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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备良好的法制意识，才能建立一个好的商会运行机制”，常务副会长兼法律顾问赵曾海从法律专业人士的视角，为认识商会的组织结构建设和快速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
除了在总商会的职务，赵曾海还身兼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三明商会会长，以及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会长。目前，该区有近万名执业律师、600多家执业机构，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约等于律师业最发达的美国。
赵曾海作为一名资深执业律师，对组织结构顶层设计情有独衷。有一次，他受邀去北大法学院做一个讲座，选择的题目就是“法律人的战略思想”。
商会章程，
集中了“群体意志”
赵曾海认为，一个组织要运转得好，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机制，然后筹集资金、组织人才，让这个机制持续运转。无论商会，社会，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自己赖以持续运行的机制，而商会的机制也可以理解为“商会的宪法”。
从总商会法律顾问到常务副会长，赵曾海多年秉承的法制意识和组织理念，已经被最大化的吸收到总商会的运行规则设计中。因此，大伙亲切地称他为“商会的秀才”。
“我们春玖会长在北京的福建商人里并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但是他对团结我们在京福建商人的贡献是最多的。商会一把手如果没有法制意识，那制度可能就是空谈。但我们会长他比较有法制意识，所以他对商会的法律制度建设非常重视。正因为他的重视，我才能在商会的组织中起到一些作用，至少大家认为，我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赵曾海认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制度设计和不断完善，其实体现了从会长到会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集体意志，是多方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商会机制建设初期，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带头人来推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建立一个好的机制，“第一把手要先有法制意识。”
其次是福建人特别团结，对于办好商会的事情非常热心，对于出台一部好的商会章程，都会尽己所能提一些好的建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也跟我们党和国家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有重要关系。这些年，北京市、福建省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尤其是福建省驻京办的领导们，给予商会很大支持，为商会的建章立制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大事，问章程”
赵曾海印象很深的是第二届商会章程修改。当时，商会发展很快，会员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有了新的变化，这导致了原来的章程有不少地方需要调整。
陈春玖会长为此专门成立了商会章程修改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来全力推动此事。
新版商会章程初稿形成后，先在商会领导班子以及理事会成员中广泛征集反馈意见和建议。随后，商会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邀请福建省驻京办、北京市相关部门的领导，邀请总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以及部分理事会成员参与，反复讨论其中的某些细节和条款。
“最终，新的商会章程在吸收了更多意见之后变成我们商会的宪法，成为我们进行重大决策的依据和规范。”赵曾海深有感触的说，“这部凝聚了集体智慧的商会新章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尊重和践行。每次开大会遇到重要的事情，领导们都习惯说：‘看看章程是怎么写的？对于这些问题章程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就按章程的要求来做！’”
在商会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的想法或者建议应该得到执行，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要不问问赵律师，我们章程怎么定的？”
“这个时候我们对照章程，可能就发现他的思路跟章程不太一样。我们不能由于采信个人意见而违背章程的规定”，因为“章程是大家集体意志和愿景的体现”。
吸引各界力量参与商会
“我说实话，如果没有机制的良好运行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总商会走不到今天，可能我们早就散了。”赵曾海相
信，“只要这个机制不遭到破坏，商会还可能继续向前发展。”
那么，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在组织设计中的重点是什么？
赵曾海介绍说，所有的制度构建和结构设计都围绕“如何组织更多力量参与到商会中来为核心。”
比如说，在总商会率先成立了顾问团，而这个顾问团也有清晰的组织层次：
首席顾问：邀请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士来担任；
资深高级：邀请曾担任副部以上职务的领导担任；
此外，总商会还设立了“高级顾问”和“顾问”职务，分别邀请一些曾任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厅局级领导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
