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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龙是巩俐、夏雨、王志飞的表演老师。他曾为文化课不好的巩俐顺利考入中戏使过暗劲;他以严厉著称,曾把夏雨骂哭过。这些事,在他供职的中央戏剧学院大伙儿都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这直白的话语,味道不一般。特别是出自培养过很多当红影视明星的梁老师之口。哪个老师不愿把自己的学生(特别是有出息的学生)挂在嘴边?梁伯龙不然。他最深切的记忆是每天清早给未来的“大明星”叫起床的一幕幕。这有什么稀奇?的确不稀奇。可他满足于此,在严厉的外表下,满怀着呵护和温煦。他的著译《攀缘茎》,是中央戏剧学院、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材用书,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在戏剧学院生活了45年,每当看到布满院墙的爬墙虎和小花园里的长春藤,就觉得自己像这些长着攀缘茎的植物一样,是在师长和亲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战场——舞台——讲台
梁伯龙的父亲年轻时也演点英雄人物,这算是家学渊源还是启蒙教育?说不好。因为,1951年,梁伯龙16岁参军时,最想当的是战斗英雄。
“自己搭草棚子,弄一块木板,铺上被单,把不穿的衣服包起来当枕头,当时有的人因为艰苦开小差。有一天,炮兵政治部文工团下来指导,其实是想调人。我写过剧本,也能演戏。指导员找我,说要‘上调’。当时好恼火,我来当兵,将来是要当战斗英雄的!不是人家胜利了,我去打腰鼓……后来去了当时的总政文工团,呆了一阵,感到那儿人才济济,从“三八”式的干部,到蓝马这样的老电影演员,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家伙只能跑群众(演员)。这时,正好西南军区文工团要重建,干脆回去吧。1953年,朝鲜战场要人,我们30人就去了,很兴奋,当时已经签订停战协定了,但不知道还打不打。前几天,我们健在的战友还聚会呢。那会儿在朝鲜演出,演完不卸妆,蒙一块湿手巾就睡了。坐苏联嘎斯车,所谓后台就是幕布后面的大野地里,嘴唇冻得说不出话来,师里的文工队条件差,也没麦克。1957年,彭德怀提出基层文工团要以歌舞为主,话剧取消了。同年,我考入中戏,和林兆华,王铁城是同班同学,这四年对我的文化修养和对表演的理解有很大帮助。”
梁伯龙下苦功学习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整个身体浮肿,学校每个月照顾他半斤黄豆面儿。“学校要我们劳逸结合,不上课时,我就跑到图书馆,托尔斯泰、高尔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系统学习。后来让我留校,我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气质、外形不是很出众,做演员吃亏。”
“文革”中,梁伯龙也挨过斗,但他说,收获最大的是“文革”后期开始学外语。那时,一边教课,一边坚持学英语。“一个砖头录音机90多元钱,我一月工资才70多元,买之前,全家讨论……后来我又报了语言学院,一学期费用100多元,全家都得勒紧裤腰带。”
后来,梁伯龙去美国、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边看边学,多年坚持英语学习,终于派上了大用场。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实行主讲教师制,梁伯龙担任主讲教师,负责声、台、形、表的教学和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那时开始独自带班,巩俐等人的85班就出自他的门下。“招巩俐这班前,话剧正处在低谷,当时有个观念,电影应该跟话剧‘离婚’,是两回事。可我认为总的来看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时,一些话剧演员已进入电影电视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拓宽呢?于是,从这一年起,中戏的招生简章变成:培养戏剧(电影电视)演员。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就好像抢电影学院的饭碗。”
