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他笔耕不辍，致力于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僧俗人间》《有声的戈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燃烧的水》《拓跋力微》《锡尼喇嘛》《满巴扎仓》，儿童中篇《幸运的五只岩羊》，《小说创作谈》，短篇小说集《大漠歌》，另有《有声的戈壁——阿云嘎小说精选》一部。此外，他还有近百篇中短篇小说、评论、散文、随笔刊登在各种刊物上，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英、法、德、朝、南斯拉夫、蒙古等国家和台湾地区。
　　他就是草原之子、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内蒙古文联第五、第六届主席，曾获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萨日纳杰出贡献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家突出贡献奖”。他常以收敛的笔触、平静白描的手法，将笔墨放在细节的描述上，将隐忍的关怀倾注在人们的命运上，倾诉一种淡远而忧伤的情绪，表达一种源自文化深处的忧虑。
　　作家的使命就是深刻地反映生活现实，同时用温暖的人性光辉去照亮人们的心灵，指给人们光明的生活前景。阿云嘎坦陈，“什么是中国文学？其实就是中国56个民族的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承担丰富中国文学的使命，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表现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形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中国文学。这是我们的责任。”
　　奔跑的作家梦
　　阿云嘎于1947年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包乐浩晓苏木一个叫敖伦淖尔的地方，是个地处偏远的荒漠草原。偏远到什么程度？阿云嘎说：“在1964年我去呼和浩特上专科之前只乘坐过两次汽车，第一次是走了几百米，第二次走了30多公里，去呼和浩特是我第三次乘坐汽车，并第一次坐火车，在那以前我都没见过火车。”说这话时，阿云嘎的目光飘向远方，思绪也回到了50年前。
　　1964年，阿云嘎初中毕业，考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翻译班，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点，他从偏远的牧区来到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鄂尔多斯报社，之后历任鄂尔多斯广电局任副局长兼蒙文编辑部主任，伊克昭盟党委副秘书长（伊克昭盟即现在的鄂尔多斯）、秘书长、盟委委员等职。1995年，阿云嘎被任命为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从盟市调入首府，1999年起当了两届内蒙古文联主席，2010年文联换届后按惯例又任了两年自治区人大常委。
　　这就是阿云嘎的人生轨迹。但是，他却微笑着说自己还有一套“履历”，那就是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在我的人生中始终贯穿着对文学创作的追求，从未间断和动摇过。”
　　阿云嘎回忆说：“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文学着迷，当然刚开始还分不清文学和纪实文学，凡是好看的东西就读。后来大概到了小学五年级，我懂得了文学作品是由人创作出来的，创作文学作品的人被称为作家。从那时起，我就梦想当个作家。”
　　在小阿云嘎的心目中，作家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记得上初中时，他给内蒙古的蒙古文综合性文学刊物《花的原野》投过几次稿，写的都是诗歌，“那时候的编辑很负责任，每次退稿都附有短信。短信都是统一格式打印的，空白处写着我的名字和作品名称。我将那几封退稿信珍藏了好几年。”
　　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文革”让一切文学刊物停刊，任何出版社都不可能出版文学书籍了。但阿云嘎说自己的作家梦还在，对文学的热爱也还在。“经历过‘红卫兵’造反、串联、两派武斗等以后，大部分学生已经变成了‘逍遥派’，成天无所事事。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撬开了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大家开始从那里搬书。他们把书抱来塞在床底下，我的床下也塞得满满当当。于是，我就成天看那些书，真是太惬意了。”
　　1968年，当阿云嘎被分配到鄂尔多斯报社时，报社资料室已经被砸烂，藏书堆在印刷厂大库房里。“管理库房的老工人允许我们去搬书，因此我的床下又一次塞满了书，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沫若文集》，还有建国10周年出版的我国文学精品单行本，还有好几年《文艺报》的合订本。我最喜欢的是《文艺报》里的文学评论，正是那些评论让我明白了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说来也有意思，我，包括与我一样年龄的作家，关于文学的启蒙教育是在我国文学大萧条时期得到的。因此，当全国的文艺政策开始松动时，一大批文学新人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文革”后期，阿云嘎开始发表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出现在《内蒙古日报》上的是一首诗，共32行，题目是《鄂尔多斯沙漠的春天》，那一年是1973年；第二首是他去“五七干校”接受“锻炼”时写的《五七抒怀》，发表在《鄂尔多斯报》上；还有一首是歌颂“牧区大寨”乌审召公社的，收进了某部诗集里。
　　然而，此时的阿云嘎很快意识到“自己天生缺乏诗的思维，我不能够将我心中的好多东西用诗表达出来”。于是，他开始试着写小说，第一个短篇发表在1976年11月11日《内蒙古日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鹰飞不过去的沙梁上》，写的是学大寨的内容。“如今再看，我的第一个短篇写得根本不成样子，一大片沙漠，连雄鹰都无法飞跃，但人们却在改造它。写法也是模仿那时候‘战天斗地’的作品。”
