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登·华尔纳和他的助手霍拉斯·翟荫费尽全力爬上卵石遍布的斜坡，进入黑城遗址的东门之前，他们没有料到，这座马可·波罗时代的城市已经被先期来过的俄国人柯兹洛夫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挖掘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几枚西夏铜币、几块陶瓷碎片、一方6英寸大小的壁画，被他们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行囊。仅这一小块儿壁画就够华尔纳兴奋一阵子的，虽然它不是在墙壁上发现的，而是意外地从城墙半腰的一个洞穴里掏出来的，拂去表面的沙尘，色彩依旧鲜亮。在此之前，美国的任何一座博物馆还不曾有过一件中世纪的壁画，就连画在丝绢或纸张上像样的画像也很少有。华尔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下一步就是敦煌了。”
　　 此刻是1923年11月额济纳的沙漠之冬。连日来天气异常寒冷，支在戈壁沙漠上的帐篷，此时虽然可以挡风，却无法御寒。华尔纳和翟荫，还有一位在燕京大学物色的充当翻译的中国学生王近仁围坐在终日不熄的骆驼刺燃起的小火盆前，检查着随身带来的化学胶水、棉纱布、绳子和用不远处干涸沼泽地上的芦苇编织的苇席，计划在路过肃州时再做几口箱子。自7月份从北京启程以来，他组织的这支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已经艰难地跋涉了几千英里。华尔纳深知，论时间的优势，他是无法与斯坦因和伯希和相比的。这两位是席卷敦煌文书和中亚古物的暴发者，姗姗来迟的他把目标定在了中国西北的美术品上，瞄准了敦煌壁画。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但这些对他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此行能如愿以偿吗？好在脚下的黑城离敦煌已经不算远了。
　　 1924年1月21日，在翟荫双脚严重冻伤不得不退出考察后，华尔纳坚持到了敦煌。敦煌县长已经接到肃州镇守使的通知，于是华尔纳得到了一餐丰盛的筵席。饭后华尔纳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莫高窟。到了洞窟，守窟的王道士恰好去敦煌城化缘了，但这丝毫没有使华尔纳的行动受到妨碍，他一头钻进那些布满壁画的洞窟里。一连10天，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洞窟。他被眼前这座只有很少几个西方探险家曾经看见过的沙漠中的伟大艺术画廊惊呆了。那些1 400年前的画工们留下的精美绝伦的人物形象，有的神态雍容地列队行进，有的静坐在盛开的莲台上举手祝福，有的陷入深深的沉思，有的则处于更高层次的心无所思的涅 状态。华尔纳心里暗暗惊呼：“这正是我费心猜度的神佛，他们确实存在着！”
　　 是的，置身于这座古代的佛教殿堂，亲眼目睹了东方艺术的精品，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小镇上的已过不惑之年的美国人，内心很难平静。当他1903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并于同年进入本校读研究生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了一个由美国人首次倡导的中亚考古活动。这个美国人叫彭普利，他诱发了华尔纳考古的好奇心；而另一个日本人冈仓觉三，则试图把华尔纳培养成从当时的亚洲弱国攫取文物的高手。1906~1909年华尔纳追随冈仓觉三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就盯上了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品，设法将中国文物携出境外的欲望一直在煎熬着华尔纳的心。华尔纳于1913年曾来过中国，游历了上海、开封和巩县，当他继续西行时，西安古老城墙上的那扇大门挡住了他的去路。白朗的义军封锁了这条路，他的敦煌梦遂成为泡影。而此刻，辉煌的敦煌壁画就在他的眼前。
　　 他环顾四壁，壁画的颜色已有五成消褪了，冬季的太阳从洞窟外射进的光线非常微弱，画像显得模糊不清。这是一个古老的神佛世界。昔日的那些信徒们早已离它们远去了，而它们却没有逃离尘世。它们静静地栖身在高高的洞窟里，是那样的高深莫测，那样的意味深长。华尔纳后来在此行的考察记实《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中叙述说，这一切“使我几乎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现在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迈着沉重的步履，送走那令人疲惫的数月时光”。他站在一个洞窟的中央，双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内心发出了喟叹：“我是一个美国人，而且并非佛教徒，但在以主耶酥纪元的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显圣……”神佛在壁画上依稀闪光，表情肃穆平静，眼角与嘴角似乎微微含笑，传达出一种慈爱与超然，一个个在他面前闪过。这是所有佛教寺窟里最富有情感的场面。华尔纳把手试图伸向壁画的那一瞬，多少有些犹豫。他突然也觉得，这双手正在开始干一件盗窃的罪恶勾 当……
