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以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香港作为先行现代化社会，遭遇了后现代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困境，“香港边缘化”的论调层出不穷。本文通过结合香港的经济发展层面，讨论香港是否有边缘化的趋势，且分析可能导致香港边缘化问题的因素并提出对策。香港需要调整心态、清楚自身的定位，巩固并发挥好自身既有的优势，继续发挥香港在中国大陆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中介与桥梁作用。
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香港经济的衰退与缓慢增长引发“边缘化”置疑。而近年来随着内地新一轮的改革，使得香港在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未来有着不确定性甚至是焦虑感。香港处于“一国两制”的固定框架下，无法像内地一样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同步，对此有人提出了“香港边缘论”的论调，但这绝不是国家的决策本意。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动下，香港自21世纪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香港成为内地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香港经济开始逐渐回升。但是面临的另一个大环境是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直到2006年，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一个关于香港“十一五规划”研讨会上提出，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在给香港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香港要考虑是否会被边缘化的问题，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在其它的场合提出相同的问题，“边缘化”一词立刻成为香港社会讨论的焦点。
21世纪初期，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上，香港被首次纳入规划之中，且强调香港在世界上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稳健发展的，并没有被削弱。在深圳特区40年后的新一轮改革中，有部分香港本地人在面对与处理香港和内地之间关系时，总是抱着一种大香港主义的心态，同时也有部分人会放大内地几年来因为依靠党政领导体制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看低香港处于“一国两制”的固定框架下的发展情况。对比深圳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的稳健发展，香港对它在金融领域的引領带动作用以及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危机意识，“香港边缘论”的观点不断涌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地方城市的边缘化问题也不容小觑。地方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地方人口的缓慢增长甚至减少等，众多不利的因素和过程导致了地方城市的边缘化。那么对于香港这个国际都市来说，深圳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同时香港也面临着周边地区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随着内地的稳健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开放让香港失去了原本贸易方面的优势，同时香港产业空心化局面的出现导致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不断提高。随着国际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香港在制造业、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已不占据主要优势，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等都对未来的发展拥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想法，香港中心的地位正被追赶和挑战着。
但有人对此提出的“香港边缘论”的论调，我们要明白它是与中央对香港和深圳的战略定位是有所差异的，香港、深圳两座特大城市对经济的稳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粵港澳大湾区经济起着带头作用。中央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于香港角色的凸显和关键的作用从未改变。深圳的战略凸显并不导致对香港的经济实力贬低。
21世纪，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社会各种势力的相互对立在撕扯着香港社会的同时，香港“本土意识”中滋生的“港独”导致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认知鸿沟不断加深。近年来，“港独”问题日趋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且“港独”分子散布“港独”言论、造成公共设施及人员损害、为暴徒提供现场急救、休息场所等后勤保障……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那些藏于幕后的组织机构不断挑唆示威者继续抗争的现象愈发严重，暴徒的猖獗以及为其背后呐喊助威的组织的出现，导致香港社会局势持续恶化，已经大大超出 “一国两制” 固有范畴和底线。在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权以及带给香港的机遇与发展之下，从 2014 年 “白皮书” 框架开始，内地官方强调把握其主导权和发展方向，这与香港人想象和遵循的 “一国两制” 图景及其演进方向不同，“本土主义”的出现证实了这一点。
今年的新冠疫情在令许多国家和众多行业遭受重挫的同时，香港也逃脱不了经济受挫和就业情况恶化的问题。同时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凭借美元石油霸权和美元在其他国际支付体系中的霸主地位，频频实施经济制裁，香港面临着美国插手香港事务的敌意。其中危言耸听者更狂言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一去不返”。
对比中国大陆部分内地城市展现出的光明前景和潜能，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难免会产生落差感与焦虑感，我们对于“香港边缘论”的论调也需要正确理解，明白中央决策的真正意图。
香港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仍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应该从“一国两制”的战略、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相信国家的战略意图并及时调整心态，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与展望抱有积极态度。香港应与内地共同面对新时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明确自身的定位以及明白国家的理性决策，同时危机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香港进行正确的转型策略。
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商贸枢纽、物流中心，拥有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已经连续20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拥有市场化水平高、管理层面先进、广泛的国际联系等优势。另外，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2017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议，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提出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吸引力及地位。香港在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使香港平安度过危机，国家的改革开放给香港提供了一个转化以前优势的机遇，香港需要抓住这次优势的转化机会。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就是与内地加强联系。
对香港来说，国家改革开放中的“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与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实施是带给香港的重大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是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面对“香港边缘化”的论调，香港需在及时转化剩余优势的同时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同时坚信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对香港未来保持积极的展望态度。
