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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两国各自派出代表团相互进行基础教育的考察，30多年来，关于两国基础教育的比较，从未间断。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亲历者与美国基础教育的观察者，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总结，中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多悟少，美国的教育特点则是学少悟多。人生是场长跑，中国孩子在起跑线可能领先，然而在接近终点线时，跑得更快的往往是当初落后了的美国孩子。
“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应试至上，导致学生成为存储知识的容器，而学生的创造力十分匮乏。如何提高中国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如何学习和借鉴美国教育中的一些优点，是很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教育人绞尽脑汁去思考的问题。”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为黄全愈所著《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2017年6月16日，黄全愈走进青岛教育大讲堂，与大家分享他对中美两国基础教育的思考。
我曾经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当时写这篇文章是想跟杨振宁教授商榷。杨振宁教授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跟我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我很尊敬他。他曾经公开表示，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绝对比美国好。一位物理学家，用“绝对”这个词，我觉得不够准确。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塌糊涂？我的思考是：如果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一片沙滩，美国的科技摩天大厦怎么可能建立在一片沙滩上？肯定是我自己对美国的基础教育研究不深，看不懂人家的学问在哪。于是我花了几十年时间钻进去，终于有了一些了解。
当中国基础教育遭遇美国基础教育
1979年6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很想了解外部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看到的情况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说看到的不是美国的课堂，而像是农贸市场，乱糟糟的。由此中国代表团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必将超过美国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们到了北京、上海、西安这三个地方，看了不少学校，他们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孩子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用功。所以美国代表团也得出一个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必将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如今整整38年过去了，“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培养了超过2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而当年在基础教育上令美国代表团震惊的那批中国学生，圆珠笔头造出来了，咖啡壶的弹簧片还是没造出来。
为什么两个代表团的预言都错了？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团以为看到了人家的短处，人家的代表团以为看到了我们的长处。然而，长处不一定就是长处，短处也不一定就是短处。
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但究竟是不是呢？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年年能够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獎？如果是，那为什么自从1901年颁发诺贝尔科学奖以来，经过114年，中国终于在2015年的年底才有了一位诺贝尔奖科学奖的获得者？
我儿子矿矿是在国内上的幼儿园，之后到了美国。国内幼儿园里学的东西，足以让他在美国学校里风头十足。当美国孩子连十位数加减法都算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能将乘除法算出来了。后来他到了初中，就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课，每天坐着学校的校车到高中上一节数学课又回到初中上别的课。高中时他也要跳级，但学校老师不了解他，就把他放到了高三的差班里，结果后来学校发现班里美国孩子的考试成绩以矿矿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离他越近的成绩越好，离他越远的成绩越差，最后只好在每次考试时，让他坐到一边。
学多悟少与学少悟多
中美教育的差异有很多，其中之一：中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多悟少，一节课下来学生可以记很多，但那些都不是学生自己的东西，都是老师的东西。美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少悟多，有很多东西都是学生自己悟出来的。
我儿子和他高中生物课的老师在课堂上讨论，两个人讲着讲着就决定摔跤，其他学生跟着起哄，把桌子搬走了，为他们腾出场地。我问国内的孩子敢不敢跟他们的老师摔跤，他们说不敢，除非想考试不及格。
一名台湾学生新解了李白的《静夜思》，他把“明月”说成妓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对不起自己故乡的老婆孩子。
另一名台湾学生做了以下问答：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老人家。早餐不能吃什么？午餐和晚餐。犯罪分子被判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被抓住。比细菌小的是什么？细菌的儿子。用什么擦地板最干净？用力。学习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考试。一个盒子有几边？两边，里边和外边。
