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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办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
1987年10月，随着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宣告打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非一日之功。
原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70岁的乐美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对台办1955年就成立了，他们这代人的工作是沿着老一代人的足迹而行，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其中，从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1987年，是最不应忽视的9年。
“没有这9年的大量工作基础，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开创局面的。”乐美真说。
1978年，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美国政府承诺对台湾“废约、断交、撤军”，中美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統一。
同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郑重宣布：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各领导小组相继恢复。1979年12月27日，恢复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罗青长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初期有童小鹏、孔原、凌云、杨斯德等，后来又增加了李后、林一心、朱穆之等。
1980年元旦上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她说，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
廖承志强调，要成立台胞的群团组织，要将落实台胞政策作为首要工作。
春节将至，邓颖超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草稿当场拟出，当场修改定稿。
会议决定，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对台办”）搬进中南海办公。
当时，对台办只有杨荫东、王亿、耿文卿和乐美真四人，人称“四条汉子”“四大金刚”。对台办主任一职初期由罗青长兼任，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会议第二天，四人就动手布置新办公室，装电话，办理进出中南海的证件，连夜整理好档案。第三天，就搬进了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并向邓颖超报到。
就这样，在80年代第一个新年的爆竹声中，中央对台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邓颖超要求，对台工作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要考虑到对方能接受与否。
她去沿海地区考察，听到厦门广播里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歌唱祖国》。她还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邓颖超保持着群众工作出身的思维敏锐和善于鼓动，喜欢即席讲话，不喜欢别人帮她准备讲话稿。她还常亲自修改对台文件，凡出现“大陆”之处，必定亲笔加上“祖国”二字；见到“炎黄子孙”，都改成“祖国各族人民”。
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的时候，她会邀请对台办工作人员一起赏花散步，有时一起观看台湾的资料片。
常务副组长廖承志可谓四位一体，港澳、台湾、侨务、对日友好工作一起抓。他几乎每天从早上忙到深夜，无论是港澳台同胞还是海外华侨，只要来北京，一般都会由他出面会见。
廖承志强调，对台办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要恰到好处，做到节骨眼上。
除邓颖超叫“小廖”外，其他人都叫廖承志“廖公”。廖公幽默亲和，与他相处，大家一点拘束都没有。他爱给人起外号，来开会总是摸摸这个人的脑袋，碰碰那个人的鼻子，还经常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在纸上画小人。只有一次，在邓颖超家里看录像，他一动不动，老实得像只猫一样。出来后大家纳罕地问他，他很严肃地说：“那是我长辈。”
廖公烟瘾很大。他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夫人经普椿不让他抽烟。开会时，他一坐下来就会伸出一根手指：“给支烟。”递给他一支，他夹到耳朵上：“再给一支。”又藏在眼镜盒里。邓颖超对烟过敏，如果她到会，廖承志总是过一阵就会说：“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钟好不好？”然后到走廊去抽一支烟。
乐美真说，廖公虽然生性诙谐，但实际上工作抓得非常紧，善于集思广益，又能坚持原则。“那时工作效率很高，既议大事，又抓落实，谋略而成事，统筹又调动各方。”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后任对台办主任的杨斯德曾说，廖承志当副组长，不是撒手的，下属都跟不上。“一个邓大姐，一个他，每天都抓工作，抓得你跟着马前马后的。我们都是大参谋。”
1982年10月，在廖承志建议下，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回北京，成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
此前，汪锋从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位置上离任时，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表示：“愿意给邓大姐当兵，到中央对台领导小组。”
上任前，邓小平找汪锋谈话。他说：“中央决定你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给你加上‘专职’两个字，已经通过了。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现在专做此事的人还不够多。”