通过这样的顾问职务设计，就可以把非公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精英团结到商会中来，为商会的科学发展出谋划策。
其次，围绕商会中非公经济领域人力资源拓展问题，也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组织安排和结构设计。
比如对职务会员的组织安排中，规定在商会发展中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副会长，和新晋升的副会长在会费交纳上是有所区别的。这样，老的职务会员有一定的荣誉感，而新的副会长也会尽可能为商会的事情出钱出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这些大的组织机构中，还设立了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到核心团队来。
赵曾海介绍说，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组织机构中，“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的设立也是一大创新。
“名誉会长”原则上是请福建省驻京办主任来出任，也可以邀请社会上比较有影响的非公经济人士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来担任。“名誉副会长”则由各地市驻京办主任来担任。
“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的设立，并非只是一个荣誉。
首先，这个组织层级确保了使驻京办系统与商会系统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协同——因为这两个机构的目标都是为京闽南两地经济和文化交流而服务的。
其次，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地市分会、行业分会等分支机构很多，通常各分会的会长由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来兼任。有些时候，如果某个分会还缺乏合适的会长人选时，名誉副会长就可以先兼任一段时间，确保该分会先运转起来。 “在组织架构的设计上，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安排了相关的人开展工作。而每一个关键的部门和岗位都成为团结相关领域社会精英的渠道。”
比如，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是北京第一家成立党委的商会，党委书记由陈春玖会长担任，赵曾海则出任党委副书记。因为商会会员中，可能有共产党员，也可能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通过党建工作把各种政治派别凝聚在一起，有利于打造一种更富有建设性的组织文化。
“总体来讲，会员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负责落实会员代表大会授权范围内的工作，而监事会则监督商会的日常运转。”
赵曾海说，这一切组织架构的设计，组织决策的执行，最终要落地到总商会的秘书处来具体执行。而作为商会的执行机构，秘书长由一个常务副会长来兼任。执行副秘书长陈文育则主持秘书处日常工作。这些年陈文育为商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
“一股劲，一盘棋，一条心”
有了好的机制，有了人才团队，接下来就是筹集资金方面的制度设计。
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理事会中，理事以上职务会员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考察程序。
首先，如果一个会员想担当理事以上职务，先根据自愿原则由其本人提出申请。
其次，由总商会人力资源委员会进行组织考核评价。经考核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素质过硬的会员，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
“根据自己的实力，你在商会中担任职务的重要性和要求你做贡献的标准是不同的。”
赵曾海介绍说，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资金筹集都是建立在本人自愿基础上，要求与职务对等的。
会长做贡献是最多的，无论精力、时间、还是出钱，他的会费比谁都高。接下来是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考虑到总商会与各分会的利益平衡问题，总商会的常务理事，理事没有会费的要求。
“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会费你都交不起”，赵曾海说：“这样的筹资制度设计并非要把商会变成一个富人的俱乐部，是因为一个商会不停运转需要资金保障。
尽管如此，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今的职务会员岗位竞争仍然很激烈。比如，在此次换届时，由于副会长以上的职务会员有名额限制，有五六个想增补为常务副会长的会员都没有晋升上来。
“不是说你有钱，你想进来就可以进来。我们有个综合评估的过程，你自愿还要经过评估才可以。”
赵曾海说，在自愿参与、自愿奉献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人都团结到会长身边来，“我们大家做到了一股劲，一盘棋，一条心，所以我们商会能持续有效运转，我们的队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福建人特别开放”
“我们常开玩笑讲，福建人是什么？门里面一条虫子。福建人善于操作很多大项目，因为他们是有胸怀的。”
在商会多年与老乡们并肩奋斗，赵曾海觉得这里某种意义上像是一个精神家园。福建人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意识，“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在这个地方耗一辈子。”
这种来自海洋文化的群体意识和闯荡精神，形成一个很鲜明的群体价值观：“外面世界很精彩，大家都想当龙，都想冲出门去。”