如果这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孩子，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些学生理解不理解李白的诗？理解。知道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知道。他们身上很可贵的地方就是有发散性思维和逆向性思维，我们应该保护孩子的这种特点。
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说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果让美国老师上“西安事变”这节课，他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让孩子去编各方的报纸。如果不了解西安事变，能编出这些报纸吗？不可能。如果是我来讲，我可能也会和中国老师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述事变的经过，让学生记住时间、地点、事件等等。但是光教这些还不是好老师，我会鼓励孩子的发散性思维，我会问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在逃跑时摔死了，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逃出西安，会怎么样？如果周恩来在西安被扣押或刺杀，会怎么样？如果张学良被特务刺杀，会怎么样？如果历史上没有张学良，还会有西安事变吗？如果没有杨虎城，西安事变会怎么样？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没有和共产党合作，会怎么样？如果张、杨把蒋介石处死了，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神秘失踪，会怎么样？如果历史可以重演，你希望西安事变怎么发展？给西安事变设想一个最糟糕的结果。让孩子自己去设计发散性思维的问题，请其他同学回答，我可以任意抽一条让孩子分成正方反方进行辩论，培养发散性思维。 我们从美国教育中学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不少，比如发展好奇心。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设计是有问题的，我们注重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没有意识到应该先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没有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首先要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应试教育是把糊涂的学生讲明白了，而创新教育则是把明白的学生问糊涂了，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没有以产生问题为目的的阶段，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小聪明”的孩子会想老师在想什么，寻找现成问题的答案；有“大智慧”的学生是探索发现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两个价值观需要培养
矿矿上高中想参加校足球队，美国的学校校队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参加的，但竞争很残酷。那天有200个孩子参加，只要75个，要淘汰100多人。那天下午3点钟我们去了，看着孩子们先是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四组1400米折返跑，这样重复着，有的孩子晕倒、抽筋、呕吐……我很想把孩子叫回来，不要做了。我和太太看不下去了，跑到教学楼后面， “相对无语，只有泪千行”。最后孩子跑了多少，孩子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孩子都快要虚脱了。我后来问矿矿为什么不退出来。他说，选不上和退出来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足球队退出来，从网球队退出来，但是退来退去，你还能从哪里退出来呢？没有到最后一轮谁也不知道谁会赢，可能到最后一轮，跑在前面的人顶不住了呢？我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这是他在学校教育里自己悟出来的。他和他的好朋友麦德都参加了球队，是当年进球最多的球员。到了第二年，我们认为是进球最多的球员自然就留下了，但并不是，需要重新竞争。矿矿认为自己通过了去年的淘汰竞争，又进球最多，不会被淘汰，就没有好好练。在第二年的淘汰竞争中，他跑着跑着就倒在了地上，被淘汰了。他说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双倍的东西。吃苦教育不等于挫折教育。第一年他吃苦成功了是吃苦教育，第二年他失败了，这是挫折教育。我认为这个教育来得有些晚了，应该更早一些。
第二个价值观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矿矿送到大学以后觉得挺满意的，两个孩子一个宿舍，电视、电脑、电冰箱什么都有。但当我们出来时，他也跟出来了，对我们说，他很不高兴。我问为什么，他说：“爸爸，我从来没有跟一个陌生人24小时待在一起。”我想这是独生子女的问题。哈佛有一名16岁的学生，组织了“关照中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美国为中国那些需要医疗款项的孤儿筹钱。我就鼓励矿矿在他的大学组织了“关照中国基金会”的分会。有一年，有个叫“邓桂爱”的中国孤儿得病了，需要每个学校筹3000美元，矿矿自己先捐了200美元，后来他说有一个教堂允许他演讲2分钟，筹得了54美元。通过各种方式，他们最后筹得了4000多美元，救治了这个孤儿。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关照他人”这个价值观，在中国独生子女中是应该培养的。
不能以解决问题来扼杀问题
一位南京的朋友邀請我到他的学校，办一个黄全愈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的第一堂课，由我来上，我把课设计得很特殊，从头到尾都是问题，没有答案。
我看孩子们都比较紧张，正襟危坐。我就拿了把凳子坐到孩子中间，告诉他们今天想怎么坐就怎么坐，坐到地上也行。
我问大家，衣服越晒越干，人越晒越湿，对不对？孩子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人也越晒越干。老师说，你怎么这么蠢，人一晒就出汗，越来越湿。我心里想：那肉为什么会烤干？但我没敢说。