汪锋上任后，首先抓了对台办的组织建设。中央发文，明确了对台办的任务和内部编制。1983年11月，中央再次发文，明确规定了中央对台工作的任务、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地方对台工作机构的建立。 汪锋作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唯一一位专职副组长，每天在对台办办公。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去世，杨尚昆接任副组长，汪锋改任领导小组顾问，仍直接参与领导工作，直到1987年离任。
对台办四人不分职级，都吃住在办公室，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办公室不配秘书，文件都是自己起草，用毛笔誊写。按规定，不作工作记录，会见宾客的记录也要及时销毁。领导谈话时也会指示，哪些内容不要记录。
对台工作纪律十分严格。凡是涉及台湾问题的，都要先向对台办请示。四人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涉台文电，随时处理突发情况，不能直接答复的，就提交领导小组开会讨论。
邓颖超要求，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会，会议由廖承志主持，邓颖超有时会到场。
每次开会时间确定后，就请中南海管理处安排一间会议室，再开出与会者名单，递交北门或西门，以便与会者进来时拿到通行证。会场上还保持着周恩来开会时的传统，喝茶要交一角钱。没有带钱的领导，会后也会补交。
对台办4人列席会议，负责做会议记录，并负责落实会议决定。每次会后，由耿文卿执笔，出一份会议纪要。
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对台政策发布、对台宣传、对台贸易、参加奥委会的涉台问题等。
双方在沿海有小额民间贸易，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提交到会议上讨论。这种贸易合不合法，海关要不要监管？发生了纠纷，比如认为对方骗了钱就把对方的渔网给收了，该怎么处理？
当时香港有一大批国民党机构和人员，该怎么打交道怎么安排，仅这一问题就讨论了三四次。
允许老兵探亲后，更出现了大量具体问题：老兵过海关带烟，“中华民国烟草局”的香烟让进还是不让进？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台湾出版物能否进入大陆？
童小鹏曾回忆，他1979年1月1日至4月4日在北京的三个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除廖承志因病有时请假外，很少有人请假或缺席。
在邓颖超的倡议下，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很快成立。
乐美真记得，是他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在廊坊挂职的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请她来京筹备成立台联。1980年11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之后，福建、北京也成立了台联。自筹办到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只花了半年时间。
接待来大陆的台湾同胞，成为80年代初期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是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之兄，廖承志1980年在美国做心脏手术时，与已加入美国籍的她恢复了联系。在这之前，她不与大陆来往，只和台湾联系。
在廖承志提议下，中央拨款30万给浙江省委统战部，修缮了蒋家祖坟并拍了照。
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廖承志请她给蒋经国捎个话：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欢迎回来扫墓。并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与蒋共勉。
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陈香梅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她后来回忆：“我因为跟经国先生比较熟悉，信给他以后，就让他看。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我也不能够再问他了。”
1982年，汪锋召集林丽韫、乐美真、作家协会的毕朔望等人开会，专门研究接待旅美作家陈若曦来大陆讲学事宜。陈若曦后来说：“跟这老头子（汪锋）吃一顿饭，就成朋友了。”这一年，88岁的前国民党外交官范寿康辗转回大陆定居，北京住房紧张，汪锋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后，落实了他的住房、医疗、工资待遇等问题。1985年，经中央批示，汪锋协调相关部门修缮了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浙江湖州的墓地。消息在海外报纸上公布后，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震动很大。
汪锋曾说，对台宣传工作，一要防“左”，二不要刻意刺激台湾当局，三不要有挖苦丑化的文字。在谈到如何防止“左”的问题时，汪锋说，邓小平曾说过，海外对台宣传刊物可以批评共产党，不需偏“左”，而要“一中到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陆认为低调的，实际还是“左”，我们都觉得高调的，那是极“左”。他还在一次对台宣传会议上说，“左”了你们负责，“右”了我负责。
1981年，邓颖超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提出中央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公之于世。她指示对台办，将两年来中央领导的对台方针谈话进行一次综合梳理。
廖承志带领对台办，归纳起草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文件经邓颖超批示后，送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据执笔的耿文卿回忆，送审请示稿和后来的定稿相对照，有了修改变动。
其中第三条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原来的提法为台湾可作为“特区”，是叶剑英亲手修改为“特别行政区”。
第四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后一句是邓颖超审阅时加上的，以打消台湾人士对财产被没收或公私合营的顾虑。
