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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龙是巩俐、夏雨、王志飞的表演老师。他曾为文化课不好的巩俐顺利考入中戏使过暗劲；他以严厉著称，曾把夏雨骂哭过。这些事，在他供职的中央戏剧学院大伙儿都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这直白的话语，味道不一般。特别是出自培养过很多当红影视明星的梁老师之口。哪个老师不愿把自己的学生(特别是有出息的学生)挂在嘴边?梁伯龙不然。他最深切的记忆是每天清早给未来的“大明星”叫起床的一幕幕。这有什么稀奇?的确不稀奇。可他满足于此，在严厉的外表下，满怀着呵护和温煦。他的著译《攀缘茎》，是中央戏剧学院、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材用书，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在戏剧学院生活了45年，每当看到布满院墙的爬墙虎和小花园里的长春藤，就觉得自己像这些长着攀缘茎的植物一样，是在师长和亲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战场——舞台——讲台
梁伯龙的父亲年轻时也演点英雄人物，这算是家学渊源还是启蒙教育?说不好。因为，1951年，梁伯龙16岁参军时，最想当的是战斗英雄。
“自己搭草棚子，弄一块木板，铺上被单，把不穿的衣服包起来当枕头，当时有的人因为艰苦开小差。有一天，炮兵政治部文工团下来指导，其实是想调人。我写过剧本，也能演戏。指导员找我，说要‘上调’。当时好恼火，我来当兵，将来是要当战斗英雄的!不是人家胜利了，我去打腰鼓……后来去了当时的总政文工团，呆了一阵，感到那儿人才济济，从“三八”式的干部，到蓝马这样的老电影演员，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家伙只能跑群众(演员)。这时，正好西南军区文工团要重建，干脆回去吧。1953年，朝鲜战场要人，我们30人就去了，很兴奋，当时已经签订停战协定了，但不知道还打不打。前几天，我们健在的战友还聚会呢。那会儿在朝鲜演出，演完不卸妆，蒙一块湿手巾就睡了。坐苏联嘎斯车，所谓后台就是幕布后面的大野地里，嘴唇冻得说不出话来，师里的文工队条件差，也没麦克。1957年，彭德怀提出基层文工团要以歌舞为主，话剧取消了。同年，我考入中戏，和林兆华，王铁城是同班同学，这四年对我的文化修养和对表演的理解有很大帮助。”
梁伯龙下苦功学习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整个身体浮肿，学校每个月照顾他半斤黄豆面儿。“学校要我们劳逸结合，不上课时，我就跑到图书馆，托尔斯泰、高尔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系统学习。后来让我留校，我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气质、外形不是很出众，做演员吃亏。”
“文革”中，梁伯龙也挨过斗，但他说，收获最大的是“文革”后期开始学外语。那时，一边教课，一边坚持学英语。“一个砖头录音机90多元钱，我一月工资才70多元，买之前，全家讨论……后来我又报了语言学院，一学期费用100多元，全家都得勒紧裤腰带。”
后来，梁伯龙去美国、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边看边学，多年坚持英语学习，终于派上了大用场。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实行主讲教师制，梁伯龙担任主讲教师，负责声、台、形、表的教学和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那时开始独自带班，巩俐等人的85班就出自他的门下。“招巩俐这班前，话剧正处在低谷，当时有个观念，电影应该跟话剧‘离婚’，是两回事。可我认为总的来看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时，一些话剧演员已进入电影电视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拓宽呢?于是，从这一年起，中戏的招生简章变成：培养戏剧(电影电视)演员。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就好像抢电影学院的饭碗。”