正因为福建人有这种开放的情怀，在家里都不愿意为了那一亩三分地斗来斗去，何况出来以后？
“我觉得在这好玩，老乡都在这儿。在商会里面谁要是要搞七搞八，大家可能不跟他玩了。谁要是在这里面有外心、有异心，他自己就会很尴尬。这是很有意思的！”
赵曾海很欣赏福建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他已经是朝阳区人大代表，但没有去竞争北京市政协委员，而是继续当他的福建省政协委员。
“我要回到福建那个地方，再次感受福建人的胸怀，再一次感受那一块土壤的激情和魅力！”
他希望来自故土的文化熏陶，通过福建人做人做事的开放情怀，能够潜移默化地提示自己“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原则。”
那么，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国内外NGO组织发展的法律人士，赵曾海对商会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有什么预期呢？
赵曾海认为，异地商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基础和条件：
其一、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持续鼓励政策，既是非公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也营造了异地商会发展的土壤。这些年，如果纵向来比较，国家对非公经济已经很重视了，所以非公经济社会组织和企业家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横向来比较，“我们可能跟国外一些商会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比如说，党的十八大提到“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个提得很好，其实接下来民营企业家有很好的机会，一个是各方面鼓励支持的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科技型小微企业。这些领域是企业家在下一步投资中特别关注的，国家也非常重视这几块。
其二、无论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还有其他异地商会与社会组织，在发展中持续完善组织机制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组织能走多远。
“只要我们经过十年发展建立起来的这种机制不遭到破坏。我想这个商会毫无疑问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访问快结束的时候，赵曾海告诉我们一个给他本人带来莫大激励的小故事：
有一次，福建省原省委书记、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资深高级顾问陈明义来商会看望大家。当天的活动中大家刚落坐，他一上来就说，“我第一个先敬赵律师”。
当时，在座的人都觉得挺意外。
“莫非是领导帮我打广告呢？”赵曾海也觉得挺奇怪。
“商会这样的组织，大家要讲法制。有一个律师在你们核心领导层特别有益，我觉得非常重要。”
陈明义这番话，意味深长。
“这句话对我挺有激励的，”赵曾海说，“这就是我们福建领导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福建那块土地的情怀……”
除了在总商会的职务，赵曾海还身兼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三明商会会长，以及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会长。目前，该区有近万名执业律师、600多家执业机构，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约等于律师业最发达的美国。
赵曾海作为一名资深执业律师，对组织结构顶层设计情有独衷。有一次，他受邀去北大法学院做一个讲座，选择的题目就是“法律人的战略思想”。
商会章程，
集中了“群体意志”
赵曾海认为，一个组织要运转得好，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机制，然后筹集资金、组织人才，让这个机制持续运转。无论商会，社会，还是一个国家，都需要自己赖以持续运行的机制，而商会的机制也可以理解为“商会的宪法”。
从总商会法律顾问到常务副会长，赵曾海多年秉承的法制意识和组织理念，已经被最大化的吸收到总商会的运行规则设计中。因此，大伙亲切地称他为“商会的秀才”。
“我们春玖会长在北京的福建商人里并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但是他对团结我们在京福建商人的贡献是最多的。商会一把手如果没有法制意识，那制度可能就是空谈。但我们会长他比较有法制意识，所以他对商会的法律制度建设非常重视。正因为他的重视，我才能在商会的组织中起到一些作用，至少大家认为，我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赵曾海认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制度设计和不断完善，其实体现了从会长到会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集体意志，是多方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商会机制建设初期，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带头人来推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建立一个好的机制，“第一把手要先有法制意识。”
其次是福建人特别团结，对于办好商会的事情非常热心，对于出台一部好的商会章程，都会尽己所能提一些好的建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也跟我们党和国家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有重要关系。这些年，北京市、福建省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尤其是福建省驻京办的领导们，给予商会很大支持，为商会的建章立制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大事，问章程”
