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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风暴中，“利润第一，风控第二”的金融巨头纷纷倒下了，即使是AlG这样的保险龙头，也难以预先估计次贷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终以被美国政府接管收场。因此，对采取激进投资策略的中国保险公司而言，如何构建对抗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是必须面临的重要挑战，必须在强调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化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人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地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
从监管层面，监管部门应该强化对后台业务的监管，并且对前台业务实现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2007～2008年，乃至2009年，必定在全球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成为今后漫长岁月中金融危机的代名词，正如1929～1933年已经成为经济危机的代名词一样。
回首以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往往相伴相生，而重大金融危机中，往往发生标志性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1857年第一次金融危机始于8月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的倒闭；
1873年金融危机的标志是杰伊库克银行的破产；
1893年金融危机的核心是国民科德基公司；
1907年金融危机的核心是尼克伯克信托公司；
1930年大危机的标志则是合众国银行的破产。
这些金融巨头的终结都引发了其后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倒闭，从而激发了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产生和激化了经济危机。
如今，在次贷危机中，我们看到的不止是某一家金融巨头的倒闭，而是一连串的巨人倒地：
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而这仅仅是开始。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摩根大通银行获批收购贝尔斯登。2008年9月，众多金融巨头轰然倒地：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损失超过140亿美元，美国政府宣布提供注资并接管这两家公司；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美国国际集团)国有化：美国政府在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的同时，获得了公司79.9％的股权。
为了恢复市场信心，防止更大范围的恐慌蔓延，美国财长保尔森和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仅放松银根、改善流动性，而且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并试图联合全球主要国家共同稳定金融市场，但未获G7响应。
那么，这场空前的金融风暴给中国保险行业带来哪些警示呢?我们不妨先来回顾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危机根源：贪婪+欺诈VS无能+失职
次贷相关金融产品链显示，贷款购房居民(特别是Alt-A贷款客户和次级贷款客户)的按时还款能力直接决定了房贷机构的业务质量以及相应的ABS资产价格，并由此决定了投行销售的各类CDO(债务抵押债券)和CLO(贷款抵押债券)产品价格，进而影响到CDS(信用违约互换)卖方的盈亏状况(图1)。
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为了挽救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美联储连续降息，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随之走向繁荣。
此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在加息背景下，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同时房贷还款利息随之提高，这些都使得经济条件较差的Alt-A贷款客户和次级贷款客户还款能力日益下降，在房贷违约率不断上升的条件下，ABS、CDO、CLO等各类衍生产品价格下降，同时CDS卖方(即风险承受方)也纷纷面临巨额亏损。
当然，我们不能把次贷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加息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因为这些经济周期中的固有波动并不必然导致金融市场大风暴。
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金融市场的不平衡：在这个游戏的一边，是贪婪与欺诈的金融机构(包括房贷发放机构和衍生产品中介机构)，而另一边，则是无能与失职的金融监管机构与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对复杂衍生产品所蕴含风险比较无知的投资机构或者各类客户。
关于金融机构的贪婪和欺诈，拥有美国抵押贷款行业14年从业经验的比特纳认为：这个行业从2005年6月起，被竞争的压力和对利润的贪婪蒙蔽了双眼，逐渐抛弃了注重风险控制、谨慎开展业务的传统，开始为众多的实际上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客户提供了按揭贷款。
而各大投行为了眼前利益，罔顾风险，根据此类贷款资产开发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并以误导的方式销售给全球各类投资机构，从中大赚其利。正是这些贷款和衍生品成为日后引爆危机的金融炸弹。玩火者自焚，那些“利润第一，风控第二”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而一些注重风险控制的机构，则有望顺利度过危机。
AIG典型案例分析：CDS巨亏，系统性风险巨大
AIG是美国乃至全球保险行业的泰山北斗。2005年和2006年，AIG净利润位居全球保险公司之首，在2006年财富500强排名中，AIG位居第九，也是保险行业第一名。
如此强大的保险龙头，却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其股东以出让79.9％股权的高昂代价，获得美联储850亿美元贷款救助，才摆脱了破产危机。从AIG的股价表现来看，在2007年6月1日达到72.65美元的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2008年9月11日报收17.55美元，破产危机爆发后更一度跌到9月17日的2.05美元，不到2007年6月的3％，相对于同期的标普500指数，AIG股价跑输了93个百分点(图2)。
导致AIG股价一年多来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AIG公司最近三个季度的连续亏损。财报显示，最近三个季度，AIG亏损共达185亿美元，接近于此前五个季度盈利之和192亿美元(图3)。
巨亏的原因何在?AIG在多份财报中声称，公司业绩亏损主要是因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市场价格下跌、信用违约上升以及资本市场疲弱。特别是旗下的AIGFP(AIG金融产品公司)出售的“超高等级CDS产品’’给公司带来了巨额亏损a在最近的三个季度中，超高等级CDS产品造成的税后损失相当于公司税后净亏损的91％(表1)。
