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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君（1955.10-），男，汉，安徽六安人，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文学。
何为好色，狭义地说，好色即是指时下社会上一些男人对女色的喜好和追求。《诗经.关雎》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毬。”几千年前，诗中所写的这个“好毬”的男子，猜想大约也就是这样的所谓“好色”之人吧。
可以设想，春天到了，清晨，一美男正在河边上行走，突然看到了一个秀色可餐的女子，飘散着长发也在河边上漫步。女子身姿婀娜，步履轻盈，目似秋水，腰如小蛮，口若点丹，美似天仙，男子顿时像受到磁铁吸引一般地爱上了她。
男女相悦，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自古以来连圣人也不否定它。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也。”意思是，要吃饭要喝水是人的本能，哪有一个大活人不需要“吃”和“喝”的呢？而男女相爱，阴阳交合，也和吃饭喝水一样重要啊，都是人的情感、生理的本能需求，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却把男子“好色”视为品行不端。登徒子对楚怀王说：“宋玉这家伙大王不要理睬他，他太好色了。”楚王问：“宋玉怎么个好色法，倒请你说说。”登徒子便说开了。楚王于是找来宋玉，严厉批评他好色的事。宋玉说：“冤枉啊，大王，登徒子这小子那才叫好色呢！他老婆长得三不像人，四不像鬼，还为他生了五个子女。他要是不好色，哪会这样呢？”楚襄王终于没有相信登徒子的话。
孔子还说过，在茫茫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承认当前情况下，“好色”多于“好德”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浪子画家唐伯虎也毫不隐瞒地在诗歌中写道：“头戴花枝手把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
在历朝历代中，对“好色”之议论最为全面通透、不隐不遮不盖者数清代诗人袁枚其人。袁枚是淸代乾隆时代的性灵派诗人。在“性灵”派诗人中，袁枚和赵翼最为相得，到一起时，无话不讲，无心不谈。有一次，赵翼去外地游览，路过南京问袁枚：“色可以好吗？”袁枚答道：“当然可以好！”赵翼又问道：“色为什么可以好？”袁枚道：“惜香怜玉而不动心的人，那是圣人;惜玉怜香，而动心的，那才是人;至于不知惜玉怜香的，那简直是禽兽。人不是禽兽，哪有见美色而不动心的呢？知道惜玉怜香，这正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如今世上讲理学的，动辄以好色为戒。世上没有柳下惠，谁能坐怀不乱呢？男女相悦，这是天地生万物的本心。古代卢杞家中无小妾，但他仍是小人;谢安携妓出游，他终是君子。所以好色与人品无关，大可不必忌讳自己好色。”赵又问：“何为好色？”袁枚说：“此问题一言难尽，像那种穷秀才抱着家中黄脸婆，自称好色，令人绝倒矣！”按照袁枚的说法，登徒子那么爱他的丑老婆，也自然不算什么“好色”了。
袁枚不惮人谓己“好色”，曾以“护花使者”自居，为苏州名妓金三姐者请命，一时被大街里巷传为美谈。
数百年前，袁枚即大胆为“好色”正名，谓“好色”不关人品，对人绝不可以“好不好色”论高下，这不能不說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见解。
其实，关于好色不好色，还要涉及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照一般人看来，好色即淫，无非是一个“淫”字作怪，因其“俗滥”， 所以容易受到攻击。谓好色即淫，其实这是把“好色” 问题庸俗化了。
明代戏剧家李渔在其戏剧《怜相伴》中借孝廉之女曹语花对丫环留春说：“呆丫头，你只晓得‘相思’二字的来由，却不晓得‘情’‘欲’二字的分辨。在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在袵席上起见的叫做‘欲’。若定位袵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叫做欲鬼，叫不得个情痴。从来只有杜丽娘才说得个‘情’字”。可见，在一个正统的学者或文学家看来，“好色”者追求的目标，绝不是那个令正人君子作呕的“淫”字，而是以人品和心灵美为前提在肝膈上起见的“情”字。“发泄儿女真情”，主张宣泄男女纯情意识，为追求男女之真爱之心，情愿做个情痴色鬼，像柳梦梅和杜丽娘那样的起于肝隔上的生死纯情之爱，才能真正称得上“好色”哩。
有学者研究，贯穿整个《红楼梦》内容情节的十六个字为“因空生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其中“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是佛教“悟空”的重要过程。在曹雪芹看来，一个人信佛学佛，不是随便就能“悟空”的，其间必有“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的过程。而由自色而生和自然而入色的“情”又绝非一般之情，而正是如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词中所说的，是能“直教人以生死相许”之真情。而只有这样的人，方可称得上“好色”！
求其实质，“好色”一词本义如此，我们不是更拥有了没有鄙弃“好色” 一词的充足理由了吗？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好色”之心本乎自然，但若不加控制，使之成为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外来的兔子，势必会泛滥成灾。但扼其泛滥势头的办法又绝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之举所能解决的。而只能以“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方法来加以规范。正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章华大夫在文中所说：当一个人真为美色所动时，你就要牢记道徳规范，口诵《诗经》古语，遵守礼仪，就不会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再提倡“纯情意识”，认为只有做到“纯情”二字，才能让人脫离“俗滥”，不致成为俗物欲鬼。当年宋玉说自己三年不为东邻之子所动，看来也是不真实的。其中他对东邻之子应该是有爱的，但却因心灵的理智之光，而没有像登徒子所说的那样走极端，因而他才有可能受到后世的普遍尊崇。
