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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回乡路，细雨润归途。
佳节何时在，待到子归来。
每次回去，家里就是过节，吃食准备得满满当当。这样的节日两年没过了。上次回绥德是2018年的夏天，家里遭灾后重新装修的时候。那次回去，父母在家跟前的租住房里住着，一孔小窑洞，也是2017年洪水淹过的，只是水没有太深，但屋里潮气未散。三伏天，做饭和睡觉都在那孔窑洞里，潮气加上高温，屋里感觉是八月的上海。回去的第二天夜里，我的孩子发烧了，一家人手忙脚乱的，第四天待孩子稍好一点，我们就急忙离开返回西安。分别的时候母亲哭得伤心，一直送到巷口，我也没忍住，上了车也没敢回头。
上次回何家沟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有十来年了。
母亲说我结婚那年回去一次，想想到现在差不多九年了，难怪，回到何家沟大伯家，大妈都没认出我来。
2020年十一，假期长，母亲早早就问我回家不，我一直无法确定，害怕有啥变化。上一次挽母亲的胳膊还是2019年去上海前，整整十一个月，我想家了，想回去了。直到放假前一天才确定了回去的时间，母亲得知我要回去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给大哥说，给妹妹说，给亲戚说，能说的都说了。
何为不孝，想想母亲激动的心情，大概就是我这样的了。
十月二日一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假期早晨六点的西安还未醒来。零星的车辆驶过，扬起薄雾。我的车驶出停车场，一路向北，过了渭河，上了黄土高坡，离延安还有200公里，离延川还有90公里，离绥德还有80公里，渐渐地山上的绿植开始变得没那么茂盛，天越来越蓝。不远了，内心开始责怪高速的限速太低。中午12点40分，在驶出高速路口十分钟后我们到家了，母亲在家门外的台阶处站着，大哥老远看见了，过了马路来指挥我停车。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确认是我回来了，进了家门，母亲招呼我洗手吃饭，站在那使劲地看我。母亲的视力不好，她在想办法看清我，因为听说我瘦了，也显得苍老了，她想看清楚。父亲在厨房开始下饺子，羊肉黄萝卜馅儿的，因为我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羊肉黄萝卜馅儿饺子最好吃，大哥进了厨房盛了一盆手抓羊肉。想想，这都是父母和大哥大嫂一早上忙碌的结果，那几个电话必是在做饭空隙打的。
饭罢，平日里这个时间该午睡的父母都坐在沙发上，我也没有瞌睡的意思，围在一起拉起了家常。四点多，开了半天车的我略显疲惫，父母催促我上楼睡觉。他俩商量着下午吃啥，第二天吃啥，像是要在这三四天里把我之前掉了的十几斤肉给补回来。
晚上本该是他们去锻炼、跳广场舞的时刻，母亲不等伙伴们来叫，早早就在舞友群里喊了一声“我们二儿回来了，今黑里不跳了”。
四号一早，我们按照计划回何家沟。温度降到零度，山沟里的温度更低，说是红薯叶子都冻蔫了。在龙湾朱保店里吃了羊杂碎，五一商城买了香纸，过了十九洞大桥，朝着城东新城方向驶去。城东新城是绥德新发展的区域，高楼林立，道路宽广，车水马龙。大哥是我的向导，介绍着绥德的发展。驶出城东新城后，在一个小岔路口，我准确地拐入了乡道。
“你还记得咋走了？”父亲惊奇地问我。
“这咋能忘了，别说七八年没回，就是到七八十也不会走岔。”我回答。