（常州大学）
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香港经济的衰退与缓慢增长引发“边缘化”置疑。而近年来随着内地新一轮的改革，使得香港在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未来有着不确定性甚至是焦虑感。香港处于“一国两制”的固定框架下，无法像内地一样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同步，对此有人提出了“香港边缘论”的论调，但这绝不是国家的决策本意。
香港经济发展与“边缘论”论调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动下，香港自21世纪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香港成为内地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香港经济开始逐渐回升。但是面临的另一个大环境是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直到2006年，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一个关于香港“十一五规划”研讨会上提出，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在给香港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香港要考虑是否会被边缘化的问题，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在其它的场合提出相同的问题，“边缘化”一词立刻成为香港社会讨论的焦点。
21世纪初期，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上，香港被首次纳入规划之中，且强调香港在世界上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稳健发展的，并没有被削弱。在深圳特区40年后的新一轮改革中，有部分香港本地人在面对与处理香港和内地之间关系时，总是抱着一种大香港主义的心态，同时也有部分人会放大内地几年来因为依靠党政领导体制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看低香港处于“一国两制”的固定框架下的发展情况。对比深圳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的稳健发展，香港对它在金融领域的引領带动作用以及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危机意识，“香港边缘论”的观点不断涌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地方城市的边缘化问题也不容小觑。地方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地方人口的缓慢增长甚至减少等，众多不利的因素和过程导致了地方城市的边缘化。那么对于香港这个国际都市来说，深圳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同时香港也面临着周边地区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随着内地的稳健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开放让香港失去了原本贸易方面的优势，同时香港产业空心化局面的出现导致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不断提高。随着国际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香港在制造业、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已不占据主要优势，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等都对未来的发展拥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想法，香港中心的地位正被追赶和挑战着。
但有人对此提出的“香港边缘论”的论调，我们要明白它是与中央对香港和深圳的战略定位是有所差异的，香港、深圳两座特大城市对经济的稳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粵港澳大湾区经济起着带头作用。中央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于香港角色的凸显和关键的作用从未改变。深圳的战略凸显并不导致对香港的经济实力贬低。
香港“边缘化”因素讨论
21世纪，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社会各种势力的相互对立在撕扯着香港社会的同时，香港“本土意识”中滋生的“港独”导致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认知鸿沟不断加深。近年来，“港独”问题日趋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且“港独”分子散布“港独”言论、造成公共设施及人员损害、为暴徒提供现场急救、休息场所等后勤保障……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那些藏于幕后的组织机构不断挑唆示威者继续抗争的现象愈发严重，暴徒的猖獗以及为其背后呐喊助威的组织的出现，导致香港社会局势持续恶化，已经大大超出 “一国两制” 固有范畴和底线。在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权以及带给香港的机遇与发展之下，从 2014 年 “白皮书” 框架开始，内地官方强调把握其主导权和发展方向，这与香港人想象和遵循的 “一国两制” 图景及其演进方向不同，“本土主义”的出现证实了这一点。
今年的新冠疫情在令许多国家和众多行业遭受重挫的同时，香港也逃脱不了经济受挫和就业情况恶化的问题。同时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凭借美元石油霸权和美元在其他国际支付体系中的霸主地位，频频实施经济制裁，香港面临着美国插手香港事务的敌意。其中危言耸听者更狂言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一去不返”。
对比中国大陆部分内地城市展现出的光明前景和潜能，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难免会产生落差感与焦虑感，我们对于“香港边缘论”的论调也需要正确理解，明白中央决策的真正意图。
香港边缘化危机对策
香港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仍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应该从“一国两制”的战略、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相信国家的战略意图并及时调整心态，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与展望抱有积极态度。香港应与内地共同面对新时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明确自身的定位以及明白国家的理性决策，同时危机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香港进行正确的转型策略。
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商贸枢纽、物流中心，拥有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已经连续20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拥有市场化水平高、管理层面先进、广泛的国际联系等优势。另外，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2017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议，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提出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吸引力及地位。香港在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使香港平安度过危机，国家的改革开放给香港提供了一个转化以前优势的机遇，香港需要抓住这次优势的转化机会。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就是与内地加强联系。
对香港来说，国家改革开放中的“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与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实施是带给香港的重大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是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面对“香港边缘化”的论调，香港需在及时转化剩余优势的同时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同时坚信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对香港未来保持积极的展望态度。
（常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