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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熔断机制可能产生“磁吸效应”，国内外已有多名学者进行过研究。所谓“磁吸效应”，是指由“熔断机制”所规定的阈值，反而可能加速股价向限定目标靠近的市场反应。在对这一可能效应的研究中，多数研究支持存在“磁吸效应”，少数研究不支持存在这一效应。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以研究中的多数与少数来判断其研究的可靠性及科学性。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上述对“磁吸效应”的众多研究，都还只是把其单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进行研究，并未指出这一现象产生背后的科学机理，因此对于是否存在“磁吸效应”的争论，就变成了纯粹对某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是否认可的争论。
其实，“磁吸效应”的发生，有着可靠的科学依据。而这一科学依据，就是实验心理学中已被普遍认可并早已被商界广泛应用的“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是指心理实验科学中发现的一种稳定的群体心理效应，即如果让人们进行多重选择，那么可以比较两种选择模式：一种是完全任意自主的多重选择，一种是给定数值目标的多重选择。
结果是，人们的选择会趋于向给定的数值目标集中。在这种给定数值目标的多重选择中，这一给定数值目标就成为了“锚”，人们的选择会趋于向给定的数值目标集中的效应就被科学界称为“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科学界广泛认可的心理效应。商界对此也早有广泛应用。商场的标签标价技巧，以及打折促销技巧，就是在广泛应用“锚定效应”，以提高消费者对商家期望商品的购买几率。
“磁吸效应”是“锚定效应”的一种表现。当市场监管者对市场参与者给出价格“限定值”之后，这一“限定值”便成为了一个价格“阈值”，成为价格之“锚”。这一价格之“锚”对市场价格的引力便会提升，市场价格向价格之“锚”趋近的概率便会提升。
我国股市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熔断机制”，仅开始短短四个交易日，便发生了两次“熔断”。
其实，在我国股市，市场监管者规定价格“阈值”后导致产生明显“锚定效应”（或“磁吸效应”）的市场现象早已广泛存在，只是学界还未真正从科学上理解它，进而真诚认可它的存在。但商界人士远比市场监管者和学界敏感。所谓“涨停板”敢死队，就是早已认识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价格“涨停板”的“锚定效应”（“磁吸效应”）来获利的实例。
我国股市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熔断机制”，仅开始短短四个交易日，便发生了两次“熔断”。而两次“熔断”发生的间隔之短，第二次“熔断”总有效交易时间之短，使任何尊重科学的人都不应再以市场外围因素影响来解释其作为根本因素，必须认真考虑这是“熔断机制”本身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外部因素只是外因，是促成因素。而不是内因，不是根本性因素。
任何股市政策的制定并实施，并不是如很多人以为的只是一个“物理过程”，而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首先是一个市场心理博弈过程。
因此不能简单以所谓“初衷”的好坏来判断一个政策得当与否，而必须以其实际政策效应得当与否来加以判断。
举例来说，士兵射击时，不是只要初衷是好的（枪口指向目标），结果就会是好的（射中目标）。实际上，为射中目标，士兵的枪口必须偏离目标，以使子弹克服地球引力、空气阻力、湿度、风向、风速及目标移动等诸因素的影响，才可能击中目标。因为，在所谓“初衷”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多种干扰因素。
在上述举例中，这多重干扰因素都可归类为物理因素。但对社会政策而言，对“政策初衷”与“政策效应”之间阻隔的多重干扰因素，就主要是市场各利益群体的心理博弈与利益博弈。
以王安石变法来说，其政策初衷非常理想主义，或者说其价值取向无可争辩。但变法的实际结果却是令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对王安石变法恨之入骨，都遭受到利益的重大损害。王安石变法以惨痛的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收场。
因此，要使“政策初衷”实现预想的“政策效应”，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对利益群体的心理有透彻理解，对政策的运作机理有透彻理解，能正确预判心理博弈过程的演进。
例如，清代名臣李卫，在受命赈济灾民时，就要求在粥锅里必须掺入规定数量的沙子，使灾粥达到既难吃又能吃的效果，以使灾民救济不致演化成社会福利灾难。
为什么在美国等个别股市实行的“熔断机制”，到了中国就成为“南桔北枳”呢？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在股价运行中的重大差异：
重大差异之一：中国股市的价格“同步性”远高于美国股市。
这里说的价格“同步性”，不是指某一交易日中多少股票的股价上涨或下跌的一致性，而是指股票价格运动阶段性转折点发生的一致性。
根据我曾经做过的统计，美国股市标普500股票个股运动的主要转折点与指数主要转折点的同步性，平均为40%-45%，中国股市上证股票个股运动的主要转折点与指数主要转折点的同步性，平均为60%-80%。
这就是说，中国股市个股运动重大拐点的同步性，明显高于美国股市。很明显，这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二：中国股市的系统风险远高于美国股市。
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其系统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25%，其非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75%。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其系统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67%，其非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33%。
这一风险特征也说明，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风险结构完全相反，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大大高于美国股市。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三：中国股市的波动率远高于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的波动率大约为美国股市的两倍。以标准差衡量，美国股市大约为10%左右，中国股市大约为20%左右。
由此可知，中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大约是美国股市的两倍左右，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四：中国股市价格极端运动的发生远高于美国股市。
如果我们统计市场指数单日跌幅超过7%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我统计的美国股市1885年-1995年的110年期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7%的次数共有15次，平均7年左右发生1次。