1980—1981年，周信芳的女儿来中戏讲课，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教学方式。
“当时我们的教学主要受‘斯坦尼理论’的影响，但左的思想把它抽干了，只剩下方法，形成了舞台行动、规定情境等一套模式，主要从方法上训练学生。看到国外的经验后，我建议学校成立科研组，后来这个科研组就由我领头，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实际上就是推行素质教育，通过游戏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松弛、控制、注意力、感受力，有人说怪话：梁伯龙，你不得了啊，你想什么都教啊?当时，我们编了许多练习，弄了个教材，现在全国都在使用这一套教学方法，把创作素质、创作方法、观察生活这三方面拧成一股绳子。1984年，我们招了王志飞、娟子这个班，进行试验。转年，招了巩俐他们那一班。”我们七个老师都力保巩俐，中戏的课程设置变宽后，对演员的考虑也更加全面了。
梁伯龙说，一个考中戏的学生是不是可塑之才，能不能吃这碗饭，60％在招生阶段就要判断出来。“是不是演员这块料，不在于漂亮与否。今年人艺招一个班，我们招一个班，但培养方向不同。招舞台演员，需要大青衣、大小生，声音很好，要有个头，脸不能太小，否则站在舞台上，都看不着。影视演员则需要小脸儿，一巴掌能捂住的，怕‘崩’了镜头。漂亮不是绝对的标准，长得好但没味道，最后啥也不是。有味道的，就能演某一类型，比如高雅的、清纯的、粗犷的，总有些类型的，不能啥也没有，只是一个‘照片’。另外一点，演员不仅要有外部条件，还要有内部条件，有没有想象力，特别是即兴的想象力?感受力、观察力，敏锐不敏锐?还要看形体有没有毛病。容貌不重要，但要有气质、特点。”
他把巩俐这样招进中戏
“巩俐严格讲并不是很漂亮，当年报考时，还有虎牙，但她有味道。招巩俐时，我们七个老师，除了觉得她文化课差一点外，都认为她是个好苗子。当时，她的专业课成绩在所有考生排第一位，我们有个规定，前三位的考生，文化课是可以让分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她文化课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把她排在了第一位，大家都要力保她。”
“好学生，老师不操心。像巩俐，真的不用对她太操心，尤其在学校时，只要上课，她就有练习，同学都爱找她合作。只要是激情练习，她的表现就非常好。有的人第一遍流泪，第二遍第三遍就不行了。巩俐每一遍都演得很有激情。所以说，好学生，你心里喜欢她，但真的不操心。真正操心的是那些中不溜儿的，或中等偏下的，分配角色比较困难，又不能不分他，因为是来学习的。不像在剧团，你可以不用。有时你必须照顾他的面子。有的同学会有意见，为什么让他演?作为老师得一碗水端平。我的心思经常要花在这上面。不过，有的领情，有的不领情，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在中戏，梁伯龙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即使成为名演员后，也还是很怕这位梁老师。“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我有时会用一些笨方法，比如，每天6点半，我就起床，督促学生早锻炼，巩俐他们那班，我都要敲门去的。 学生都有堕性，第一年，给他们立下规矩，以后就顺着路子走了。对学生，有时必须严厉。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一开始条件不错，但熳慢就落伍了。夏雨，我就骂哭过。他很有想象力，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创作，每次表演，都会有新鲜的东西出来，这是他非常可贵的特点，但有时，他会不管别人，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排《仲夏夜之梦》，每天他都从这边儿出来，突然有一天，他跟谁也没说，从幕布的另一边儿出来了，灯光找不着他，原先出来的地方没人，他一出声，才找着他。后来，我狠狠地骂他：这不是演电影，一条拍坏了，可以废了不用。这是话剧，有一定的规矩，我不反对你改，但一定要跟导演说，让舞美、灯光配合你。这可好，你一个人在台上灰不溜秋，说了半天，观众都看不到你，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嘛!那次，我骂得很厉害。有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骂你打你都是给你人民币。”