我又问大家兔子和乌龟赛跑哪个跑得快？大家都说兔子。但其实有四种情况：兔子偷懒，乌龟不偷懒；兔子不偷懒，乌龟偷懒；乌龟和兔子都偷懒；乌龟和兔子都不偷懒。孩子们听着瞪大了眼睛，发现只有兔子偷懒，乌龟不偷懒的时候，乌龟才可能跑得快。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月亮为什么老是跟着人走？大家答不出来。我说，没关系，你们跟哥哥姐姐做研究，跟老师做研究，跟父母做研究，明年我从美国回来你们再回答我。我跟校长走出校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时跑过来个小女孩，拉着我的手说，“黄爷爷，我想知道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人走。”我看着她胖乎乎，很可爱又很执着的表情，真想告诉她答案，但是我也不知道答案。我的目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有一个和我对接的老师，天天给我发消息说孩子们的情况，后来渐渐没有消息了。之后我回国，联系了校长，他说，你快来看看你的孩子们吧，他们得了“南京市长优秀奖”。回去之后，我让他们上一节课给我看。孩子们轮流用英文表演“拔萝卜”的游戏，有个等待表演的女孩，用英文自言自语地说：“老虎是不吃萝卜的”。我一听她这样说，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要培养的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
启发式教学等于素质教育吗？有人说我们搞的是启发式教学。有一年我去江苏听课，那是一堂小学五年级的课《蟋蟀的住宅》，老师知道我来听课，准备得挺好，她带了很多糖，孩子答对就给一颗糖。老师问大家，蟋蟀有什么特点？所有孩子都举手，一个孩子起来说，唱歌，正确，得到一颗糖；另一个孩子起来说，做窝，正确，得到一颗糖。我很有兴趣想再听下去，比如打斗等。结果老师开始问其它问题，学生们又配合着老师去回答其他问题。课后校长让我评课，我说蟋蟀好像不只这两个特点，那位老师回答说，书上就这两个特点。
回到美国我老是想起这个事情，每次回国我都说想听听《蟋蟀的住宅》，时间总是对不上。有一年一位校长调整课程安排，让我听这一课，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校长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教学大纲就这两个答案，如果我们教了其它答案，孩子考试就不得分。我对校长说，能不能这样，你告诉孩子这两个答案是考试的答案，其它的答案是我们启发孩子发散性思维的答案，也是源于生活的真实答案，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让孩子上完这节课以后，以为蟋蟀就这两个特点。我们所谓的启发式教学，自己设计了既不科学、也不正确的答案，一步一步引着孩子走，答对给一颗糖，这是糖衣炮弹，启发式教育不一定是素质教育。 问问题很重要，但是不能用问题来扼杀问题，要以解决问题来产生更多的问题，不能以问题解决得多作为教学效果好的标志。
中国深刻的教育哲学被中为洋用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哲学，被中为洋用了。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精要的。
有一位美国老师这样上数学课。题目：某一个在湖边住的老人养了狗和鸭子，某天老人看到5个头和14只脚，老人看到多少条狗，多少只鸭？
学生列了一个公式：设狗为x，设鸭为Y，4X+2Y=14，X+Y=5。老师说，不要用公式计算，我们来猜答案。5条狗和4只鸭对不对？学生说不对，因为有9个头了。老师又问，4条狗对不对？学生说不对，多了两条腿……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答案终于出来了。学生却不高兴了：本来一分钟就能得出答案，为什么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来猜这个答案？
老师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数学不是算术，更不是以一个似懂非懂的公式计算只有公式才能告诉你的答案，公式告诉你做什么，what，怎么做，how，我们像一台计算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是对的，why，为什么那么做是不对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知道点击电脑的这个地方电脑会有怎么动作，那是电脑操作员，只有理解为什么点击这里会产生这个动作，才能成为电脑程序员。我们要的是通过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来证实或证伪那些答案，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和推理能力，这是磨洋工吗？
刚才说矿矿二年级就知道了八年级的数学姗识。我们希望他能跳级到三年级上—节数学课再回二年级上其他课（我心想，才要求三年级，已很谦虚），老师问了校长，校长和教育局讨论之后给我回了—封信，这封信是非常讲究遣词造句的，在说到矿矿和中国学校的时候，他们用了“算术”这个词，认为是—种计算的技术。但在说到美国学校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数学”，是数字的学问。我当时看了这封信，非常不服气。然而过了十三年，当我在写《天赋教育窿美国》的时候，有了重新的认识。数学曾给我儿子带来过无数的荣耀，美国高等他的数学考试几乎是满分。但到了大学可以选修数学课，也可以不选修数学课的时候，他谈“数”色变，从此以后不学数学，远离数学。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所谓的赢在起跑线，就是在人生的长跑中无知无畏地偷跑、抢跑，然而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时，过早透支了孩子的兴趣爱好，使孩子在莫名的恐惧中倒在了自己潜在的兴趣的起跑线上。
我儿子曾对我说，不是我们比美国孩子聪明，是我们比美国孩子早学多学。我听到这句话，心理有很大感触，但我自己不愿意接受。
赢在“局外”
美国文化讲破局，棋在哪？在局外。
2010年，美国的亚裔人口占美国人口的4.8%。按照美国世界报告的统计，亚裔占学生的比例在哈佛是l7%，在麻省理工是28%，在哥伦比亚是l8%，在斯坦福是23%，在加州理工是42%，在伯克利是40%。总的来说，在美国前20名的大学里，有20%是亚裔。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最多的也是亚裔，家庭平均年收入比白人高。但我就想到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前20名的大学里有20%是亚裔，为什么最优秀的20%的科学家、医生、律师、企业家、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却不是亚裔？
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着“赢在局内”的思想格局，包括很多美国亚裔的家庭教育。但很多美国人是到“局外”去寻求探索新世界，像亚马逊、微软、脸书、谷歌、雅虎、因特尔、迪士尼等都是如此。美国高校通常不会录取一些我们认为是“局内”的人，它们有时不录取美国高考满分的学生，而是录取一些“出局”的人，比如哈佛曾经录取流浪女、伯克利录取流浪汉……