记忆中何家沟离县城很远很远，我也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然而，十几分钟，到了白家俭镇，半个小时，到了薛家峁镇。记忆中的路还在，路边的景已陌生，本该是荒草的已经绿树成荫，本该是破房烂瓦的已是整齐的平房。一路走，一路感叹地驶入了东沟，沿路电线杆上挂着“张璨故里”的牌子，渐渐地无定河看不见了，拐入了村道。
村道是宽四五米的水泥路面，坑坑洼洼的土路留在了记忆里，路上也没有了羊粪、驴粪。记得那时候通往东沟的那趟面包车，铁锨一直在座位下面，经常得下来铲几锨土填坑，要不就是全车人下来推车，又或是一车人下来自己爬坡，去趟镇上赶集都得大半早上。现在路修好了，也干净了，可是面包车不营运了，沿路也见不到几个人。
转眼就到了马家坪，在我的印象中马家坪是大村，是周围几个村的中心地。父母的高中都是在马家坪中学读的，父亲也是从马家坪中学当民请教师起步的。何家沟的人每次坐面包车出沟要先走五里路到马家坪坐车，上了漫水桥的坡顶在路边等车。现在一切都变了，马家坪村没有了，被何家沟村合并了，原因是人太少。曾经的辉煌彻底地消失了，为什么马家坪能被何家沟吞了，可能是马家坪挨着大路，走出去更容易些，走出去的人多了，村子就小了。
通往何家溝的漫水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横跨河沟的大桥，过了桥很快就要到了。上一段爬坡路，转过三个小弯儿，团家的三孔窑洞映入眼帘。团家也是入村的第一家，之后依次是军家、崇家、毛蛋家。毛蛋大名霍士富，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代人，从小刻苦好学，现在是交通大学的教授，父亲经常拿他的事迹来教育我，他家的窑洞和院落都是重新修缮的，看着气派。紧挨着毛蛋家的三孔窑洞是我堂兄的，堂兄现在居住在县城，很少回去，大伯家紧挨着堂兄住，也是三孔窑洞，大伯家东边是王家的旧窑，已破烂不堪，院中杂草丛生，院子中间的石碾子还在，已经废弃了。
王家老窑的沟对面是我家，对着入村的马路，车就停在我家坡底过水洞上的小桥上。记忆中村子的路是土路，骑自行车的往往陷进去就骑不动了，只能顺着路边推着。现在也被水泥路取代，车驶过也未扬起灰。从入村到坡底停车不过两三分钟，路变短了，记忆中的两个小时车程的路程，不足一个小时已经抵达。
跳下车，刚到半坡上，大哥就呐喊：“大妈！”两声过后，大妈闻声跑了出来，到路口迎我们。
“你们今儿回来了？”
“嗯，回来烧纸。”
我跟在大哥后面，父亲跟在我后面。大妈拉着大哥的手，冲着父亲说：“他到队窑去了，今值班了，人家来给六十岁以上的人体检了。”说的是大伯，大伯在村里是队干部，干了四十年了。
接着又冲着大哥说：“还有朋友来了？赶紧让家里坐。” “这是东东。”东东是我的小名，家里亲戚都这么叫。
“哎，东娃，你说大妈糊涂成甚了，连东娃还没认出来。”
过来要拉我的手，我赶忙迎过去，握着大妈的手。自打我记事起，大妈就是这样瘦小，还常年患有气短的病，上个坡都气喘得不行。这次见气喘好像好多了，回来后听说还是长期服药。大妈拉着我进了家，家里倒是没有什么变化，墙上的老照片还挂着，一个大镜框里装了十几张照片，有父亲兄妹八个的合照，有几个堂兄年轻时的照片，也有我们这些侄儿外甥儿时的记忆。长兄为父，这样都是他的孩子，王家所有人都走出去了，只有大伯和大妈两人守着王家，因为爷爷奶奶的坟地就在他们窑洞的后山上。
我们收拾完上坟需要的东西，上山给爷爷奶奶烧纸。记忆中难爬的山不再难，大伯开了一道直达坟地的小路，记忆中的高山也变矮了，几分钟就到了坟地，围着坟地是一圈柏树，柏树外面是一片又一片的枣树，枣子结得满满当当，等着成熟后自然脱落，回归大地。枣树地里野菊花满山遍野，崖畔上的酸枣摇摇欲坠。
