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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贷款的风控“紧箍咒”再升级。
“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键环节外包。”2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互联网贷款是金融业务线上化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分支，中小银行依靠其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将业务辐射范围拓展至全国，但同时互联网模式也为中小银行带来风控管理上的压力，延伸出关键风控环节外包、缺乏客户筛选话语权等问题。
此次发布的《通知》，延续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对银行强化主体责任，防止风险管理“空心化”的监管思路，进一步要求落实风控环节的自主性、独立性发展模式，对中小银行的“立身之本”提出严峻挑战。
中小银行提速自建风控改革
全球著名的投资商沃伦·巴菲特曾说过，“控制风险的办法是深入思考。”
这朴素十二字箴言背后，恰恰反映了市场机构在互联网环境中的竞争“冲动”。互联网技术加速了金融服务产品的革新脚步，诞生了互联网贷款等新型产品。此前，倚重互联网贷款的资金合作方多为中小银行，后者视其为“弯道超车”的新利器。然而，指数级增长的业务量却对中小银行的风控管理手段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
风控是研发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水平等因素融合的综合产物，需要经过时间、实践的历练。基于此，大型互联网公司、大型银行往往较中小银行而言有显著的风控优势。然而，为了赶上互联网贷款的列车，部分中小银行选择依赖科技企业的数据及风控模型，甚至有银行铤而走险，将关键风控环节外包，但这也意味着风险敞口向科技企业集聚，地方性金融风险开始积累。
2020年下半年开始，监管加码，互联网贷款有所降温。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经多次修订后发布《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商业银行不得将上述风险模型的管理职责外包，并应当加强风险模型的保密管理”“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和不符合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营资质监管要求的合作机构提供的直接或变相增信服务”。
此后，各地陆续有不少中小银行暂停了互联网贷款业务，但仍不足以全面改善互联网贷款大局。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通知》发布的答记者问中提到，监管部门发现，各机构执行效果和整改力度存在差异，特别是在独立实施核心风控环节、加强合作机构管理等方面，部分机构的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与《暂行办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存在风险隐患。
《通知》乘势而上，为《暂行办法》“打上了补丁”。《通知》拔高了自主风控的重要性，首条即强调“商业银行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再结合“三项定量指标”“严控跨区域经营”强化互联网贷款监管（图1）。
《通知》的发布对部分客户基础薄弱或风险管控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会带来一定负面冲击，此类銀行大多与互联网机构等外部机构合作开展扩区域信贷投放，且对合作机构风控能力依赖度较高，因而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现在一些互联网贷款场景下，贷前营销画像和反欺诈、贷后催收工作大多数都是合作机构完成的，因为合作机构数据更加丰富，中小银行不掌握这些数据，合作机构为了保持对场景的控制力度，也不会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中小银行。2021年，中小银行将加紧自主风控体系的建设步伐。”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扬表示。
风控赋能由“大”至“小”
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改革优化银行保险机构体系，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这显然是为现阶段中小银行的风控瓶颈提供了新思路。
从六家国有银行发布的2019年年报数据可看出，2019年金融科技投入金额最大的是建设银行，其投入费用达176.3亿元，排名次之的工商银行，投入金额也超过了160亿元。在国有银行扎实的净利润支持下，金融科技研发成本并没有对其造成过高的成本压力，平均占当年度净利润的7.3%（图2）。
于农商行而言，自研金融科技投入并不乐观。同样是2019年，净利润全部超过30亿元的农商行仅8家，倘若按照上述平均值计算，则意味着净利润30亿元的农商行当年度需要投入2.16亿元的金融科技费用。该体量的支出在以消耗巨量研发费用投建而成的风控领域而言，自然难成气候。因此，中小银行落实风控体系自营化管理时，或不得不寻求大型银行的帮助。
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自身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容易产生风险积累。对中小银行而言，单个银行自建风控成本高昂，因此适度接收大型银行的技术、经验和方法，有利于中小银行提升自身风控能力，也有利于学习大型银行的风控和管理经验。