　　自此，阿云嘎一直写小说，至今已经写了近40年了。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当被记者问及，“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篇？”阿云嘎坦率地说是1980年代他写的两个短篇——《大漠歌》和《“浴羊”路上》，这两个短篇都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一等奖。
　　“《大漠歌》体现了我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转折。在之那前，我写的小说地域特色、场景描写、人物个性都不理想，而且内涵也不够深刻。写《大漠歌》的时候就有了变化：首先，小说里的场景是毛乌素沙漠里一个风沙漫天的深夜，一个孤独的年轻人牵着骆驼顶着风沙在走。场面感就比较浓厚了。这个年轻的牵驼人要去哪里？他是要去一个相好的女人家里住宿。但当他顶风冒沙赶到女人家时，却发现一个开汽车跑个体运输的人住在她家。在草原上，一种传统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现在他这个古老运输方式的传承人却不得不败在汽车运输方式面前，他只好牵着骆驼离开了女人。但我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批评牵驼人的落后，而是歌颂了他身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他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他对爱情的观念，他对传统方式的热爱等。” 　　阿云嘎称自己在《大漠歌》中想表达的是，传统的东西里有好多美好的内容，只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丢弃它，这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悲剧。
　　在多年的写作中，阿云嘎称自己也悟到了一些东西。在写《大漠歌》的过程中，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他下班后顶着风沙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天的风确实很大，我边蹬自行车边想着我小时候的情景。在我小时候，遇到这样的风沙天气，有时候就会传来驼铃声。那是从荒原深处传来的，说明有驼队过来。驼铃声越响越近，不久牵驼人的歌声也传来。牵驼人是孤独的，大概是为了消除途中的寂寞，他们总是放开嗓子唱……”
　　就这样边走边想，阿云嘎开始激动起来，也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情景。回到家吃完饭，他就铺开稿纸写出了最初的段落：落日时分，在风沙弥漫的荒原上，一个年轻人牵着骆驼在艰难地行进……“这个年轻人要去什么地方？会遇到什么？我都没有想好，只是想把已经想到的场景记录下来。写完这个段落，下边的情结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这样，我写了几个晚上，小说就写成了。假如那天傍晚我没有在风沙中走在街上，比如我出差到了别的地方，我会想起写这个短篇吗？不可能。所以，有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很偶然的，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回顾写《大漠歌》的过程，阿云嘎认为有一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从开始写的时候起，我已经处于一个激动的状态，我完全放开了我的思绪，没有任何束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认为，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是最佳状态”。
　　而《“浴羊”路上》写的是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性意识的觉醒。三个男孩跟比他们大几岁的两个姑娘一起走上了浴羊（为羊洗澡）的路，他们原本是羞于跟女孩子同行的，但那一天他们几乎同时发现那两个姑娘是那样的美，第一次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冲动。接着，他们的表现显得很可笑也很可爱，他们本来觉得两个姑娘很美，却拼命掩饰这种感觉；他们仇视接近两个姑娘的年轻人……浴羊结束了，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阿云嘎说：“我之所以喜欢这篇小说，是因为我没有写政治思想、道德等东西，而是写了纯粹的人性。”
　　除了短篇，阿云嘎也写过好几部长篇，其中《满巴扎仓》的蒙文稿在内蒙古的刊物上发表后，又被译成汉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现在正被译成英文。这部长篇写的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明朝烧毁了元上都藏书阁，其中的一部蒙古族的药典从大火中被抢救，流落民间，后被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的一个叫满巴扎仓的寺庙所收藏，到了清朝，宫廷又在寻找这部药典，引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争斗。这部长篇获得内蒙古“东方路桥集团”所设的“朵日纳奖大奖”。
　　阿云嘎坚称，“感觉”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中写到的满巴扎仓这座寺庙是真实存在的，就在我的老家鄂托克旗北部山里。1964年，在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奔赴呼和浩特念书时，我曾路过那里，并去参观过。寺庙在半山坡上，当时已经没有人了，但建筑还算完好。一座半山坡上人去屋空的寺庙给人留下的感觉是非同一般的，它不仅显得荒废，还显得神秘，似乎其每一间房屋里都隐藏着故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那里，时过几十年，那座寺庙的具体样子早已变得模糊，但那种破败、颓废、被遗弃的感觉在我的脑海里却变得越来越清晰，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阿云嘎坦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满巴扎仓》这部长篇可能是写不出来的。“我非常重视感觉，没有感觉宁肯不写，有了感觉就跃跃欲试。”
　　家乡人影响着我
