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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佳玉（1990—），女，汉，四川眉山，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灾害社会工作。
王逍宇，（1990—），男，汉，甘肃兰州，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社会行政。
摘要：社会工作作为一门集科学性、实践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学科，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根基。在中国，社会工作起步晚、发展慢，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受到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两位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人物——Thomas von Aquin（托马斯·冯·阿奎）与Jane Addams（简·亚当斯）的重要理论观点，反思其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可借鉴性和局限性，完善我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促进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托马斯·冯·阿奎；简·亚当斯；社会工作；本土化
序言
“社会工作”概念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西方，社会工作有不同的称谓——“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形成这两种职业分支的区分点之一就在于前者是对成年贫困者的救助，而后者则是对儿童与青少年的救助。社会工作通过“科学、实践、教育”三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通过系统性、方法化的社会研究来指导实践，并不断探索研究新知识、新理论，始终将焦点致力于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不同国度的社会工作理论形成也是有差异的，一般而言德语国家偏向于理性思维与系统性思维，而英语国家偏向于实用主义理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还会将“个人权利”融入他们对理论的思考与反思中。在对理论的追寻过程中，我们不能抱着“某种理论可以成为该领域核心理论”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不断反思，必须寻找理论的的多样化与非同一性，并结合本国的文化背景探索适合自己的本土化道路。
社会工作理论可以细分为普遍的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特殊的社会工作理论（intervention/assessment），主要强调“观察-判断-行动”；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两位社会工作先驱的理论进行剖析，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
1.理论观点
1.1 Thomas von Aquin（1224-1274）
托马斯·冯·阿奎生活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意大利，从5岁开始托马斯·阿奎就进入了Monte Cassino修道院接受Benediktinern木笃会修士的教育，14岁以后开始专研神学。托马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值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面引入西方，亚氏哲学的严禁逻辑和科学精神令西方学界视野开放，而托马斯凭借其睿智的思维，在理论上对教义和哲学做出新的大综合，构建了全新的神学体系，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哲学和神学著作，被教会奉为“圣人”。
托马斯·阿奎的理论观点主要根植于他对神学的思考，他认为理性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很少屈从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哲学倾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托马斯对上帝的诠释也可谓尽善尽美。他认为意志是“理性的欲望”，意向是理性运作的行为。意向行为以理性知识为前提，人类对目的物有独立的认识，并将目的与手段联系联系起来加以完整理解。上帝推动人类意志的方式是创造人类及其意志，导致人类体内的变化乃至推动人类意志本身。
托马斯作为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未提出任何与社会工作直接相关的理论，但是他的思想却深深的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兴起与发展。
一、神圣秩序：中世纪的等级秩序反映出“上帝的秩序”，对托马斯来说，这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从一开始就是上帝所愿的。从封建社会“教权-皇权-平民-穷人”的等级制度中，托马斯认为社会不公正本来就存在，我们无法否认这种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用理性的观点来看待。
二、爱上帝爱他人：托马斯认为，这种爱上帝和爱他人的信条是发自内心的，你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对待他人则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他人。托马斯的这种观点类似之后社会工作理论中提到的“博爱”精神，也就是说你需要无条件的去关怀你的案主。
三、如何看待贫穷和穷人
我们认为，看待贫穷的首要任务就是敬畏上帝，拯救灵魂。他认为劳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生活所需。他认为贫穷是进入天堂的前提条件，因此富人是没有权利进入天国的，富人要想进入天国就要帮助穷人，行善被看做是一种宗教伦理义务。他认为凡是生活中有盈余的人都有义务将其多出的财富交给需要帮助的人。
1.2 Jane Addams（1860-1935）
Jane Addams出生于美國，从她开始，“社会工作”这个名词才开始第一次出现。她与同时期另一位著名社会工作者Mary Richmond最大的不同在于，Mary Richmond主要致力于治疗性的社会工作，将问题的重点放在个人身上。而Jane Addams则将问题转移到个人所处的环境中。
简·亚当斯一直致力于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于1889年创立了著名的社区睦邻中心“Hull-House（赫尔馆）”，并成为之后美国最为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她从参与者的角度试图对当时人们投身定居救助运动及她本人成立赫尔馆的动机进行分析。她把推进定居救助运动的动力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要使整个社会有机体更加民主，把民主拓展到政治以外的领域；第二，要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去，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能量和文明的成果带给几乎一无所有的那部分人；第三，定居救助运动源于一种基督教的复兴，一种朝基督教早期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当时的亚当斯看来，无论是实现民主的社会化，还是参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都体现着一种宗教精神，因为“无论各自的主张如何，要深入到穷苦人的生活中去，要进行社会服务，这些都体现着基督的精神，而这种基督精神是与基督教相伴而生的……耶稣的真理并没有挂着“宗教”的标签。相反，他的教义是，真理是唯一的，而运用真理是自由的……人类的行为在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友爱是人类的行动动机。因此，基督教必须在社会进步中得以揭示和体现。” 另外，她的“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成为 “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起源。简·亚当斯将研究对象放在构建较高层次的社区和社会生活上，建立和推动教育性和慈善性机构，她认为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形成，如以社会问题和工人问题为研究对象：住房建设、卖淫、酗酒、吸毒等，帮助芝加哥的工人阶层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又如倡导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和平理论；三是妇女权利；四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教育，包括参与政治行为，政治立法等。
