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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中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某些海外汉学家,尤其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林毓生、余英时、王德威等诸位先生,对鲁迅的研究、评价,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的共通倾向,即对鲁迅思想文化巨人地位和文学成就的怀疑、挑剔与排拒。
由于“远来的和尚”的身份,其所谓鲁迅激烈反传统啦,小说成就不高啦,杂文没什么价值啦,心胸狭隘对人刻毒啦等看法,便被一些学者文人奉若神明,甚至趋之若鹜,在中国大陆颇具影响,乃至形成了一股排斥、敌视、贬损、诋毁鲁迅,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其实,对于鲁迅的认知和评价,从《狂人日记》问世、“鲁迅”诞生以来,争议就一直存在。正如陈独秀所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对任何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认知和评价,存在某种分歧,本来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上述具有某种共同性趋向的“外铄”现象,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若说夏、李、林、余、王诸位先生对鲁迅的认知评价别有用心,恐怕亦非事实。然而,他们“肯定鲁迅的前期,否定鲁迅的后期;肯定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否定鲁迅的杂文;肯定鲁迅的才能,否定鲁迅的道德”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趋向,大抵如王富仁所说,与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行为,反对走‘极端’,主张中庸和平”的雍容理性的学者风度,以及“否定意志的行为和感情的力量”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关系甚大。看到他们种种超凡超逸、高明高雅的宏论崇议,极易使人联想起鲁迅刻画过的那种“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文人学士,以及崇扬“静穆”、排斥“热烈”的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和审美趣味来。
作为现代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鲁迅的成就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夏、李、林、余、王诸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各有千秋,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为什么只要一涉足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用北京的俗话来说,他们便都会“露怯”呢?
或许,应该深入盘诘的是,他们对于鲁迅的误读、排诋和偏见,究竟由何而來?
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在真正的诗的作品中,思想不是教条式地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作品的灵魂,它在作品中发出光芒……在诗的作品中,思想是作品的激情。激情是什么?激情就是热烈地浸沉于、热中于某种思想。”特立独行的鲁迅,旧轨道的破坏者鲁迅,重估中国一切传统价值的鲁迅,为什么会在其各类创作中持续不断地灌注着他所独具的特有的强大的生命激情?为什么会始终不渝地沉浸于、坚韧执著地热中于他的“立人”的价值理想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理念?
假若不能深入到鲁迅的文学世界、精神世界中去,不能真正地了解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了解和理解他的社会人生感受、历史文化感受与世界感受,就不可能走近鲁迅、真正读懂鲁迅,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他所特有的“思想”与“激情”,也就更谈不上客观公正的鲁迅研究了。
对于“黑暗”的感受,对于“地狱”的感受,对于“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感受,对于“鬼画符”、“鬼打墙”的感受,对于“无物之阵”、“无物之物”的感受,对于“好地狱”的感受,对于“瞒和骗的大泽”的感受,对于“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的感受……恰恰是只属于思想者、写作者鲁迅自己,并且深邃地打着他的人格、情感、思想和艺术标记的东西。
一个研究者,假如不能理解鲁迅上述诸种独特深切的感受,恐怕是无法进入鲁迅的心灵、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然也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认识鲁迅的。
而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夏、李、林、余、王诸先生,中断了、失去了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既无法产生如鲁迅一样与这块土地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那种强烈而深切的社会人生感受、历史文化感受和世界感受,也难以理解鲁迅立足于这块土地之上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生存体验,及其锥心刺骨的沉重苦痛,“掀掉吃人的筵席”的决绝,“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夙愿。正是由于这种对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以及与中国大地血肉相连、连筋带骨、入心入脑、创痛巨深的内在联系,与中国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的息息相关,才使得离开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绍兴“破落户子弟”周豫才(树人),才成为了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
鲁迅其人,以及他的卓越的思想、文学成就,正是由其独特而深刻的人生阅历、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所造就的。