实际上，超高等级CDS产品是2007年四季度AIG巨亏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AIG净亏损的原因不仅是CDS产品，还有其他次贷相关资产的市值下跌。AIG投资的Alt-A住房抵押贷款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几乎全都是AAA评级和AA评级，但仍然免不了市值缩水的打击。可见，次贷危机引爆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无能与失职，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次贷危机的肆虐下，AIG资 产负债表的未实现市值损失高达112.5亿元，远远超过公司模拟的严格压力情景测试下的9亿美元投资资产损失。两者相差12倍之巨。
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之烈，即使是AIG这样的保险龙头，也难以预先估计。无数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作为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局中人”，都难以恰当估量系统性风险的危害。如何构建对抗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
次贷危机对中国保险行业的启示
次贷风暴惊心动魄，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主要在于投资渠道放开、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机制三个方面。
首先，保险行业投资渠道放开应该在注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继续推进。
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十条》以来，保险公司投资渠道逐步放开，股票和基金投资比例提高，未上市银行股权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海外投资、不动产投资等投资渠道先后打开，无担保公司债试点、PE投资试点也开始推进，这对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增加保单吸引力和保险行业盈利能力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
从AIG的投资资产配置中，我们看到AIG投资渠道比中国同行更广泛，房产抵押贷款、租赁飞机设备、远期、期权与互换交易以及融资融券业务等，都被纳入其投资组合。
从AIG经验看，放开投资渠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投资收益有望提高，比如AIG的金融租赁(特别是飞机设备租赁)业务利润丰厚，另一方面，投资业务风险也相应提高，比如AIG的CDS(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就带来了巨额亏损。
我们认为，中国保险行业投资渠道开放的步伐应当继续，不可因噎废食，因为畏惧风险而固步自封。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强调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放开渠道，进行多元化投资。
AIG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总投资收益高达4％，但以后逐步下降，到2006年则不到2％。AIG为了对抗下滑的总资产收益率，开始介入CDS产品。这类产品在标的债券没有违约时，可以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盈利(比如1个百分点的利差)，但是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一旦发生违约，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下，债券市值可能缩水一半，也就是说，CDS卖方必须赔付50个百分点的款项。
如果AIG是CDS标的债券的发行方，那么为了提高债券信用评级，出售相关的CDS产品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像AIG这样为了维持较高利润率而出售以其他债券为标的的CDS产品，故意放大公司投资风险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AIG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注重风控的前提下放开投资渠道，才是保险行业的最佳选择。
其次，培育真正对投资者负责的、并且能够预警系统性风险的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CDO和CLO等次贷相关衍生产品的复杂设计，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能力来评估这些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此，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就成为投资者购买相关衍生产品的主要依据。
自从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抵押债券和普通抵押债券风险并无二致。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已经初显狰狞，但各大评级机构无动于衷，直到2008年才开始大范围调低次级债的评级调低。仅在2008年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调低了超过400种此类证券的评级，标准普尔在同一天将612类证券列为观望，并在随后两天内调低了大部分证券的评级。评级机构的后知后觉以及迟缓而猛烈的评级调整成为进一步推动次级债危机加速蔓延的动力。
实际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证券发行商，却要求它们对市场投资者负责，这也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制度的错位。
中国的信用评级结构还比较弱小和稚嫩，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随着无担保公司债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逐步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将日益显著，在平衡金融市场和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入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的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
再次，金融监管机制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一方面，金融监管应该保持对前台业务的全面覆盖，不留空白，另一方面，对后台业务的监管应该强化，并且对前台业务实现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曾经多次揭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而次贷危机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监管机构崇尚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存在着过于放任自流的弊端，使得贪婪的金融机构有机会利用衍生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客户，最终造成金融风暴。
中国的金融监管和美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错位”：美国是“前台抓得不够，后台抓得较多”，而中国是“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
美国的金融监管，在后台方面比较严格，比如保险偿付能力比率要求在200％以上，但在前台方面则崇尚自由竞争，存在着较多监管空白，特别是衍生产品方面。而衍生品风险高、波动大，对公司偿付能力存在着巨大而或有(可能今年没有，但明年就有)的影响，这就削弱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效力。