我国股市自1992年设立以来，单日跌幅超过7%的次数远远高于美国股市，平均至少一年发生3次-4次以上。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作者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前首席研究员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以研究中的多数与少数来判断其研究的可靠性及科学性。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上述对“磁吸效应”的众多研究，都还只是把其单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进行研究，并未指出这一现象产生背后的科学机理，因此对于是否存在“磁吸效应”的争论，就变成了纯粹对某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是否认可的争论。
其实，“磁吸效应”的发生，有着可靠的科学依据。而这一科学依据，就是实验心理学中已被普遍认可并早已被商界广泛应用的“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是指心理实验科学中发现的一种稳定的群体心理效应，即如果让人们进行多重选择，那么可以比较两种选择模式：一种是完全任意自主的多重选择，一种是给定数值目标的多重选择。
结果是，人们的选择会趋于向给定的数值目标集中。在这种给定数值目标的多重选择中，这一给定数值目标就成为了“锚”，人们的选择会趋于向给定的数值目标集中的效应就被科学界称为“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科学界广泛认可的心理效应。商界对此也早有广泛应用。商场的标签标价技巧，以及打折促销技巧，就是在广泛应用“锚定效应”，以提高消费者对商家期望商品的购买几率。
“磁吸效应”是“锚定效应”的一种表现。当市场监管者对市场参与者给出价格“限定值”之后，这一“限定值”便成为了一个价格“阈值”，成为价格之“锚”。这一价格之“锚”对市场价格的引力便会提升，市场价格向价格之“锚”趋近的概率便会提升。
其实，在我国股市，市场监管者规定价格“阈值”后导致产生明显“锚定效应”（或“磁吸效应”）的市场现象早已广泛存在，只是学界还未真正从科学上理解它，进而真诚认可它的存在。但商界人士远比市场监管者和学界敏感。所谓“涨停板”敢死队，就是早已认识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价格“涨停板”的“锚定效应”（“磁吸效应”）来获利的实例。
我国股市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熔断机制”，仅开始短短四个交易日，便发生了两次“熔断”。而两次“熔断”发生的间隔之短，第二次“熔断”总有效交易时间之短，使任何尊重科学的人都不应再以市场外围因素影响来解释其作为根本因素，必须认真考虑这是“熔断机制”本身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外部因素只是外因，是促成因素。而不是内因，不是根本性因素。
任何股市政策的制定并实施，并不是如很多人以为的只是一个“物理过程”，而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首先是一个市场心理博弈过程。
因此不能简单以所谓“初衷”的好坏来判断一个政策得当与否，而必须以其实际政策效应得当与否来加以判断。
举例来说，士兵射击时，不是只要初衷是好的（枪口指向目标），结果就会是好的（射中目标）。实际上，为射中目标，士兵的枪口必须偏离目标，以使子弹克服地球引力、空气阻力、湿度、风向、风速及目标移动等诸因素的影响，才可能击中目标。因为，在所谓“初衷”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多种干扰因素。
在上述举例中，这多重干扰因素都可归类为物理因素。但对社会政策而言，对“政策初衷”与“政策效应”之间阻隔的多重干扰因素，就主要是市场各利益群体的心理博弈与利益博弈。
以王安石变法来说，其政策初衷非常理想主义，或者说其价值取向无可争辩。但变法的实际结果却是令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对王安石变法恨之入骨，都遭受到利益的重大损害。王安石变法以惨痛的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收场。
因此，要使“政策初衷”实现预想的“政策效应”，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对利益群体的心理有透彻理解，对政策的运作机理有透彻理解，能正确预判心理博弈过程的演进。
例如，清代名臣李卫，在受命赈济灾民时，就要求在粥锅里必须掺入规定数量的沙子，使灾粥达到既难吃又能吃的效果，以使灾民救济不致演化成社会福利灾难。
为什么在美国等个别股市实行的“熔断机制”，到了中国就成为“南桔北枳”呢？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在股价运行中的重大差异：
重大差异之一：中国股市的价格“同步性”远高于美国股市。
这里说的价格“同步性”，不是指某一交易日中多少股票的股价上涨或下跌的一致性，而是指股票价格运动阶段性转折点发生的一致性。
根据我曾经做过的统计，美国股市标普500股票个股运动的主要转折点与指数主要转折点的同步性，平均为40%-45%，中国股市上证股票个股运动的主要转折点与指数主要转折点的同步性，平均为60%-80%。
这就是说，中国股市个股运动重大拐点的同步性，明显高于美国股市。很明显，这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二：中国股市的系统风险远高于美国股市。
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其系统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25%，其非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75%。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其系统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67%，其非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之比约为33%。
这一风险特征也说明，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风险结构完全相反，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大大高于美国股市。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三：中国股市的波动率远高于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的波动率大约为美国股市的两倍。以标准差衡量，美国股市大约为10%左右，中国股市大约为20%左右。
由此可知，中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大约是美国股市的两倍左右，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重大差异之四：中国股市价格极端运动的发生远高于美国股市。
如果我们统计市场指数单日跌幅超过7%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我统计的美国股市1885年-1995年的110年期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7%的次数共有15次，平均7年左右发生1次。
我国股市自1992年设立以来，单日跌幅超过7%的次数远远高于美国股市，平均至少一年发生3次-4次以上。这也是加速中国股市“熔断”发生的市场条件之一。
作者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前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