　　阿云嘎称自己最先接触的是内蒙古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人的作品，而且一直喜爱。“他们在作品中描写的草原场景、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很亲切。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蒙古国的作品，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那时候，我国和蒙古国的文学交流很广泛，我这个年龄段的内蒙古读者对他们那些文学大家的作品都相当熟悉。他们写的也是草原生活，蒙古人的生活，读来感到亲切。”
　　他还强调，“当时的内蒙古读者是通过蒙古国的翻译，认识了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文学，当然也大量阅读我国的汉族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蒙译的，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读者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学，阿云嘎的文学视野大大地扩展了，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喜欢上了雨果、屠格涅夫、艾特玛托夫。“其实，凡是爱读小说的人都有自己的喜爱倾向，总是特别喜爱某几个人的作品。对普通读者而言，这大概跟其审美倾向有关，而对作家来说又跟他的追求有关。当他发现自己想写而又没有能够写出的一些东西在别人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出现了，他的内心肯定会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崇拜心理。而我比较喜欢一种冷峻、粗犷的风格。”
　　在多年的创作中，阿云嘎说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当然是我家乡的人们”，“我的优点和缺点，我的成绩与局限，都来自那里。他们对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对我性格的形成，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离开家乡已经好多年了，但我却越来越觉得家乡人的身上有挖掘不完的东西。每当我回忆起家乡人，总是抑制不住地动感情。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与世无争的人。我们总要求年轻人去认识社会，但不了解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你就不会懂得社会是什么。我们还常说社会的良知，但不同情这些人就是社会良知的缺失。这样一种认识和情感，对我的作品当然有影响，并且决定了我的作品的基调。”
　　曾经，《民族文学》让阿云嘎写创作感言，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是弱者的心声。”阿云嘎在小说里就写过不少弱者，“弱者之所以变成弱者，其原因五花八门，他们当然跟其他人一样也有缺点，但他们是可爱的、善良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主要根基。”
　　阿云嘎给记者讲了几个他自己亲历的小故事，“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班来了一名同学，叫青格乐达赖，学习很好，很聪明。但没过几个月，他辍学了，因为他的继父将他赶出了家门，而他母亲又没有能力保护他。从那以后，我们每天看见他背柴火到旗所在地小镇里卖。一个孩子的生活轨迹就这样被改变了。他背柴火经常路过学校门口，我们看到他背负着巨大的柴捆，艰难地、慢腾腾地走过。后来有一次我与他在街上相遇了，还说了几句话。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当时的心境却至今记得。我当时突然产生了一种类似负罪感的感觉，觉得在他面前十分尴尬。也就是说，我看到了他的不幸和我自己的幸运，这个差距让我感到羞愧，好像我从他那里抢了什么似的。现在我有时候还能想到他，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现在在哪里？”
　　“1964年，我到呼和浩特念书，这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家乡，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每次我放假回家，一位牧民老奶奶都要来看我。她是那样由衷地为我的好运高兴，每次都带给我新制作的奶食品，让我说说呼和浩特的所见所闻，有一次还给了我两元钱。她跟我非亲非故，为什么要这样？而且我知道他的孙子曾经跟我同班，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但她却为我高兴。我想这就是一种善良吧。”
　　还有一件事让阿云嘎终生难忘。那是1980年代，阿云嘎任盟委副秘书长，协助副书记分管落实政策工作。落实政策这个提法在当时有特定的含义，指平反冤错假案，为受害人提供一定的补偿。当时“文革”结束才几年，落实政策任务很重，每天都有不少人找他，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年轻人，是盟所在地附近的农民，“文革”中被当作强奸犯判刑，后来因为事实不清放了，但罪名没有被否定。一个未婚青年的名誉就这样被毁掉了。但困难在于，这是一个经法院判决的案子，法院宣判他无罪之前，谁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有一次，这个年轻人又来找阿云嘎，说在附近煤矿挖煤，接着拿出一个信封放到他前面，说里边是一些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材料，让阿云嘎慢慢看，说完起身就要走。阿云嘎叫住他，打开信封一看里边是钱，“估计是100元钱，全是一元面值的票子。我立刻将信封扔给了他，说以后不要来找我。结果他哭了，还说了一句‘我没有办法呀……’说完走了。我立刻惊呆了，接着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一个冤狱的受害者，一个靠挖煤维持生计的人，我不收他的钱是应该的，但也应该说几句暖心的话，安慰几句呀！”
　　阿云嘎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个深刻的警示，对他以后的作品影响很大。“我的作品中如果有一种孤独感，悲剧意识等，那都是生活给予我的。”
　　谈及我国少数名族文学的未来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活力决定了其未来发展的竞争力。“从作者层面看，主要是各民族是否有一群具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但支撑这些作家创作的应该是他们对各自民族文化精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