1980—1981年,周信芳的女儿来中戏讲课,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教学方式。
“当时我们的教学主要受‘斯坦尼理论’的影响,但左的思想把它抽干了,只剩下方法,形成了舞台行动、规定情境等一套模式,主要从方法上训练学生。看到国外的经验后,我建议学校成立科研组,后来这个科研组就由我领头,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实际上就是推行素质教育,通过游戏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松弛、控制、注意力、感受力,有人说怪话:梁伯龙,你不得了啊,你想什么都教啊?当时,我们编了许多练习,弄了个教材,现在全国都在使用这一套教学方法,把创作素质、创作方法、观察生活这三方面拧成一股绳子。1984年,我们招了王志飞、娟子这个班,进行试验。转年,招了巩俐他们那一班。”我们七个老师都力保巩俐,中戏的课程设置变宽后,对演员的考虑也更加全面了。
梁伯龙说,一个考中戏的学生是不是可塑之才,能不能吃这碗饭,60%在招生阶段就要判断出来。“是不是演员这块料,不在于漂亮与否。今年人艺招一个班,我们招一个班,但培养方向不同。招舞台演员,需要大青衣、大小生,声音很好,要有个头,脸不能太小,否则站在舞台上,都看不着。影视演员则需要小脸儿,一巴掌能捂住的,怕‘崩’了镜头。漂亮不是绝对的标准,长得好但没味道,最后啥也不是。有味道的,就能演某一类型,比如高雅的、清纯的、粗犷的,总有些类型的,不能啥也没有,只是一个‘照片’。另外一点,演员不仅要有外部条件,还要有内部条件,有没有想象力,特别是即兴的想象力?感受力、观察力,敏锐不敏锐?还要看形体有没有毛病。容貌不重要,但要有气质、特点。”
他把巩俐这样招进中戏
“巩俐严格讲并不是很漂亮,当年报考时,还有虎牙,但她有味道。招巩俐时,我们七个老师,除了觉得她文化课差一点外,都认为她是个好苗子。当时,她的专业课成绩在所有考生排第一位,我们有个规定,前三位的考生,文化课是可以让分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她文化课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把她排在了第一位,大家都要力保她。”
“好学生,老师不操心。像巩俐,真的不用对她太操心,尤其在学校时,只要上课,她就有练习,同学都爱找她合作。只要是激情练习,她的表现就非常好。有的人第一遍流泪,第二遍第三遍就不行了。巩俐每一遍都演得很有激情。所以说,好学生,你心里喜欢她,但真的不操心。真正操心的是那些中不溜儿的,或中等偏下的,分配角色比较困难,又不能不分他,因为是来学习的。不像在剧团,你可以不用。有时你必须照顾他的面子。有的同学会有意见,为什么让他演?作为老师得一碗水端平。我的心思经常要花在这上面。不过,有的领情,有的不领情,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在中戏,梁伯龙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即使成为名演员后,也还是很怕这位梁老师。“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我有时会用一些笨方法,比如,每天6点半,我就起床,督促学生早锻炼,巩俐他们那班,我都要敲门去的。 学生都有堕性,第一年,给他们立下规矩,以后就顺着路子走了。对学生,有时必须严厉。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一开始条件不错,但熳慢就落伍了。夏雨,我就骂哭过。他很有想象力,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创作,每次表演,都会有新鲜的东西出来,这是他非常可贵的特点,但有时,他会不管别人,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排《仲夏夜之梦》,每天他都从这边儿出来,突然有一天,他跟谁也没说,从幕布的另一边儿出来了,灯光找不着他,原先出来的地方没人,他一出声,才找着他。后来,我狠狠地骂他:这不是演电影,一条拍坏了,可以废了不用。这是话剧,有一定的规矩,我不反对你改,但一定要跟导演说,让舞美、灯光配合你。这可好,你一个人在台上灰不溜秋,说了半天,观众都看不到你,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嘛!那次,我骂得很厉害。有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骂你打你都是给你人民币。”
