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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白银大量外流、国家经济命脉受到美国掌控的背景下，以经济学家张兹闽、顾季高、杨守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抱着独立之精神，分析当时的白银危机，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讨论，并积极提出对策，最终促使国民政府摆脱银本位制，采取了法币政策。这些策言从狭义上讲帮助国民政府渡过了财政危机，广义上看保持了中国币制的稳定及信誉以及外贸中的利益，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
关键词：《独立评论》;白银危机;法币改革;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31-04
《独立评论》是局部抗战时期的政论刊物，以“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为目标，在国难时期提出并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认识对于国民政府当局的政策产生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局部抗战时期南京國民政府在面临严重的白银危机以及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初步建立起了一套金融制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之一的是法币改革。以往学界对《独立评论》中知识分子对国家白银危机及法币改革的评析较少涉及，仅有学者就《独立评论》中知识分子们关于健全金融、管理币制的相关观点进行了简单整理，缺乏专题研究和系统深入的考察。20世纪30年代白银危机背后的国际因素以及法币改革是局部抗战时期我国金融制度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金融制度又是国家前途的重要一环，本文以局部抗战时期的白银危机以及法币改革为中心，探讨《独立评论》中自由知识分子们的态度和观点，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金融危机以及相应的金融政策，进而探究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对于国民政府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有利于了解近现代以来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历程。
一、对解决白银危机的提议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贬值货币，向欠发达国家倾销商品，美国也通过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的方式来刺激中国等银本位制国家白银的外流，从而转嫁危机。1933年6月22日伦敦会议出台了《伦敦白银协定》，该协定意欲在四年的时间内通过增加白银需求和减少世界市场中白银的产量来提高白银价格。1934年6月19日《购银法案》再次出台。美国的一系列白银政策导致国际银价高涨，“银价从1932年-1933年的低水平涨到1935年中期的最高峰，足足跳跃起两倍半以上。”对此，《独立评论》中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银价高涨对中国来说弊大于利。譬如张兹闽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使得洋货侵占国货市场，国货的销路锐减，导致工厂倒闭，农村衰败，工商业不景气，进而引起金融恐慌。除此之外，银价高涨使得将白银运往海外出售成为一桩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随之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资金、信贷收缩，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因此如何解决银价上涨带来的危机成为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对此，知识分子们纷纷建言献策，国民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方法来应对银价高涨不下的问题。
顾季高提出面对现银大量流出的紧急情况，政府应该当机立断禁止白银出口，才可以防止银根动摇，改善国际贸易的畸形状态，当局面好转及美国购银计划结束后取消禁令。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顾季高则发现禁银出口使我国汇价与海外银价脱离关系，也会导致白银私运现象不断出现。张兹闽也否认了禁银出口的方法。1934年8月，孔祥熙作为当时的财政部长与上海银行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币制动荡和禁止白银出口的问题，但资本家仍然持续着投机行为，白银外流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因此禁银出口并不能彻底解决白银危机。
禁银出口的紧急措施施行不利，顾季高又提出可以采用金本位制来缓解白银危机，先将银货按市价卖给美国，逐渐在国内外储存金货，在世界物价逐步上升时再按平价改为金本位。张兹闽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国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历史背景，贸然实行会使社会财富和购买力发生巨大变动，一切契约的关系也会发生极大出入。对于这一意见，国民政府当局曾试图实施，但结果却不能如愿。“1934年8月20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在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下，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以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金本位制的计划最终流产。
孔祥熙始终致力于求得美国帮助来解决白银危机，但最终不仅乞求美国的计划失败，而且错过了治理白银危机的最佳时间。面对日益严重的白银危机，国民政府不得已采用了征收银出口税的办法。虽然征收银出口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白银的外流，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银走私贸易的不断出现。“仅在1934年的最末几个星期中，就有价值二千万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出口估计约在一亿五千万至两亿三千万之间。”张兹闿对于征收银出口税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征收银出口税使得中国失去了借银货自由外运来降低逆势国际支付差额压力的办法，同时也是一种间接承认银元在外汇市场低落地位的行为。究其原因，征收银出口税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限制措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白银危机，因此走私贸易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知征收银出口税的措施最终也难以为继，走向失败。
