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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次生动实践，闯出的是民主党派助力扶贫开发、实现贫困地区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路子，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举国上下全面落实“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今天，结合民进中央“智力支边”、“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六个西进”、“定点扶贫县（滦平、安龙）”、“挂职第一书记对口帮扶（坝盘村）”、“西柏坡支教挂职”等活动开展情况，本文试着比对“毕节模式”政治设计理念、实践价值和示范效应，围绕民主党派有序性政治参与、全程式民主监督、精准化资源输出等方面问题进行第三方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探索和研究，希望能够襄助执政党打赢脱贫攻坚战、再创扶贫开发的“中国样板”。
“毕节模式”的示范所向
“毕节模式”以各民主党派为参与主体、以智力支持为主要内容和特点、以长期支持一个地区的扶贫开发为形式，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发展的一次重要试验，搭建的是民主党派参与现实政治、履行参政党职能的新平台、新途径，拓展的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1988年6月毕节试验区设立之前，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在政治协商和安排民主党派参与政府工作上。这种参与模式导致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动性不够、政治角色自主性不强、政党意识（政治自主意识、参政议政意识、行为能力和行为机制等）弱化、淡化。
直面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和发挥什么样作用的问题，1994年，各民主党派开始以独立的政党形式对口帮扶毕节试验区的8个县市，进而成为毕节试验区战略设计与政治呼吁的第三方参与力量。2009年“4·14”会议以来，民进中央整合会内优势资源，面向毕节试验区和金沙县启动“同心·彩虹行动”，迅速集成富有政党属性的政治参与模式。一方面，利用组织优势，吸纳和提取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纳入政治体系之内进行呼吁。如区域利益协调、石漠化治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等问题，通过政治呼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调整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整合会内专家学者资源，开展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服务，破解区域文化基础薄弱、缺少人才的短板，提高当地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如对岩溶山区生态农业环境保护与修复、喀斯特岩溶山区循环经济、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针对性、实效性、指导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被纳入决策程序并转化为扶贫开发的实际行动。2009年9月以来，民进中央开始指导各省级组织、发达地区的市级组织与金沙县26个乡镇和县直学校签订“1 1”结对帮扶协议，形成了“一乡一品”、“一镇一色”的新局面。如江苏—沙土镇（结对姊妹校）、北京—县直学校（示范教学）、浙江—金沙学前教育（幼教培训基地）、广东—禹谟镇（教育培训基金）、陕西—安底镇（学术讲座）、上海—西洛乡（医卫支持）、贵州—桂花乡（连户路）等。
2011年以来，民进中央“同心·彩虹行动”从毕节试验区起身，走进新疆建设同心工业园，走进吐鲁番托克逊县考察新型工业化建设，走进喀什、阿勒泰开展“光明行”活动，走进四川若尔盖藏区实施医疗救助，走进贵州安龙建设“同心·彩虹水窖”，走出国门开展“中非（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光明行”活动 ；举办西进讲师团、西部教师培训班，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校长暑期培训班，广西上思瑶族女生班，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乡村教育建设主题）和“春联万家”、“开明书屋”、“书香彩虹”、“传统文化进校园”、“传统书画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开展“以公共文化为助力，让核心价值观在基层扎根落地”、“农村教师‘标准上超编，现实中不足’”、“让老少边穷岛地区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课题调研活动。当然，民进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也在对口帮扶中得以不断锤炼和加强。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各民主党派汇聚全会（党、盟、社）智慧和力量，持之以恒地指导毕节试验区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招商引资引智工作，直接推动了毕节试验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发展。这种来自基层的共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实践探索，为进一步完善、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
“精准扶贫”的梗阻所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历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的阶段性演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的转变，贫困人口较1978年减少了6.7亿人，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我国的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2014年全国共识别14个贫困区片、59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
“精准扶贫”是对我国过去扶贫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意在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扶贫到户、靶向治疗。“精准扶贫”概念，最早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湘西考察时提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划了精准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六个精准”，进一步提升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内涵和可操作性。目前，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到“啃硬骨头”的关键期和“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虽然自2014年年初推进至今，“精准扶贫”日渐机制化，但是现实中的脱靶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工作中仍面临着三大挑战。