中国教育通常是倡导在“局内”赢得游戏，而不是在“局外”设计一个局，让人们按照你制定的规则去玩。美国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倡导“棋在局外”，很多美国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在家中车库里开启创业之路的，包括苹果，就是从这间车库发展起来的。
教育的8条“天机”
我从教几十年，阅人无数，也培养了自己的孩子，总结出了教育孩子的8条“天机”。我认为，培养孩子的这8个特点，即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长大也能成才；反之，即便是学霸，也不会有出息。
这8条分别是：
l、有好奇心，爱问问题。
2、会逆向思维、发散性思维。
3、有批判性思维。
4、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一方式的多样性。一个数学题：90减去25等于多少，美国老师鼓励学生们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答案，有的人用90减20减5得到答案；有的人画九个长条，先去掉两个长条，再把另外一个长条去掉一半，得出答案；有的人画90个方格，给25个方格打叉，然后得到答案。美国人鼓励孩子用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能力。美国教授常这样评价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学数学和物理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只会用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得出答案。
5、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只允许一个答案，有可能會有很多答案。
6，有在失败中总结和学习的智慧。前两天我去了深圳，有一个活动安排两个高中生和我对话。我问他们，如果你们是我的女儿，会向我提哪三个要求？她们的要求是，希望自己失败的时候父母能够理解、支持，帮助自己走出失败。学会失败是一种本事，要能在失败中总结和学习，每个人都会面临失败，如果不会学习、不会总结，是不会成才的。
7、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8、善于与他人沟通，愿意与父母交流。很多人间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感悟最深的一条是什么。我说是跟父母交流。现在我儿子已经是一名很成功的律师了，他工作忙碌，但仍常常与我们进行两三个小时的交流。很多人看到会感觉奇怪，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时常进行充分的交流，甚至激烈的交锋，我觉得这条是很重要的。孩子不跟你交流，你面对的就是一堵墙，一片空白，怎么进行家庭教育？ 你敢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问：如果中国家长有送孩子出国的意愿的话，多大年龄的孩子适合出国？
答：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支撑着自我教育。如果把孩子过早送出去，缺少了家庭教育。孩子越小，语言能力越强，但是不成熟。孩子年龄越大，越成熟，但是语言能力就相对低了。最佳年龄我认为是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是最佳年龄状态，语言能力还是很强，相对来说也成熟了。
问：没有固定的教材，美国老师怎么样来选择教学资料？
答：我真正想要说的是，我们究竟是把课本看作一种学习的资源，还是把它看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纲领。这是两种教学观念的冲突。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自己想出版教材也行，只要有人买。他们是把教材看成学习资源，而不是唯一的纲领。
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可取的地方在哪里？
答：我们有时候买东西十块八毛，你给美国人二十块八毛，他就不懂了：二十块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给八毛？如果用计算器，他很快就能算出来，但用脑袋来算，就算不出来了，这也是他们的问题。有人也认为这本身是计算器的功能，为什么我们要去记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底层的人知识结构不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长处，但这个长处在短期内看是长处，从长期看就不一定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多数情况下是授人以鱼，这个鱼很快就吃完了，美国多数情况下是授人以渔。他们也有人永远没有学会钓鱼，永远没有老师给他鱼。
问：我女儿五年级，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认为她在很多方面有天赋，可眼前的考试，她可能掌握得不是那么好，对学习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把兴趣放在其它上面，作为家长有这样的矛盾，怎么做好平衡？
答：你敢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最终赢在终点线？你看马拉松，在前面领跑的都是牺牲品，都拿不到冠军。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如果家长敢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不是在起跑线上傻跑，我敢保证你做到我前面提到的8条“天机”，你的孩子一定成才。
问：在美国，每个人的家境、阅历都不同，有些人没有获得教育资源的途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第一是获得资源的手段，如果大家都公平，大家都能获得资源，关键是消化资源的能力。再一个是公平，美国公立学校是按照税收来办的，富人区的学校税收多，资金足，学校办得好，虽然政府有一定拨款，但是贫富差别仍然很大，除非能上私立学校，但问题是，已经很穷了，怎么能够到私立学校呢？我们最优秀的贫困孩子能够到好的学校去上课吗？能。这一点美国比不上。但是在高考这个问题上，我们说高考是公平的，实际上不公平。广西少数民族的孩子资源多匮乏，但他们的分数要比北京的孩子高很多，才能跟北京的孩子进同一所学校，这个公平吗？不公平。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要把考和录分开，考是考，录是录。美国是分开的，考是考，最后怎么录是学校的事情。录是三合一——高考成績+高中成绩+综合素质。高考是四个小时，高中是四年；四个小时有偶然性，四年反应必然性；四个小时是一时的，四年是一贯的。另外还要看你是不是书虫，是不是只会考试，这就是要看你的综合素质。每一年哈佛都把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高考状元，也就是SAT满分的学生拒之门外。哪一年北大、清华不争高考状元，中国的素质教育就有希望了。这是公平问题。美国的三合一录取政策更公平，看高考成绩，也看高中成绩、综合素质，看的不是干巴巴的数字，看的是活生生的人。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亲历者与美国基础教育的观察者，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总结，中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多悟少，美国的教育特点则是学少悟多。人生是场长跑，中国孩子在起跑线可能领先，然而在接近终点线时，跑得更快的往往是当初落后了的美国孩子。