赵曾海印象很深的是第二届商会章程修改。当时，商会发展很快，会员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有了新的变化，这导致了原来的章程有不少地方需要调整。
陈春玖会长为此专门成立了商会章程修改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来全力推动此事。
新版商会章程初稿形成后，先在商会领导班子以及理事会成员中广泛征集反馈意见和建议。随后，商会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邀请福建省驻京办、北京市相关部门的领导，邀请总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以及部分理事会成员参与，反复讨论其中的某些细节和条款。
“最终，新的商会章程在吸收了更多意见之后变成我们商会的宪法，成为我们进行重大决策的依据和规范。”赵曾海深有感触的说，“这部凝聚了集体智慧的商会新章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尊重和践行。每次开大会遇到重要的事情，领导们都习惯说：‘看看章程是怎么写的？对于这些问题章程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就按章程的要求来做！’”
在商会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的想法或者建议应该得到执行，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要不问问赵律师，我们章程怎么定的？”
“这个时候我们对照章程，可能就发现他的思路跟章程不太一样。我们不能由于采信个人意见而违背章程的规定”，因为“章程是大家集体意志和愿景的体现”。
吸引各界力量参与商会
“我说实话，如果没有机制的良好运行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总商会走不到今天，可能我们早就散了。”赵曾海相
信，“只要这个机制不遭到破坏，商会还可能继续向前发展。”
那么，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在组织设计中的重点是什么？
赵曾海介绍说，所有的制度构建和结构设计都围绕“如何组织更多力量参与到商会中来为核心。”
比如说，在总商会率先成立了顾问团，而这个顾问团也有清晰的组织层次：
首席顾问：邀请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士来担任；
资深高级：邀请曾担任副部以上职务的领导担任；
此外，总商会还设立了“高级顾问”和“顾问”职务，分别邀请一些曾任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厅局级领导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
通过这样的顾问职务设计，就可以把非公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精英团结到商会中来，为商会的科学发展出谋划策。
其次，围绕商会中非公经济领域人力资源拓展问题，也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组织安排和结构设计。
比如对职务会员的组织安排中，规定在商会发展中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副会长，和新晋升的副会长在会费交纳上是有所区别的。这样，老的职务会员有一定的荣誉感，而新的副会长也会尽可能为商会的事情出钱出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这些大的组织机构中，还设立了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到核心团队来。
赵曾海介绍说，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组织机构中，“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的设立也是一大创新。
“名誉会长”原则上是请福建省驻京办主任来出任，也可以邀请社会上比较有影响的非公经济人士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来担任。“名誉副会长”则由各地市驻京办主任来担任。
“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的设立，并非只是一个荣誉。
首先，这个组织层级确保了使驻京办系统与商会系统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协同——因为这两个机构的目标都是为京闽南两地经济和文化交流而服务的。
其次，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地市分会、行业分会等分支机构很多，通常各分会的会长由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来兼任。有些时候，如果某个分会还缺乏合适的会长人选时，名誉副会长就可以先兼任一段时间，确保该分会先运转起来。 “在组织架构的设计上，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安排了相关的人开展工作。而每一个关键的部门和岗位都成为团结相关领域社会精英的渠道。”
比如，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是北京第一家成立党委的商会，党委书记由陈春玖会长担任，赵曾海则出任党委副书记。因为商会会员中，可能有共产党员，也可能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通过党建工作把各种政治派别凝聚在一起，有利于打造一种更富有建设性的组织文化。
“总体来讲，会员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负责落实会员代表大会授权范围内的工作，而监事会则监督商会的日常运转。”
赵曾海说，这一切组织架构的设计，组织决策的执行，最终要落地到总商会的秘书处来具体执行。而作为商会的执行机构，秘书长由一个常务副会长来兼任。执行副秘书长陈文育则主持秘书处日常工作。这些年陈文育为商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
