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诫子书》：曾国藩在传统文人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生前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影响巨大，而在他逝世后流行的“家书”更是大受欢迎。从该书的特点来看，这些书信虽为家书，却没有落入一般家书的窠臼。加之曾氏家书行文生动，语言真诚，因而颇具感染力。毛泽东早年认真地读过曾国藩的著作，尤其对《曾国藩家书》一书十分推崇。
　　《曾国藩家训》是中国家训的代表作，直到今日仍对中国家庭教育产生着影响。
　　《诫子书》品读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强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同治十一年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這是一个令曾国藩悲痛的日子。15年前的今天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当天，他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曾国藩被扶进屋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诫子书》其实是曾国藩的遗书，为曾家世世代代的家训。
　　《曾国藩家书》对今人的启示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其中有很多思想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是做官用人之道。人们常说“为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那么为政要学曾国藩什么呢？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做官最根本和最大的技巧就一个字：“穷”。又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勤俭节约是兴旺之本，骄奢懒惰是失败之源，能吃苦，敢于吃苦，乐于吃苦，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此外，曾国藩还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对于选用人才的标准，曾氏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选拔人才时要“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曾国藩一生爱才，也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后人曾用“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来形容他对李鸿章的培养。
　　其次是治家之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追求家庭的稳定、和睦、团结。曾国藩深知“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的道理，在家书中屡次叮嘱后辈要勤俭持家，避免奢华。他说“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他还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还吩咐长子在自己逝世后只需将书籍运回家乡，其他随意处置。曾国藩坚决反对为子孙购置产业，留给后人的只是耕读家风，他说“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朴素真挚的话语流露出一个道理：真正的财富并不是金银田产，而是能有创造财富的本领；保证家道不衰不是广积钱财，而是去培养后人自强求进的学识和才华。
　　第三是治学之道。曾国藩提出读书要有“三要”——有志、有识、有恒。志存高远，就有奋力拼搏的动力和力争上游的勇气；有识才会有自知之明，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恒就会坚忍不拔，负重前行也义无反顾。曾国藩一生都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式学习，他认为单纯的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只会越学越差，指出读书不仅要“勤思善问”，还要“经世致用”“匡救时弊”。在这种思想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将兴办洋务纳入经世体系，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第一所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就此诞生；1863年中国自主研发的“黄鹄”号轮船试水成功；1865年至1866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1867年又在江南制造总局增设翻译局和印书处，等等。
　　第四是治心之道。曾国藩人称“曾三戒”，因为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立过“三戒”的规定——戒多言、戒忿怒、戒忮求，通过这些戒律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修身养性。同时，曾国藩本人善于自省，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自省”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于自己的缺点，曾国藩敢于正视，敢于毫不隐讳地剖析自己。这种治心之道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