　　 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壁画，上面有火熏与刀刻的痕迹，那是1920年9月原沙俄七河省军区阿年科夫的残部被迫越过中国新疆的边界，被督军杨增新缴械后遣置在敦煌莫高窟时所为。这些俄国士兵们在洞里盘锅造饭，把团队的番号和个人姓名涂抹乱画在壁画上。这时，有三个蒙古族百姓从华尔纳的身边涌进洞窟去拜谒神灵，其中一个斜倚着身子，用满是油污的手掌撑在一幅9世纪的壁画上；另一个踱到绘有壁画的墙前，懒散而好奇地用指甲抠那幅壁画的裂片。当他们在狭窄的甬道里并行而出的时候，老羊皮袄大面积地摩擦着洞口的一排神像。华尔纳冷眼旁观良久，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就足够了，我所要进行的任何心怀虔诚的试验都被赋予了正当的理由。”尽管莫高窟笼罩着的神秘气氛让他敬畏，但攫取壁画的贪欲依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诱惑，而且越来越强烈。他本来就是带着剥移壁画的胶水来的！他只是需要找到一个说服自己行窃的理由。看到这些，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具有某种义不容辞的“正义感”。想到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将因为他的“壮举”而增添东方壁画标本，他的犹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华尔纳贪婪的目光在壁画上扫来扫去，就像他的日本导师冈仓觉三教他要超过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携走更多文物时的那种目光。华尔纳于当日在莫高窟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带回一些壁画局部。我的责任就是豁出命来，在这个很快将要变成废墟的遗址中，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和保护任何一件东西。很多世纪以来，这个遗址一直处于平稳安定的状态，但是现在它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华尔纳罪恶行径背后的理由是何等的冠冕堂皇！
　　 王道士返回莫高窟后，华尔纳立即就剥离壁画之事与王道士进行了交涉。华尔纳从衣袋里掏出75两银子交到王道士手里。王道士觉得这桩交易很合算：卖掉一些墙上无甚大用的壁画，用这些银两实施整窟修寺的计划，这是为佛寺做好事。王道士甚至为自己的妥帖计划生出几分得意。华尔纳爬上梯子，开始剥离壁画。在动身来中国之前，他曾到专门研究意大利壁画技巧的哈佛大学助教丹尼尔·汤姆生那里学习喷胶技术。他的剥画技术看上去训练有素，颇为熟练。起初，他还是有点担心，担心周围的信徒们不答应，给他找麻烦。他只是在夜里用布盖在壁画上偷偷摸摸地干。后来，他干脆撩起盖布不计昼夜地干开了。他把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在墙上，片刻之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涂到壁画上。尽管他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出现了料想不到的麻烦：洞窟内的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他难以判断药液在冻结之前是否已经渗透到了墙皮里面；还有，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他蘸着胶水往壁画上涂刷，滚烫的胶水像糖浆一样滴洒在他仰着的脖子以及头发和衣服上。而后，在他揭剥的时候，手指经常被胶水粘在了一起。洞窟内墙的构造是粗糙的砾岩，表面涂抹了一层0.5~2英寸厚的草筋泥，上面粉刷着一层白灰。在白墙上，壁画用普通的水彩颜料绘制。最初，他试图从最松动的地方入手，将墙皮撬下来，但即使十分小心地用锯子切割或用凿子敲出一个槽来，都没有成功，不能控制较大的彩绘泥墙片以保全较完整的画像或细部。后来，他只有尝试采用哈佛大学博物馆专家推荐的技术，用整整五天时间，把壁画一片一片剥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样的剥离，谈不上完全失败，但也谈不上完全成功。”
　　 数日后，一辆破陋的骡车离敦煌远去了，在茫茫戈壁上吱吱嘎嘎地缓慢东行。车上，被剥移的壁画仍牢牢地粘附在浸有胶水的棉纱布上，用毛毡裹着夹在两块木板之间。除此之外，一尊唐代半跪姿菩萨像在床单和毛毡的缠绕中静静地躺在被木板捆住的壁画旁边。这是华尔纳的另一收获。华尔纳紧紧地跟在车子后面，衣衫不整，面容不修，迎着肆虐的漠风跋涉在归途中。
　　 就这样，莫高窟内十几平方米精美的壁画永远地从它的原地分离了。在中国人眼里，华尔纳以卑劣的手段剥移壁画，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来华考察的外国探险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今天，当我们来到莫高窟的这些洞窟前，面对被切割和掠夺的残缺不全的壁画，仿佛看到，中华文化完美肌体上的一块块伤痕仍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