“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应试至上，导致学生成为存储知识的容器，而学生的创造力十分匮乏。如何提高中国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如何学习和借鉴美国教育中的一些优点，是很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教育人绞尽脑汁去思考的问题。”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为黄全愈所著《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2017年6月16日，黄全愈走进青岛教育大讲堂，与大家分享他对中美两国基础教育的思考。
我曾经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当时写这篇文章是想跟杨振宁教授商榷。杨振宁教授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跟我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我很尊敬他。他曾经公开表示，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绝对比美国好。一位物理学家，用“绝对”这个词，我觉得不够准确。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塌糊涂？我的思考是：如果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一片沙滩，美国的科技摩天大厦怎么可能建立在一片沙滩上？肯定是我自己对美国的基础教育研究不深，看不懂人家的学问在哪。于是我花了几十年时间钻进去，终于有了一些了解。
当中国基础教育遭遇美国基础教育
1979年6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很想了解外部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看到的情况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说看到的不是美国的课堂，而像是农贸市场，乱糟糟的。由此中国代表团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必将超过美国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们到了北京、上海、西安这三个地方，看了不少学校，他们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孩子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用功。所以美国代表团也得出一个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必将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如今整整38年过去了，“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培养了超过2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而当年在基础教育上令美国代表团震惊的那批中国学生，圆珠笔头造出来了，咖啡壶的弹簧片还是没造出来。
为什么两个代表团的预言都错了？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团以为看到了人家的短处，人家的代表团以为看到了我们的长处。然而，长处不一定就是长处，短处也不一定就是短处。
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但究竟是不是呢？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年年能够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獎？如果是，那为什么自从1901年颁发诺贝尔科学奖以来，经过114年，中国终于在2015年的年底才有了一位诺贝尔奖科学奖的获得者？
我儿子矿矿是在国内上的幼儿园，之后到了美国。国内幼儿园里学的东西，足以让他在美国学校里风头十足。当美国孩子连十位数加减法都算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能将乘除法算出来了。后来他到了初中，就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课，每天坐着学校的校车到高中上一节数学课又回到初中上别的课。高中时他也要跳级，但学校老师不了解他，就把他放到了高三的差班里，结果后来学校发现班里美国孩子的考试成绩以矿矿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离他越近的成绩越好，离他越远的成绩越差，最后只好在每次考试时，让他坐到一边。
学多悟少与学少悟多
中美教育的差异有很多，其中之一：中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多悟少，一节课下来学生可以记很多，但那些都不是学生自己的东西，都是老师的东西。美国的教育特点是学少悟多，有很多东西都是学生自己悟出来的。
我儿子和他高中生物课的老师在课堂上讨论，两个人讲着讲着就决定摔跤，其他学生跟着起哄，把桌子搬走了，为他们腾出场地。我问国内的孩子敢不敢跟他们的老师摔跤，他们说不敢，除非想考试不及格。
一名台湾学生新解了李白的《静夜思》，他把“明月”说成妓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对不起自己故乡的老婆孩子。
另一名台湾学生做了以下问答：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老人家。早餐不能吃什么？午餐和晚餐。犯罪分子被判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被抓住。比细菌小的是什么？细菌的儿子。用什么擦地板最干净？用力。学习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考试。一个盒子有几边？两边，里边和外边。