对鲁迅上述情感、思想和精神的个性及人格特点,对鲁迅郁勃的个体生命力和卓越的文化(文学)创造力,如缺乏“理解的同情”和真正深入理解的研究与评价,即使可能流行、风靡于一时,恐怕也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郢书燕说而已。
由于“远来的和尚”的身份,其所谓鲁迅激烈反传统啦,小说成就不高啦,杂文没什么价值啦,心胸狭隘对人刻毒啦等看法,便被一些学者文人奉若神明,甚至趋之若鹜,在中国大陆颇具影响,乃至形成了一股排斥、敌视、贬损、诋毁鲁迅,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其实,对于鲁迅的认知和评价,从《狂人日记》问世、“鲁迅”诞生以来,争议就一直存在。正如陈独秀所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对任何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认知和评价,存在某种分歧,本来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上述具有某种共同性趋向的“外铄”现象,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若说夏、李、林、余、王诸位先生对鲁迅的认知评价别有用心,恐怕亦非事实。然而,他们“肯定鲁迅的前期,否定鲁迅的后期;肯定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否定鲁迅的杂文;肯定鲁迅的才能,否定鲁迅的道德”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趋向,大抵如王富仁所说,与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行为,反对走‘极端’,主张中庸和平”的雍容理性的学者风度,以及“否定意志的行为和感情的力量”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关系甚大。看到他们种种超凡超逸、高明高雅的宏论崇议,极易使人联想起鲁迅刻画过的那种“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文人学士,以及崇扬“静穆”、排斥“热烈”的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和审美趣味来。
作为现代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鲁迅的成就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夏、李、林、余、王诸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各有千秋,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为什么只要一涉足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用北京的俗话来说,他们便都会“露怯”呢?
或许,应该深入盘诘的是,他们对于鲁迅的误读、排诋和偏见,究竟由何而來?
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在真正的诗的作品中,思想不是教条式地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作品的灵魂,它在作品中发出光芒……在诗的作品中,思想是作品的激情。激情是什么?激情就是热烈地浸沉于、热中于某种思想。”特立独行的鲁迅,旧轨道的破坏者鲁迅,重估中国一切传统价值的鲁迅,为什么会在其各类创作中持续不断地灌注着他所独具的特有的强大的生命激情?为什么会始终不渝地沉浸于、坚韧执著地热中于他的“立人”的价值理想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理念?
假若不能深入到鲁迅的文学世界、精神世界中去,不能真正地了解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了解和理解他的社会人生感受、历史文化感受与世界感受,就不可能走近鲁迅、真正读懂鲁迅,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他所特有的“思想”与“激情”,也就更谈不上客观公正的鲁迅研究了。
对于“黑暗”的感受,对于“地狱”的感受,对于“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感受,对于“鬼画符”、“鬼打墙”的感受,对于“无物之阵”、“无物之物”的感受,对于“好地狱”的感受,对于“瞒和骗的大泽”的感受,对于“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的感受……恰恰是只属于思想者、写作者鲁迅自己,并且深邃地打着他的人格、情感、思想和艺术标记的东西。
一个研究者,假如不能理解鲁迅上述诸种独特深切的感受,恐怕是无法进入鲁迅的心灵、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然也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认识鲁迅的。
而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夏、李、林、余、王诸先生,中断了、失去了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既无法产生如鲁迅一样与这块土地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那种强烈而深切的社会人生感受、历史文化感受和世界感受,也难以理解鲁迅立足于这块土地之上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生存体验,及其锥心刺骨的沉重苦痛,“掀掉吃人的筵席”的决绝,“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夙愿。正是由于这种对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以及与中国大地血肉相连、连筋带骨、入心入脑、创痛巨深的内在联系,与中国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的息息相关,才使得离开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绍兴“破落户子弟”周豫才(树人),才成为了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
鲁迅其人,以及他的卓越的思想、文学成就,正是由其独特而深刻的人生阅历、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所造就的。
对鲁迅上述情感、思想和精神的个性及人格特点,对鲁迅郁勃的个体生命力和卓越的文化(文学)创造力,如缺乏“理解的同情”和真正深入理解的研究与评价,即使可能流行、风靡于一时,恐怕也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郢书燕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