而我国的问题在于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只要后台抓不到位，那么前台(业务开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无休无止的问题，这样的监管模式存在着监管资源错配的缺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扼杀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活力。
因此，次贷危机启发我们，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
从监管层面，监管部门应该强化对后台业务的监管，并且对前台业务实现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2007～2008年，乃至2009年，必定在全球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成为今后漫长岁月中金融危机的代名词，正如1929～1933年已经成为经济危机的代名词一样。
回首以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往往相伴相生，而重大金融危机中，往往发生标志性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1857年第一次金融危机始于8月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的倒闭；
1873年金融危机的标志是杰伊库克银行的破产；
1893年金融危机的核心是国民科德基公司；
1907年金融危机的核心是尼克伯克信托公司；
1930年大危机的标志则是合众国银行的破产。
这些金融巨头的终结都引发了其后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倒闭，从而激发了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产生和激化了经济危机。
如今，在次贷危机中，我们看到的不止是某一家金融巨头的倒闭，而是一连串的巨人倒地：
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而这仅仅是开始。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摩根大通银行获批收购贝尔斯登。2008年9月，众多金融巨头轰然倒地：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损失超过140亿美元，美国政府宣布提供注资并接管这两家公司；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美国国际集团)国有化：美国政府在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的同时，获得了公司79.9％的股权。
为了恢复市场信心，防止更大范围的恐慌蔓延，美国财长保尔森和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仅放松银根、改善流动性，而且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并试图联合全球主要国家共同稳定金融市场，但未获G7响应。
那么，这场空前的金融风暴给中国保险行业带来哪些警示呢?我们不妨先来回顾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危机根源：贪婪+欺诈VS无能+失职
次贷相关金融产品链显示，贷款购房居民(特别是Alt-A贷款客户和次级贷款客户)的按时还款能力直接决定了房贷机构的业务质量以及相应的ABS资产价格，并由此决定了投行销售的各类CDO(债务抵押债券)和CLO(贷款抵押债券)产品价格，进而影响到CDS(信用违约互换)卖方的盈亏状况(图1)。
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为了挽救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美联储连续降息，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随之走向繁荣。
此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在加息背景下，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同时房贷还款利息随之提高，这些都使得经济条件较差的Alt-A贷款客户和次级贷款客户还款能力日益下降，在房贷违约率不断上升的条件下，ABS、CDO、CLO等各类衍生产品价格下降，同时CDS卖方(即风险承受方)也纷纷面临巨额亏损。
当然，我们不能把次贷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加息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因为这些经济周期中的固有波动并不必然导致金融市场大风暴。
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金融市场的不平衡：在这个游戏的一边，是贪婪与欺诈的金融机构(包括房贷发放机构和衍生产品中介机构)，而另一边，则是无能与失职的金融监管机构与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对复杂衍生产品所蕴含风险比较无知的投资机构或者各类客户。
关于金融机构的贪婪和欺诈，拥有美国抵押贷款行业14年从业经验的比特纳认为：这个行业从2005年6月起，被竞争的压力和对利润的贪婪蒙蔽了双眼，逐渐抛弃了注重风险控制、谨慎开展业务的传统，开始为众多的实际上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客户提供了按揭贷款。
而各大投行为了眼前利益，罔顾风险，根据此类贷款资产开发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并以误导的方式销售给全球各类投资机构，从中大赚其利。正是这些贷款和衍生品成为日后引爆危机的金融炸弹。玩火者自焚，那些“利润第一，风控第二”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而一些注重风险控制的机构，则有望顺利度过危机。
AIG典型案例分析：CDS巨亏，系统性风险巨大
AIG是美国乃至全球保险行业的泰山北斗。2005年和2006年，AIG净利润位居全球保险公司之首，在2006年财富500强排名中，AIG位居第九，也是保险行业第一名。
如此强大的保险龙头，却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其股东以出让79.9％股权的高昂代价，获得美联储850亿美元贷款救助，才摆脱了破产危机。从AIG的股价表现来看，在2007年6月1日达到72.65美元的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2008年9月11日报收17.55美元，破产危机爆发后更一度跌到9月17日的2.05美元，不到2007年6月的3％，相对于同期的标普500指数，AIG股价跑输了93个百分点(图2)。
导致AIG股价一年多来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AIG公司最近三个季度的连续亏损。财报显示，最近三个季度，AIG亏损共达185亿美元，接近于此前五个季度盈利之和192亿美元(图3)。
巨亏的原因何在?AIG在多份财报中声称，公司业绩亏损主要是因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市场价格下跌、信用违约上升以及资本市场疲弱。特别是旗下的AIGFP(AIG金融产品公司)出售的“超高等级CDS产品’’给公司带来了巨额亏损a在最近的三个季度中，超高等级CDS产品造成的税后损失相当于公司税后净亏损的91％(表1)。
实际上，超高等级CDS产品是2007年四季度AIG巨亏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AIG净亏损的原因不仅是CDS产品，还有其他次贷相关资产的市值下跌。AIG投资的Alt-A住房抵押贷款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几乎全都是AAA评级和AA评级，但仍然免不了市值缩水的打击。可见，次贷危机引爆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无能与失职，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次贷危机的肆虐下，AIG资 产负债表的未实现市值损失高达112.5亿元，远远超过公司模拟的严格压力情景测试下的9亿美元投资资产损失。两者相差12倍之巨。