征收银出口税后，白银走私贸易大量出现，张兹闿认为应该取缔商人和洋商银行的投机行为，使其服从政府命令。但是日本在华北的势力不断扩大，而且各国在我国享有治外法权，国民政府没有力量制止对中国白银的走私活动，因此白银走私贸易难以彻底杜绝，从而使得白银危机进一步加剧。
面对美国的一系列白银政策导致的国内日益严重的白银危机，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国民政府当局却把解决白银危机的所有希望都寄予他国，采取了妥协性外交政策，最终错过了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了开征银出口税的方法，但开征银出口税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无法解决当时的金融问题。这也使得国内白银危机积重难返，为法币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对改革币制的意见 中国的银本位制长久以来就存在着许多弊端，币制混乱，各种金属货币共同流通，没有统一的发行机关，因此成色、重量不统一，这些弊端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因此币制改革经常被人们提起，直到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出台一系列白银政策向银本位国家转嫁危机，币制改革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签署了《购银法案》，规定美国将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杨守愚指出白银价格的剧烈升涨是由于美国的购银政策，且该政策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会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处于被支配的不利状态，想要冲破美国购银政策的阻碍，采取何种货币本位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采取何种币制的问题，杨守愚指出银行家和资本家大多支持银本位制，其原因是：白银作为一种债务支付的媒介，在国内人们一见就知其有价值，在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中随时随地都易脱手。对此他认为若要继续实行银本位，就要从充实当前的银本位制入手，首先要规定货币单位所包含银的重量和成色，其次要保证人民对银币的输出入有自由权，还要规定政府或中央银行以法定价格收买或出售生银，最后要固定国内所有流通货币的交换率。他认识到了将银币和生银打成一片有利于彼此相互兑换、增加货币灵活性以及固定国内各种货币兑换率的重要性，但没有认识到各种货币共同流通于市场的缺陷所在。国民政府当局起初也试图保留银本位制，因此“乞求美国停止其购银政策或者在今后购买白银方面可能采取的政策做一点透露”，乞求不成后由于美国不断持续的购银政策使得中国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国民政府转而采取了开征银出口税的方法，这一行为却又导致了白银走私行为的剧增。此时，外贸逆差不断加剧，国民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国内经济也逐渐走向末路，工商业、农业处在破产边缘，社会人心动荡，对国家货币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选择彻底抛弃旧制废除银本位制，转向法币政策。
银行家们出于私利支持继续使用银本位制，知识分子们则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危机而反对继续使用银本位制。有人注意到了白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在铸币上，自然要生出很大的阻碍。”杨守愚认为就生银的产销和银市的性质来看，生银的价格极难确定，且我国银子的输出量须看国外市场的兴衰和国内出产的伸缩。即影响银价的因素太多，故而银价难以稳定且前途暗淡，所以中国的对策应该随时转化，不能死守银本位制。何廉也认为如果实行银本位制则不能解决当前的白银危机，因此只能采用管理通货的方法。管理通货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管理使得货币本身有价值，对外不受到世界投机者的操纵，对内使得国内物价稳定。这一观念和日后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观念是大致相似的，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这一观念为法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鉴。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管理通货被认为是解决白银危机以及政府财政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对此，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实现管理通货的条件。张兹闽提出：中央银行要独占纸币发行权，中央银行要和国际的金融市场联络来维持币制对外的稳固。他既认识到了由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有利于稳定国内金融秩序，也认识到了联系国际金融市场来稳定外汇的重要性。法币政策颁布后，陈岱孙提出了完善管理通货的条件：政府要实现政治统一，避免政治割据;发行货币要以银行法为根据，避免特殊情况的出现。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政治割据局面和一些公私银行违反银行法对管理通货造成的不利影响。
这些关于管理通货的观点为日后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例如发行权仅限于官方三大银行，收回此前具有发钞权的其他银行的权力;白银国有化，作为法币准备金;规定了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以此来联系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法币政策的准备时间较为紧迫，所以仍有很多建议没有采纳，例如地方军阀政治割据没有得到解决也使得日后部分地区不遵守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以制度不同为借口破坏法币政策。
三、对法币政策的态度