“都是这个班、那个班的学生。其实,我的严厉也有变化,光严厉是不够的,还要关心学生,为他们的前途、事业着想。现在,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聚会,平时通过书信、网上保持联系。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有种心态挺不好的,教了一个班,有几个学生能红起来,就觉得自己教得好。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和一些偶然性,好不好要看以后,看成长怎么样。不要觉得学生成名了,你就怎么样。其实幼儿园、小学老师都在对他起作用,功劳不是你一个人的。就算到大学,还有别的老师。记着这些,就平衡了。学生过年时打个电话,就算记得我了,给我个贺年卡,我也挺高兴。忘了,说明他忙,有新的交际,我们还偶尔把自己的老师忘了呢……有人说我:谁谁出名了——我说偶尔会打个电话,每年聚一聚,吃顿饭,上趟卡拉OK,这就不错了。非得人家天天打电话问候你。这不成神经病了!”话虽这样说,但梁伯龙的65岁生日,学生们就连给他过了三天。
为“流星”、“人造星”的制造担忧
梁伯龙对演员的素质问题一直很关注,甚至直言:明星不等于演员,表演是个佛门,不是游乐场。
“现在中国演员的状况——跟媒体也有一定关系——演一点儿戏,就吹啊捧的。老一代演员,像于是之、朱琳、英若诚等,文化底蕴都不得了,他们是雅人演俗戏,戏里是一个俗人,但你感到背后站的是一位大演员;现在呢?是俗人演俗戏,我什么样儿就演什么样儿,这就麻烦了!背一堆台词,流几把眼泪,完了。我经常跟学生讲,第一遍让观众鼓掌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观众主要看故事,还顾不上其他呢,如果有观众看到第10次,还为你鼓掌,证明你的表演到家了。”
不久前,梁伯龙和学生们搞了个本子,叫《谐语西厢》,有一句“淋漓巾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有的同学解释说:莺莺流了好多泪,比拉马的那个人还多。
“脑子里全是拉马的形象,还怎么演?类似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很多演员身上都可能出现。我经常对学生讲:你们买口红、喝啤酒的时候一点都不心疼钱,什么好买什么,一到买书的时候,就爱看书后的价钱,你们把这个习惯给我改过来。口红抹抹就完了,书可是一辈子的宝贝,演员不能满脑子糨糊呀!”、梁伯龙认为大的文化环境和一些“圈子风气”对演员的影响很大,不是老师所能改变的。“明星可以通过公司、经纪人炒作出来,而且明星也有恒星和流星之分。中国演员现在大部分是流星,或制造出来的一种明星。‘佛脚易抱,佛门难入’,表演艺术就是一个佛门,研究、表现的是人,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啊!有的两口子一辈子都不能互相理解,不知对方在想什么,突然一件事,明白了:他原来是这样的,一辈子这么对我好。今天拿到剧本,明天就上去演,还想演好,太可笑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瓦70岁时说:我现在知道朱丽叶应该怎么演了。可见了解一个人多么困难!怎么可能今天演繁漪,明天演朱丽叶,后天演安娜·卡列尼娜,来一个演一个?抱抱佛脚,化化装,嘿嘿乐哇哇哭,装一装很容易,佛门难人!我干了50多年,教书40多年,我现在都不敢说进了表演艺术这个佛门。我可能正站在门外往里看,这儿一尊佛,那儿一尊佛,何况你们?”对某些年轻演员、表演院校学生满足于“一条过”、渴望早成名的心态,梁伯龙不以为然。“原来中戏有规定,二年级前不许拍戏,三年级以后可以。学生拍戏,好的一面,可以熟悉镜头的规律,学院主要是后台实践。中戏上完一学期的学生,拍一般电视剧就应该没问题。电视剧有非常好的,但它也有非常糟的。演员可以通过导演的剪子把她剪得非常好。舞台上,对着观众,痛苦时,眼泪自然就来了。电视不用,往床上一趴,雷来了雨来了,完全可以用别的语言代替你的心理。很多学生拍影视剧回来,觉得很容易,满足于一条过。那是因为拍摄周期短,人家不可能死掰扯你。卓别林拍《城市之光》时,一个镜头自己给自己拍了70多条,这才是艺术家!群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你没有真货,人家就不看你了。有的演员红一部后就了无声息,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星制造家”的家庭生活
谈起家庭,梁伯龙显出一丝不安:“孩子们上大学、工作,我都没管。儿子现在做一个普通工作,是个部门经理。”
