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位出版人的博客中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在看话剧《操场》之后“所想到的”:《知识分子怎么了?》。这里显然说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了呢?博文中,话剧《操场》的作者邹静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表示的:“……知识分子最伟大的精神就是自我批判,而中国知识分子不爱自省,都以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你看《百家讲坛》上那些唾沫横飞的学者明星。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痛苦了。”而博主在这篇观后感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教授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教授头上的光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耀眼,知识分子也在自觉地放弃普遍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真理、知识、价值、道德都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只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但越是这样,知识分子的思考,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也就越显示其可贵之处。”
　　自己的大脑中也常有一个也许要算奇怪的念头:只要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内心充满良知,就不愁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不敢说中国古时候,但我敢说现在——现在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勇于站出来为国民说话,那是很管用的。这个知识分子名气越大,所待的学府越高,说话也就越管用。遗憾的是,一些个人名气大、学府名气也大的知识分子却不愿因为国民说话而得罪政府某些部门。有的甚至不仅不为国民说话,还反过来替某些部门中的无良官员帮腔,比如“孙东东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难怪有网友在跟帖中说自己感觉很奇怪,在中国一些颇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常常看到的竟是一些不讲常识不讲逻辑乃至没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追求真理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也没有什么朋友。而伟大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写于1882年的《人民公敌》(也有译为《国民公敌》)剧终前借剧中人物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见潘家洵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台湾知识分子殷海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致同道徐复观的信中也说:“真理之前,若故立派系,止犹行路而设栅。”(转引自2004年第11期《书屋》杂志第80页)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还引述1965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的话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此外,“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殷海光认为,“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543、544页)又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同上,第544页)
　　上面有些话,在朋友一本杂文集的读后感中自己原本已经说过;可话又说有几个年头了,看看眼前,也就忍不住把有些话又再抄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