第五条“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政治机构”一词也是叶剑英所加。
定稿还新加了一条：“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这一条是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加上的，这为以后开展两岸经济交流提供了政策依据。
乐美真还记得，当时他接到邓颖超秘书赵炜的电话后，骑自行车来到西花厅，从邓颖超手里接过了中央批准的最后定稿。
中央决定，将这九条作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政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国庆谈话的形式公布。外界后来称之为“叶九条”。 据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杨奇回忆，9月28日，他接到廖承志的电话，立即飞到北京。一下飞机，汽车便把他接到廖承志家中。
廖承志交给他一份谈话底稿和一张29日返港的机票，要求他回香港后立即排印出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发到来宾手上。并告诉他，因为稿件还在叶剑英手上没有最后定稿，底稿不能给他拿走，只能“辛苦你把它念熟”。
那天晚上，杨奇几乎一夜没睡背稿子。第二天一下飞机，他直奔办公室，赶紧默写在纸上。
1981年9月30日，“叶九条”发表。当天傍晚，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文字稿及时发到了两千多位出席香港分社国庆招待会的来宾手中。
乐美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叶九条”的影响非常大。有的海外侨胞发表文章表示赞赏，有的自费印了很多份带到台湾。
耿文卿回忆，有人对第六条（“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表示了疑虑，认为台湾经济比大陆好，大陆的外汇储备还不如台湾，怎么还由大陆来补助？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也是自信有这个能力。
其实上世纪6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后来归纳为“一纲四目”），其中就提到：“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政府拨付。”
“因为那时台湾的财政才八个亿，中央拨付下来没有问题。”耿文卿说。
还有人对谈话中“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中的“回归”提出了疑问。因为此前，无论是《告台湾同胞书》还是《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以及中央领导的谈话，使用的都是“归回”。
对台办没有把这列为议题进行讨论。不过耿文卿认为，这两个表述虽然相近，但确实有所差异：“归回”有“收回”之意，而“回归”则像是“回家”。
对于“叶九条”，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此后，在“叶九条”的基础上，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式概括为“一国两制”。
1982年修宪时，新增了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设立特别行政区完成了法律依据。这条本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的法律条文，先在香港和澳门开花结果了。
1983年6月21日，汪锋主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主要议题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求见邓小平一事。
与会者认为，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台方很注意中共对台政策，加之国民党第十二届二中全会将于当年11月举行，且杨力宇已表示愿意将邓小平对祖国统一的意见带往台北，因此建议邓小平会见杨力宇。
当天，对台办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个请示，经过杨尚昆和汪锋核批后，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复同意。
6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谈话中完整阐述了对台政策。谈话记录送到对台办后，经耿文卿等整理、邓颖超审阅，由《人民日报》发表。这就是外界所称的“邓六条”。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邓六条”，五年时间内，中央新时期对台方针基本阐述完成。
廖公信，也是出于邓颖超的提议。
1982年7月，蒋经国在一篇悼念其父的文章里表达了“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并写道：“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邓颖超读到后敏锐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时机。而当时中共内最适合与蒋经国对话的人，非廖承志莫属：他的父亲廖仲恺为国民党元老，他本人与蒋经国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
邓颖超立即于7月4日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劝他认清形势，权衡利弊，作出决断。
廖承志把杨荫东和耿文卿叫到家中商议。大家认为，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当然也要动之以情。但信如何下笔，廖承志让大家都回去想想。
这晚，他一夜未睡，亲笔写下了信的开头：“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对台办和台湾研究所的两个人组成研究小组，按照这个开头的基调和语气，斟酌书信词句。其间，多次征求邓小平、邓颖超等人的意见，汪锋几次主持集体讨论。经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后由耿文卿执笔完成。
这封信规劝蒋经国三思局势，同捐前嫌，共竟統一。信中写道：“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在引用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后结尾：“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邓颖超亲笔在后面加了四个字：“伫候复音。”