“都是这个班、那个班的学生。其实，我的严厉也有变化，光严厉是不够的，还要关心学生，为他们的前途、事业着想。现在，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聚会，平时通过书信、网上保持联系。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有种心态挺不好的，教了一个班，有几个学生能红起来，就觉得自己教得好。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和一些偶然性，好不好要看以后，看成长怎么样。不要觉得学生成名了，你就怎么样。其实幼儿园、小学老师都在对他起作用，功劳不是你一个人的。就算到大学，还有别的老师。记着这些，就平衡了。学生过年时打个电话，就算记得我了，给我个贺年卡，我也挺高兴。忘了，说明他忙，有新的交际，我们还偶尔把自己的老师忘了呢……有人说我：谁谁出名了——我说偶尔会打个电话，每年聚一聚，吃顿饭，上趟卡拉OK，这就不错了。非得人家天天打电话问候你。这不成神经病了!”话虽这样说，但梁伯龙的65岁生日，学生们就连给他过了三天。
为“流星”、“人造星”的制造担忧
梁伯龙对演员的素质问题一直很关注，甚至直言：明星不等于演员，表演是个佛门，不是游乐场。
“现在中国演员的状况——跟媒体也有一定关系——演一点儿戏，就吹啊捧的。老一代演员，像于是之、朱琳、英若诚等，文化底蕴都不得了，他们是雅人演俗戏，戏里是一个俗人，但你感到背后站的是一位大演员；现在呢?是俗人演俗戏，我什么样儿就演什么样儿，这就麻烦了!背一堆台词，流几把眼泪，完了。我经常跟学生讲，第一遍让观众鼓掌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观众主要看故事，还顾不上其他呢，如果有观众看到第10次，还为你鼓掌，证明你的表演到家了。”
不久前，梁伯龙和学生们搞了个本子，叫《谐语西厢》，有一句“淋漓巾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有的同学解释说：莺莺流了好多泪，比拉马的那个人还多。
“脑子里全是拉马的形象，还怎么演?类似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很多演员身上都可能出现。我经常对学生讲：你们买口红、喝啤酒的时候一点都不心疼钱，什么好买什么，一到买书的时候，就爱看书后的价钱，你们把这个习惯给我改过来。口红抹抹就完了，书可是一辈子的宝贝，演员不能满脑子糨糊呀!”、梁伯龙认为大的文化环境和一些“圈子风气”对演员的影响很大，不是老师所能改变的。“明星可以通过公司、经纪人炒作出来，而且明星也有恒星和流星之分。中国演员现在大部分是流星，或制造出来的一种明星。‘佛脚易抱，佛门难入’，表演艺术就是一个佛门，研究、表现的是人，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啊!有的两口子一辈子都不能互相理解，不知对方在想什么，突然一件事，明白了：他原来是这样的，一辈子这么对我好。今天拿到剧本，明天就上去演，还想演好，太可笑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瓦70岁时说：我现在知道朱丽叶应该怎么演了。可见了解一个人多么困难!怎么可能今天演繁漪，明天演朱丽叶，后天演安娜·卡列尼娜，来一个演一个?抱抱佛脚，化化装，嘿嘿乐哇哇哭，装一装很容易，佛门难人!我干了50多年，教书40多年，我现在都不敢说进了表演艺术这个佛门。我可能正站在门外往里看，这儿一尊佛，那儿一尊佛，何况你们?”对某些年轻演员、表演院校学生满足于“一条过”、渴望早成名的心态，梁伯龙不以为然。“原来中戏有规定，二年级前不许拍戏，三年级以后可以。学生拍戏，好的一面，可以熟悉镜头的规律，学院主要是后台实践。中戏上完一学期的学生，拍一般电视剧就应该没问题。电视剧有非常好的，但它也有非常糟的。演员可以通过导演的剪子把她剪得非常好。舞台上，对着观众，痛苦时，眼泪自然就来了。电视不用，往床上一趴，雷来了雨来了，完全可以用别的语言代替你的心理。很多学生拍影视剧回来，觉得很容易，满足于一条过。那是因为拍摄周期短，人家不可能死掰扯你。卓别林拍《城市之光》时，一个镜头自己给自己拍了70多条，这才是艺术家!群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你没有真货，人家就不看你了。有的演员红一部后就了无声息，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星制造家”的家庭生活
谈起家庭，梁伯龙显出一丝不安：“孩子们上大学、工作，我都没管。儿子现在做一个普通工作，是个部门经理。”
