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是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一直致力于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闽西作家钟兆云，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这部作品以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为原型，再现了70多年前众多台湾爱国义士集中于抗日复台的旗帜下，投身大陆抗战洪流的历史画卷。
　　此次本刊特邀钟兆云与我们一同回顾那段峥嵘岁月，谈谈书里书外的李友邦。
　　《福建人》×钟兆云
　　这不是“抗日神剧”
　　福；为什么要写《我的国籍我的血》这部小说？
　　钟；这部小说我是在2015年6月搁笔的，创作时间前后不到半年，利用工作之余创作出来，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为了什么？就为了对当下两岸人民的关系能有所帮助。台湾人民在中国的抗战中真的没有缺席，而且他们比大陆抗战还要更早、更激烈。
　　福；在写这部小说前。你对李友邦是否有所关注？
　　钟；我一直在研究两岸抗战，所以对这段历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李友邦是台湾抗日的核心人物，也是灵魂人物，我很早就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
　　福；为什么你在写过李友邦的单篇文章之后，又要为他写小说呢？
　　钟；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非常多让我感动的地方。李友邦作为台胞到大陆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是一个坚定的抗日爱国者，他有他的信念，他有他的理想，这很多人都比不了。
　　福；那么既然写的是小说。是不是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
　　钟；这本书不是那种“抗日神剧”。我的创作建立在多年的研究以及史料的积累基础之上，书中的人物，像李友邦、严秀峰等人的塑造，都和他们真实的人生轨迹相符，包括郑中原等这类虚构的人物，也是义勇队队员的一个集中体。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是可以当成正史来讲的。
　　写到这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福；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当成正史来看。但是人物的情感就要靠作者刻画了。你是怎么把握李友邦的情感的？
　　钟；我就是尽可能用文学的笔调将他的内心表达出来，包括他的担当、他的责任、他的情怀。他对祖国的认同、对祖国的爱是一以贯之的，他忠诚于他的信仰。而且他跟严秀峰都不是才子佳人。他们愿意将个人的问题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起。
　　福；你谈到了李友邦夫妻。有这样一种声音，说你对他们爱情的描写不够到位。对此你怎么看？
　　钟；确实，对于他们的爱情，我没有去戏说。这是我的一种坚持。对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过多地去编造，去虚构，去无中生有。但是偏偏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反而是李友邦和严秀峰这样的爱情。
　　福；是怎样的一种爱情打动了你呢？
　　钟；他们俩都有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信念，还立下了“抗战不胜利，就不考虑个人问题”的君子协定。但是李友邦后来却突破了底线，对严秀峰发起了爱情攻势。而因为某些原因，严秀峰（对李也颇有好感）却一直拒绝他，有一段时间还对李友邦避而不见。后来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了，老蒋知道义勇队里面很多共产党，就要李友邦清共，李友邦不肯，偷偷送走了张一之这些共产党人。抗日台胞的队伍中，李友邦是精神领袖，但其实共同抗战的这些人也是李友邦的精神支柱。这些人没有了，他感觉自己一无所有了，非常孤苦无依，非常绝望。这个时候严秀峰来看他，他就又向她表白心迹。严秀峰一开始还是拒绝的。很多时候，男人对女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依恋。于是李友邦说，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要崩溃了。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严秀峰，因为第一个跟她说过这样的话的人，赌气上前线，死在了战场上。写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是现代人所理解不了的爱情！
　　福；这是以李友邦的角度。那么从严秀峰的角度说，她的爱情什么地方打动你了呢？
　　钟；严秀峰也是有抱负的女子，如果严秀峰没有过早投入爱情，她可能在抗战事业上更有作为。她用她的奉献来支持李友邦的事业。而且“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李友邦有难的时候，严秀峰飞了没有？她没有飞！这也都是两岸同心的体现（严秀峰是浙江人，李友邦是闽籍台胞）。
　　福；你造访过李友邦台湾的祖宅。与他的次子李力群也有所往来，2016年元旦他还给你寄来了贺年卡。那你与严秀峰是否也接触过？
　　钟；严秀峰我是没有见过，但是与她之间有个小插曲；我写过一篇专门讲李友邦的文章，刊在《百年潮》（2002年第六期，篇名为《李友邦和台湾抗日义勇队》）。严秀峰看到了我这篇文章，还托人向我问好，因为那个时候李友邦作为单独形象出现在文章中，在大陆还很少见。2005年6月小说封笔之后，我本来计划去台湾，但因为一些缘故推迟了，没想到这—推迟，她又走了，很可惜。
　　活着要懂什么
　　福；有读者反映。明明是主人公。李友邦却是直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才姗姗来迟。你这样安排有什么意图？
　　钟；这个章节，不说我别具匠心，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章的一二两节我是安排作为铺垫，设置了一个背景来引出李友邦。编辑方面就认为作为主角他应该很快出现，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李友邦这个人他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因为正是在这么一种氛围下才能够催生出李友邦这个人。
　　福；那是怎样一种氛围呢？
　　钟；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台湾，李友邦他们不像一般的“亚细亚孤儿”那样想——我们台湾只是被清政府扔掉的一件破衣服而已，而是能够对祖国有着一种根的认同，内心迫切想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且坚定地回归大陆参加抗战。这些人活出了血性来，活出了自己来。他们告诉我们，活着要懂什么！
　　福；所以你不惜重墨地描写大环境都是为刻画李友邦形象服务？
　　钟；我这部小说，很多人其实是误读了。这本书不仅仅是写李友邦，更不仅仅是写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是男一号，可是他们反映的是一批台湾抗战志士，我写的正是这样一个群像。这里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李友邦是精神担当
　　福；我们知道李友邦最终是死于台湾“白色恐怖”的迫害。有些人对你安排的“大团圆”结局不是很满意，对此你怎么看？
　　钟；我的使命是写他们的抗战，写到他们恢复国籍之后，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既然我写李友邦，那他就是一种精神担当。如果我再写李友邦后来被枪毙，那我这书的立意就没有了——国籍拿到了，最终还是被拉去枪毙了，这样写有什么意思？
　　福；你提到了《我的国籍我的血》的“国籍”，那“血”又怎么解释？
　　钟；这个“血”，一方面是为了抗战而洒血，还有一种血是滴在心头的血。有形的血还可以看见，可以化解，但郁结于心的血，那是淤血，是怎么也无法消除的。
　　福；写完这本书后。有没有什么“淤血”留在你心里呢？
　　钟；我有一个最大的遗感，就是李友邦的命运，他太可惜了，太悲催了。李友邦他也傻，他要是真真实实投靠国民党，那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旦那也就不是李友邦了。我去过李友邦被枪毙的地方，我很感慨，旁边有一条溪，水流呜咽，是为英雄悲鸣，也是为英雄纪念。
　　福；所以最终你将这种纪念写成了书是吗？
　　钟；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书中展现出的没展现出的有很多遗憾，这些遗憾就要我们一代一代人去弥补，包括民族的，包括我们两岸之间的遗恨，通过文学作品也好，通过其他形式也好，尽可能把这些遗恨弥补起来。
　　福；你是否有意向将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拍出一部“抗日正剧”来？
　　钟；我努力写出这本书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贡献，我已经尽力了，至于后期它的命运怎样，是否翻拍，那是社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