跪在爷爷奶奶坟前磕头的时候，父亲对着爷爷奶奶说：“哦，东东回来了，回来给二老烧纸，都好着了，不要牵挂。”
我也在心里默默地说着：“爷，奶，我回来看你二老来了，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来。”深深地磕了三个头。
起身后，我仰望天空，天近了，转身看着远处的山，山近了，对面山顶梯田地里收向日葵的画面依然清晰。低头看着通往后沟的路，许久未见一人一畜，看不到了往日的热闹，听不见了动听的酸曲儿，安静了，似百岁老人饭后依在墙根晒太阳打盹的安详，老了，老得没有力气再嬉笑打闹了。
下了山，我和大哥去给外爷外婆烧纸，曾经觉得村子很大，顺着路要走好久才能到后沟。今天的村子也变小了，在我盯着寻找外婆家的时候已经驶过了，去外婆坟地那条上山的小路也没有了，我和大哥踩着野草爬了上去，希望能重新踩出那条路，一次怎么可能，草都还没有记住我，用不了几天就把我忘记，直挺挺地抹去了痕迹。在外婆的坟前，我还是在心里说了同样的话，风打在脸上，希望那不是来自远方的怪罪。
回到大伯家，我们拿了钥匙，回自己家里看看，院子里满是杂草，院子里的野树快有碗口粗，放肆地长着。那棵在三十六年前压折了臂膀的槐树已经逝去，留下半截枯树干在那里，好在它的孩子已经成才，威风地立在旁边。窑旁边，坪上的那棵桑树也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是从来没有来过。
窑洞的窗户破烂不堪，用铁丝胡乱绑着。我们推门进去，三十年前的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那套组合柜静静地立在那里，说是等着大哥结婚时用的，一直没有刷漆，还没有使用就被遗弃。我像是还要找回什么，把柜子打开，什么也没有，把抽屉拉开，一抽屉的花生壳，是老鼠的窝，不好意思，打扰了。窑檐下一个燕子窝挂在那里，这时候已经没有燕子了，明年会回来。回来陪伴屋里的老鼠，陪伴院子里的杂草，它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我却不知道。走到边窑，十几个大黑瓮排在墙根，那是存粮用的，上面已经落了厚厚的灰，仿佛一条蛇在那里爬。
时间已是中午，拉上门，震下来一层薄薄的灰土，似瀑布，把我的肉体隔在了门外，门是第一层，“瀑布”是第二层，记忆却不能跟上，留在了屋里。
回头看着三孔窑洞，曾经的绿色门窗已经褪色，青色的窑面已经发白，窑畔上的花式围栏也坍塌。它病了，孤寂的岁月消磨着它;它老了，无力唤起往日的坚强。屋里的老鼠，屋外的草木，还有明年才归来的燕子，我又要离开了，希望你们能紧紧相依。
下了坡，沟底的小河不见了，曾经的大水坑不见了，村民们洗衣服的石板不见了，沟底已经变成平地，长满了半米高的野草，枯黄的枝叶轻轻摆动。我跳下去，来到了曾经打蜻蜓的地方，俯身寻找着记忆。细水从脚下流过，躲在草丛中，羞羞答答的，不敢作声，似八十岁老人盘坐在炕头，默默地流泪。
村里共见到了七个人、四只鸭子、一头牛。七个人里包括了我的大伯和大妈;一个父亲的中学同学，近七十;一名教师，去年退休，搀着他的老父亲;一个腿部残疾的老人，六十五六岁;還有一个老人在旧学校旁斜坡的石头上坐着，双手拄着拐，撑在胸前，没认出来是谁。鸭子都是白色，在沟底泥坑里打盹，老黄牛孤独地在草坪上觅食。
坐上车，与大伯大妈告别，家门口的灰土还未落尽，车已驶出村子。