当年，梁伯龙到西南军区炮兵文工团时，老伴陶瑾已经是一个小腕儿了。
“她岁数比我小，但当兵比我早，当时她在舞蹈队，我在话剧队。后来文工团解散，她调到别的地方，我去了北京。西南军区重建文工团后，在铁道兵六师文工队，我们又在一起。去朝鲜时，接触多了，因为以前认识。后来调到铁道兵文工团，就我们两个是熟人……”
那会儿，每礼拜二晚上都有舞会，风华正茂的梁伯龙有一天突然发现“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那个人，就近在眼前。他试探地问陶瑾：“怎么样，咱俩合适不合适?”没想到，爱说爱笑、美丽温柔的陶瑾一个磕巴都没打，只说了两个字：“行吧。”于是，两人向组织汇报了他们的恋爱关系，由此演绎出近半个世纪战友加情侣的美好姻缘。
梁伯龙考入中戏后，每月只有12元5角钱，四年穿的都是军装，陶瑾默默工作，在经济上一直帮助他。后来，陶瑾腰受伤，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舞台，转业到福建的铁路调度所。从1959年结婚到1975年，梁伯龙、陶瑾夫妻两地分居长达16年，一直是陶瑾一个人照顾孩子。
结束两地生活后，梁伯龙的全部精力又都用在教学上，陶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庭负担。梁伯龙被戏称为“明星制造家”，而陶瑾这颗当年的舞台之星却早已黯淡无光。梁伯龙说：“有时会有一种心理，这孩子真好，我教多好。但精力、能力都有限。不像过去，你到家里来，我给你说戏。现在一个班四年教下来，真跟扒一层皮似的，班里25个学生，两个老师，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要管，还要为每个学生考虑发展前途，甚至为好的学生单独报剧目。四年下来，真是太累太累太累!”
如今，梁伯龙对知识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对表演事业依然魂牵梦萦。
“现在闲一点，不拿本书看，心里就特难受。年纪大了，非常有紧迫感。”
梁伯龙待人亲切而周到。虽然教过一拨又一拨影视明星，但他始终发着自己的“微光”，简简单单，一家老小，似乎没有谁沾过他的光。晚景中，他所津津乐道的不过是“同学少年”的自足自乐——铁道兵六师文工队的战友们聚会，他填词配乐，用自家的设备刻了VCD，在悠扬的乐声中，他旁若无人地“发呆”……
责任编辑/余彦隆
“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这直白的话语，味道不一般。特别是出自培养过很多当红影视明星的梁老师之口。哪个老师不愿把自己的学生(特别是有出息的学生)挂在嘴边?梁伯龙不然。他最深切的记忆是每天清早给未来的“大明星”叫起床的一幕幕。这有什么稀奇?的确不稀奇。可他满足于此，在严厉的外表下，满怀着呵护和温煦。他的著译《攀缘茎》，是中央戏剧学院、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材用书，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在戏剧学院生活了45年，每当看到布满院墙的爬墙虎和小花园里的长春藤，就觉得自己像这些长着攀缘茎的植物一样，是在师长和亲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战场——舞台——讲台
梁伯龙的父亲年轻时也演点英雄人物，这算是家学渊源还是启蒙教育?说不好。因为，1951年，梁伯龙16岁参军时，最想当的是战斗英雄。
“自己搭草棚子，弄一块木板，铺上被单，把不穿的衣服包起来当枕头，当时有的人因为艰苦开小差。有一天，炮兵政治部文工团下来指导，其实是想调人。我写过剧本，也能演戏。指导员找我，说要‘上调’。当时好恼火，我来当兵，将来是要当战斗英雄的!不是人家胜利了，我去打腰鼓……后来去了当时的总政文工团，呆了一阵，感到那儿人才济济，从“三八”式的干部，到蓝马这样的老电影演员，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家伙只能跑群众(演员)。这时，正好西南军区文工团要重建，干脆回去吧。1953年，朝鲜战场要人，我们30人就去了，很兴奋，当时已经签订停战协定了，但不知道还打不打。前几天，我们健在的战友还聚会呢。那会儿在朝鲜演出，演完不卸妆，蒙一块湿手巾就睡了。坐苏联嘎斯车，所谓后台就是幕布后面的大野地里，嘴唇冻得说不出话来，师里的文工队条件差，也没麦克。1957年，彭德怀提出基层文工团要以歌舞为主，话剧取消了。同年，我考入中戏，和林兆华，王铁城是同班同学，这四年对我的文化修养和对表演的理解有很大帮助。”