“一股劲，一盘棋，一条心”
有了好的机制，有了人才团队，接下来就是筹集资金方面的制度设计。
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理事会中，理事以上职务会员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考察程序。
首先，如果一个会员想担当理事以上职务，先根据自愿原则由其本人提出申请。
其次，由总商会人力资源委员会进行组织考核评价。经考核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素质过硬的会员，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
“根据自己的实力，你在商会中担任职务的重要性和要求你做贡献的标准是不同的。”
赵曾海介绍说，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资金筹集都是建立在本人自愿基础上，要求与职务对等的。
会长做贡献是最多的，无论精力、时间、还是出钱，他的会费比谁都高。接下来是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考虑到总商会与各分会的利益平衡问题，总商会的常务理事，理事没有会费的要求。
“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会费你都交不起”，赵曾海说：“这样的筹资制度设计并非要把商会变成一个富人的俱乐部，是因为一个商会不停运转需要资金保障。
尽管如此，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今的职务会员岗位竞争仍然很激烈。比如，在此次换届时，由于副会长以上的职务会员有名额限制，有五六个想增补为常务副会长的会员都没有晋升上来。
“不是说你有钱，你想进来就可以进来。我们有个综合评估的过程，你自愿还要经过评估才可以。”
赵曾海说，在自愿参与、自愿奉献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人都团结到会长身边来，“我们大家做到了一股劲，一盘棋，一条心，所以我们商会能持续有效运转，我们的队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福建人特别开放”
“我们常开玩笑讲，福建人是什么？门里面一条虫子。福建人善于操作很多大项目，因为他们是有胸怀的。”
在商会多年与老乡们并肩奋斗，赵曾海觉得这里某种意义上像是一个精神家园。福建人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意识，“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在这个地方耗一辈子。”
这种来自海洋文化的群体意识和闯荡精神，形成一个很鲜明的群体价值观：“外面世界很精彩，大家都想当龙，都想冲出门去。”
正因为福建人有这种开放的情怀，在家里都不愿意为了那一亩三分地斗来斗去，何况出来以后？
“我觉得在这好玩，老乡都在这儿。在商会里面谁要是要搞七搞八，大家可能不跟他玩了。谁要是在这里面有外心、有异心，他自己就会很尴尬。这是很有意思的！”
赵曾海很欣赏福建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他已经是朝阳区人大代表，但没有去竞争北京市政协委员，而是继续当他的福建省政协委员。
“我要回到福建那个地方，再次感受福建人的胸怀，再一次感受那一块土壤的激情和魅力！”
他希望来自故土的文化熏陶，通过福建人做人做事的开放情怀，能够潜移默化地提示自己“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原则。”
那么，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国内外NGO组织发展的法律人士，赵曾海对商会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有什么预期呢？
赵曾海认为，异地商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基础和条件：
其一、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持续鼓励政策，既是非公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也营造了异地商会发展的土壤。这些年，如果纵向来比较，国家对非公经济已经很重视了，所以非公经济社会组织和企业家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横向来比较，“我们可能跟国外一些商会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比如说，党的十八大提到“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个提得很好，其实接下来民营企业家有很好的机会，一个是各方面鼓励支持的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科技型小微企业。这些领域是企业家在下一步投资中特别关注的，国家也非常重视这几块。
其二、无论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还有其他异地商会与社会组织，在发展中持续完善组织机制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组织能走多远。
“只要我们经过十年发展建立起来的这种机制不遭到破坏。我想这个商会毫无疑问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访问快结束的时候，赵曾海告诉我们一个给他本人带来莫大激励的小故事：
有一次，福建省原省委书记、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资深高级顾问陈明义来商会看望大家。当天的活动中大家刚落坐，他一上来就说，“我第一个先敬赵律师”。
当时，在座的人都觉得挺意外。
“莫非是领导帮我打广告呢？”赵曾海也觉得挺奇怪。
“商会这样的组织，大家要讲法制。有一个律师在你们核心领导层特别有益，我觉得非常重要。”
陈明义这番话，意味深长。
“这句话对我挺有激励的，”赵曾海说，“这就是我们福建领导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福建那块土地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