当年,梁伯龙到西南军区炮兵文工团时,老伴陶瑾已经是一个小腕儿了。
“她岁数比我小,但当兵比我早,当时她在舞蹈队,我在话剧队。后来文工团解散,她调到别的地方,我去了北京。西南军区重建文工团后,在铁道兵六师文工队,我们又在一起。去朝鲜时,接触多了,因为以前认识。后来调到铁道兵文工团,就我们两个是熟人……”
那会儿,每礼拜二晚上都有舞会,风华正茂的梁伯龙有一天突然发现“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那个人,就近在眼前。他试探地问陶瑾:“怎么样,咱俩合适不合适?”没想到,爱说爱笑、美丽温柔的陶瑾一个磕巴都没打,只说了两个字:“行吧。”于是,两人向组织汇报了他们的恋爱关系,由此演绎出近半个世纪战友加情侣的美好姻缘。
梁伯龙考入中戏后,每月只有12元5角钱,四年穿的都是军装,陶瑾默默工作,在经济上一直帮助他。后来,陶瑾腰受伤,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舞台,转业到福建的铁路调度所。从1959年结婚到1975年,梁伯龙、陶瑾夫妻两地分居长达16年,一直是陶瑾一个人照顾孩子。
结束两地生活后,梁伯龙的全部精力又都用在教学上,陶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庭负担。梁伯龙被戏称为“明星制造家”,而陶瑾这颗当年的舞台之星却早已黯淡无光。梁伯龙说:“有时会有一种心理,这孩子真好,我教多好。但精力、能力都有限。不像过去,你到家里来,我给你说戏。现在一个班四年教下来,真跟扒一层皮似的,班里25个学生,两个老师,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要管,还要为每个学生考虑发展前途,甚至为好的学生单独报剧目。四年下来,真是太累太累太累!”
如今,梁伯龙对知识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对表演事业依然魂牵梦萦。
“现在闲一点,不拿本书看,心里就特难受。年纪大了,非常有紧迫感。”
梁伯龙待人亲切而周到。虽然教过一拨又一拨影视明星,但他始终发着自己的“微光”,简简单单,一家老小,似乎没有谁沾过他的光。晚景中,他所津津乐道的不过是“同学少年”的自足自乐——铁道兵六师文工队的战友们聚会,他填词配乐,用自家的设备刻了VCD,在悠扬的乐声中,他旁若无人地“发呆”……
责任编辑/余彦隆
“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这直白的话语,味道不一般。特别是出自培养过很多当红影视明星的梁老师之口。哪个老师不愿把自己的学生(特别是有出息的学生)挂在嘴边?梁伯龙不然。他最深切的记忆是每天清早给未来的“大明星”叫起床的一幕幕。这有什么稀奇?的确不稀奇。可他满足于此,在严厉的外表下,满怀着呵护和温煦。他的著译《攀缘茎》,是中央戏剧学院、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材用书,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在戏剧学院生活了45年,每当看到布满院墙的爬墙虎和小花园里的长春藤,就觉得自己像这些长着攀缘茎的植物一样,是在师长和亲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战场——舞台——讲台
梁伯龙的父亲年轻时也演点英雄人物,这算是家学渊源还是启蒙教育?说不好。因为,1951年,梁伯龙16岁参军时,最想当的是战斗英雄。
“自己搭草棚子,弄一块木板,铺上被单,把不穿的衣服包起来当枕头,当时有的人因为艰苦开小差。有一天,炮兵政治部文工团下来指导,其实是想调人。我写过剧本,也能演戏。指导员找我,说要‘上调’。当时好恼火,我来当兵,将来是要当战斗英雄的!不是人家胜利了,我去打腰鼓……后来去了当时的总政文工团,呆了一阵,感到那儿人才济济,从“三八”式的干部,到蓝马这样的老电影演员,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家伙只能跑群众(演员)。这时,正好西南军区文工团要重建,干脆回去吧。1953年,朝鲜战场要人,我们30人就去了,很兴奋,当时已经签订停战协定了,但不知道还打不打。前几天,我们健在的战友还聚会呢。那会儿在朝鲜演出,演完不卸妆,蒙一块湿手巾就睡了。坐苏联嘎斯车,所谓后台就是幕布后面的大野地里,嘴唇冻得说不出话来,师里的文工队条件差,也没麦克。1957年,彭德怀提出基层文工团要以歌舞为主,话剧取消了。同年,我考入中戏,和林兆华,王铁城是同班同学,这四年对我的文化修养和对表演的理解有很大帮助。”