中小银行发展的根基在于本地化经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中小银行经营进行定调时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原则上只能够在本地发展，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以及个人金融服务，满足当地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
由此再结合《通知》中强调的“严控跨地域经营”可知，未来城商行、农商行势必要巩固地区性差异化发展思路。区别于大型银行全国化、通用化的数据模型，中小银行分散于全国各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性也意味着特色越强、范围越小众的地区，数据颗粒度越小、越细，而这或许是大型银行风控经验中的空白所在。
“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不能简单地复制学习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做好风险预判和风险预警。要进一步鼓励、支持中小银行优化创新风险管理模型，提高特色化、差异化风险管理水平”，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原晓惠表示。 取大行之精华，为小行之所用，或将成为未来中小银行加强区域特色风控手段的趋势，而在本地化发展的框架下，同一地区的中小银行亦需要面对来自当地市场竞争同纬度风控数据、同质化客群定位等挑战。“由同寻异”抑或是区域范围内的竞争价值体现。
中小银行如何突围
节互联网贷款之流后，中小银行亟需觅得新“立身之本”。对于部分中小银行而言，本地化自营模式或为业务布局重点。
搭建本地化生活服务场景。“深耕本地、服务本地”的延伸，亦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服务手段，为本地生活服务升级、赋能的过程。对此，中小银行要在厘清本地产业面貌、居民生活特点的同时，助力发展本地化的餐飲、出行、便民、娱乐等多元生活圈，积极开发本地用户的使用习惯、使用黏性，协助搭建本地产业集群、生态，并借此吸收新兴产业生态间的财务管理、供应链金融、小微企业经营、支付结算等服务空间，反哺自身经营链路。
以湖南本地首家上市的银行长沙银行为例，长沙银行依靠下沉深耕的打法，完善“县域支行+乡镇支行+农金站”的布局，融入本地社区、居民生活。截至2020年9月，长沙银行在线下有30家分支行、331个网点和3836个农村金融服务站，其以线下面对面服务拉近“银客”距离的同时，还打通本地居民医保、社保、养老保险业务，成为该领域主要合作银行之一，进一步抓牢本地化发展优势。
深耕涉农金融服务模式。作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兼具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经济承载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重大。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第18次聚焦“三农”。
乡村振兴的推进，离不开农村金融服务迭代而造就的农村经济“动轮”。眼下，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滞后的环节，尚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农村金融空间分散、额度分散、时间分散的特性，却成为摆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前的“老大难”，趋于全国化、通用化服务理念的大型银行也并无打下这片“江山”的优势，相反却是给中小银行留下广阔天地。
中小银行可借此强化本地农业、农村金融支持的发展模式，抢占涉农信贷的未来蓝海（图3），包括但不限于打造“三农”特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利用大数据服务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如携手中国银联拓展乡村振兴主题卡、农民丰收卡等发卡工作，深度融入农村生产生活场景，让农村用户可以在“云闪付”App内便捷享受线上申卡、自动绑卡、线上申请涉农贷款等综合惠农服务。
抱团取暖巩固区域优势。“天下胜，是故合力。”纵观中小银行近年来的发展，抱团取暖的趋势愈演愈烈。2020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曾表示，“中小银行受到疫情冲击比较明显。2020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比较大，特别是市场化重组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应此言而起，一场场合并大戏上演，“合并潮”再起（图4）。
合并是中小银行应对市场竞争的手段之一，中小银行可以借此提升自身实力，巩固区域性金融服务实力，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强调，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的改革方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的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
“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之下，合并重组很有可能是优胜劣汰的一种表现，相应的金融风险也会随着银行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增强得到一定化解，然而如果合并重组沦为‘拉郎配’，没有更多的效率改善，那么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综上所述，随着狂奔多年的互联网贷款业务终于被戴上“紧箍咒”，中小银行借势“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然被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会成为其探索数字化转型脚步的终止符，相反，随着合规体系的搭建，中小银行更应积极探索差异性的发展之路，挖掘地方经济增量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正向发展。