梁伯龙下苦功学习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整个身体浮肿，学校每个月照顾他半斤黄豆面儿。“学校要我们劳逸结合，不上课时，我就跑到图书馆，托尔斯泰、高尔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系统学习。后来让我留校，我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气质、外形不是很出众，做演员吃亏。”
“文革”中，梁伯龙也挨过斗，但他说，收获最大的是“文革”后期开始学外语。那时，一边教课，一边坚持学英语。“一个砖头录音机90多元钱，我一月工资才70多元，买之前，全家讨论……后来我又报了语言学院，一学期费用100多元，全家都得勒紧裤腰带。”
后来，梁伯龙去美国、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边看边学，多年坚持英语学习，终于派上了大用场。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实行主讲教师制，梁伯龙担任主讲教师，负责声、台、形、表的教学和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那时开始独自带班，巩俐等人的85班就出自他的门下。“招巩俐这班前，话剧正处在低谷，当时有个观念，电影应该跟话剧‘离婚’，是两回事。可我认为总的来看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时，一些话剧演员已进入电影电视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拓宽呢?于是，从这一年起，中戏的招生简章变成：培养戏剧(电影电视)演员。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就好像抢电影学院的饭碗。”
1980—1981年，周信芳的女儿来中戏讲课，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教学方式。
“当时我们的教学主要受‘斯坦尼理论’的影响，但左的思想把它抽干了，只剩下方法，形成了舞台行动、规定情境等一套模式，主要从方法上训练学生。看到国外的经验后，我建议学校成立科研组，后来这个科研组就由我领头，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实际上就是推行素质教育，通过游戏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松弛、控制、注意力、感受力，有人说怪话：梁伯龙，你不得了啊，你想什么都教啊?当时，我们编了许多练习，弄了个教材，现在全国都在使用这一套教学方法，把创作素质、创作方法、观察生活这三方面拧成一股绳子。1984年，我们招了王志飞、娟子这个班，进行试验。转年，招了巩俐他们那一班。”我们七个老师都力保巩俐，中戏的课程设置变宽后，对演员的考虑也更加全面了。
梁伯龙说，一个考中戏的学生是不是可塑之才，能不能吃这碗饭，60％在招生阶段就要判断出来。“是不是演员这块料，不在于漂亮与否。今年人艺招一个班，我们招一个班，但培养方向不同。招舞台演员，需要大青衣、大小生，声音很好，要有个头，脸不能太小，否则站在舞台上，都看不着。影视演员则需要小脸儿，一巴掌能捂住的，怕‘崩’了镜头。漂亮不是绝对的标准，长得好但没味道，最后啥也不是。有味道的，就能演某一类型，比如高雅的、清纯的、粗犷的，总有些类型的，不能啥也没有，只是一个‘照片’。另外一点，演员不仅要有外部条件，还要有内部条件，有没有想象力，特别是即兴的想象力?感受力、观察力，敏锐不敏锐?还要看形体有没有毛病。容貌不重要，但要有气质、特点。”
他把巩俐这样招进中戏
“巩俐严格讲并不是很漂亮，当年报考时，还有虎牙，但她有味道。招巩俐时，我们七个老师，除了觉得她文化课差一点外，都认为她是个好苗子。当时，她的专业课成绩在所有考生排第一位，我们有个规定，前三位的考生，文化课是可以让分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她文化课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把她排在了第一位，大家都要力保她。”