2.Thomas与Jane Addams理论观点的交融与利弊
2.1 理论观点的交融性与异质性
（一）交融性。虽然托马斯与简·亚当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他们二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托马斯强调慈善之举。虽然托马斯的这些观点都来自对神学的思考，但是他已经具体到微观部分，并影响着西方神学思想，对之后的社会工作理论探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考方向。简·亚当斯的观点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智慧结晶，她也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吸取精华，开创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二）异质性。首先二人的研究背景不同，托马斯出生的时代正好是神学与哲学比较盛行的中世纪意大利，而亚当斯则是20世纪上半页的美国；其次二人的研究内容不同，托马斯注重对神学与哲学的研究，把焦点放在对上帝的诠释上，而亚当斯则尤其强调“以社会变革为中心的社会服务”。
2.2 Thomas观点的局限性
就托马斯来说：
第一，在人的“原罪”方面，托马斯否定了原罪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发生的，他认为人之善恶和得救与否，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关系的处境两方面所决定的。这种把人的善恶得救归于假想的神学世界的观点忽视了很多现实因素。
第二，关于神学人性论的学说，它非但不提倡禁欲主义，反而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这些欲望的合理满足是合乎自然要求的。
第三，托马斯强调救济穷人能使富有的罪人重返天国，苦难和贫穷被看做是宗教性和伦理性的，而不是经济性或者社会性的，否定了劳动的价值。他的这种观点很可能造成穷人不思上进，不进行劳动，使穷人堕落下去，更加贫困。
第四，托马斯认为人类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是自愿的，是上帝所愿的。在托马斯的观点里，凡是上帝所愿的都是合理的，他认为上帝的指示就是合理。
2.3 简·亚当斯观点的局限性
推崇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简·亚当斯是美国睦邻友好运动的领袖。这种运动提倡在贫困落后的社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为社区居民提供日渐照顾、娱乐活动、问题咨询等服务，推进儿童福利与公共卫生的改革，以改善案主所处的不良环境。简·亚当斯不认同专一的个案服务模式，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immersion）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简·亚当斯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拥有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然而我们并不能否认专业化在社会工作中的作用，专业化也许会疏离工作者与居民的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工作者提供很好的专业指导。由于过多的强调环境对个人问题的影响，亚当斯忽略了很多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最好是能将个人与环境相结合，不要只偏向某一点。
2.4 对二人观点的反思
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很多理论观点并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本土化模式。通过对以上两位人物的观点对比可以看出：
一、辅助性性原则。托马斯的神学观点对基督教社会学之说影响了几百年之久，辅导性原则也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
二、托马斯在强调爱上帝的同时也强调爱他人，认为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这种思想是与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更容易接纳、尊重案主以及对案主无条件的关怀。
三、简·亚当斯强调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形成，这对于我国探索本土化道路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们从简·亚当斯的理论中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反思，在中国，社会工作具有双重定位，一是助人，另一个是替国家实行监督职能，我们必须强化另一种职能，即服务政府。在中国，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很微妙，并不能完全按照简·亚当斯所述的那样推崇“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我国社会体制不同于国外，民主还不够广泛，所以在社会改革方面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机构力量，无法通过自身来达到一种改变。
3.Thomas von Aquin & Jane Addams的理论对中国本土社會工作的可借鉴性
纵观全文，虽然托马斯与简·亚当斯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隔久远，但是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强调对案主的无条件关怀，托马斯也十分强调像关爱自己一样关爱他人，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强调“仁爱”原则，“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早已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因此这种思想在中国是可以被很好接受并吸纳的。
其次，就亚当斯的观点来看，她强调“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并期望与居民建立一种直接的、亲密的、互动式的交流方式，而不是那种专业化指导模式下的非参与模式，她更多的强调居民的参与与融入。
第三，自亚当斯以后，社会工作的目标和职业地位被重新确定，社会公正和社会意识、人权、和平等政治行为紧密联系。在我国，社会公正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社会工作也同样强调“社会公正”，亚当斯的这种观点有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义务，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更好的提升案主权利，为案主赋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拉夫特著，马志勇（译），《赫尔馆的发展与变迁》.
[2]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索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3]刘润中，《阿奎那的至善学说评述》，连云港职业大学学报，1999.（1）：6-8.