梁伯龙下苦功学习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整个身体浮肿,学校每个月照顾他半斤黄豆面儿。“学校要我们劳逸结合,不上课时,我就跑到图书馆,托尔斯泰、高尔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系统学习。后来让我留校,我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气质、外形不是很出众,做演员吃亏。”
“文革”中,梁伯龙也挨过斗,但他说,收获最大的是“文革”后期开始学外语。那时,一边教课,一边坚持学英语。“一个砖头录音机90多元钱,我一月工资才70多元,买之前,全家讨论……后来我又报了语言学院,一学期费用100多元,全家都得勒紧裤腰带。”
后来,梁伯龙去美国、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边看边学,多年坚持英语学习,终于派上了大用场。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实行主讲教师制,梁伯龙担任主讲教师,负责声、台、形、表的教学和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那时开始独自带班,巩俐等人的85班就出自他的门下。“招巩俐这班前,话剧正处在低谷,当时有个观念,电影应该跟话剧‘离婚’,是两回事。可我认为总的来看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时,一些话剧演员已进入电影电视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拓宽呢?于是,从这一年起,中戏的招生简章变成:培养戏剧(电影电视)演员。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就好像抢电影学院的饭碗。”
1980—1981年,周信芳的女儿来中戏讲课,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教学方式。
“当时我们的教学主要受‘斯坦尼理论’的影响,但左的思想把它抽干了,只剩下方法,形成了舞台行动、规定情境等一套模式,主要从方法上训练学生。看到国外的经验后,我建议学校成立科研组,后来这个科研组就由我领头,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实际上就是推行素质教育,通过游戏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松弛、控制、注意力、感受力,有人说怪话:梁伯龙,你不得了啊,你想什么都教啊?当时,我们编了许多练习,弄了个教材,现在全国都在使用这一套教学方法,把创作素质、创作方法、观察生活这三方面拧成一股绳子。1984年,我们招了王志飞、娟子这个班,进行试验。转年,招了巩俐他们那一班。”我们七个老师都力保巩俐,中戏的课程设置变宽后,对演员的考虑也更加全面了。
梁伯龙说,一个考中戏的学生是不是可塑之才,能不能吃这碗饭,60%在招生阶段就要判断出来。“是不是演员这块料,不在于漂亮与否。今年人艺招一个班,我们招一个班,但培养方向不同。招舞台演员,需要大青衣、大小生,声音很好,要有个头,脸不能太小,否则站在舞台上,都看不着。影视演员则需要小脸儿,一巴掌能捂住的,怕‘崩’了镜头。漂亮不是绝对的标准,长得好但没味道,最后啥也不是。有味道的,就能演某一类型,比如高雅的、清纯的、粗犷的,总有些类型的,不能啥也没有,只是一个‘照片’。另外一点,演员不仅要有外部条件,还要有内部条件,有没有想象力,特别是即兴的想象力?感受力、观察力,敏锐不敏锐?还要看形体有没有毛病。容貌不重要,但要有气质、特点。”
他把巩俐这样招进中戏
“巩俐严格讲并不是很漂亮,当年报考时,还有虎牙,但她有味道。招巩俐时,我们七个老师,除了觉得她文化课差一点外,都认为她是个好苗子。当时,她的专业课成绩在所有考生排第一位,我们有个规定,前三位的考生,文化课是可以让分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她文化课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把她排在了第一位,大家都要力保她。”
