有才之人坚决不用；同时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有德无才之人可考虑培养。所以唯才是举、唯德是举都太片面，唯有对德、才全面考核之后留下的人才能予以重任。
“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详，大约在4000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洪水为患，鲧治水失败被诛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禹接受任务后，就到主要山脉、河流之地进行严密的考察，改变之前“水来土挡”的治理办法，采用对河水进行疏导的策略，完成了治洪大业，因业绩突出受到了舜的肯定，正式接替了舜。由此可见，在古代，业务指标是考核内容的一大重点。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历代统治者就把农林开垦、赋役征收、社会治安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以此为导向，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督促官吏励精图治，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才与德犹如构成“人”字的撇与捺，成人比成才重要，千万不能有所偏颇。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人们往往看重业绩而忽视品德的原因，有德之人使人敬畏，有才之人使人喜爱，敬而疏，喜而亲，所以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容易重才轻德。因此，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危害，不能忽视对道德才能的考量。
秦朝在“明主治吏，而后治民”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对官吏的考核标准，道德标准方面的评价可总结为“五善五失”。“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庸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即应忠顺朝廷，廉洁奉公，办事谨慎，多做利国利民的好事，谦虚礼让。“五失”为：夸以迣、贵以泰、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即不应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不实事求是，越权行事，目无王法，犯上作乱，贪婪好利。同样，唐朝统治者对德性的考核可归纳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洛勤匪懈，要求各级官员要有良好的名望，为人公正廉洁，谨慎处事，兢兢业业，勤奋称职。
分职分类，抓住特点
因每个人的职位、职责的不同，必然不能对所有人用同一套考核方案。古代，除了中央官员还有地方官员，先对考核对象进行分类，不同的官职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最能体现这一点。
首先在考核的标准上，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以“二十七最”为考核依据和标准，所谓“二十七最”就是根据二十七种不同官职的性质和要求对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
比如，近侍官员需拾遗补缺，对皇帝勤于进谏；主管铨选的官员需严于择人，选拔德、才俱兼之人；司法官员要恪守公正，判案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警卫人员需都统有方，警卫无失；监察官员需访察精审，弹举得当……“二十七最”分类明确细致且齐全，评价具体可行，特点突出，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监察、司法等众多领域。这样，每个人就能各司其事，朝着明确的目标进行努力，完善自身，做好本职工作，各方配合，事半功倍。
其次，在考核的程序上分类对待，分区进行，即考核分京官和外官两类，程序分司考和总考两步。
司考通俗地说，就是地方考核或下属单位考核，在机构庞大的情况下适合将机构分块分区进行考核。司考考绩结果出来后送至尚书省进行总考。总考由皇帝选定主考官、校考官和监考官，三者取得统一意见后，京官集中对谈注定，外官对朝集中注定。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发展能在唐朝达到极盛，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对官员分职分类的考核。
宋代在继承和借鉴唐朝考核制度的基础上，也对京官、县令和转运使、知州等三类官吏采用了不同的考核指标体系。京官需公正、勤勉、廉洁，把业务办妥；县令考核以“四善三最法”为标准，四善与唐代相同，三最是“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从司法判案、民生建设、社会治安等角度对县令提出具体的要求；转运使、提点刑狱使以及知州官员的考核以“七事”为标准，即“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桑农、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实案察，六曰较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
考核评定，奖优惩劣
依据一套全面、适当的考核标准对官员进行考核之后，根据考核成绩对考核人员划分等级，考核表现突出的给予奖励，表现不佳的给予惩罚，这样能有效地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优化机构人员设置，使办公更加高效。
先秦时期的《为官之道》是一套古代宫吏的行为规范，也是考核和升黝官员的标准。其可归纳为“五善”、“五失”，为官人员做到“五善”可获赏或升职，“五失”为官员切不可为之事，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刑责或降职处理。
唐朝根据每个官员的考核情况，以“四善二十七最”为考核内容，对官员评定等次。分等的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浬，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考等评出后，直接与奖惩挂钩，与阶品的升降、体禄的增、减等具体利益结合起来。唐朝规定：每岁考课，考中上以上者每晋一等，加禄一季，考中中者守本禄，考中下以下者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官吏每经四考为一阶段，四考皆中中，则进一官阶，如其中有一中上考，则再进一阶，有一上下考，则再进二阶，有下下考者则解除官职。（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志》1）有褒有贬，赏罚分明，确实起到了奖优惩劣的作用。