1935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势日趋变坏，“内地购买力薄弱，贸易不振，一些营业不入轨的银行钱庄和管理失败靠债度日的工商行业，大多数倒闭或停业。”面对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银本位制的冲击，中国银根愈来愈不稳定，为避免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毅然宣布了法币政策的方案，将白银收归国有，采用管理通货的手段。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币;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要用法币进行收付，不可以使用现金。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法币政策缓解了白银危机的状况，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益处。顾季高认为法币政策使中国货币不再受别国不合理政策的影响，币值得以稳定。其次，货币汇价稳定后物价也可以稳定。第三，币价不再波动无常，对外贸易状况呈现良好状态。第四，通货准备金也日益增加。第五，中央银行享有的供给再贴现促进了银行业务及组织的合理化。第六，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提高，与邻国感情也将升温。由以上分析可得，作者认为此次币制改革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一次有利之举。何廉也认为法币政策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取消银币、辅币，集中发行法币，改变了币制紊乱的局面;整饬了银行制度，中央银行改组成为中央准备银行;物价抬高，刺激工商业发展;汇率有了标准，外贸风险降低;中国货币对外價值降低外贸趋于有利，有利于人民生计。陈岱孙也指出了新币制带来的成果，“此一年来，国内经济之较为活动，对外贸易趋势之较为好转，汇率平衡之能于维持等等，皆为新货币制度相当满意的现象。”以上知识分子的种种观点皆是从币制的发展以及法币在缓和当时的白银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来进行观察的，他们都看到了法币政策进步性的一面。
尽管法币政策带来很多好处，但仍有不完善、不合理之处。何廉指出了法币政策颁布之后，存在以下问题没有解决：通货管理的组织应如何健全;外汇管理应采用何种方式;通货管理的标准应如何规定。何廉还提出了法币政策出台后政府还需要做到的事：收缴各行存银;重要各埠设准备金保管分会;中、中、交三行合组法币发行局;划定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法币政策颁布之后，政府发布了禁用现金的法令。张兹闽对此提出了以下问题：是否会有人利用地位从中取利？三银行纸币的法偿币的地位能否保持稳定？三银行应对外汇为无限制之购售，是不是继续外汇委员会的工作？知识分子们针对法币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疑惑，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发行及管理法的币机构的完善以及对官僚阶级政治特权的控制两个方面，抓准了时弊，有助于国民政府当局反思当前的法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法币政策，避免法币最终走向失败而成为阻碍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束缚。 1936年中美订立了《中美白银协定》。美方称其宗旨是协助国民政府的新币制政策。陈岱孙认为美国的原始动机是以卖银的方式提高银价，国民政府卖银的原因之一是不准备恢复银本位所以要把存银出售，原因之二是法币对外的汇率需要一个外汇基金来维持，国民政府可以把出售白银的卖价作为外汇基金。此外当时中国恢复银本位制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是美国暂时不会放弃购银政策也不能保证不再干预银价，并且我们也不能肯定没有其他扰乱银价的因素。陈岱孙认为既然我们恢复银本位制的可能性很小，现银又不大适宜作国际清算支付的用处，且万一美国放弃购银政策那么银价将会惨跌，因此目前需要做的是要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作者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在中国当时现存的白银中，拿一部分卖出，以卖价所得的外汇存储为外汇基金，以后外汇买卖可以在此基金中收付。这一方法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的初衷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增加了法币发行的外汇准备，达到稳定法币、避免全国性金融危机爆发的目的。孔祥熙希望通过向美国售银来获得收入，作为稳定中国货币的基金，这一行为看似有助于帮助中国解决货币问题，使中国法币对美元汇价长期保持平稳，但这实际上表明美国进一步介入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货币改革，也会导致中国币制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法币政策实施之后，大部分经济学者肯定了法币政策意義所在，也有些学者提出了完善法币政策、改善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建议：以卖银所得的外汇存储为外汇基金。该方法有利于维持汇率的稳定，调节国际收付的不相抵，客观上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国际收付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使得法币失去独立性，因此不值得提倡。
四、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自从1927年正式成立以来，由于剿共以及全国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消耗巨大，财政常常面临危机。固有的银本位制运行混乱，给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美国白银政策的出台更加剧了财政危机和白银危机，银价高涨，白银大量外流，银根日趋紧缩，国家经济命脉受到美国掌控。此外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日战争在爆发的边缘徘徊。在这样多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以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帮助其渡过财政危机，保持中国币制的稳定及信誉和外贸中的利益，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为以后的战争消耗做准备为己任，为国民政府建言献策，贡献知识分子对于救国的一份力量。他们面对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思考如何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如何完善币制、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他们的这些观点刊登在报刊上并且在群众中发行，传播度较广，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效果，“一年之内，发行数字升到八千本，两年之内，达到一万五千本。”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间接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是一种“笔墨救国”的行为，值得肯定与鼓励。