王逍宇，（1990—），男，汉，甘肃兰州，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社会行政。
摘要：社会工作作为一门集科学性、实践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学科，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根基。在中国，社会工作起步晚、发展慢，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受到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两位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人物——Thomas von Aquin（托马斯·冯·阿奎）与Jane Addams（简·亚当斯）的重要理论观点，反思其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可借鉴性和局限性，完善我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促进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托马斯·冯·阿奎；简·亚当斯；社会工作；本土化
序言
“社会工作”概念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西方，社会工作有不同的称谓——“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形成这两种职业分支的区分点之一就在于前者是对成年贫困者的救助，而后者则是对儿童与青少年的救助。社会工作通过“科学、实践、教育”三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通过系统性、方法化的社会研究来指导实践，并不断探索研究新知识、新理论，始终将焦点致力于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不同国度的社会工作理论形成也是有差异的，一般而言德语国家偏向于理性思维与系统性思维，而英语国家偏向于实用主义理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还会将“个人权利”融入他们对理论的思考与反思中。在对理论的追寻过程中，我们不能抱着“某种理论可以成为该领域核心理论”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不断反思，必须寻找理论的的多样化与非同一性，并结合本国的文化背景探索适合自己的本土化道路。
社会工作理论可以细分为普遍的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特殊的社会工作理论（intervention/assessment），主要强调“观察-判断-行动”；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两位社会工作先驱的理论进行剖析，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
1.理论观点
1.1 Thomas von Aquin（1224-1274）
托马斯·冯·阿奎生活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意大利，从5岁开始托马斯·阿奎就进入了Monte Cassino修道院接受Benediktinern木笃会修士的教育，14岁以后开始专研神学。托马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值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面引入西方，亚氏哲学的严禁逻辑和科学精神令西方学界视野开放，而托马斯凭借其睿智的思维，在理论上对教义和哲学做出新的大综合，构建了全新的神学体系，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哲学和神学著作，被教会奉为“圣人”。
托马斯·阿奎的理论观点主要根植于他对神学的思考，他认为理性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很少屈从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哲学倾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托马斯对上帝的诠释也可谓尽善尽美。他认为意志是“理性的欲望”，意向是理性运作的行为。意向行为以理性知识为前提，人类对目的物有独立的认识，并将目的与手段联系联系起来加以完整理解。上帝推动人类意志的方式是创造人类及其意志，导致人类体内的变化乃至推动人类意志本身。
托马斯作为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未提出任何与社会工作直接相关的理论，但是他的思想却深深的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兴起与发展。
一、神圣秩序：中世纪的等级秩序反映出“上帝的秩序”，对托马斯来说，这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从一开始就是上帝所愿的。从封建社会“教权-皇权-平民-穷人”的等级制度中，托马斯认为社会不公正本来就存在，我们无法否认这种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用理性的观点来看待。
二、爱上帝爱他人：托马斯认为，这种爱上帝和爱他人的信条是发自内心的，你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对待他人则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他人。托马斯的这种观点类似之后社会工作理论中提到的“博爱”精神，也就是说你需要无条件的去关怀你的案主。
三、如何看待贫穷和穷人
我们认为，看待贫穷的首要任务就是敬畏上帝，拯救灵魂。他认为劳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生活所需。他认为贫穷是进入天堂的前提条件，因此富人是没有权利进入天国的，富人要想进入天国就要帮助穷人，行善被看做是一种宗教伦理义务。他认为凡是生活中有盈余的人都有义务将其多出的财富交给需要帮助的人。
1.2 Jane Addams（1860-1935）
Jane Addams出生于美國，从她开始，“社会工作”这个名词才开始第一次出现。她与同时期另一位著名社会工作者Mary Richmond最大的不同在于，Mary Richmond主要致力于治疗性的社会工作，将问题的重点放在个人身上。而Jane Addams则将问题转移到个人所处的环境中。
简·亚当斯一直致力于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于1889年创立了著名的社区睦邻中心“Hull-House（赫尔馆）”，并成为之后美国最为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她从参与者的角度试图对当时人们投身定居救助运动及她本人成立赫尔馆的动机进行分析。她把推进定居救助运动的动力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要使整个社会有机体更加民主，把民主拓展到政治以外的领域；第二，要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去，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能量和文明的成果带给几乎一无所有的那部分人；第三，定居救助运动源于一种基督教的复兴，一种朝基督教早期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当时的亚当斯看来，无论是实现民主的社会化，还是参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都体现着一种宗教精神，因为“无论各自的主张如何，要深入到穷苦人的生活中去，要进行社会服务，这些都体现着基督的精神，而这种基督精神是与基督教相伴而生的……耶稣的真理并没有挂着“宗教”的标签。相反，他的教义是，真理是唯一的，而运用真理是自由的……人类的行为在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友爱是人类的行动动机。因此，基督教必须在社会进步中得以揭示和体现。” 另外，她的“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成为 “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起源。简·亚当斯将研究对象放在构建较高层次的社区和社会生活上，建立和推动教育性和慈善性机构，她认为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形成，如以社会问题和工人问题为研究对象：住房建设、卖淫、酗酒、吸毒等，帮助芝加哥的工人阶层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又如倡导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和平理论；三是妇女权利；四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教育，包括参与政治行为，政治立法等。