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之烈，即使是AIG这样的保险龙头，也难以预先估计。无数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作为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局中人”，都难以恰当估量系统性风险的危害。如何构建对抗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
次贷危机对中国保险行业的启示
次贷风暴惊心动魄，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主要在于投资渠道放开、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机制三个方面。
首先，保险行业投资渠道放开应该在注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继续推进。
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十条》以来，保险公司投资渠道逐步放开，股票和基金投资比例提高，未上市银行股权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海外投资、不动产投资等投资渠道先后打开，无担保公司债试点、PE投资试点也开始推进，这对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增加保单吸引力和保险行业盈利能力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
从AIG的投资资产配置中，我们看到AIG投资渠道比中国同行更广泛，房产抵押贷款、租赁飞机设备、远期、期权与互换交易以及融资融券业务等，都被纳入其投资组合。
从AIG经验看，放开投资渠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投资收益有望提高，比如AIG的金融租赁(特别是飞机设备租赁)业务利润丰厚，另一方面，投资业务风险也相应提高，比如AIG的CDS(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就带来了巨额亏损。
我们认为，中国保险行业投资渠道开放的步伐应当继续，不可因噎废食，因为畏惧风险而固步自封。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强调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放开渠道，进行多元化投资。
AIG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总投资收益高达4％，但以后逐步下降，到2006年则不到2％。AIG为了对抗下滑的总资产收益率，开始介入CDS产品。这类产品在标的债券没有违约时，可以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盈利(比如1个百分点的利差)，但是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一旦发生违约，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下，债券市值可能缩水一半，也就是说，CDS卖方必须赔付50个百分点的款项。
如果AIG是CDS标的债券的发行方，那么为了提高债券信用评级，出售相关的CDS产品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像AIG这样为了维持较高利润率而出售以其他债券为标的的CDS产品，故意放大公司投资风险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AIG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注重风控的前提下放开投资渠道，才是保险行业的最佳选择。
其次，培育真正对投资者负责的、并且能够预警系统性风险的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CDO和CLO等次贷相关衍生产品的复杂设计，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能力来评估这些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此，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就成为投资者购买相关衍生产品的主要依据。
自从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抵押债券和普通抵押债券风险并无二致。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已经初显狰狞，但各大评级机构无动于衷，直到2008年才开始大范围调低次级债的评级调低。仅在2008年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调低了超过400种此类证券的评级，标准普尔在同一天将612类证券列为观望，并在随后两天内调低了大部分证券的评级。评级机构的后知后觉以及迟缓而猛烈的评级调整成为进一步推动次级债危机加速蔓延的动力。
实际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证券发行商，却要求它们对市场投资者负责，这也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制度的错位。
中国的信用评级结构还比较弱小和稚嫩，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随着无担保公司债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逐步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将日益显著，在平衡金融市场和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入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的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
再次，金融监管机制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一方面，金融监管应该保持对前台业务的全面覆盖，不留空白，另一方面，对后台业务的监管应该强化，并且对前台业务实现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曾经多次揭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而次贷危机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监管机构崇尚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存在着过于放任自流的弊端，使得贪婪的金融机构有机会利用衍生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客户，最终造成金融风暴。
中国的金融监管和美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错位”：美国是“前台抓得不够，后台抓得较多”，而中国是“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
美国的金融监管，在后台方面比较严格，比如保险偿付能力比率要求在200％以上，但在前台方面则崇尚自由竞争，存在着较多监管空白，特别是衍生产品方面。而衍生品风险高、波动大，对公司偿付能力存在着巨大而或有(可能今年没有，但明年就有)的影响，这就削弱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效力。
而我国的问题在于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只要后台抓不到位，那么前台(业务开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无休无止的问题，这样的监管模式存在着监管资源错配的缺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扼杀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活力。
因此，次贷危机启发我们，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