如果这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孩子，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些学生理解不理解李白的诗？理解。知道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知道。他们身上很可贵的地方就是有发散性思维和逆向性思维，我们应该保护孩子的这种特点。
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说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果让美国老师上“西安事变”这节课，他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让孩子去编各方的报纸。如果不了解西安事变，能编出这些报纸吗？不可能。如果是我来讲，我可能也会和中国老师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述事变的经过，让学生记住时间、地点、事件等等。但是光教这些还不是好老师，我会鼓励孩子的发散性思维，我会问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在逃跑时摔死了，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逃出西安，会怎么样？如果周恩来在西安被扣押或刺杀，会怎么样？如果张学良被特务刺杀，会怎么样？如果历史上没有张学良，还会有西安事变吗？如果没有杨虎城，西安事变会怎么样？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没有和共产党合作，会怎么样？如果张、杨把蒋介石处死了，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神秘失踪，会怎么样？如果历史可以重演，你希望西安事变怎么发展？给西安事变设想一个最糟糕的结果。让孩子自己去设计发散性思维的问题，请其他同学回答，我可以任意抽一条让孩子分成正方反方进行辩论，培养发散性思维。 我们从美国教育中学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不少，比如发展好奇心。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设计是有问题的，我们注重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没有意识到应该先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没有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首先要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应试教育是把糊涂的学生讲明白了，而创新教育则是把明白的学生问糊涂了，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没有以产生问题为目的的阶段，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小聪明”的孩子会想老师在想什么，寻找现成问题的答案；有“大智慧”的学生是探索发现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两个价值观需要培养
矿矿上高中想参加校足球队，美国的学校校队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参加的，但竞争很残酷。那天有200个孩子参加，只要75个，要淘汰100多人。那天下午3点钟我们去了，看着孩子们先是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四组1400米折返跑，这样重复着，有的孩子晕倒、抽筋、呕吐……我很想把孩子叫回来，不要做了。我和太太看不下去了，跑到教学楼后面， “相对无语，只有泪千行”。最后孩子跑了多少，孩子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孩子都快要虚脱了。我后来问矿矿为什么不退出来。他说，选不上和退出来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足球队退出来，从网球队退出来，但是退来退去，你还能从哪里退出来呢？没有到最后一轮谁也不知道谁会赢，可能到最后一轮，跑在前面的人顶不住了呢？我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这是他在学校教育里自己悟出来的。他和他的好朋友麦德都参加了球队，是当年进球最多的球员。到了第二年，我们认为是进球最多的球员自然就留下了，但并不是，需要重新竞争。矿矿认为自己通过了去年的淘汰竞争，又进球最多，不会被淘汰，就没有好好练。在第二年的淘汰竞争中，他跑着跑着就倒在了地上，被淘汰了。他说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双倍的东西。吃苦教育不等于挫折教育。第一年他吃苦成功了是吃苦教育，第二年他失败了，这是挫折教育。我认为这个教育来得有些晚了，应该更早一些。
第二个价值观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矿矿送到大学以后觉得挺满意的，两个孩子一个宿舍，电视、电脑、电冰箱什么都有。但当我们出来时，他也跟出来了，对我们说，他很不高兴。我问为什么，他说：“爸爸，我从来没有跟一个陌生人24小时待在一起。”我想这是独生子女的问题。哈佛有一名16岁的学生，组织了“关照中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美国为中国那些需要医疗款项的孤儿筹钱。我就鼓励矿矿在他的大学组织了“关照中国基金会”的分会。有一年，有个叫“邓桂爱”的中国孤儿得病了，需要每个学校筹3000美元，矿矿自己先捐了200美元，后来他说有一个教堂允许他演讲2分钟，筹得了54美元。通过各种方式，他们最后筹得了4000多美元，救治了这个孤儿。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关照他人”这个价值观，在中国独生子女中是应该培养的。
不能以解决问题来扼杀问题
一位南京的朋友邀請我到他的学校，办一个黄全愈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的第一堂课，由我来上，我把课设计得很特殊，从头到尾都是问题，没有答案。
我看孩子们都比较紧张，正襟危坐。我就拿了把凳子坐到孩子中间，告诉他们今天想怎么坐就怎么坐，坐到地上也行。
我问大家，衣服越晒越干，人越晒越湿，对不对？孩子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人也越晒越干。老师说，你怎么这么蠢，人一晒就出汗，越来越湿。我心里想：那肉为什么会烤干？但我没敢说。