汪锋回忆，他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建议将公开信送中央各领导审阅。习仲勋批示，立即分送。书信稿件很快经政治局通过。
7月24日，汪锋在对台小组会上作了具体部署，商定7月24日以电报形式通过巴黎发给蒋经国本人，随后由新华社发通稿，7月25日《人民日报》见报。
乐美真回忆，他奉命到邮电部电信总局，通过两条经中转的线路，将此信发到了台湾。
为了让台湾民众也看到此信，廖承志再次找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杨奇，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用巧妙的方式报道此事。
回到香港后，杨奇约了《星岛日报》总编周鼎、《华侨日报》总主笔李志文到利园酒家咖啡屋喝茶，商谈此事。
就在《人民日报》刊载的同一天，《华侨日报》也全文登出此信，但放在了较靠后的版面。报纸没引起台湾报检人的注意，顺利过关。
《星岛日报》则大胆地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但标题处理巧妙，大标题是《国共昨互促统一，双方仍各言其志》，副标题分了两行，第一行是“孙运璇（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盼北京放弃共产主义”，第二行是“廖承志函请蒋经国三度合作”。实际上，正文里孙运璇的讲话只有两行，其后就是廖公信。最终该报也顺利通过台湾报检。 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钱复在其回忆录中披露，7月25日，蒋经国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志有电报给他，内容尽是威胁利诱”。 台湾方面最后由宋美龄出面，同样以公开信形式作复，反劝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
廖公信广为流传，一些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评价它情理并茂，文字老到，文白兼顾，堪称今文观止。
“30多年过去了，如果你现在再读读此信，似有预见，不幸言中。”乐美真说。
对台小组花了三年以上的时间，对台胞台属落实政策。
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两部分人：一是去台人员亲属，二是1949年以前到大陆上学工作的滞留台籍人员。对台办曾疑惑为什么甘肃、新疆等偏远地区也有大量去台人员亲属，后来才了解到，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发配”到此的。
1981年9月和11月，中共中央两次发出通知，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对相关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
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并给予政治权利。
8月，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汪锋出任组长，从对台办、统战部、外交部、全国台联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到办公室工作。
落实政策办通过调查组、问卷等形式对全国台属情况进行了普查，两次召开全国性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清理影响台胞台属入学就业、入团入党的过时文件，补发工资，退还房产，落实优待政策。
到1985年底，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同胞共25791人，其中有冤假错案1033起，平反1028起，占99.5%。错判的刑事案件基本得以纠正，错误的行政、党纪处分绝大部分也得到改正。因“台湾关系”被下放到农村的台胞绝大部分回到城镇。除西藏外，各地去台人员102万余人，其在大陆家属约332万人，台属中需落实政策的共117937件，落实114381件，占96.98%。
邓颖超曾说，每年一到开两会，台胞台属反映问题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三年过后，再开会时这样的信几乎没有了。
1986年2月1日，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完成任务撤销，遗留工作交由中央统战部处理。
1987年7月，臺湾解除戒严。10月15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众可赴大陆探亲。
当天，国务院领导人发表谈话，对此表示欢迎，“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并希望台湾当局也能让大陆民众去台湾探亲。次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台湾当局只对在大陆有直系血亲的台湾居民开放探亲，但闸门一旦开启，探亲人流像潮水般而至，汇成势不可挡的洪流，不断开辟出新的通道。
对台工作面临着很多亟待处理的新问题，其中很多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为应对新形势，1988年9月，中央决定筹组具备行政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内台湾工作机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该机构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原铁道部长丁关根担任主任。
中央对台办与国务院对台办两套人马，日常事务和经济工作归国台办，中央对台办保留政策方针制定、非公开往来等事务。
由于工作有交叉，1991年3月，国台办与中央对台办合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列入中央直属序列。
至此，中央对台工作走上了公开化和常规化的轨道。
“四条汉子”相继离开了对台办。1985年，耿文卿调统战部，任三局局长。1990年，乐美真也调离对台办。
“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过程会有很大的曲折。”85岁的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形势比人强，祖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台政策的吸引力，是统一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讲的，只要政局稳定、政策稳定、政策见效，顺应两岸人民的需求，为两岸人民谋福祉，我们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乐美真说。