“好学生,老师不操心。像巩俐,真的不用对她太操心,尤其在学校时,只要上课,她就有练习,同学都爱找她合作。只要是激情练习,她的表现就非常好。有的人第一遍流泪,第二遍第三遍就不行了。巩俐每一遍都演得很有激情。所以说,好学生,你心里喜欢她,但真的不操心。真正操心的是那些中不溜儿的,或中等偏下的,分配角色比较困难,又不能不分他,因为是来学习的。不像在剧团,你可以不用。有时你必须照顾他的面子。有的同学会有意见,为什么让他演?作为老师得一碗水端平。我的心思经常要花在这上面。不过,有的领情,有的不领情,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在中戏,梁伯龙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即使成为名演员后,也还是很怕这位梁老师。“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我有时会用一些笨方法,比如,每天6点半,我就起床,督促学生早锻炼,巩俐他们那班,我都要敲门去的。 学生都有堕性,第一年,给他们立下规矩,以后就顺着路子走了。对学生,有时必须严厉。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一开始条件不错,但熳慢就落伍了。夏雨,我就骂哭过。他很有想象力,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创作,每次表演,都会有新鲜的东西出来,这是他非常可贵的特点,但有时,他会不管别人,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排《仲夏夜之梦》,每天他都从这边儿出来,突然有一天,他跟谁也没说,从幕布的另一边儿出来了,灯光找不着他,原先出来的地方没人,他一出声,才找着他。后来,我狠狠地骂他:这不是演电影,一条拍坏了,可以废了不用。这是话剧,有一定的规矩,我不反对你改,但一定要跟导演说,让舞美、灯光配合你。这可好,你一个人在台上灰不溜秋,说了半天,观众都看不到你,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嘛!那次,我骂得很厉害。有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骂你打你都是给你人民币。”
“都是这个班、那个班的学生。其实,我的严厉也有变化,光严厉是不够的,还要关心学生,为他们的前途、事业着想。现在,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聚会,平时通过书信、网上保持联系。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有种心态挺不好的,教了一个班,有几个学生能红起来,就觉得自己教得好。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和一些偶然性,好不好要看以后,看成长怎么样。不要觉得学生成名了,你就怎么样。其实幼儿园、小学老师都在对他起作用,功劳不是你一个人的。就算到大学,还有别的老师。记着这些,就平衡了。学生过年时打个电话,就算记得我了,给我个贺年卡,我也挺高兴。忘了,说明他忙,有新的交际,我们还偶尔把自己的老师忘了呢……有人说我:谁谁出名了——我说偶尔会打个电话,每年聚一聚,吃顿饭,上趟卡拉OK,这就不错了。非得人家天天打电话问候你。这不成神经病了!”话虽这样说,但梁伯龙的65岁生日,学生们就连给他过了三天。
为“流星”、“人造星”的制造担忧
梁伯龙对演员的素质问题一直很关注,甚至直言:明星不等于演员,表演是个佛门,不是游乐场。
“现在中国演员的状况——跟媒体也有一定关系——演一点儿戏,就吹啊捧的。老一代演员,像于是之、朱琳、英若诚等,文化底蕴都不得了,他们是雅人演俗戏,戏里是一个俗人,但你感到背后站的是一位大演员;现在呢?是俗人演俗戏,我什么样儿就演什么样儿,这就麻烦了!背一堆台词,流几把眼泪,完了。我经常跟学生讲,第一遍让观众鼓掌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观众主要看故事,还顾不上其他呢,如果有观众看到第10次,还为你鼓掌,证明你的表演到家了。”
不久前,梁伯龙和学生们搞了个本子,叫《谐语西厢》,有一句“淋漓巾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有的同学解释说:莺莺流了好多泪,比拉马的那个人还多。
