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及亚洲各国汇率政策变化时，美国储蓄率与投资率也会随之改变，因此不能得出只有美国需要调整的结论
　　
　　在美国，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全球不平衡”引发了严重担忧——美国作为全球进口商，在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即每年8000亿美元的庞大贸易赤字。
　　这种情形也许会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压力而骤然终止。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所领导的运动，矛头就直指贸易赤字，其倡导的紧急关税措施也正日益赢得支持。
　　可以肯定，这样的方案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坏主意，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同样如此。虽然美国制造业遭受了损失，但金融业、建筑业和消费品供应部门却受惠于当前的宏观经济结构——涌入这些部门的资本都惊人的廉价。显然，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一方的得失。而且，经济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渐进和平稳的调整，应当为制造业的扩张或收缩提供充分时间，以避免突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以及可能的通货紧缩。而政治力量的骤然推动与渐进调整是不相容的。
　　因此，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士正试图推翻或拖延那些倡导在2007年实施紧急关税，或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提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现在是美国停止宣称‘中国汇率政策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那么，即便中国允许其货币升值，美国仍将保持巨额赤字，只是进口对象会换成另外一些国家罢了。”
　　阻止美国仓促、不当地提升进口关税和配额当然是应该的；斯宾塞教授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结构的根源并不在于太平洋西岸各国，这种观点也是有益的。的确，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入和贸易赤字不仅是日本和中国造成的；要改变现状，美国也需要做出调整，而且这些调整比太平洋西岸的调整更为敏感，也更为重要。
　　但是，对于贸易赤字仅仅是由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论点，我并不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当于承认所谓“单方程经济学”（one-equation economics），它只会让局面更混乱。
　　单方程经济学通常假设某些经济量固定不变，它通过检验某个方程——通常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得出某种政策无效的结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某种政策的实施有可能改变一些经济量的数值，而在单方程模型的假设中，这些数值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这就是单方程经济学。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每月购买约25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日本银行及有关其他中央银行也发生类似变化，结果会怎样？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还会维持不变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这些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会立即产生如下效应：


　　第一，在外汇市场上，美元资产出现过度供给，导致美元贬值；第二，美国国内会出现债券的过度供给，从而使债券美元价格下降，导致利率上升。美元贬值会使美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假以时日，贸易逆差将会缩小；而美国利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国内投资。同时，汇率和利率变化将降低美国国内资产的价值，房主和投资者会感觉自己的资产在缩水，从而增加储蓄。因此，美国的储蓄率会升高，投资率会降低。随着投资和储蓄之间缺口的缩小，资本流入也将逐渐减少。
　　只有当投资对利率极不敏感，且储蓄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价值极不敏感的时候，前面假设的“如果”才会成立。但倘若如此，就意味着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对于汇率都是不敏感的，这显然违背事实。因此，要实现平稳的发展，避免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或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衰退，太平洋两岸都必须做出调整，而不仅仅是其中一方。
　　明智的做法应当是，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逐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或让其货币逐渐升值。缩小美国预算赤字，通过改革养老金制度来促进美国的私人消费，允许美国资产价格逐步下降以增加储蓄，这些也都是可取的办法。迟早有一天，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巨额资本净流入将会消失；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最好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变。
　　最后，在美国国内，“停止断言‘中国汇率政策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主张的破坏性并不大，因为它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所应进行的调整，在政治上甚至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观点在太平洋西岸广泛传播，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他们真正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上转移开，这不但会引起思维的混乱，也会导致政治错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