1987年10月，随着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宣告打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非一日之功。
原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70岁的乐美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对台办1955年就成立了，他们这代人的工作是沿着老一代人的足迹而行，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其中，从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1987年，是最不应忽视的9年。
“没有这9年的大量工作基础，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开创局面的。”乐美真说。
恢复中央对台小组
1978年，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美国政府承诺对台湾“废约、断交、撤军”，中美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統一。
同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郑重宣布：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各领导小组相继恢复。1979年12月27日，恢复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罗青长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初期有童小鹏、孔原、凌云、杨斯德等，后来又增加了李后、林一心、朱穆之等。
1980年元旦上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她说，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
廖承志强调，要成立台胞的群团组织，要将落实台胞政策作为首要工作。
春节将至，邓颖超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草稿当场拟出，当场修改定稿。
会议决定，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对台办”）搬进中南海办公。
当时，对台办只有杨荫东、王亿、耿文卿和乐美真四人，人称“四条汉子”“四大金刚”。对台办主任一职初期由罗青长兼任，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会议第二天，四人就动手布置新办公室，装电话，办理进出中南海的证件，连夜整理好档案。第三天，就搬进了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并向邓颖超报到。
就这样，在80年代第一个新年的爆竹声中，中央对台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领导们
邓颖超要求，对台工作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要考虑到对方能接受与否。
她去沿海地区考察，听到厦门广播里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歌唱祖国》。她还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邓颖超保持着群众工作出身的思维敏锐和善于鼓动，喜欢即席讲话，不喜欢别人帮她准备讲话稿。她还常亲自修改对台文件，凡出现“大陆”之处，必定亲笔加上“祖国”二字；见到“炎黄子孙”，都改成“祖国各族人民”。
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的时候，她会邀请对台办工作人员一起赏花散步，有时一起观看台湾的资料片。
常务副组长廖承志可谓四位一体，港澳、台湾、侨务、对日友好工作一起抓。他几乎每天从早上忙到深夜，无论是港澳台同胞还是海外华侨，只要来北京，一般都会由他出面会见。
廖承志强调，对台办的工作“是水面底下的工作，不是浮在上面的工作”，要恰到好处，做到节骨眼上。
除邓颖超叫“小廖”外，其他人都叫廖承志“廖公”。廖公幽默亲和，与他相处，大家一点拘束都没有。他爱给人起外号，来开会总是摸摸这个人的脑袋，碰碰那个人的鼻子，还经常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在纸上画小人。只有一次，在邓颖超家里看录像，他一动不动，老实得像只猫一样。出来后大家纳罕地问他，他很严肃地说：“那是我长辈。”
廖公烟瘾很大。他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夫人经普椿不让他抽烟。开会时，他一坐下来就会伸出一根手指：“给支烟。”递给他一支，他夹到耳朵上：“再给一支。”又藏在眼镜盒里。邓颖超对烟过敏，如果她到会，廖承志总是过一阵就会说：“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钟好不好？”然后到走廊去抽一支烟。
乐美真说，廖公虽然生性诙谐，但实际上工作抓得非常紧，善于集思广益，又能坚持原则。“那时工作效率很高，既议大事，又抓落实，谋略而成事，统筹又调动各方。”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后任对台办主任的杨斯德曾说，廖承志当副组长，不是撒手的，下属都跟不上。“一个邓大姐，一个他，每天都抓工作，抓得你跟着马前马后的。我们都是大参谋。”
1982年10月，在廖承志建议下，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回北京，成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
此前，汪锋从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位置上离任时，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表示：“愿意给邓大姐当兵，到中央对台领导小组。”
上任前，邓小平找汪锋谈话。他说：“中央决定你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给你加上‘专职’两个字，已经通过了。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现在专做此事的人还不够多。”