“好学生，老师不操心。像巩俐，真的不用对她太操心，尤其在学校时，只要上课，她就有练习，同学都爱找她合作。只要是激情练习，她的表现就非常好。有的人第一遍流泪，第二遍第三遍就不行了。巩俐每一遍都演得很有激情。所以说，好学生，你心里喜欢她，但真的不操心。真正操心的是那些中不溜儿的，或中等偏下的，分配角色比较困难，又不能不分他，因为是来学习的。不像在剧团，你可以不用。有时你必须照顾他的面子。有的同学会有意见，为什么让他演?作为老师得一碗水端平。我的心思经常要花在这上面。不过，有的领情，有的不领情，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在中戏，梁伯龙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即使成为名演员后，也还是很怕这位梁老师。“在学生面前，我挺严厉。但心里头对他们有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处处迁就他们。我有时会用一些笨方法，比如，每天6点半，我就起床，督促学生早锻炼，巩俐他们那班，我都要敲门去的。 学生都有堕性，第一年，给他们立下规矩，以后就顺着路子走了。对学生，有时必须严厉。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一开始条件不错，但熳慢就落伍了。夏雨，我就骂哭过。他很有想象力，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创作，每次表演，都会有新鲜的东西出来，这是他非常可贵的特点，但有时，他会不管别人，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排《仲夏夜之梦》，每天他都从这边儿出来，突然有一天，他跟谁也没说，从幕布的另一边儿出来了，灯光找不着他，原先出来的地方没人，他一出声，才找着他。后来，我狠狠地骂他：这不是演电影，一条拍坏了，可以废了不用。这是话剧，有一定的规矩，我不反对你改，但一定要跟导演说，让舞美、灯光配合你。这可好，你一个人在台上灰不溜秋，说了半天，观众都看不到你，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嘛!那次，我骂得很厉害。有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骂你打你都是给你人民币。”
“都是这个班、那个班的学生。其实，我的严厉也有变化，光严厉是不够的，还要关心学生，为他们的前途、事业着想。现在，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聚会，平时通过书信、网上保持联系。干我们这一行，心态得平衡，否则，你非死了不可。有种心态挺不好的，教了一个班，有几个学生能红起来，就觉得自己教得好。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和一些偶然性，好不好要看以后，看成长怎么样。不要觉得学生成名了，你就怎么样。其实幼儿园、小学老师都在对他起作用，功劳不是你一个人的。就算到大学，还有别的老师。记着这些，就平衡了。学生过年时打个电话，就算记得我了，给我个贺年卡，我也挺高兴。忘了，说明他忙，有新的交际，我们还偶尔把自己的老师忘了呢……有人说我：谁谁出名了——我说偶尔会打个电话，每年聚一聚，吃顿饭，上趟卡拉OK，这就不错了。非得人家天天打电话问候你。这不成神经病了!”话虽这样说，但梁伯龙的65岁生日，学生们就连给他过了三天。
为“流星”、“人造星”的制造担忧
梁伯龙对演员的素质问题一直很关注，甚至直言：明星不等于演员，表演是个佛门，不是游乐场。
“现在中国演员的状况——跟媒体也有一定关系——演一点儿戏，就吹啊捧的。老一代演员，像于是之、朱琳、英若诚等，文化底蕴都不得了，他们是雅人演俗戏，戏里是一个俗人，但你感到背后站的是一位大演员；现在呢?是俗人演俗戏，我什么样儿就演什么样儿，这就麻烦了!背一堆台词，流几把眼泪，完了。我经常跟学生讲，第一遍让观众鼓掌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观众主要看故事，还顾不上其他呢，如果有观众看到第10次，还为你鼓掌，证明你的表演到家了。”
不久前，梁伯龙和学生们搞了个本子，叫《谐语西厢》，有一句“淋漓巾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有的同学解释说：莺莺流了好多泪，比拉马的那个人还多。