一、精准识别方面，面临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情况不明两大难题
现行的两套体系、两种方法之间存有一定的冲突。依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获取的贫困人口数据尽管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并不能准确体现贫困人口存在的实际情况。而村级根据各自理解的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又造成了一批优亲厚友的“错识”、“误识”和“漏识”。《扶贫对象调查表》将致贫原因简单地分类为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虽然有助于诊断致贫主原、确定帮扶方向，却忽视了致贫原因的多样性、不同因素影响的复杂性，增加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可能性。 二、精准帮扶方面，面临着减贫措施针对性不强、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项目与需求不匹配等诸多难题
实践中，不少减贫措施被简单化、教条化处理，不少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条款要求与“扶贫到户”相抵触，完全背离全面、科学、高质、高效扶贫和持续脱贫的初衷。有的为达到短期内将其收入提升到扶贫标准之上的目的，或提供部分资金和日常生活用品或赠送部分生产资料或改造部分危房；个别地方不惜虚拟配套或挪用、挤占其他资源强行配套需要地方先行配套资金的项目；一些通过组建合作社进行的项目，因要求扶贫对象配套一定数量的资金、土地等，造成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只能选择放弃；多省市坚持的“两个70%”政策（7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产业开发，70%的产业开发项目资金直接使用到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贫资源分配偏离，让一些对沟渠路水等基础设施需求迫切的极端贫困地区出现不适；个别产业扶贫项目甚至脱离产业发展规律，只关注生产环节，忽略市场营销，破坏了原本脆弱的产业基础。
三、精准管理和考核方面，面临着责任不明确、考核制度不健全等难题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和内容，精准管理和考核既面临着前述基础数据缺失形成的障碍，又面临着“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体制、多重考核办法并存不协调的掣肘。而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严重浪费、偏离扶贫对象等事件的频频曝光，更是把管理和考核推向社会诟病的风口浪尖。
“中国样板”的襄助所依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秘笈。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武警部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开展定点扶贫，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扶贫协作，对推动社会扶贫开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打响脱贫攻坚战的今天，确有必要学习借鉴“毕节模式”的成功之处，精确引领各民主党派参与“精准扶贫”。当然，这离不开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离不开各级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离不开各级人大、政协的平台支撑。
民主党派要举全会（党、盟、社）之力参与“精准扶贫”，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尊重其组织独立性、监督权力合法性、利益表达代表性、社会服务专属性。也只有在组织独立保证、监督权力保障的基础上，民主党派才能在实践中养成更加充分的政党意识，进一步缩小与执政党在政党自觉和行为能力方面的差距，从而与执政党构成政治匹配和优势互补，进而提高与执政党长期合作的主动性。这一点，须各级党政部门保持充分而必要的认知和支持。
一、突出“有序性政治参与”
有序性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衡量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民主党派上达中央、下通各界，在建言立论方面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能够通过“三个参与”和政党协商、决策听证、规划论证、议政调研等民主渠道有序参与到各级党政决策的全过程。“毕节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民主党派“以上率下”地参与试验区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渠道、方式和平台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尝试。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的重点集中在扶贫开发总体规划设计，重大政策、重大问题和重大项目的科学论证、可行性分析和效果评估等。
二、突出“全程式民主监督”
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既有别于党政部门又有别于群团组织，地位超脱，能够以公正的立场讲真话、谏真言，反映真实情况，提出真实想法。当然，由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纪律强制性，民主党派的这种非权力性监督，主要是通过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协助党和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容易被一些领导人和工作部门所忽视。有鉴与此，建议各民主党派逐级征调成员组成统一的联合监督团队，全程监督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当然，全程式民主监督的最终实现和实施，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的有序高效运转，离不开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民主监督能力强、结构合理的特邀监督员队伍。
三、突出“精准化资源输出”
社会服务工作是民主党派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顺势而为、量力而行是其基本原则。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具有知识层次较高、界别代表性强、联系面宽、视角独特等优势。如民进在教育文化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农工党在医疗卫生领域、九三学社在科技教育方面的优势资源，等等。“毕节模式”下，各民主党派以智力支持为主，发挥人才优势，积极向试验区聚合优势资源，倾心打造出“同心·彩虹行动”、“烛光行动”、“同心助学”、“同心书屋”、“温暖工程”等一批具有明显政党特征的扶贫公益品牌。如今，面对扶贫开发的“四个施策”、“五种渠道”、“六个精准”、“十项工程”，各民主党派更应结合贫困地区需求，整合组织的优势资源，打造面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微公益新品牌。如民进要突出教育优势资源的精准化输出，全力支持贫困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升办学质量；襄助职教培训项目，加大实用人才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群众的创业就业能力；注重兴农惠农先进技术推广，帮助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农牧产品，增加贫困群众的科学致富本领。