“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键环节外包。”2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互联网贷款是金融业务线上化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分支，中小银行依靠其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将业务辐射范围拓展至全国，但同时互联网模式也为中小银行带来风控管理上的压力，延伸出关键风控环节外包、缺乏客户筛选话语权等问题。
此次发布的《通知》，延续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对银行强化主体责任，防止风险管理“空心化”的监管思路，进一步要求落实风控环节的自主性、独立性发展模式，对中小银行的“立身之本”提出严峻挑战。
中小银行提速自建风控改革
全球著名的投资商沃伦·巴菲特曾说过，“控制风险的办法是深入思考。”
这朴素十二字箴言背后，恰恰反映了市场机构在互联网环境中的竞争“冲动”。互联网技术加速了金融服务产品的革新脚步，诞生了互联网贷款等新型产品。此前，倚重互联网贷款的资金合作方多为中小银行，后者视其为“弯道超车”的新利器。然而，指数级增长的业务量却对中小银行的风控管理手段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
风控是研发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水平等因素融合的综合产物，需要经过时间、实践的历练。基于此，大型互联网公司、大型银行往往较中小银行而言有显著的风控优势。然而，为了赶上互联网贷款的列车，部分中小银行选择依赖科技企业的数据及风控模型，甚至有银行铤而走险，将关键风控环节外包，但这也意味着风险敞口向科技企业集聚，地方性金融风险开始积累。
2020年下半年开始，监管加码，互联网贷款有所降温。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经多次修订后发布《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商业银行不得将上述风险模型的管理职责外包，并应当加强风险模型的保密管理”“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和不符合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营资质监管要求的合作机构提供的直接或变相增信服务”。
此后，各地陆续有不少中小银行暂停了互联网贷款业务，但仍不足以全面改善互联网贷款大局。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通知》发布的答记者问中提到，监管部门发现，各机构执行效果和整改力度存在差异，特别是在独立实施核心风控环节、加强合作机构管理等方面，部分机构的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与《暂行办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存在风险隐患。
《通知》乘势而上，为《暂行办法》“打上了补丁”。《通知》拔高了自主风控的重要性，首条即强调“商业银行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再结合“三项定量指标”“严控跨区域经营”强化互联网贷款监管（图1）。
《通知》的发布对部分客户基础薄弱或风险管控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会带来一定负面冲击，此类銀行大多与互联网机构等外部机构合作开展扩区域信贷投放，且对合作机构风控能力依赖度较高，因而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现在一些互联网贷款场景下，贷前营销画像和反欺诈、贷后催收工作大多数都是合作机构完成的，因为合作机构数据更加丰富，中小银行不掌握这些数据，合作机构为了保持对场景的控制力度，也不会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中小银行。2021年，中小银行将加紧自主风控体系的建设步伐。”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扬表示。
风控赋能由“大”至“小”
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改革优化银行保险机构体系，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这显然是为现阶段中小银行的风控瓶颈提供了新思路。
从六家国有银行发布的2019年年报数据可看出，2019年金融科技投入金额最大的是建设银行，其投入费用达176.3亿元，排名次之的工商银行，投入金额也超过了160亿元。在国有银行扎实的净利润支持下，金融科技研发成本并没有对其造成过高的成本压力，平均占当年度净利润的7.3%（图2）。
于农商行而言，自研金融科技投入并不乐观。同样是2019年，净利润全部超过30亿元的农商行仅8家，倘若按照上述平均值计算，则意味着净利润30亿元的农商行当年度需要投入2.16亿元的金融科技费用。该体量的支出在以消耗巨量研发费用投建而成的风控领域而言，自然难成气候。因此，中小银行落实风控体系自营化管理时，或不得不寻求大型银行的帮助。
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自身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容易产生风险积累。对中小银行而言，单个银行自建风控成本高昂，因此适度接收大型银行的技术、经验和方法，有利于中小银行提升自身风控能力，也有利于学习大型银行的风控和管理经验。
中小银行发展的根基在于本地化经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中小银行经营进行定调时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原则上只能够在本地发展，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以及个人金融服务，满足当地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