流于形式，弊端日生
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实行已久，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弊端也日益凸显。
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长期以来官僚体制没有改变，监督执行不力，考核大权只由上级的少数人行使，上级考核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级的升降奖惩，官吏的仕途掌握在考课官手中，这样极不利于考核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不实事求是，导致官僚作风。这样的制度使部分人从中钻空，有人想要从中谋取私利，结党营私，有人则觉得这种考核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不大，持无所谓、无所为的态度，而埋没了真正实干型的好官员，这些都导致考核逐渐流于形式。
如《唐会要》记载：“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有的官员因身份地位的不同，或者贿赂勾结主管考核的官员，还未参与考核就给高分，直接划入内定的升职褒奖的名单之列。
长此以往，很多官员在考核之时为了能够在考核中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获得升迁的机会，拼凑美化各种材料，向上汇报，内容严重失实，形成了一种察颜观色、阿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僚作风，而刚正不阿、直言善谏者往往遭到排挤、贬职，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去做。每年朝廷对考核都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还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
明朝中后期，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日甚，不可避免地侵蚀了考核制度。如每有地方官进京朝勤都要带许多金银绸缎分送京官，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各党派争权夺势、排除异己。到了清代，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已积重难返，古代考核制度也最终走向了衰落。
考核本是一件好的事情，若由于人为因素使其变味，反而变成危害，只能渐渐失去人心，从而没落。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
德才兼备，方能重用
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的用人哲学认为：用人需以德为本，德是才之帅，无德有才之人坚决不用；同时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有德无才之人可考虑培养。所以唯才是举、唯德是举都太片面，唯有对德、才全面考核之后留下的人才能予以重任。
“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详，大约在4000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洪水为患，鲧治水失败被诛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禹接受任务后，就到主要山脉、河流之地进行严密的考察，改变之前“水来土挡”的治理办法，采用对河水进行疏导的策略，完成了治洪大业，因业绩突出受到了舜的肯定，正式接替了舜。由此可见，在古代，业务指标是考核内容的一大重点。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历代统治者就把农林开垦、赋役征收、社会治安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以此为导向，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督促官吏励精图治，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才与德犹如构成“人”字的撇与捺，成人比成才重要，千万不能有所偏颇。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人们往往看重业绩而忽视品德的原因，有德之人使人敬畏，有才之人使人喜爱，敬而疏，喜而亲，所以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容易重才轻德。因此，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危害，不能忽视对道德才能的考量。
秦朝在“明主治吏，而后治民”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对官吏的考核标准，道德标准方面的评价可总结为“五善五失”。“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庸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即应忠顺朝廷，廉洁奉公，办事谨慎，多做利国利民的好事，谦虚礼让。“五失”为：夸以迣、贵以泰、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即不应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不实事求是，越权行事，目无王法，犯上作乱，贪婪好利。同样，唐朝统治者对德性的考核可归纳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洛勤匪懈，要求各级官员要有良好的名望，为人公正廉洁，谨慎处事，兢兢业业，勤奋称职。
分职分类，抓住特点
因每个人的职位、职责的不同，必然不能对所有人用同一套考核方案。古代，除了中央官员还有地方官员，先对考核对象进行分类，不同的官职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最能体现这一点。
