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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村庄日益空心化、越来越凋敝、村民无奈逃离时，另一些村庄却如聚宝盆，吸引着众多外来务工者，甚至博士生也加入进来，呈现出事业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
当一些村庄的贫困户陷入因病致贫、因教返贫的困境中时，另一些村庄却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发挥着强大的保障功能，提供了令城里人都羡慕的福利：看病不需自付，教育集体支助。
当一些村民谈起村干部来，或感情冷漠，或颇有微词，甚或破口大骂时，另一些村庄的班子却大受称颂，被称之为“能人”、“恩人”、“共产党的好干部”。
当一些村庄经常发生婆媳吵架、邻里恶斗现象时，另一些村庄，却家庭和睦、邻里友好、乡风文明、秩序井然。
……
这后一类村庄，就是顶着压力走、扑下身子干、瞄准共同富裕目标不放松、认准集体经济道路不放弃的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2007年6月—2010年6月，中国社科院就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国情调研。他们在延安的调研显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作用，绝大多数受调查者都表示肯定。其中，约6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集体经济的需求大。对于过去农业合作化的道路，43%的人认为搞对了，38%的人认为搞早了，认为搞错了的不到10%（其他人未予评论）。67%认为集体经济能带来的主要好处有：生活有保障，老弱病残能得到照顾。次多选项分别是：人多好办事，收入有保障等。
然而，来自农业部经营管理司的统计显示，在我国60万个行政村中，坚持“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村庄只占2%，也即大约12000个村庄没有将土地承包到户，其中，发展较好的村庄约为8000个。
农村集体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历程为：从无到有、全国大面积铺开、大面积消失、夹缝中崛起、呼唤声渐浓。
1953—1956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结束了中国农民分散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调动了4亿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1958年底，我国广大农村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人民公社时期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在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吃饭问题、培养干部队伍、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起了8.4万座水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靠天吃饭的局面，为后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扎实基础。
但当时的集体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形式单一、行政命令强、干部管理能力不匹配等问题，从而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消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搞活农村经济，释放农业潜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启动，党对农村的政策调整为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分得太彻底、统得不够的局面，不少村子由于忽视了“统”的功能，使集体经济短短几年间只剩下一张桌子、一个账本，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2000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生了这样一段访谈。访谈者问：“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原任村支书严俊昌回答说：“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还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有水的，就只能收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家一户经营农业生产的弊端逐渐暴露：田地细碎化难以规模经营，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实施。一些村集体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到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法开展，粮食产量增长受限。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从而加大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由此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离乡务工的农民工大军，二是应运而生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农村经纪人。
此时，另一些村子在走自己的路。
那些集体经济成功的村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中，个别村庄没有分下去，或者分下去不久又统起来。这些村庄往往具有如下特点：村干部工作作风好、能力强，村庄面貌在人民公社时期变化较大，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村民日子相对较好，干群对发展集体经济有信心。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贯彻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方针，这些村庄的发展很快便走在了前列，有些还成为全国名村，比如，河南新乡市的刘庄、漯河市的南街，江苏的华西，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等。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全面推行大包干，兴十四村党支部遇到了分还是不分的难题。考虑到当地地广人稀、土地瘠薄、一家一户难以抗御风险的实际情况，党支部决定从本村实际出发，坚持走集体经营、共同致富的道路，不让一户受穷，不让一人掉队。他们把全体村民划分为农业、工业、林业、牧业等7个专业队，合理分配劳动力，充分发挥机械化、水利化优势，走多元化道路，不断调整结构，延长产业链条，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30年多来，兴十四村人在村支书付华廷的带领下，由刚建村时只有8名共产党员、36口人，固定资产一分钱没有的全县最穷村，一个既不沿江、不沿海、不沿铁路线、不靠近大中城市，也无矿产资源的烂草滩，发展成为拥有35家企事业单位、1800多名员工、10亿多元总资产，集农、林、牧、生物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企业集团——黑龙江富华集团。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50多年来持续走集体经济道路，以坚强的组织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之路，当年这个“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的“长工村”，已变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小康村。 现在，无论是在东部沿海（山东省烟台市南山村），还是西北边陲（新疆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在彩云之南（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村）、黑山白水之间（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在中原腹地（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新乡县刘庄村等等），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都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它们遍布大江南北，犹如星星之火，闪耀在中国大地。
总体来说，这些村庄有如下共性：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村支部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突出，所有村民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走农工贸一体化道路，土地及村办企业等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履行所有者职能，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始终以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既承认劳动差别又避免了贫富悬殊；村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
集体经济的着力点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龚云博士告诉记者，他们就集体经济开展的国情调研充分显示，凡是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一定不错：“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这些村庄没有贫穷，没有社会不公，没有盗窃、黑社会、干群关系恶化等社会矛盾，各项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健全，群众没有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后顾之忧，且这些村庄都是经济发达、村风和谐的两大文明先进社区。”