由此再结合《通知》中强调的“严控跨地域经营”可知，未来城商行、农商行势必要巩固地区性差异化发展思路。区别于大型银行全国化、通用化的数据模型，中小银行分散于全国各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性也意味着特色越强、范围越小众的地区，数据颗粒度越小、越细，而这或许是大型银行风控经验中的空白所在。
“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不能简单地复制学习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做好风险预判和风险预警。要进一步鼓励、支持中小银行优化创新风险管理模型，提高特色化、差异化风险管理水平”，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原晓惠表示。 取大行之精华，为小行之所用，或将成为未来中小银行加强区域特色风控手段的趋势，而在本地化发展的框架下，同一地区的中小银行亦需要面对来自当地市场竞争同纬度风控数据、同质化客群定位等挑战。“由同寻异”抑或是区域范围内的竞争价值体现。
中小银行如何突围
节互联网贷款之流后，中小银行亟需觅得新“立身之本”。对于部分中小银行而言，本地化自营模式或为业务布局重点。
搭建本地化生活服务场景。“深耕本地、服务本地”的延伸，亦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服务手段，为本地生活服务升级、赋能的过程。对此，中小银行要在厘清本地产业面貌、居民生活特点的同时，助力发展本地化的餐飲、出行、便民、娱乐等多元生活圈，积极开发本地用户的使用习惯、使用黏性，协助搭建本地产业集群、生态，并借此吸收新兴产业生态间的财务管理、供应链金融、小微企业经营、支付结算等服务空间，反哺自身经营链路。
以湖南本地首家上市的银行长沙银行为例，长沙银行依靠下沉深耕的打法，完善“县域支行+乡镇支行+农金站”的布局，融入本地社区、居民生活。截至2020年9月，长沙银行在线下有30家分支行、331个网点和3836个农村金融服务站，其以线下面对面服务拉近“银客”距离的同时，还打通本地居民医保、社保、养老保险业务，成为该领域主要合作银行之一，进一步抓牢本地化发展优势。
深耕涉农金融服务模式。作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兼具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经济承载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重大。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第18次聚焦“三农”。
乡村振兴的推进，离不开农村金融服务迭代而造就的农村经济“动轮”。眼下，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滞后的环节，尚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农村金融空间分散、额度分散、时间分散的特性，却成为摆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前的“老大难”，趋于全国化、通用化服务理念的大型银行也并无打下这片“江山”的优势，相反却是给中小银行留下广阔天地。
中小银行可借此强化本地农业、农村金融支持的发展模式，抢占涉农信贷的未来蓝海（图3），包括但不限于打造“三农”特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利用大数据服务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如携手中国银联拓展乡村振兴主题卡、农民丰收卡等发卡工作，深度融入农村生产生活场景，让农村用户可以在“云闪付”App内便捷享受线上申卡、自动绑卡、线上申请涉农贷款等综合惠农服务。
抱团取暖巩固区域优势。“天下胜，是故合力。”纵观中小银行近年来的发展，抱团取暖的趋势愈演愈烈。2020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曾表示，“中小银行受到疫情冲击比较明显。2020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比较大，特别是市场化重组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应此言而起，一场场合并大戏上演，“合并潮”再起（图4）。
合并是中小银行应对市场竞争的手段之一，中小银行可以借此提升自身实力，巩固区域性金融服务实力，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强调，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的改革方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的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
“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之下，合并重组很有可能是优胜劣汰的一种表现，相应的金融风险也会随着银行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增强得到一定化解，然而如果合并重组沦为‘拉郎配’，没有更多的效率改善，那么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综上所述，随着狂奔多年的互联网贷款业务终于被戴上“紧箍咒”，中小银行借势“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然被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会成为其探索数字化转型脚步的终止符，相反，随着合规体系的搭建，中小银行更应积极探索差异性的发展之路，挖掘地方经济增量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正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