作者简介：李嘉（1999-），女，内蒙古人，单位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独立评论》;白银危机;法币改革;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31-04
《独立评论》是局部抗战时期的政论刊物，以“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为目标，在国难时期提出并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认识对于国民政府当局的政策产生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局部抗战时期南京國民政府在面临严重的白银危机以及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初步建立起了一套金融制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之一的是法币改革。以往学界对《独立评论》中知识分子对国家白银危机及法币改革的评析较少涉及，仅有学者就《独立评论》中知识分子们关于健全金融、管理币制的相关观点进行了简单整理，缺乏专题研究和系统深入的考察。20世纪30年代白银危机背后的国际因素以及法币改革是局部抗战时期我国金融制度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金融制度又是国家前途的重要一环，本文以局部抗战时期的白银危机以及法币改革为中心，探讨《独立评论》中自由知识分子们的态度和观点，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金融危机以及相应的金融政策，进而探究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对于国民政府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有利于了解近现代以来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历程。
一、对解决白银危机的提议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贬值货币，向欠发达国家倾销商品，美国也通过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的方式来刺激中国等银本位制国家白银的外流，从而转嫁危机。1933年6月22日伦敦会议出台了《伦敦白银协定》，该协定意欲在四年的时间内通过增加白银需求和减少世界市场中白银的产量来提高白银价格。1934年6月19日《购银法案》再次出台。美国的一系列白银政策导致国际银价高涨，“银价从1932年-1933年的低水平涨到1935年中期的最高峰，足足跳跃起两倍半以上。”对此，《独立评论》中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银价高涨对中国来说弊大于利。譬如张兹闽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使得洋货侵占国货市场，国货的销路锐减，导致工厂倒闭，农村衰败，工商业不景气，进而引起金融恐慌。除此之外，银价高涨使得将白银运往海外出售成为一桩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随之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资金、信贷收缩，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因此如何解决银价上涨带来的危机成为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对此，知识分子们纷纷建言献策，国民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方法来应对银价高涨不下的问题。
顾季高提出面对现银大量流出的紧急情况，政府应该当机立断禁止白银出口，才可以防止银根动摇，改善国际贸易的畸形状态，当局面好转及美国购银计划结束后取消禁令。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顾季高则发现禁银出口使我国汇价与海外银价脱离关系，也会导致白银私运现象不断出现。张兹闽也否认了禁银出口的方法。1934年8月，孔祥熙作为当时的财政部长与上海银行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币制动荡和禁止白银出口的问题，但资本家仍然持续着投机行为，白银外流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因此禁银出口并不能彻底解决白银危机。
禁银出口的紧急措施施行不利，顾季高又提出可以采用金本位制来缓解白银危机，先将银货按市价卖给美国，逐渐在国内外储存金货，在世界物价逐步上升时再按平价改为金本位。张兹闽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国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历史背景，贸然实行会使社会财富和购买力发生巨大变动，一切契约的关系也会发生极大出入。对于这一意见，国民政府当局曾试图实施，但结果却不能如愿。“1934年8月20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在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下，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以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金本位制的计划最终流产。
孔祥熙始终致力于求得美国帮助来解决白银危机，但最终不仅乞求美国的计划失败，而且错过了治理白银危机的最佳时间。面对日益严重的白银危机，国民政府不得已采用了征收银出口税的办法。虽然征收银出口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白银的外流，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银走私贸易的不断出现。“仅在1934年的最末几个星期中，就有价值二千万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出口估计约在一亿五千万至两亿三千万之间。”张兹闿对于征收银出口税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征收银出口税使得中国失去了借银货自由外运来降低逆势国际支付差额压力的办法，同时也是一种间接承认银元在外汇市场低落地位的行为。究其原因，征收银出口税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限制措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白银危机，因此走私贸易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知征收银出口税的措施最终也难以为继，走向失败。