那么，集体经济的力量来自哪里？
实行集体经济的村庄，聚合了全村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是集约型经济，因而效益更高。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不存在因病致贫、因教返贫现象，更不存在因家庭贫穷导致的代际传播，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位村民共享集体致富成果，并由此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自力更生，能充分结合当地实际选项目，能充分组织人力攻坚克难，能充分调动积极性艰苦奋斗，从而能取得分散经营难以创造的奇迹。这种内生式、聚合式的脱贫，远比外在的扶贫效果更佳、成本更低、投入产出比更高，是农村走出“软、散、乱、穷”状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不是空心村，不需要移民搬迁，不存在个体贫困，也不需要扶贫部门投入精力进行贫困人口识别，更不需要开展后进村整治。在自我发展中，这些村庄不仅自己解决了道路、饮水、电、水利灌溉等困扰贫困村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而且把村民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需求也一并解决。它们在“独善其身”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比如，江苏华西村就以一个行政村级的管理班子，在一块只相当于乡镇级大小的面积上，领导着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的人口，创造出了一个地级市的产值。
2012年9月至10月，国务院扶贫办调研组赴四川、广西、贵州三省的8个县区，就贫困地区农民工务工情况开展实地考察。考察后给出的建议是：“根据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政策，统筹考虑住房、就医、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问题，建议扶贫开发政策的倾向由鼓励农村劳动力跨省外出务工调整为创造有利条件、引导支持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而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可以实现周边村民就近工作，从而有效解决他们夫妻团聚、赡养老人、照顾子女的问题，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要远比跨市、跨省打工更高。此外，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农村稳定、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
2010年5月，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在全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会上，要求“借鉴先进乡镇的模式，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有利条件和政策保障。”河南省汝州市近年来多次组织大学生村干部到新乡刘庄、临颖县南街村等地考察学习新农村建设，担任骑岭乡小陈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大学生村官卢克文在村官心得《一位大学生村官的真实生活》中表示，他的梦想是“把小陈村变成南街村”。今年4月7日，甘肃省庆阳市千名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的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南街村举行，庆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阎晓辉在讲话中说，“南街村坚持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选择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实施民主化管理，遵守重质量、讲信誉的市场规则，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之路，使群众过上了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幸福生活，为庆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树立了样板和典范。”近几年，贵州省习水县的沙溪村、岑巩县的岑丰村也先后靠集体经济走上了致富路。
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出现了红旗渠、大寨、西沟、留村那些筑坝造田、劈山改河的社会奇迹；改革开放后，则产生了华西、刘庄、南街、兴十四村这样一些致富样本。
农村集体经济之路，究竟有多宽多长？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当一些村庄的贫困户陷入因病致贫、因教返贫的困境中时，另一些村庄却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发挥着强大的保障功能，提供了令城里人都羡慕的福利：看病不需自付，教育集体支助。
当一些村民谈起村干部来，或感情冷漠，或颇有微词，甚或破口大骂时，另一些村庄的班子却大受称颂，被称之为“能人”、“恩人”、“共产党的好干部”。
当一些村庄经常发生婆媳吵架、邻里恶斗现象时，另一些村庄，却家庭和睦、邻里友好、乡风文明、秩序井然。
……
这后一类村庄，就是顶着压力走、扑下身子干、瞄准共同富裕目标不放松、认准集体经济道路不放弃的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2007年6月—2010年6月，中国社科院就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国情调研。他们在延安的调研显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作用，绝大多数受调查者都表示肯定。其中，约6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集体经济的需求大。对于过去农业合作化的道路，43%的人认为搞对了，38%的人认为搞早了，认为搞错了的不到10%（其他人未予评论）。67%认为集体经济能带来的主要好处有：生活有保障，老弱病残能得到照顾。次多选项分别是：人多好办事，收入有保障等。
然而，来自农业部经营管理司的统计显示，在我国60万个行政村中，坚持“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村庄只占2%，也即大约12000个村庄没有将土地承包到户，其中，发展较好的村庄约为8000个。
农村集体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历程为：从无到有、全国大面积铺开、大面积消失、夹缝中崛起、呼唤声渐浓。
1953—1956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结束了中国农民分散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调动了4亿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1958年底，我国广大农村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人民公社时期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在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吃饭问题、培养干部队伍、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起了8.4万座水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靠天吃饭的局面，为后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扎实基础。
但当时的集体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形式单一、行政命令强、干部管理能力不匹配等问题，从而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消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搞活农村经济，释放农业潜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启动，党对农村的政策调整为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分得太彻底、统得不够的局面，不少村子由于忽视了“统”的功能，使集体经济短短几年间只剩下一张桌子、一个账本，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2000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生了这样一段访谈。访谈者问：“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原任村支书严俊昌回答说：“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还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有水的，就只能收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家一户经营农业生产的弊端逐渐暴露：田地细碎化难以规模经营，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实施。一些村集体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到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法开展，粮食产量增长受限。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从而加大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由此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离乡务工的农民工大军，二是应运而生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农村经纪人。