路短了，短得来不及回头;山矮了，矮得不费吹灰之力;村子老了，老得只剩下过去;村子小了，小得装不下回忆;也大了，大得无法走出去！
佳节何时在，待到子归来。
每次回去，家里就是过节，吃食准备得满满当当。这样的节日两年没过了。上次回绥德是2018年的夏天，家里遭灾后重新装修的时候。那次回去，父母在家跟前的租住房里住着，一孔小窑洞，也是2017年洪水淹过的，只是水没有太深，但屋里潮气未散。三伏天，做饭和睡觉都在那孔窑洞里，潮气加上高温，屋里感觉是八月的上海。回去的第二天夜里，我的孩子发烧了，一家人手忙脚乱的，第四天待孩子稍好一点，我们就急忙离开返回西安。分别的时候母亲哭得伤心，一直送到巷口，我也没忍住，上了车也没敢回头。
上次回何家沟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有十来年了。
母亲说我结婚那年回去一次，想想到现在差不多九年了，难怪，回到何家沟大伯家，大妈都没认出我来。
2020年十一，假期长，母亲早早就问我回家不，我一直无法确定，害怕有啥变化。上一次挽母亲的胳膊还是2019年去上海前，整整十一个月，我想家了，想回去了。直到放假前一天才确定了回去的时间，母亲得知我要回去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给大哥说，给妹妹说，给亲戚说，能说的都说了。
何为不孝，想想母亲激动的心情，大概就是我这样的了。
十月二日一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假期早晨六点的西安还未醒来。零星的车辆驶过，扬起薄雾。我的车驶出停车场，一路向北，过了渭河，上了黄土高坡，离延安还有200公里，离延川还有90公里，离绥德还有80公里，渐渐地山上的绿植开始变得没那么茂盛，天越来越蓝。不远了，内心开始责怪高速的限速太低。中午12点40分，在驶出高速路口十分钟后我们到家了，母亲在家门外的台阶处站着，大哥老远看见了，过了马路来指挥我停车。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确认是我回来了，进了家门，母亲招呼我洗手吃饭，站在那使劲地看我。母亲的视力不好，她在想办法看清我，因为听说我瘦了，也显得苍老了，她想看清楚。父亲在厨房开始下饺子，羊肉黄萝卜馅儿的，因为我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羊肉黄萝卜馅儿饺子最好吃，大哥进了厨房盛了一盆手抓羊肉。想想，这都是父母和大哥大嫂一早上忙碌的结果，那几个电话必是在做饭空隙打的。
饭罢，平日里这个时间该午睡的父母都坐在沙发上，我也没有瞌睡的意思，围在一起拉起了家常。四点多，开了半天车的我略显疲惫，父母催促我上楼睡觉。他俩商量着下午吃啥，第二天吃啥，像是要在这三四天里把我之前掉了的十几斤肉给补回来。
晚上本该是他们去锻炼、跳广场舞的时刻，母亲不等伙伴们来叫，早早就在舞友群里喊了一声“我们二儿回来了，今黑里不跳了”。
四号一早，我们按照计划回何家沟。温度降到零度，山沟里的温度更低，说是红薯叶子都冻蔫了。在龙湾朱保店里吃了羊杂碎，五一商城买了香纸，过了十九洞大桥，朝着城东新城方向驶去。城东新城是绥德新发展的区域，高楼林立，道路宽广，车水马龙。大哥是我的向导，介绍着绥德的发展。驶出城东新城后，在一个小岔路口，我准确地拐入了乡道。
“你还记得咋走了？”父亲惊奇地问我。
“这咋能忘了，别说七八年没回，就是到七八十也不会走岔。”我回答。