征收银出口税后，白银走私贸易大量出现，张兹闿认为应该取缔商人和洋商银行的投机行为，使其服从政府命令。但是日本在华北的势力不断扩大，而且各国在我国享有治外法权，国民政府没有力量制止对中国白银的走私活动，因此白银走私贸易难以彻底杜绝，从而使得白银危机进一步加剧。
面对美国的一系列白银政策导致的国内日益严重的白银危机，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国民政府当局却把解决白银危机的所有希望都寄予他国，采取了妥协性外交政策，最终错过了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了开征银出口税的方法，但开征银出口税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无法解决当时的金融问题。这也使得国内白银危机积重难返，为法币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对改革币制的意见 中国的银本位制长久以来就存在着许多弊端，币制混乱，各种金属货币共同流通，没有统一的发行机关，因此成色、重量不统一，这些弊端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因此币制改革经常被人们提起，直到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出台一系列白银政策向银本位国家转嫁危机，币制改革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签署了《购银法案》，规定美国将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杨守愚指出白银价格的剧烈升涨是由于美国的购银政策，且该政策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会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处于被支配的不利状态，想要冲破美国购银政策的阻碍，采取何种货币本位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采取何种币制的问题，杨守愚指出银行家和资本家大多支持银本位制，其原因是：白银作为一种债务支付的媒介，在国内人们一见就知其有价值，在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中随时随地都易脱手。对此他认为若要继续实行银本位，就要从充实当前的银本位制入手，首先要规定货币单位所包含银的重量和成色，其次要保证人民对银币的输出入有自由权，还要规定政府或中央银行以法定价格收买或出售生银，最后要固定国内所有流通货币的交换率。他认识到了将银币和生银打成一片有利于彼此相互兑换、增加货币灵活性以及固定国内各种货币兑换率的重要性，但没有认识到各种货币共同流通于市场的缺陷所在。国民政府当局起初也试图保留银本位制，因此“乞求美国停止其购银政策或者在今后购买白银方面可能采取的政策做一点透露”，乞求不成后由于美国不断持续的购银政策使得中国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国民政府转而采取了开征银出口税的方法，这一行为却又导致了白银走私行为的剧增。此时，外贸逆差不断加剧，国民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国内经济也逐渐走向末路，工商业、农业处在破产边缘，社会人心动荡，对国家货币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选择彻底抛弃旧制废除银本位制，转向法币政策。
银行家们出于私利支持继续使用银本位制，知识分子们则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危机而反对继续使用银本位制。有人注意到了白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在铸币上，自然要生出很大的阻碍。”杨守愚认为就生银的产销和银市的性质来看，生银的价格极难确定，且我国银子的输出量须看国外市场的兴衰和国内出产的伸缩。即影响银价的因素太多，故而银价难以稳定且前途暗淡，所以中国的对策应该随时转化，不能死守银本位制。何廉也认为如果实行银本位制则不能解决当前的白银危机，因此只能采用管理通货的方法。管理通货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管理使得货币本身有价值，对外不受到世界投机者的操纵，对内使得国内物价稳定。这一观念和日后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观念是大致相似的，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这一观念为法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鉴。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管理通货被认为是解决白银危机以及政府财政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对此，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实现管理通货的条件。张兹闽提出：中央银行要独占纸币发行权，中央银行要和国际的金融市场联络来维持币制对外的稳固。他既认识到了由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有利于稳定国内金融秩序，也认识到了联系国际金融市场来稳定外汇的重要性。法币政策颁布后，陈岱孙提出了完善管理通货的条件：政府要实现政治统一，避免政治割据;发行货币要以银行法为根据，避免特殊情况的出现。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政治割据局面和一些公私银行违反银行法对管理通货造成的不利影响。
这些关于管理通货的观点为日后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例如发行权仅限于官方三大银行，收回此前具有发钞权的其他银行的权力;白银国有化，作为法币准备金;规定了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以此来联系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法币政策的准备时间较为紧迫，所以仍有很多建议没有采纳，例如地方军阀政治割据没有得到解决也使得日后部分地区不遵守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以制度不同为借口破坏法币政策。
三、对法币政策的态度