此时，另一些村子在走自己的路。
那些集体经济成功的村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中，个别村庄没有分下去，或者分下去不久又统起来。这些村庄往往具有如下特点：村干部工作作风好、能力强，村庄面貌在人民公社时期变化较大，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村民日子相对较好，干群对发展集体经济有信心。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贯彻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方针，这些村庄的发展很快便走在了前列，有些还成为全国名村，比如，河南新乡市的刘庄、漯河市的南街，江苏的华西，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等。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全面推行大包干，兴十四村党支部遇到了分还是不分的难题。考虑到当地地广人稀、土地瘠薄、一家一户难以抗御风险的实际情况，党支部决定从本村实际出发，坚持走集体经营、共同致富的道路，不让一户受穷，不让一人掉队。他们把全体村民划分为农业、工业、林业、牧业等7个专业队，合理分配劳动力，充分发挥机械化、水利化优势，走多元化道路，不断调整结构，延长产业链条，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30年多来，兴十四村人在村支书付华廷的带领下，由刚建村时只有8名共产党员、36口人，固定资产一分钱没有的全县最穷村，一个既不沿江、不沿海、不沿铁路线、不靠近大中城市，也无矿产资源的烂草滩，发展成为拥有35家企事业单位、1800多名员工、10亿多元总资产，集农、林、牧、生物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企业集团——黑龙江富华集团。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50多年来持续走集体经济道路，以坚强的组织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之路，当年这个“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的“长工村”，已变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小康村。 现在，无论是在东部沿海（山东省烟台市南山村），还是西北边陲（新疆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在彩云之南（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村）、黑山白水之间（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在中原腹地（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新乡县刘庄村等等），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都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它们遍布大江南北，犹如星星之火，闪耀在中国大地。
总体来说，这些村庄有如下共性：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村支部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突出，所有村民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走农工贸一体化道路，土地及村办企业等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履行所有者职能，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始终以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既承认劳动差别又避免了贫富悬殊；村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
集体经济的着力点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龚云博士告诉记者，他们就集体经济开展的国情调研充分显示，凡是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一定不错：“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这些村庄没有贫穷，没有社会不公，没有盗窃、黑社会、干群关系恶化等社会矛盾，各项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健全，群众没有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后顾之忧，且这些村庄都是经济发达、村风和谐的两大文明先进社区。”
那么，集体经济的力量来自哪里？
实行集体经济的村庄，聚合了全村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是集约型经济，因而效益更高。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不存在因病致贫、因教返贫现象，更不存在因家庭贫穷导致的代际传播，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位村民共享集体致富成果，并由此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自力更生，能充分结合当地实际选项目，能充分组织人力攻坚克难，能充分调动积极性艰苦奋斗，从而能取得分散经营难以创造的奇迹。这种内生式、聚合式的脱贫，远比外在的扶贫效果更佳、成本更低、投入产出比更高，是农村走出“软、散、乱、穷”状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不是空心村，不需要移民搬迁，不存在个体贫困，也不需要扶贫部门投入精力进行贫困人口识别，更不需要开展后进村整治。在自我发展中，这些村庄不仅自己解决了道路、饮水、电、水利灌溉等困扰贫困村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而且把村民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需求也一并解决。它们在“独善其身”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比如，江苏华西村就以一个行政村级的管理班子，在一块只相当于乡镇级大小的面积上，领导着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的人口，创造出了一个地级市的产值。
2012年9月至10月，国务院扶贫办调研组赴四川、广西、贵州三省的8个县区，就贫困地区农民工务工情况开展实地考察。考察后给出的建议是：“根据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政策，统筹考虑住房、就医、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问题，建议扶贫开发政策的倾向由鼓励农村劳动力跨省外出务工调整为创造有利条件、引导支持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而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村庄，可以实现周边村民就近工作，从而有效解决他们夫妻团聚、赡养老人、照顾子女的问题，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要远比跨市、跨省打工更高。此外，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农村稳定、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
2010年5月，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在全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会上，要求“借鉴先进乡镇的模式，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有利条件和政策保障。”河南省汝州市近年来多次组织大学生村干部到新乡刘庄、临颖县南街村等地考察学习新农村建设，担任骑岭乡小陈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大学生村官卢克文在村官心得《一位大学生村官的真实生活》中表示，他的梦想是“把小陈村变成南街村”。今年4月7日，甘肃省庆阳市千名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的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南街村举行，庆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阎晓辉在讲话中说，“南街村坚持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选择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实施民主化管理，遵守重质量、讲信誉的市场规则，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之路，使群众过上了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幸福生活，为庆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树立了样板和典范。”近几年，贵州省习水县的沙溪村、岑巩县的岑丰村也先后靠集体经济走上了致富路。
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出现了红旗渠、大寨、西沟、留村那些筑坝造田、劈山改河的社会奇迹；改革开放后，则产生了华西、刘庄、南街、兴十四村这样一些致富样本。
农村集体经济之路，究竟有多宽多长？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