（作者系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
“毕节模式”的示范所向
“毕节模式”以各民主党派为参与主体、以智力支持为主要内容和特点、以长期支持一个地区的扶贫开发为形式，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发展的一次重要试验，搭建的是民主党派参与现实政治、履行参政党职能的新平台、新途径，拓展的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1988年6月毕节试验区设立之前，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在政治协商和安排民主党派参与政府工作上。这种参与模式导致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动性不够、政治角色自主性不强、政党意识（政治自主意识、参政议政意识、行为能力和行为机制等）弱化、淡化。
直面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和发挥什么样作用的问题，1994年，各民主党派开始以独立的政党形式对口帮扶毕节试验区的8个县市，进而成为毕节试验区战略设计与政治呼吁的第三方参与力量。2009年“4·14”会议以来，民进中央整合会内优势资源，面向毕节试验区和金沙县启动“同心·彩虹行动”，迅速集成富有政党属性的政治参与模式。一方面，利用组织优势，吸纳和提取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纳入政治体系之内进行呼吁。如区域利益协调、石漠化治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等问题，通过政治呼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调整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整合会内专家学者资源，开展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服务，破解区域文化基础薄弱、缺少人才的短板，提高当地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如对岩溶山区生态农业环境保护与修复、喀斯特岩溶山区循环经济、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针对性、实效性、指导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被纳入决策程序并转化为扶贫开发的实际行动。2009年9月以来，民进中央开始指导各省级组织、发达地区的市级组织与金沙县26个乡镇和县直学校签订“1 1”结对帮扶协议，形成了“一乡一品”、“一镇一色”的新局面。如江苏—沙土镇（结对姊妹校）、北京—县直学校（示范教学）、浙江—金沙学前教育（幼教培训基地）、广东—禹谟镇（教育培训基金）、陕西—安底镇（学术讲座）、上海—西洛乡（医卫支持）、贵州—桂花乡（连户路）等。
2011年以来，民进中央“同心·彩虹行动”从毕节试验区起身，走进新疆建设同心工业园，走进吐鲁番托克逊县考察新型工业化建设，走进喀什、阿勒泰开展“光明行”活动，走进四川若尔盖藏区实施医疗救助，走进贵州安龙建设“同心·彩虹水窖”，走出国门开展“中非（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光明行”活动 ；举办西进讲师团、西部教师培训班，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校长暑期培训班，广西上思瑶族女生班，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乡村教育建设主题）和“春联万家”、“开明书屋”、“书香彩虹”、“传统文化进校园”、“传统书画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开展“以公共文化为助力，让核心价值观在基层扎根落地”、“农村教师‘标准上超编，现实中不足’”、“让老少边穷岛地区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课题调研活动。当然，民进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也在对口帮扶中得以不断锤炼和加强。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各民主党派汇聚全会（党、盟、社）智慧和力量，持之以恒地指导毕节试验区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招商引资引智工作，直接推动了毕节试验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发展。这种来自基层的共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实践探索，为进一步完善、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
“精准扶贫”的梗阻所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历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的阶段性演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的转变，贫困人口较1978年减少了6.7亿人，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我国的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2014年全国共识别14个贫困区片、59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
“精准扶贫”是对我国过去扶贫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意在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扶贫到户、靶向治疗。“精准扶贫”概念，最早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湘西考察时提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划了精准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六个精准”，进一步提升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内涵和可操作性。目前，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到“啃硬骨头”的关键期和“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虽然自2014年年初推进至今，“精准扶贫”日渐机制化，但是现实中的脱靶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工作中仍面临着三大挑战。
一、精准识别方面，面临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情况不明两大难题