“脑子里全是拉马的形象，还怎么演?类似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很多演员身上都可能出现。我经常对学生讲：你们买口红、喝啤酒的时候一点都不心疼钱，什么好买什么，一到买书的时候，就爱看书后的价钱，你们把这个习惯给我改过来。口红抹抹就完了，书可是一辈子的宝贝，演员不能满脑子糨糊呀!”、梁伯龙认为大的文化环境和一些“圈子风气”对演员的影响很大，不是老师所能改变的。“明星可以通过公司、经纪人炒作出来，而且明星也有恒星和流星之分。中国演员现在大部分是流星，或制造出来的一种明星。‘佛脚易抱，佛门难入’，表演艺术就是一个佛门，研究、表现的是人，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啊!有的两口子一辈子都不能互相理解，不知对方在想什么，突然一件事，明白了：他原来是这样的，一辈子这么对我好。今天拿到剧本，明天就上去演，还想演好，太可笑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瓦70岁时说：我现在知道朱丽叶应该怎么演了。可见了解一个人多么困难!怎么可能今天演繁漪，明天演朱丽叶，后天演安娜·卡列尼娜，来一个演一个?抱抱佛脚，化化装，嘿嘿乐哇哇哭，装一装很容易，佛门难人!我干了50多年，教书40多年，我现在都不敢说进了表演艺术这个佛门。我可能正站在门外往里看，这儿一尊佛，那儿一尊佛，何况你们?”对某些年轻演员、表演院校学生满足于“一条过”、渴望早成名的心态，梁伯龙不以为然。“原来中戏有规定，二年级前不许拍戏，三年级以后可以。学生拍戏，好的一面，可以熟悉镜头的规律，学院主要是后台实践。中戏上完一学期的学生，拍一般电视剧就应该没问题。电视剧有非常好的，但它也有非常糟的。演员可以通过导演的剪子把她剪得非常好。舞台上，对着观众，痛苦时，眼泪自然就来了。电视不用，往床上一趴，雷来了雨来了，完全可以用别的语言代替你的心理。很多学生拍影视剧回来，觉得很容易，满足于一条过。那是因为拍摄周期短，人家不可能死掰扯你。卓别林拍《城市之光》时，一个镜头自己给自己拍了70多条，这才是艺术家!群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你没有真货，人家就不看你了。有的演员红一部后就了无声息，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星制造家”的家庭生活
谈起家庭，梁伯龙显出一丝不安：“孩子们上大学、工作，我都没管。儿子现在做一个普通工作，是个部门经理。”
当年，梁伯龙到西南军区炮兵文工团时，老伴陶瑾已经是一个小腕儿了。
“她岁数比我小，但当兵比我早，当时她在舞蹈队，我在话剧队。后来文工团解散，她调到别的地方，我去了北京。西南军区重建文工团后，在铁道兵六师文工队，我们又在一起。去朝鲜时，接触多了，因为以前认识。后来调到铁道兵文工团，就我们两个是熟人……”
那会儿，每礼拜二晚上都有舞会，风华正茂的梁伯龙有一天突然发现“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那个人，就近在眼前。他试探地问陶瑾：“怎么样，咱俩合适不合适?”没想到，爱说爱笑、美丽温柔的陶瑾一个磕巴都没打，只说了两个字：“行吧。”于是，两人向组织汇报了他们的恋爱关系，由此演绎出近半个世纪战友加情侣的美好姻缘。
梁伯龙考入中戏后，每月只有12元5角钱，四年穿的都是军装，陶瑾默默工作，在经济上一直帮助他。后来，陶瑾腰受伤，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舞台，转业到福建的铁路调度所。从1959年结婚到1975年，梁伯龙、陶瑾夫妻两地分居长达16年，一直是陶瑾一个人照顾孩子。
结束两地生活后，梁伯龙的全部精力又都用在教学上，陶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庭负担。梁伯龙被戏称为“明星制造家”，而陶瑾这颗当年的舞台之星却早已黯淡无光。梁伯龙说：“有时会有一种心理，这孩子真好，我教多好。但精力、能力都有限。不像过去，你到家里来，我给你说戏。现在一个班四年教下来，真跟扒一层皮似的，班里25个学生，两个老师，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要管，还要为每个学生考虑发展前途，甚至为好的学生单独报剧目。四年下来，真是太累太累太累!”
如今，梁伯龙对知识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对表演事业依然魂牵梦萦。
“现在闲一点，不拿本书看，心里就特难受。年纪大了，非常有紧迫感。”
梁伯龙待人亲切而周到。虽然教过一拨又一拨影视明星，但他始终发着自己的“微光”，简简单单，一家老小，似乎没有谁沾过他的光。晚景中，他所津津乐道的不过是“同学少年”的自足自乐——铁道兵六师文工队的战友们聚会，他填词配乐，用自家的设备刻了VCD，在悠扬的乐声中，他旁若无人地“发呆”……
责任编辑/余彦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