记忆中何家沟离县城很远很远，我也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然而，十几分钟，到了白家俭镇，半个小时，到了薛家峁镇。记忆中的路还在，路边的景已陌生，本该是荒草的已经绿树成荫，本该是破房烂瓦的已是整齐的平房。一路走，一路感叹地驶入了东沟，沿路电线杆上挂着“张璨故里”的牌子，渐渐地无定河看不见了，拐入了村道。
村道是宽四五米的水泥路面，坑坑洼洼的土路留在了记忆里，路上也没有了羊粪、驴粪。记得那时候通往东沟的那趟面包车，铁锨一直在座位下面，经常得下来铲几锨土填坑，要不就是全车人下来推车，又或是一车人下来自己爬坡，去趟镇上赶集都得大半早上。现在路修好了，也干净了，可是面包车不营运了，沿路也见不到几个人。
转眼就到了马家坪，在我的印象中马家坪是大村，是周围几个村的中心地。父母的高中都是在马家坪中学读的，父亲也是从马家坪中学当民请教师起步的。何家沟的人每次坐面包车出沟要先走五里路到马家坪坐车，上了漫水桥的坡顶在路边等车。现在一切都变了，马家坪村没有了，被何家沟村合并了，原因是人太少。曾经的辉煌彻底地消失了，为什么马家坪能被何家沟吞了，可能是马家坪挨着大路，走出去更容易些，走出去的人多了，村子就小了。
通往何家溝的漫水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横跨河沟的大桥，过了桥很快就要到了。上一段爬坡路，转过三个小弯儿，团家的三孔窑洞映入眼帘。团家也是入村的第一家，之后依次是军家、崇家、毛蛋家。毛蛋大名霍士富，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代人，从小刻苦好学，现在是交通大学的教授，父亲经常拿他的事迹来教育我，他家的窑洞和院落都是重新修缮的，看着气派。紧挨着毛蛋家的三孔窑洞是我堂兄的，堂兄现在居住在县城，很少回去，大伯家紧挨着堂兄住，也是三孔窑洞，大伯家东边是王家的旧窑，已破烂不堪，院中杂草丛生，院子中间的石碾子还在，已经废弃了。
王家老窑的沟对面是我家，对着入村的马路，车就停在我家坡底过水洞上的小桥上。记忆中村子的路是土路，骑自行车的往往陷进去就骑不动了，只能顺着路边推着。现在也被水泥路取代，车驶过也未扬起灰。从入村到坡底停车不过两三分钟，路变短了，记忆中的两个小时车程的路程，不足一个小时已经抵达。
跳下车，刚到半坡上，大哥就呐喊：“大妈！”两声过后，大妈闻声跑了出来，到路口迎我们。
“你们今儿回来了？”
“嗯，回来烧纸。”
我跟在大哥后面，父亲跟在我后面。大妈拉着大哥的手，冲着父亲说：“他到队窑去了，今值班了，人家来给六十岁以上的人体检了。”说的是大伯，大伯在村里是队干部，干了四十年了。
接着又冲着大哥说：“还有朋友来了？赶紧让家里坐。” “这是东东。”东东是我的小名，家里亲戚都这么叫。
“哎，东娃，你说大妈糊涂成甚了，连东娃还没认出来。”
过来要拉我的手，我赶忙迎过去，握着大妈的手。自打我记事起，大妈就是这样瘦小，还常年患有气短的病，上个坡都气喘得不行。这次见气喘好像好多了，回来后听说还是长期服药。大妈拉着我进了家，家里倒是没有什么变化，墙上的老照片还挂着，一个大镜框里装了十几张照片，有父亲兄妹八个的合照，有几个堂兄年轻时的照片，也有我们这些侄儿外甥儿时的记忆。长兄为父，这样都是他的孩子，王家所有人都走出去了，只有大伯和大妈两人守着王家，因为爷爷奶奶的坟地就在他们窑洞的后山上。
我们收拾完上坟需要的东西，上山给爷爷奶奶烧纸。记忆中难爬的山不再难，大伯开了一道直达坟地的小路，记忆中的高山也变矮了，几分钟就到了坟地，围着坟地是一圈柏树，柏树外面是一片又一片的枣树，枣子结得满满当当，等着成熟后自然脱落，回归大地。枣树地里野菊花满山遍野，崖畔上的酸枣摇摇欲坠。