汪锋上任后，首先抓了对台办的组织建设。中央发文，明确了对台办的任务和内部编制。1983年11月，中央再次发文，明确规定了中央对台工作的任务、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地方对台工作机构的建立。 汪锋作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唯一一位专职副组长，每天在对台办办公。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去世，杨尚昆接任副组长，汪锋改任领导小组顾问，仍直接参与领导工作，直到1987年离任。
会议
对台办四人不分职级，都吃住在办公室，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办公室不配秘书，文件都是自己起草，用毛笔誊写。按规定，不作工作记录，会见宾客的记录也要及时销毁。领导谈话时也会指示，哪些内容不要记录。
对台工作纪律十分严格。凡是涉及台湾问题的，都要先向对台办请示。四人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涉台文电，随时处理突发情况，不能直接答复的，就提交领导小组开会讨论。
邓颖超要求，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会，会议由廖承志主持，邓颖超有时会到场。
每次开会时间确定后，就请中南海管理处安排一间会议室，再开出与会者名单，递交北门或西门，以便与会者进来时拿到通行证。会场上还保持着周恩来开会时的传统，喝茶要交一角钱。没有带钱的领导，会后也会补交。
对台办4人列席会议，负责做会议记录，并负责落实会议决定。每次会后，由耿文卿执笔，出一份会议纪要。
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对台政策发布、对台宣传、对台贸易、参加奥委会的涉台问题等。
双方在沿海有小额民间贸易，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提交到会议上讨论。这种贸易合不合法，海关要不要监管？发生了纠纷，比如认为对方骗了钱就把对方的渔网给收了，该怎么处理？
当时香港有一大批国民党机构和人员，该怎么打交道怎么安排，仅这一问题就讨论了三四次。
允许老兵探亲后，更出现了大量具体问题：老兵过海关带烟，“中华民国烟草局”的香烟让进还是不让进？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台湾出版物能否进入大陆？
童小鹏曾回忆，他1979年1月1日至4月4日在北京的三个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除廖承志因病有时请假外，很少有人请假或缺席。
接待台湾人士
在邓颖超的倡议下，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很快成立。
乐美真记得，是他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在廊坊挂职的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请她来京筹备成立台联。1980年11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之后，福建、北京也成立了台联。自筹办到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只花了半年时间。
接待来大陆的台湾同胞，成为80年代初期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是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之兄，廖承志1980年在美国做心脏手术时，与已加入美国籍的她恢复了联系。在这之前，她不与大陆来往，只和台湾联系。
在廖承志提议下，中央拨款30万给浙江省委统战部，修缮了蒋家祖坟并拍了照。
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廖承志请她给蒋经国捎个话：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欢迎回来扫墓。并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与蒋共勉。
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陈香梅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她后来回忆：“我因为跟经国先生比较熟悉，信给他以后，就让他看。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我也不能够再问他了。”
1982年，汪锋召集林丽韫、乐美真、作家协会的毕朔望等人开会，专门研究接待旅美作家陈若曦来大陆讲学事宜。陈若曦后来说：“跟这老头子（汪锋）吃一顿饭，就成朋友了。”这一年，88岁的前国民党外交官范寿康辗转回大陆定居，北京住房紧张，汪锋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后，落实了他的住房、医疗、工资待遇等问题。1985年，经中央批示，汪锋协调相关部门修缮了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浙江湖州的墓地。消息在海外报纸上公布后，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震动很大。
汪锋曾说，对台宣传工作，一要防“左”，二不要刻意刺激台湾当局，三不要有挖苦丑化的文字。在谈到如何防止“左”的问题时，汪锋说，邓小平曾说过，海外对台宣传刊物可以批评共产党，不需偏“左”，而要“一中到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陆认为低调的，实际还是“左”，我们都觉得高调的，那是极“左”。他还在一次对台宣传会议上说，“左”了你们负责，“右”了我负责。
叶九条
1981年，邓颖超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提出中央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公之于世。她指示对台办，将两年来中央领导的对台方针谈话进行一次综合梳理。
廖承志带领对台办，归纳起草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文件经邓颖超批示后，送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据执笔的耿文卿回忆，送审请示稿和后来的定稿相对照，有了修改变动。
其中第三条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原来的提法为台湾可作为“特区”，是叶剑英亲手修改为“特别行政区”。
第四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后一句是邓颖超审阅时加上的，以打消台湾人士对财产被没收或公私合营的顾虑。
第五条“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政治机构”一词也是叶剑英所加。