我又问大家兔子和乌龟赛跑哪个跑得快？大家都说兔子。但其实有四种情况：兔子偷懒，乌龟不偷懒；兔子不偷懒，乌龟偷懒；乌龟和兔子都偷懒；乌龟和兔子都不偷懒。孩子们听着瞪大了眼睛，发现只有兔子偷懒，乌龟不偷懒的时候，乌龟才可能跑得快。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月亮为什么老是跟着人走？大家答不出来。我说，没关系，你们跟哥哥姐姐做研究，跟老师做研究，跟父母做研究，明年我从美国回来你们再回答我。我跟校长走出校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时跑过来个小女孩，拉着我的手说，“黄爷爷，我想知道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人走。”我看着她胖乎乎，很可爱又很执着的表情，真想告诉她答案，但是我也不知道答案。我的目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有一个和我对接的老师，天天给我发消息说孩子们的情况，后来渐渐没有消息了。之后我回国，联系了校长，他说，你快来看看你的孩子们吧，他们得了“南京市长优秀奖”。回去之后，我让他们上一节课给我看。孩子们轮流用英文表演“拔萝卜”的游戏，有个等待表演的女孩，用英文自言自语地说：“老虎是不吃萝卜的”。我一听她这样说，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要培养的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
启发式教学等于素质教育吗？有人说我们搞的是启发式教学。有一年我去江苏听课，那是一堂小学五年级的课《蟋蟀的住宅》，老师知道我来听课，准备得挺好，她带了很多糖，孩子答对就给一颗糖。老师问大家，蟋蟀有什么特点？所有孩子都举手，一个孩子起来说，唱歌，正确，得到一颗糖；另一个孩子起来说，做窝，正确，得到一颗糖。我很有兴趣想再听下去，比如打斗等。结果老师开始问其它问题，学生们又配合着老师去回答其他问题。课后校长让我评课，我说蟋蟀好像不只这两个特点，那位老师回答说，书上就这两个特点。
回到美国我老是想起这个事情，每次回国我都说想听听《蟋蟀的住宅》，时间总是对不上。有一年一位校长调整课程安排，让我听这一课，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校长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教学大纲就这两个答案，如果我们教了其它答案，孩子考试就不得分。我对校长说，能不能这样，你告诉孩子这两个答案是考试的答案，其它的答案是我们启发孩子发散性思维的答案，也是源于生活的真实答案，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让孩子上完这节课以后，以为蟋蟀就这两个特点。我们所谓的启发式教学，自己设计了既不科学、也不正确的答案，一步一步引着孩子走，答对给一颗糖，这是糖衣炮弹，启发式教育不一定是素质教育。 问问题很重要，但是不能用问题来扼杀问题，要以解决问题来产生更多的问题，不能以问题解决得多作为教学效果好的标志。
中国深刻的教育哲学被中为洋用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哲学，被中为洋用了。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精要的。
有一位美国老师这样上数学课。题目：某一个在湖边住的老人养了狗和鸭子，某天老人看到5个头和14只脚，老人看到多少条狗，多少只鸭？
学生列了一个公式：设狗为x，设鸭为Y，4X+2Y=14，X+Y=5。老师说，不要用公式计算，我们来猜答案。5条狗和4只鸭对不对？学生说不对，因为有9个头了。老师又问，4条狗对不对？学生说不对，多了两条腿……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答案终于出来了。学生却不高兴了：本来一分钟就能得出答案，为什么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来猜这个答案？
老师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数学不是算术，更不是以一个似懂非懂的公式计算只有公式才能告诉你的答案，公式告诉你做什么，what，怎么做，how，我们像一台计算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是对的，why，为什么那么做是不对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知道点击电脑的这个地方电脑会有怎么动作，那是电脑操作员，只有理解为什么点击这里会产生这个动作，才能成为电脑程序员。我们要的是通过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来证实或证伪那些答案，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和推理能力，这是磨洋工吗？
刚才说矿矿二年级就知道了八年级的数学姗识。我们希望他能跳级到三年级上—节数学课再回二年级上其他课（我心想，才要求三年级，已很谦虚），老师问了校长，校长和教育局讨论之后给我回了—封信，这封信是非常讲究遣词造句的，在说到矿矿和中国学校的时候，他们用了“算术”这个词，认为是—种计算的技术。但在说到美国学校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数学”，是数字的学问。我当时看了这封信，非常不服气。然而过了十三年，当我在写《天赋教育窿美国》的时候，有了重新的认识。数学曾给我儿子带来过无数的荣耀，美国高等他的数学考试几乎是满分。但到了大学可以选修数学课，也可以不选修数学课的时候，他谈“数”色变，从此以后不学数学，远离数学。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所谓的赢在起跑线，就是在人生的长跑中无知无畏地偷跑、抢跑，然而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时，过早透支了孩子的兴趣爱好，使孩子在莫名的恐惧中倒在了自己潜在的兴趣的起跑线上。
我儿子曾对我说，不是我们比美国孩子聪明，是我们比美国孩子早学多学。我听到这句话，心理有很大感触，但我自己不愿意接受。
赢在“局外”
美国文化讲破局，棋在哪？在局外。
2010年，美国的亚裔人口占美国人口的4.8%。按照美国世界报告的统计，亚裔占学生的比例在哈佛是l7%，在麻省理工是28%，在哥伦比亚是l8%，在斯坦福是23%，在加州理工是42%，在伯克利是40%。总的来说，在美国前20名的大学里，有20%是亚裔。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最多的也是亚裔，家庭平均年收入比白人高。但我就想到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前20名的大学里有20%是亚裔，为什么最优秀的20%的科学家、医生、律师、企业家、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却不是亚裔？
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着“赢在局内”的思想格局，包括很多美国亚裔的家庭教育。但很多美国人是到“局外”去寻求探索新世界，像亚马逊、微软、脸书、谷歌、雅虎、因特尔、迪士尼等都是如此。美国高校通常不会录取一些我们认为是“局内”的人，它们有时不录取美国高考满分的学生，而是录取一些“出局”的人，比如哈佛曾经录取流浪女、伯克利录取流浪汉……
中国教育通常是倡导在“局内”赢得游戏，而不是在“局外”设计一个局，让人们按照你制定的规则去玩。美国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倡导“棋在局外”，很多美国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在家中车库里开启创业之路的，包括苹果，就是从这间车库发展起来的。