何为好色，狭义地说，好色即是指时下社会上一些男人对女色的喜好和追求。《诗经.关雎》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毬。”几千年前，诗中所写的这个“好毬”的男子，猜想大约也就是这样的所谓“好色”之人吧。
可以设想，春天到了，清晨，一美男正在河边上行走，突然看到了一个秀色可餐的女子，飘散着长发也在河边上漫步。女子身姿婀娜，步履轻盈，目似秋水，腰如小蛮，口若点丹，美似天仙，男子顿时像受到磁铁吸引一般地爱上了她。
男女相悦，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自古以来连圣人也不否定它。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也。”意思是，要吃饭要喝水是人的本能，哪有一个大活人不需要“吃”和“喝”的呢？而男女相爱，阴阳交合，也和吃饭喝水一样重要啊，都是人的情感、生理的本能需求，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却把男子“好色”视为品行不端。登徒子对楚怀王说：“宋玉这家伙大王不要理睬他，他太好色了。”楚王问：“宋玉怎么个好色法，倒请你说说。”登徒子便说开了。楚王于是找来宋玉，严厉批评他好色的事。宋玉说：“冤枉啊，大王，登徒子这小子那才叫好色呢！他老婆长得三不像人，四不像鬼，还为他生了五个子女。他要是不好色，哪会这样呢？”楚襄王终于没有相信登徒子的话。
孔子还说过，在茫茫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承认当前情况下，“好色”多于“好德”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浪子画家唐伯虎也毫不隐瞒地在诗歌中写道：“头戴花枝手把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
在历朝历代中，对“好色”之议论最为全面通透、不隐不遮不盖者数清代诗人袁枚其人。袁枚是淸代乾隆时代的性灵派诗人。在“性灵”派诗人中，袁枚和赵翼最为相得，到一起时，无话不讲，无心不谈。有一次，赵翼去外地游览，路过南京问袁枚：“色可以好吗？”袁枚答道：“当然可以好！”赵翼又问道：“色为什么可以好？”袁枚道：“惜香怜玉而不动心的人，那是圣人;惜玉怜香，而动心的，那才是人;至于不知惜玉怜香的，那简直是禽兽。人不是禽兽，哪有见美色而不动心的呢？知道惜玉怜香，这正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如今世上讲理学的，动辄以好色为戒。世上没有柳下惠，谁能坐怀不乱呢？男女相悦，这是天地生万物的本心。古代卢杞家中无小妾，但他仍是小人;谢安携妓出游，他终是君子。所以好色与人品无关，大可不必忌讳自己好色。”赵又问：“何为好色？”袁枚说：“此问题一言难尽，像那种穷秀才抱着家中黄脸婆，自称好色，令人绝倒矣！”按照袁枚的说法，登徒子那么爱他的丑老婆，也自然不算什么“好色”了。
袁枚不惮人谓己“好色”，曾以“护花使者”自居，为苏州名妓金三姐者请命，一时被大街里巷传为美谈。
数百年前，袁枚即大胆为“好色”正名，谓“好色”不关人品，对人绝不可以“好不好色”论高下，这不能不說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见解。
其实，关于好色不好色，还要涉及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照一般人看来，好色即淫，无非是一个“淫”字作怪，因其“俗滥”， 所以容易受到攻击。谓好色即淫，其实这是把“好色” 问题庸俗化了。
明代戏剧家李渔在其戏剧《怜相伴》中借孝廉之女曹语花对丫环留春说：“呆丫头，你只晓得‘相思’二字的来由，却不晓得‘情’‘欲’二字的分辨。在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在袵席上起见的叫做‘欲’。若定位袵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叫做欲鬼，叫不得个情痴。从来只有杜丽娘才说得个‘情’字”。可见，在一个正统的学者或文学家看来，“好色”者追求的目标，绝不是那个令正人君子作呕的“淫”字，而是以人品和心灵美为前提在肝膈上起见的“情”字。“发泄儿女真情”，主张宣泄男女纯情意识，为追求男女之真爱之心，情愿做个情痴色鬼，像柳梦梅和杜丽娘那样的起于肝隔上的生死纯情之爱，才能真正称得上“好色”哩。
有学者研究，贯穿整个《红楼梦》内容情节的十六个字为“因空生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其中“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是佛教“悟空”的重要过程。在曹雪芹看来，一个人信佛学佛，不是随便就能“悟空”的，其间必有“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的过程。而由自色而生和自然而入色的“情”又绝非一般之情，而正是如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词中所说的，是能“直教人以生死相许”之真情。而只有这样的人，方可称得上“好色”！
求其实质，“好色”一词本义如此，我们不是更拥有了没有鄙弃“好色” 一词的充足理由了吗？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好色”之心本乎自然，但若不加控制，使之成为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外来的兔子，势必会泛滥成灾。但扼其泛滥势头的办法又绝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之举所能解决的。而只能以“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方法来加以规范。正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章华大夫在文中所说：当一个人真为美色所动时，你就要牢记道徳规范，口诵《诗经》古语，遵守礼仪，就不会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再提倡“纯情意识”，认为只有做到“纯情”二字，才能让人脫离“俗滥”，不致成为俗物欲鬼。当年宋玉说自己三年不为东邻之子所动，看来也是不真实的。其中他对东邻之子应该是有爱的，但却因心灵的理智之光，而没有像登徒子所说的那样走极端，因而他才有可能受到后世的普遍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