定稿还新加了一条：“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这一条是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加上的，这为以后开展两岸经济交流提供了政策依据。
乐美真还记得，当时他接到邓颖超秘书赵炜的电话后，骑自行车来到西花厅，从邓颖超手里接过了中央批准的最后定稿。
中央决定，将这九条作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政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国庆谈话的形式公布。外界后来称之为“叶九条”。 据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杨奇回忆，9月28日，他接到廖承志的电话，立即飞到北京。一下飞机，汽车便把他接到廖承志家中。
廖承志交给他一份谈话底稿和一张29日返港的机票，要求他回香港后立即排印出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发到来宾手上。并告诉他，因为稿件还在叶剑英手上没有最后定稿，底稿不能给他拿走，只能“辛苦你把它念熟”。
那天晚上，杨奇几乎一夜没睡背稿子。第二天一下飞机，他直奔办公室，赶紧默写在纸上。
1981年9月30日，“叶九条”发表。当天傍晚，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文字稿及时发到了两千多位出席香港分社国庆招待会的来宾手中。
乐美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叶九条”的影响非常大。有的海外侨胞发表文章表示赞赏，有的自费印了很多份带到台湾。
耿文卿回忆，有人对第六条（“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表示了疑虑，认为台湾经济比大陆好，大陆的外汇储备还不如台湾，怎么还由大陆来补助？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也是自信有这个能力。
其实上世纪6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后来归纳为“一纲四目”），其中就提到：“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政府拨付。”
“因为那时台湾的财政才八个亿，中央拨付下来没有问题。”耿文卿说。
还有人对谈话中“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中的“回归”提出了疑问。因为此前，无论是《告台湾同胞书》还是《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以及中央领导的谈话，使用的都是“归回”。
对台办没有把这列为议题进行讨论。不过耿文卿认为，这两个表述虽然相近，但确实有所差异：“归回”有“收回”之意，而“回归”则像是“回家”。
对于“叶九条”，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此后，在“叶九条”的基础上，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式概括为“一国两制”。
1982年修宪时，新增了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设立特别行政区完成了法律依据。这条本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的法律条文，先在香港和澳门开花结果了。
1983年6月21日，汪锋主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主要议题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求见邓小平一事。
与会者认为，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台方很注意中共对台政策，加之国民党第十二届二中全会将于当年11月举行，且杨力宇已表示愿意将邓小平对祖国统一的意见带往台北，因此建议邓小平会见杨力宇。
当天，对台办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个请示，经过杨尚昆和汪锋核批后，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复同意。
6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谈话中完整阐述了对台政策。谈话记录送到对台办后，经耿文卿等整理、邓颖超审阅，由《人民日报》发表。这就是外界所称的“邓六条”。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邓六条”，五年时间内，中央新时期对台方针基本阐述完成。
廖公信
廖公信，也是出于邓颖超的提议。
1982年7月，蒋经国在一篇悼念其父的文章里表达了“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并写道：“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邓颖超读到后敏锐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时机。而当时中共内最适合与蒋经国对话的人，非廖承志莫属：他的父亲廖仲恺为国民党元老，他本人与蒋经国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
邓颖超立即于7月4日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劝他认清形势，权衡利弊，作出决断。
廖承志把杨荫东和耿文卿叫到家中商议。大家认为，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当然也要动之以情。但信如何下笔，廖承志让大家都回去想想。
这晚，他一夜未睡，亲笔写下了信的开头：“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对台办和台湾研究所的两个人组成研究小组，按照这个开头的基调和语气，斟酌书信词句。其间，多次征求邓小平、邓颖超等人的意见，汪锋几次主持集体讨论。经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后由耿文卿执笔完成。
这封信规劝蒋经国三思局势，同捐前嫌，共竟統一。信中写道：“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在引用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后结尾：“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邓颖超亲笔在后面加了四个字：“伫候复音。”
汪锋回忆，他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建议将公开信送中央各领导审阅。习仲勋批示，立即分送。书信稿件很快经政治局通过。
