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埠初期已成为国际商埠，经济颇具活力，这也是吸引周永泰与妻子移居香港的主要原因。来港后，他们入乡随俗，当上小商人。在他们辛勤努力下，家业渐渐发展起来，子女相继出生、成长，教育安排自然成为他们关心的事。一方面当时清朝仍未覆亡，科举当官仍是发家之选；另一方面，在香港经商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自己便是因经商而达到小康。最后，夫妇决定分散投资，安排长子从商，幼子争功名。他们进一步想到要在当时的香港成功经商，英文能力是制胜关键，所以没有要求儿子放弃学业协助家庭经营的店铺，反而让周少岐兄弟进入中央书院。正是因为周少岐通晓中英文，结果成为家族发迹的突破，成就富过多代的传奇。显然，周家的崛起与重视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与教育相关的因素则是人力资源，家族的兴衰与人力资源紧密相连。周氏家族起步初期仍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所以子孙众多。虽曾历经劫难，但因人力资源仍然充沛，所以在走出悲伤后能迅速强盛起来。周埈年和周锡年属于当中两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周氏子孫也在不同专业与生意上做出成绩，实现家族多元发展，让人丁兴旺的周氏家族在当时社会拥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力。
　　而从第四代开始，成员多选择晚婚、不婚及少生、不生，子女数目锐减。这种小家庭的结构模式，虽可让家族财富较为集中，减少竞争，但一旦有成员突然去世，人才不继的问题便会浮上水面，严重冲击家族长远发展，削弱了家族人才或人力资源的多样性与互补性。同样不容低估的问题是家族成员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品味和享受，相对于祖辈在家业壮大后仍然戒奢尚俭，后人可能因家族已富过百年，早已习惯奢华的生活，十分注重生活品味和个人享受，失去了为个人、家族打拼的雄心。
　　周氏家族的崛起与其他家族最大的差异之处是他们一直游走在政商之间，并能左右逢源。从周少岐凭个人能力被港英当局招揽开始，至周埈年、周锡年一代达到顶峰，其后周湛霖及周启贤在事业起步时也积极参与公职及社会团体，相信是有意积累能量及影响力，为日后踏足政坛铺路。虽然计划因他们意外早逝而终止，但仍反映出当时家族深谙政商两边走的力量。自他们去世后，鲜有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公职，就算是出席慈善活动，也似乎是志在为生意宣传或纯粹享受交际的乐趣。缺乏全心全意地投入贡献，自然难以获得任何能量或资本成为社会领袖，也不会吸引政府的青睐。由于家族再没成员直接参与政治，失去了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力，纵使家族仍拥有丰厚财富，但已如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家族一样，失去了昔日指点江山、服务社会、号召群众、获得称誉和拥戴的社会能量和风采了。
　　除此之外，周氏家族另一个成功因素是数代人均能看到时代转变带来的巨大潜能和机遇，并能辛劳开垦，才能够先拔头筹，将个人和家族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香港的历史上。如第一代周永泰与李氏对时局的敏锐触角，懂得顺应时势，成为家族成功的根本。他们先是能看到香港的发展潜力，移居至此；又明白教育是真正的长远投资，并没有让儿子早日工作帮补家计；在选择学习内容时能摸准社会需要，采取中西并举、分途并进的策略；最后，学习西学的周少岐因更配合当时形势，顺利将家族推上新高点；周埈年、周锡年两兄弟从政后，在大局上忠诚配合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又乐意为民生问题发声，自然令家族声名日高。
　　自1841年香港开埠至今，社会已经历了多番巨变：香港早已回归祖国；英国也从“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成为今天一般的欧洲国家。周氏家族过去所依托的优势也一去不返，但周家仍一如既往，认为掌握英语、与英国有关系是一个重要优势，甚至以自己与英国皇室的交往为卖点，显然是有点“昧于形势”了。
　　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已是密不可分，周氏家族却没有在新形势下积极增强与内地的连结。如上世纪80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时，除周湛煌曾察觉到时局变化在内地设厂、一度带来中兴局面外，其他成员却未能洞悉时局转变，如祖辈般作出先拔头筹的应对与绸缪。简单来说，过去一直能在巨变中看准机遇的周氏家族已缺少了能看清大势转变而成功把握的人，所以发展时总是显得左支右绌，难以尽展所长，发挥最大能量。
　　由此带出的核心问题是，代际继承虽然影响家族发展，但说到底，洞悉时局去向和社会发展脉络才是个人或家族能否乘风破浪的核心因素。周氏家族第四、五代没能如祖父辈般显赫，难以干出耀眼成绩，明显与他们不能掌握大局大势有关。
　　古往今来，无数家族走过起落跌宕的道路，有的名留青史，有的寂寂无闻，也有的像周氏家族经历了几许风雨，在香港社会留下深刻的足迹后，又慢慢回归平静。家族有其生命周期，要做到永保富贵自然是痴人说梦，但我们在为个人及家族的前途扬帆出海时，能做到力争上游、自强不息，在进退间同时又能懂得观天时、顺水势，便可令个人或家族不被巨浪吞噬，破浪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