1935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势日趋变坏，“内地购买力薄弱，贸易不振，一些营业不入轨的银行钱庄和管理失败靠债度日的工商行业，大多数倒闭或停业。”面对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银本位制的冲击，中国银根愈来愈不稳定，为避免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毅然宣布了法币政策的方案，将白银收归国有，采用管理通货的手段。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币;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要用法币进行收付，不可以使用现金。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法币政策缓解了白银危机的状况，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益处。顾季高认为法币政策使中国货币不再受别国不合理政策的影响，币值得以稳定。其次，货币汇价稳定后物价也可以稳定。第三，币价不再波动无常，对外贸易状况呈现良好状态。第四，通货准备金也日益增加。第五，中央银行享有的供给再贴现促进了银行业务及组织的合理化。第六，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提高，与邻国感情也将升温。由以上分析可得，作者认为此次币制改革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一次有利之举。何廉也认为法币政策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取消银币、辅币，集中发行法币，改变了币制紊乱的局面;整饬了银行制度，中央银行改组成为中央准备银行;物价抬高，刺激工商业发展;汇率有了标准，外贸风险降低;中国货币对外價值降低外贸趋于有利，有利于人民生计。陈岱孙也指出了新币制带来的成果，“此一年来，国内经济之较为活动，对外贸易趋势之较为好转，汇率平衡之能于维持等等，皆为新货币制度相当满意的现象。”以上知识分子的种种观点皆是从币制的发展以及法币在缓和当时的白银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来进行观察的，他们都看到了法币政策进步性的一面。
尽管法币政策带来很多好处，但仍有不完善、不合理之处。何廉指出了法币政策颁布之后，存在以下问题没有解决：通货管理的组织应如何健全;外汇管理应采用何种方式;通货管理的标准应如何规定。何廉还提出了法币政策出台后政府还需要做到的事：收缴各行存银;重要各埠设准备金保管分会;中、中、交三行合组法币发行局;划定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法币政策颁布之后，政府发布了禁用现金的法令。张兹闽对此提出了以下问题：是否会有人利用地位从中取利？三银行纸币的法偿币的地位能否保持稳定？三银行应对外汇为无限制之购售，是不是继续外汇委员会的工作？知识分子们针对法币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疑惑，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发行及管理法的币机构的完善以及对官僚阶级政治特权的控制两个方面，抓准了时弊，有助于国民政府当局反思当前的法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法币政策，避免法币最终走向失败而成为阻碍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束缚。 1936年中美订立了《中美白银协定》。美方称其宗旨是协助国民政府的新币制政策。陈岱孙认为美国的原始动机是以卖银的方式提高银价，国民政府卖银的原因之一是不准备恢复银本位所以要把存银出售，原因之二是法币对外的汇率需要一个外汇基金来维持，国民政府可以把出售白银的卖价作为外汇基金。此外当时中国恢复银本位制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是美国暂时不会放弃购银政策也不能保证不再干预银价，并且我们也不能肯定没有其他扰乱银价的因素。陈岱孙认为既然我们恢复银本位制的可能性很小，现银又不大适宜作国际清算支付的用处，且万一美国放弃购银政策那么银价将会惨跌，因此目前需要做的是要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作者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在中国当时现存的白银中，拿一部分卖出，以卖价所得的外汇存储为外汇基金，以后外汇买卖可以在此基金中收付。这一方法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的初衷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增加了法币发行的外汇准备，达到稳定法币、避免全国性金融危机爆发的目的。孔祥熙希望通过向美国售银来获得收入，作为稳定中国货币的基金，这一行为看似有助于帮助中国解决货币问题，使中国法币对美元汇价长期保持平稳，但这实际上表明美国进一步介入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货币改革，也会导致中国币制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法币政策实施之后，大部分经济学者肯定了法币政策意義所在，也有些学者提出了完善法币政策、改善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建议：以卖银所得的外汇存储为外汇基金。该方法有利于维持汇率的稳定，调节国际收付的不相抵，客观上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国际收付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使得法币失去独立性，因此不值得提倡。
四、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自从1927年正式成立以来，由于剿共以及全国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消耗巨大，财政常常面临危机。固有的银本位制运行混乱，给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美国白银政策的出台更加剧了财政危机和白银危机，银价高涨，白银大量外流，银根日趋紧缩，国家经济命脉受到美国掌控。此外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日战争在爆发的边缘徘徊。在这样多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以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帮助其渡过财政危机，保持中国币制的稳定及信誉和外贸中的利益，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为以后的战争消耗做准备为己任，为国民政府建言献策，贡献知识分子对于救国的一份力量。他们面对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思考如何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如何完善币制、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他们的这些观点刊登在报刊上并且在群众中发行，传播度较广，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效果，“一年之内，发行数字升到八千本，两年之内，达到一万五千本。”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间接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是一种“笔墨救国”的行为，值得肯定与鼓励。
作者简介：李嘉（1999-），女，内蒙古人，单位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