首先在考核的标准上，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以“二十七最”为考核依据和标准，所谓“二十七最”就是根据二十七种不同官职的性质和要求对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
比如，近侍官员需拾遗补缺，对皇帝勤于进谏；主管铨选的官员需严于择人，选拔德、才俱兼之人；司法官员要恪守公正，判案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警卫人员需都统有方，警卫无失；监察官员需访察精审，弹举得当……“二十七最”分类明确细致且齐全，评价具体可行，特点突出，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监察、司法等众多领域。这样，每个人就能各司其事，朝着明确的目标进行努力，完善自身，做好本职工作，各方配合，事半功倍。
其次，在考核的程序上分类对待，分区进行，即考核分京官和外官两类，程序分司考和总考两步。
司考通俗地说，就是地方考核或下属单位考核，在机构庞大的情况下适合将机构分块分区进行考核。司考考绩结果出来后送至尚书省进行总考。总考由皇帝选定主考官、校考官和监考官，三者取得统一意见后，京官集中对谈注定，外官对朝集中注定。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发展能在唐朝达到极盛，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对官员分职分类的考核。
宋代在继承和借鉴唐朝考核制度的基础上，也对京官、县令和转运使、知州等三类官吏采用了不同的考核指标体系。京官需公正、勤勉、廉洁，把业务办妥；县令考核以“四善三最法”为标准，四善与唐代相同，三最是“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从司法判案、民生建设、社会治安等角度对县令提出具体的要求；转运使、提点刑狱使以及知州官员的考核以“七事”为标准，即“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桑农、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实案察，六曰较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
考核评定，奖优惩劣
依据一套全面、适当的考核标准对官员进行考核之后，根据考核成绩对考核人员划分等级，考核表现突出的给予奖励，表现不佳的给予惩罚，这样能有效地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优化机构人员设置，使办公更加高效。
先秦时期的《为官之道》是一套古代宫吏的行为规范，也是考核和升黝官员的标准。其可归纳为“五善”、“五失”，为官人员做到“五善”可获赏或升职，“五失”为官员切不可为之事，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刑责或降职处理。
唐朝根据每个官员的考核情况，以“四善二十七最”为考核内容，对官员评定等次。分等的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浬，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考等评出后，直接与奖惩挂钩，与阶品的升降、体禄的增、减等具体利益结合起来。唐朝规定：每岁考课，考中上以上者每晋一等，加禄一季，考中中者守本禄，考中下以下者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官吏每经四考为一阶段，四考皆中中，则进一官阶，如其中有一中上考，则再进一阶，有一上下考，则再进二阶，有下下考者则解除官职。（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志》1）有褒有贬，赏罚分明，确实起到了奖优惩劣的作用。
流于形式，弊端日生
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实行已久，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弊端也日益凸显。
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长期以来官僚体制没有改变，监督执行不力，考核大权只由上级的少数人行使，上级考核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级的升降奖惩，官吏的仕途掌握在考课官手中，这样极不利于考核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不实事求是，导致官僚作风。这样的制度使部分人从中钻空，有人想要从中谋取私利，结党营私，有人则觉得这种考核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不大，持无所谓、无所为的态度，而埋没了真正实干型的好官员，这些都导致考核逐渐流于形式。
如《唐会要》记载：“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有的官员因身份地位的不同，或者贿赂勾结主管考核的官员，还未参与考核就给高分，直接划入内定的升职褒奖的名单之列。
长此以往，很多官员在考核之时为了能够在考核中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获得升迁的机会，拼凑美化各种材料，向上汇报，内容严重失实，形成了一种察颜观色、阿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僚作风，而刚正不阿、直言善谏者往往遭到排挤、贬职，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去做。每年朝廷对考核都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还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
明朝中后期，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日甚，不可避免地侵蚀了考核制度。如每有地方官进京朝勤都要带许多金银绸缎分送京官，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各党派争权夺势、排除异己。到了清代，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已积重难返，古代考核制度也最终走向了衰落。
考核本是一件好的事情，若由于人为因素使其变味，反而变成危害，只能渐渐失去人心，从而没落。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