7月24日，汪锋在对台小组会上作了具体部署，商定7月24日以电报形式通过巴黎发给蒋经国本人，随后由新华社发通稿，7月25日《人民日报》见报。
乐美真回忆，他奉命到邮电部电信总局，通过两条经中转的线路，将此信发到了台湾。
为了让台湾民众也看到此信，廖承志再次找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杨奇，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用巧妙的方式报道此事。
回到香港后，杨奇约了《星岛日报》总编周鼎、《华侨日报》总主笔李志文到利园酒家咖啡屋喝茶，商谈此事。
就在《人民日报》刊载的同一天，《华侨日报》也全文登出此信，但放在了较靠后的版面。报纸没引起台湾报检人的注意，顺利过关。
《星岛日报》则大胆地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但标题处理巧妙，大标题是《国共昨互促统一，双方仍各言其志》，副标题分了两行，第一行是“孙运璇（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盼北京放弃共产主义”，第二行是“廖承志函请蒋经国三度合作”。实际上，正文里孙运璇的讲话只有两行，其后就是廖公信。最终该报也顺利通过台湾报检。 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钱复在其回忆录中披露，7月25日，蒋经国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志有电报给他，内容尽是威胁利诱”。 台湾方面最后由宋美龄出面，同样以公开信形式作复，反劝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
廖公信广为流传，一些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评价它情理并茂，文字老到，文白兼顾，堪称今文观止。
“30多年过去了，如果你现在再读读此信，似有预见，不幸言中。”乐美真说。
落实政策
对台小组花了三年以上的时间，对台胞台属落实政策。
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两部分人：一是去台人员亲属，二是1949年以前到大陆上学工作的滞留台籍人员。对台办曾疑惑为什么甘肃、新疆等偏远地区也有大量去台人员亲属，后来才了解到，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发配”到此的。
1981年9月和11月，中共中央两次发出通知，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对相关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
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并给予政治权利。
8月，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汪锋出任组长，从对台办、统战部、外交部、全国台联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到办公室工作。
落实政策办通过调查组、问卷等形式对全国台属情况进行了普查，两次召开全国性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清理影响台胞台属入学就业、入团入党的过时文件，补发工资，退还房产，落实优待政策。
到1985年底，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同胞共25791人，其中有冤假错案1033起，平反1028起，占99.5%。错判的刑事案件基本得以纠正，错误的行政、党纪处分绝大部分也得到改正。因“台湾关系”被下放到农村的台胞绝大部分回到城镇。除西藏外，各地去台人员102万余人，其在大陆家属约332万人，台属中需落实政策的共117937件，落实114381件，占96.98%。
邓颖超曾说，每年一到开两会，台胞台属反映问题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三年过后，再开会时这样的信几乎没有了。
1986年2月1日，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完成任务撤销，遗留工作交由中央统战部处理。
机构变迁
1987年7月，臺湾解除戒严。10月15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众可赴大陆探亲。
当天，国务院领导人发表谈话，对此表示欢迎，“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并希望台湾当局也能让大陆民众去台湾探亲。次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台湾当局只对在大陆有直系血亲的台湾居民开放探亲，但闸门一旦开启，探亲人流像潮水般而至，汇成势不可挡的洪流，不断开辟出新的通道。
对台工作面临着很多亟待处理的新问题，其中很多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为应对新形势，1988年9月，中央决定筹组具备行政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内台湾工作机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该机构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原铁道部长丁关根担任主任。
中央对台办与国务院对台办两套人马，日常事务和经济工作归国台办，中央对台办保留政策方针制定、非公开往来等事务。
由于工作有交叉，1991年3月，国台办与中央对台办合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列入中央直属序列。
至此，中央对台工作走上了公开化和常规化的轨道。
“四条汉子”相继离开了对台办。1985年，耿文卿调统战部，任三局局长。1990年，乐美真也调离对台办。
“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过程会有很大的曲折。”85岁的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形势比人强，祖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台政策的吸引力，是统一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讲的，只要政局稳定、政策稳定、政策见效，顺应两岸人民的需求，为两岸人民谋福祉，我们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乐美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