教育的8条“天机”
我从教几十年，阅人无数，也培养了自己的孩子，总结出了教育孩子的8条“天机”。我认为，培养孩子的这8个特点，即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长大也能成才；反之，即便是学霸，也不会有出息。
这8条分别是：
l、有好奇心，爱问问题。
2、会逆向思维、发散性思维。
3、有批判性思维。
4、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一方式的多样性。一个数学题：90减去25等于多少，美国老师鼓励学生们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答案，有的人用90减20减5得到答案；有的人画九个长条，先去掉两个长条，再把另外一个长条去掉一半，得出答案；有的人画90个方格，给25个方格打叉，然后得到答案。美国人鼓励孩子用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能力。美国教授常这样评价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学数学和物理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只会用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得出答案。
5、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只允许一个答案，有可能會有很多答案。
6，有在失败中总结和学习的智慧。前两天我去了深圳，有一个活动安排两个高中生和我对话。我问他们，如果你们是我的女儿，会向我提哪三个要求？她们的要求是，希望自己失败的时候父母能够理解、支持，帮助自己走出失败。学会失败是一种本事，要能在失败中总结和学习，每个人都会面临失败，如果不会学习、不会总结，是不会成才的。
7、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8、善于与他人沟通，愿意与父母交流。很多人间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感悟最深的一条是什么。我说是跟父母交流。现在我儿子已经是一名很成功的律师了，他工作忙碌，但仍常常与我们进行两三个小时的交流。很多人看到会感觉奇怪，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时常进行充分的交流，甚至激烈的交锋，我觉得这条是很重要的。孩子不跟你交流，你面对的就是一堵墙，一片空白，怎么进行家庭教育？ 你敢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问：如果中国家长有送孩子出国的意愿的话，多大年龄的孩子适合出国？
答：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支撑着自我教育。如果把孩子过早送出去，缺少了家庭教育。孩子越小，语言能力越强，但是不成熟。孩子年龄越大，越成熟，但是语言能力就相对低了。最佳年龄我认为是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是最佳年龄状态，语言能力还是很强，相对来说也成熟了。
问：没有固定的教材，美国老师怎么样来选择教学资料？
答：我真正想要说的是，我们究竟是把课本看作一种学习的资源，还是把它看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纲领。这是两种教学观念的冲突。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自己想出版教材也行，只要有人买。他们是把教材看成学习资源，而不是唯一的纲领。
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可取的地方在哪里？
答：我们有时候买东西十块八毛，你给美国人二十块八毛，他就不懂了：二十块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给八毛？如果用计算器，他很快就能算出来，但用脑袋来算，就算不出来了，这也是他们的问题。有人也认为这本身是计算器的功能，为什么我们要去记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底层的人知识结构不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长处，但这个长处在短期内看是长处，从长期看就不一定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多数情况下是授人以鱼，这个鱼很快就吃完了，美国多数情况下是授人以渔。他们也有人永远没有学会钓鱼，永远没有老师给他鱼。
问：我女儿五年级，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认为她在很多方面有天赋，可眼前的考试，她可能掌握得不是那么好，对学习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把兴趣放在其它上面，作为家长有这样的矛盾，怎么做好平衡？
答：你敢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最终赢在终点线？你看马拉松，在前面领跑的都是牺牲品，都拿不到冠军。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如果家长敢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不是在起跑线上傻跑，我敢保证你做到我前面提到的8条“天机”，你的孩子一定成才。
问：在美国，每个人的家境、阅历都不同，有些人没有获得教育资源的途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第一是获得资源的手段，如果大家都公平，大家都能获得资源，关键是消化资源的能力。再一个是公平，美国公立学校是按照税收来办的，富人区的学校税收多，资金足，学校办得好，虽然政府有一定拨款，但是贫富差别仍然很大，除非能上私立学校，但问题是，已经很穷了，怎么能够到私立学校呢？我们最优秀的贫困孩子能够到好的学校去上课吗？能。这一点美国比不上。但是在高考这个问题上，我们说高考是公平的，实际上不公平。广西少数民族的孩子资源多匮乏，但他们的分数要比北京的孩子高很多，才能跟北京的孩子进同一所学校，这个公平吗？不公平。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要把考和录分开，考是考，录是录。美国是分开的，考是考，最后怎么录是学校的事情。录是三合一——高考成績+高中成绩+综合素质。高考是四个小时，高中是四年；四个小时有偶然性，四年反应必然性；四个小时是一时的，四年是一贯的。另外还要看你是不是书虫，是不是只会考试，这就是要看你的综合素质。每一年哈佛都把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高考状元，也就是SAT满分的学生拒之门外。哪一年北大、清华不争高考状元，中国的素质教育就有希望了。这是公平问题。美国的三合一录取政策更公平，看高考成绩，也看高中成绩、综合素质，看的不是干巴巴的数字，看的是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