2.Thomas与Jane Addams理论观点的交融与利弊
2.1 理论观点的交融性与异质性
（一）交融性。虽然托马斯与简·亚当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他们二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托马斯强调慈善之举。虽然托马斯的这些观点都来自对神学的思考，但是他已经具体到微观部分，并影响着西方神学思想，对之后的社会工作理论探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考方向。简·亚当斯的观点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智慧结晶，她也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吸取精华，开创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二）异质性。首先二人的研究背景不同，托马斯出生的时代正好是神学与哲学比较盛行的中世纪意大利，而亚当斯则是20世纪上半页的美国；其次二人的研究内容不同，托马斯注重对神学与哲学的研究，把焦点放在对上帝的诠释上，而亚当斯则尤其强调“以社会变革为中心的社会服务”。
2.2 Thomas观点的局限性
就托马斯来说：
第一，在人的“原罪”方面，托马斯否定了原罪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发生的，他认为人之善恶和得救与否，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关系的处境两方面所决定的。这种把人的善恶得救归于假想的神学世界的观点忽视了很多现实因素。
第二，关于神学人性论的学说，它非但不提倡禁欲主义，反而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这些欲望的合理满足是合乎自然要求的。
第三，托马斯强调救济穷人能使富有的罪人重返天国，苦难和贫穷被看做是宗教性和伦理性的，而不是经济性或者社会性的，否定了劳动的价值。他的这种观点很可能造成穷人不思上进，不进行劳动，使穷人堕落下去，更加贫困。
第四，托马斯认为人类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平等是自愿的，是上帝所愿的。在托马斯的观点里，凡是上帝所愿的都是合理的，他认为上帝的指示就是合理。
2.3 简·亚当斯观点的局限性
推崇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简·亚当斯是美国睦邻友好运动的领袖。这种运动提倡在贫困落后的社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为社区居民提供日渐照顾、娱乐活动、问题咨询等服务，推进儿童福利与公共卫生的改革，以改善案主所处的不良环境。简·亚当斯不认同专一的个案服务模式，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immersion）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简·亚当斯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拥有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然而我们并不能否认专业化在社会工作中的作用，专业化也许会疏离工作者与居民的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工作者提供很好的专业指导。由于过多的强调环境对个人问题的影响，亚当斯忽略了很多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最好是能将个人与环境相结合，不要只偏向某一点。
2.4 对二人观点的反思
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很多理论观点并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本土化模式。通过对以上两位人物的观点对比可以看出：
一、辅助性性原则。托马斯的神学观点对基督教社会学之说影响了几百年之久，辅导性原则也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
二、托马斯在强调爱上帝的同时也强调爱他人，认为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这种思想是与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更容易接纳、尊重案主以及对案主无条件的关怀。
三、简·亚当斯强调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形成，这对于我国探索本土化道路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们从简·亚当斯的理论中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反思，在中国，社会工作具有双重定位，一是助人，另一个是替国家实行监督职能，我们必须强化另一种职能，即服务政府。在中国，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很微妙，并不能完全按照简·亚当斯所述的那样推崇“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我国社会体制不同于国外，民主还不够广泛，所以在社会改革方面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机构力量，无法通过自身来达到一种改变。
3.Thomas von Aquin & Jane Addams的理论对中国本土社會工作的可借鉴性
纵观全文，虽然托马斯与简·亚当斯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隔久远，但是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强调对案主的无条件关怀，托马斯也十分强调像关爱自己一样关爱他人，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强调“仁爱”原则，“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早已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因此这种思想在中国是可以被很好接受并吸纳的。
其次，就亚当斯的观点来看，她强调“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并期望与居民建立一种直接的、亲密的、互动式的交流方式，而不是那种专业化指导模式下的非参与模式，她更多的强调居民的参与与融入。
第三，自亚当斯以后，社会工作的目标和职业地位被重新确定，社会公正和社会意识、人权、和平等政治行为紧密联系。在我国，社会公正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社会工作也同样强调“社会公正”，亚当斯的这种观点有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义务，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更好的提升案主权利，为案主赋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拉夫特著，马志勇（译），《赫尔馆的发展与变迁》.
[2]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索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3]刘润中，《阿奎那的至善学说评述》，连云港职业大学学报，1999.（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