现行的两套体系、两种方法之间存有一定的冲突。依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获取的贫困人口数据尽管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并不能准确体现贫困人口存在的实际情况。而村级根据各自理解的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又造成了一批优亲厚友的“错识”、“误识”和“漏识”。《扶贫对象调查表》将致贫原因简单地分类为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虽然有助于诊断致贫主原、确定帮扶方向，却忽视了致贫原因的多样性、不同因素影响的复杂性，增加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可能性。 二、精准帮扶方面，面临着减贫措施针对性不强、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项目与需求不匹配等诸多难题
实践中，不少减贫措施被简单化、教条化处理，不少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条款要求与“扶贫到户”相抵触，完全背离全面、科学、高质、高效扶贫和持续脱贫的初衷。有的为达到短期内将其收入提升到扶贫标准之上的目的，或提供部分资金和日常生活用品或赠送部分生产资料或改造部分危房；个别地方不惜虚拟配套或挪用、挤占其他资源强行配套需要地方先行配套资金的项目；一些通过组建合作社进行的项目，因要求扶贫对象配套一定数量的资金、土地等，造成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只能选择放弃；多省市坚持的“两个70%”政策（7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产业开发，70%的产业开发项目资金直接使用到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贫资源分配偏离，让一些对沟渠路水等基础设施需求迫切的极端贫困地区出现不适；个别产业扶贫项目甚至脱离产业发展规律，只关注生产环节，忽略市场营销，破坏了原本脆弱的产业基础。
三、精准管理和考核方面，面临着责任不明确、考核制度不健全等难题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和内容，精准管理和考核既面临着前述基础数据缺失形成的障碍，又面临着“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体制、多重考核办法并存不协调的掣肘。而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严重浪费、偏离扶贫对象等事件的频频曝光，更是把管理和考核推向社会诟病的风口浪尖。
“中国样板”的襄助所依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秘笈。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武警部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开展定点扶贫，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扶贫协作，对推动社会扶贫开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打响脱贫攻坚战的今天，确有必要学习借鉴“毕节模式”的成功之处，精确引领各民主党派参与“精准扶贫”。当然，这离不开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离不开各级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离不开各级人大、政协的平台支撑。
民主党派要举全会（党、盟、社）之力参与“精准扶贫”，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尊重其组织独立性、监督权力合法性、利益表达代表性、社会服务专属性。也只有在组织独立保证、监督权力保障的基础上，民主党派才能在实践中养成更加充分的政党意识，进一步缩小与执政党在政党自觉和行为能力方面的差距，从而与执政党构成政治匹配和优势互补，进而提高与执政党长期合作的主动性。这一点，须各级党政部门保持充分而必要的认知和支持。
一、突出“有序性政治参与”
有序性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衡量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民主党派上达中央、下通各界，在建言立论方面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能够通过“三个参与”和政党协商、决策听证、规划论证、议政调研等民主渠道有序参与到各级党政决策的全过程。“毕节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民主党派“以上率下”地参与试验区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渠道、方式和平台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尝试。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的重点集中在扶贫开发总体规划设计，重大政策、重大问题和重大项目的科学论证、可行性分析和效果评估等。
二、突出“全程式民主监督”
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既有别于党政部门又有别于群团组织，地位超脱，能够以公正的立场讲真话、谏真言，反映真实情况，提出真实想法。当然，由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纪律强制性，民主党派的这种非权力性监督，主要是通过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协助党和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容易被一些领导人和工作部门所忽视。有鉴与此，建议各民主党派逐级征调成员组成统一的联合监督团队，全程监督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当然，全程式民主监督的最终实现和实施，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的有序高效运转，离不开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民主监督能力强、结构合理的特邀监督员队伍。
三、突出“精准化资源输出”
社会服务工作是民主党派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顺势而为、量力而行是其基本原则。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具有知识层次较高、界别代表性强、联系面宽、视角独特等优势。如民进在教育文化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农工党在医疗卫生领域、九三学社在科技教育方面的优势资源，等等。“毕节模式”下，各民主党派以智力支持为主，发挥人才优势，积极向试验区聚合优势资源，倾心打造出“同心·彩虹行动”、“烛光行动”、“同心助学”、“同心书屋”、“温暖工程”等一批具有明显政党特征的扶贫公益品牌。如今，面对扶贫开发的“四个施策”、“五种渠道”、“六个精准”、“十项工程”，各民主党派更应结合贫困地区需求，整合组织的优势资源，打造面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微公益新品牌。如民进要突出教育优势资源的精准化输出，全力支持贫困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升办学质量；襄助职教培训项目，加大实用人才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群众的创业就业能力；注重兴农惠农先进技术推广，帮助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农牧产品，增加贫困群众的科学致富本领。
（作者系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