“脑子里全是拉马的形象,还怎么演?类似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很多演员身上都可能出现。我经常对学生讲:你们买口红、喝啤酒的时候一点都不心疼钱,什么好买什么,一到买书的时候,就爱看书后的价钱,你们把这个习惯给我改过来。口红抹抹就完了,书可是一辈子的宝贝,演员不能满脑子糨糊呀!”、梁伯龙认为大的文化环境和一些“圈子风气”对演员的影响很大,不是老师所能改变的。“明星可以通过公司、经纪人炒作出来,而且明星也有恒星和流星之分。中国演员现在大部分是流星,或制造出来的一种明星。‘佛脚易抱,佛门难入’,表演艺术就是一个佛门,研究、表现的是人,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啊!有的两口子一辈子都不能互相理解,不知对方在想什么,突然一件事,明白了:他原来是这样的,一辈子这么对我好。今天拿到剧本,明天就上去演,还想演好,太可笑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瓦70岁时说:我现在知道朱丽叶应该怎么演了。可见了解一个人多么困难!怎么可能今天演繁漪,明天演朱丽叶,后天演安娜·卡列尼娜,来一个演一个?抱抱佛脚,化化装,嘿嘿乐哇哇哭,装一装很容易,佛门难人!我干了50多年,教书40多年,我现在都不敢说进了表演艺术这个佛门。我可能正站在门外往里看,这儿一尊佛,那儿一尊佛,何况你们?”对某些年轻演员、表演院校学生满足于“一条过”、渴望早成名的心态,梁伯龙不以为然。“原来中戏有规定,二年级前不许拍戏,三年级以后可以。学生拍戏,好的一面,可以熟悉镜头的规律,学院主要是后台实践。中戏上完一学期的学生,拍一般电视剧就应该没问题。电视剧有非常好的,但它也有非常糟的。演员可以通过导演的剪子把她剪得非常好。舞台上,对着观众,痛苦时,眼泪自然就来了。电视不用,往床上一趴,雷来了雨来了,完全可以用别的语言代替你的心理。很多学生拍影视剧回来,觉得很容易,满足于一条过。那是因为拍摄周期短,人家不可能死掰扯你。卓别林拍《城市之光》时,一个镜头自己给自己拍了70多条,这才是艺术家!群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你没有真货,人家就不看你了。有的演员红一部后就了无声息,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星制造家”的家庭生活
谈起家庭,梁伯龙显出一丝不安:“孩子们上大学、工作,我都没管。儿子现在做一个普通工作,是个部门经理。”
当年,梁伯龙到西南军区炮兵文工团时,老伴陶瑾已经是一个小腕儿了。
“她岁数比我小,但当兵比我早,当时她在舞蹈队,我在话剧队。后来文工团解散,她调到别的地方,我去了北京。西南军区重建文工团后,在铁道兵六师文工队,我们又在一起。去朝鲜时,接触多了,因为以前认识。后来调到铁道兵文工团,就我们两个是熟人……”
那会儿,每礼拜二晚上都有舞会,风华正茂的梁伯龙有一天突然发现“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那个人,就近在眼前。他试探地问陶瑾:“怎么样,咱俩合适不合适?”没想到,爱说爱笑、美丽温柔的陶瑾一个磕巴都没打,只说了两个字:“行吧。”于是,两人向组织汇报了他们的恋爱关系,由此演绎出近半个世纪战友加情侣的美好姻缘。
梁伯龙考入中戏后,每月只有12元5角钱,四年穿的都是军装,陶瑾默默工作,在经济上一直帮助他。后来,陶瑾腰受伤,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舞台,转业到福建的铁路调度所。从1959年结婚到1975年,梁伯龙、陶瑾夫妻两地分居长达16年,一直是陶瑾一个人照顾孩子。
结束两地生活后,梁伯龙的全部精力又都用在教学上,陶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庭负担。梁伯龙被戏称为“明星制造家”,而陶瑾这颗当年的舞台之星却早已黯淡无光。梁伯龙说:“有时会有一种心理,这孩子真好,我教多好。但精力、能力都有限。不像过去,你到家里来,我给你说戏。现在一个班四年教下来,真跟扒一层皮似的,班里25个学生,两个老师,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要管,还要为每个学生考虑发展前途,甚至为好的学生单独报剧目。四年下来,真是太累太累太累!”
如今,梁伯龙对知识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对表演事业依然魂牵梦萦。
“现在闲一点,不拿本书看,心里就特难受。年纪大了,非常有紧迫感。”
梁伯龙待人亲切而周到。虽然教过一拨又一拨影视明星,但他始终发着自己的“微光”,简简单单,一家老小,似乎没有谁沾过他的光。晚景中,他所津津乐道的不过是“同学少年”的自足自乐——铁道兵六师文工队的战友们聚会,他填词配乐,用自家的设备刻了VCD,在悠扬的乐声中,他旁若无人地“发呆”……
责任编辑/余彦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