跪在爷爷奶奶坟前磕头的时候，父亲对着爷爷奶奶说：“哦，东东回来了，回来给二老烧纸，都好着了，不要牵挂。”
我也在心里默默地说着：“爷，奶，我回来看你二老来了，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来。”深深地磕了三个头。
起身后，我仰望天空，天近了，转身看着远处的山，山近了，对面山顶梯田地里收向日葵的画面依然清晰。低头看着通往后沟的路，许久未见一人一畜，看不到了往日的热闹，听不见了动听的酸曲儿，安静了，似百岁老人饭后依在墙根晒太阳打盹的安详，老了，老得没有力气再嬉笑打闹了。
下了山，我和大哥去给外爷外婆烧纸，曾经觉得村子很大，顺着路要走好久才能到后沟。今天的村子也变小了，在我盯着寻找外婆家的时候已经驶过了，去外婆坟地那条上山的小路也没有了，我和大哥踩着野草爬了上去，希望能重新踩出那条路，一次怎么可能，草都还没有记住我，用不了几天就把我忘记，直挺挺地抹去了痕迹。在外婆的坟前，我还是在心里说了同样的话，风打在脸上，希望那不是来自远方的怪罪。
回到大伯家，我们拿了钥匙，回自己家里看看，院子里满是杂草，院子里的野树快有碗口粗，放肆地长着。那棵在三十六年前压折了臂膀的槐树已经逝去，留下半截枯树干在那里，好在它的孩子已经成才，威风地立在旁边。窑旁边，坪上的那棵桑树也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是从来没有来过。
窑洞的窗户破烂不堪，用铁丝胡乱绑着。我们推门进去，三十年前的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那套组合柜静静地立在那里，说是等着大哥结婚时用的，一直没有刷漆，还没有使用就被遗弃。我像是还要找回什么，把柜子打开，什么也没有，把抽屉拉开，一抽屉的花生壳，是老鼠的窝，不好意思，打扰了。窑檐下一个燕子窝挂在那里，这时候已经没有燕子了，明年会回来。回来陪伴屋里的老鼠，陪伴院子里的杂草，它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我却不知道。走到边窑，十几个大黑瓮排在墙根，那是存粮用的，上面已经落了厚厚的灰，仿佛一条蛇在那里爬。
时间已是中午，拉上门，震下来一层薄薄的灰土，似瀑布，把我的肉体隔在了门外，门是第一层，“瀑布”是第二层，记忆却不能跟上，留在了屋里。
回头看着三孔窑洞，曾经的绿色门窗已经褪色，青色的窑面已经发白，窑畔上的花式围栏也坍塌。它病了，孤寂的岁月消磨着它;它老了，无力唤起往日的坚强。屋里的老鼠，屋外的草木，还有明年才归来的燕子，我又要离开了，希望你们能紧紧相依。
下了坡，沟底的小河不见了，曾经的大水坑不见了，村民们洗衣服的石板不见了，沟底已经变成平地，长满了半米高的野草，枯黄的枝叶轻轻摆动。我跳下去，来到了曾经打蜻蜓的地方，俯身寻找着记忆。细水从脚下流过，躲在草丛中，羞羞答答的，不敢作声，似八十岁老人盘坐在炕头，默默地流泪。
村里共见到了七个人、四只鸭子、一头牛。七个人里包括了我的大伯和大妈;一个父亲的中学同学，近七十;一名教师，去年退休，搀着他的老父亲;一个腿部残疾的老人，六十五六岁;還有一个老人在旧学校旁斜坡的石头上坐着，双手拄着拐，撑在胸前，没认出来是谁。鸭子都是白色，在沟底泥坑里打盹，老黄牛孤独地在草坪上觅食。
坐上车，与大伯大妈告别，家门口的灰土还未落尽，车已驶出村子。
路短了，短得来不及回头;山矮了，矮得不费吹灰之力;村子老了，老得只剩下过去;村子小了，小得装不下回忆;也大了，大得无法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