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捷径”一词，出自《新唐书·隐逸传·卢藏用传》：“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历史上以退为进，以隐居获得清名，由隐而仕，代不乏人，姜尚、诸葛亮、王猛、谢安、种放、陶弘景等皆是如此。“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人登堂入室、获取功名的一种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确实是文人入仕的一条途径。“终南捷径”形成，并非一时的风尚，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而“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情结，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古代，征辟隐士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论语·尧日》：“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对帝王而言，征辟隐士是王朝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政治清明、王朝兴盛的象征。高蹈不仕的存在无疑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大的否定，这种政治上的负面效应是当政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历代帝王大多对隐士是惠赐存问，优渥有加，甚至是“蒲轮当车”。士人渴望进入权利中心、建功立业，而帝王也愿意以举隐士来标榜自我、收买人心。这样以来，在士人与帝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种彼此需要促成了“终南捷径”的发生。
　　“终南捷径”虽然是一个含有浓厚贬义色彩的词，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借隐居以求官的假隐者和政治投机者，但是它却是最能代表中国隐士精神的一种特殊形态。隐士就实质而言，虽然不乏一些息心绝念、高蹈远举的真隐者，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像卢藏用、种放之流的假隐者。真隐士是寻求心灵上的旷达和洒脱，而假隐士则是借隐居来达到做官的目的，隐居只是一种为达到目的而比较有效、便捷的一个手段。隐士是“心隐”，是为了摆脱世俗的困扰，追求心灵的自由，实现诗意地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人生的一大解脱。譬如孔子周游列国，疲惫不堪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的尔虞我诈，便要凭虚御风、悠游逍遥；陶渊明在仕途失意时，便解甲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是“身隐”，是官迷、财迷，如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中隐”到宣城的谢朓、披着袈裟的“黑衣宰相”慧琳。
　　如今，“终南捷径”早已成为一段前尘往事，衍生“终南捷径”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今天再也不会出现“蒲轮当车”、“具以名闻”的情况了。今天的时代，早已没有“终南捷径”存在的土壤和环境了。“终南捷径”是不存在了，但“终南捷径”带来的那种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消解。相反，在某些时候它有可能还愈演愈烈。世界已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整个地球都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我们依然面临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治学，只要运用的妙，都可以从“终南捷径”中汲取营养、智慧，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现代社会经济转轨、文化多元，在这样一个时代“终南捷径”并非毫无现实意义。相反，它可能会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编辑：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