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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5周年。“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7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讲话》所表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一代代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不断传承着、发展着，堪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永远的指路明灯。
《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结论》开篇梳理了会议期间与会者热议的诸多问题，随即带总结性地说：“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以下的论述便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的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展开的。75年过去了，重温《讲话》所说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话题，我们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关爱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乃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共同特点。从荷马史诗到近现代世界各国文艺，从《诗经》、楚辞到近现代中国文艺，大都如此。如果说古代诗人、作家“穷年忧黎元”、“ 惟歌生民病”等，还是原于某种怜贫惜弱的人类善意和良知，那么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家表现人民、服务人民，则是出自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了。自觉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列宁1905年率先提出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都对此作出过重要论述。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扼要地引述了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至胡锦涛有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以重大篇幅进一步深入论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习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些论断对文艺“为群众”问题作出了最精辟的阐释。
在革命导师和领袖系列论述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创作和理论批评都获得巨大发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未曾遭遇任何曲折，始终一帆风顺。从新中国成立直至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中，文艺工作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渗透，文艺工作领域也一度出现唯洋是崇、脱离群众的“贵族化”倾向。有些创作玩什么“去思想化”、“去主流化”，趣味庸俗，格调低下，甘作市场奴隶；有的理论批评搞什么“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套用某些现代、后现代模式，语言冷僻，逻辑混乱，不但普通群众“看不懂”，文学圈内也有人说“读不下去”。这些乱象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和抵制，不可能成为新时期文艺主潮，但其给文艺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不可忽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温毛主席文艺“为群众”的论述，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文艺讲话的重大现实意义。
文艺“为群众”的崇高宗旨和工作目标确立了，文艺“如何为群众”呢？学习毛主席延安《讲话》和习总书记北京《讲话》，联系文艺工作实际，笔者就此谈点粗浅体会，与文艺界同仁共同探讨。
第一，文艺要进一步接地气。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切切实实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尽可能多地表现好广大基层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表现好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其创作或理论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成为他们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毛泽东《讲话》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家、艺术家必须全心全意地长期深入人民大众生活，透彻体验、研究五个“一切”，“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些经典论述是被老一辈作家奉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的，这才产生了赵树理及其《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柳青及其《种谷记》、《创业史》、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现当代名家名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文艺领域较少有人提及了，这便使某些文学主体论者提出“向内转”的口号。他们把文艺反映生活斥为“机械反映论”，引导作家、艺术家疏离现实生活，转而乞灵于“内宇宙的无限丰富性”；并说人的头脑即“内宇宙”是独立于客观世界这个“外宇宙”的“另一自然”。如此等等。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某些远离群众生活、胡编乱造的作品竟然受到吹捧！然而，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可以轻易颠覆，文学主体论者倡言的这一套，今天也烟消云散了。
同毛泽东主席延安《讲话》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北京《讲话》告诉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引下，各地文联、作协正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基层群众生活，取得良好效果。毫无疑问，这种工作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把“走马观花”式的采访、考察，进一步变成“下马赏花”，以至潜心参与广大群众的“种花”、“培花”活动，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与火热的现实生活同步发展。可以确信，在这种努力下，为习总书记所期许、广大群众所乐见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优秀文艺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多。
第二，文艺要坚持走民族化道路。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都要保持一定的民族特色。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这与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机制有关。中华民族文学艺术源远流长，远古时代的民间歌谣与神话传说且不说，即使从《诗经》、楚辞算起，也有两千多以至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在如此漫长的文学艺术接受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很自然的。这种审美心理机制既非一朝一夕所养成，自然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毛泽东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毛主席这里所说的“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实即科学文艺论著中公认的艺术的历史继承性。这种特性在各门类艺术尤其是诗歌创作与接受中表现甚为突出。自由体新诗在中国已经兴起百年之久，读者至今仍非十分广泛；与之相反，中国古典诗词尽管距离我们已经比较遥远，人民群众却深深热爱着。中央电视台近期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如此强烈地吸引广大观众，个中因由令人深味。毛泽东本是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但他同时期也提出过新诗应当“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建议并不为某些新潮诗人所理解和认同。窃以为，这正是自由体新诗未能更好普及的原因之一，新詩创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常常引用优秀古典诗文中的名篇佳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出了表率。优秀古典诗文为革命领袖和寻常百姓喜闻乐道，原因非只一端，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能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向文艺家提出四点希望，其第一点便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个性的优秀作品”。如此把“鲜明民族特色和个性”提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来认识，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和践行。
文学艺术作品的民族性，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国诸多作家、诗人的共同追求。19世纪俄罗斯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就以十分自豪的语气称颂“普希金是十足的民族诗人，他的精神包括民族性的一切因素”。这样的实例还多。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与交锋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强化文学艺术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此不展开论列了。
最后，笔者还想谈谈文艺作品雅俗共赏的问题。这应该也是文艺“如何为群众”问题中的应有之义。文艺产品的受众从来是千差万别的。我們今天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内涵与70多年前的延安时代无疑是不一样了，但是亿万工农大众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水平和艺术审美习惯还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文艺唯有作到雅俗共赏，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崇高目标。一部中华文艺发展史表明，那些流传广远深受人民大众热爱的文艺作品，大多具有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特点。诗歌如此，话本如此，戏曲、小说莫不如此。仍以诗歌为例，十五国风、两汉乐府不必说了，就是唐诗、宋词中的许多名家之作也是如此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俗晓畅、读来琅琅上口的短短20字，把诗人昼夜思念故里的一片乡愁表现得何等深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样是通俗晓畅、易诵易记的短短20字，把登高方能望远的深刻哲理揭示得何等明白！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文学史上久负盛名、广大群众千古传诵的佳作，何尝用过什么艰深、晦涩的词语呢？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留下为数不少的诗词作品，也因为继承古代诗人这种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传统风格，一直为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所传诵和学习。
应该指出，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对于这种雅俗共赏的传统也是有所继承的。新诗创作方面，从臧克家、何其芳、田间、李季、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等人作品中可以见到；小说创作方面，从老舍、沙汀、赵树理、周立波以及上世纪中期“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作家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戏剧创作方面，从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到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表现都甚为明显。作家刘绍棠说：“雅俗共赏是艺术的极致。”笔者以为，此乃洞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深谙人类艺术创造与审美规律的卓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列宁早说过：“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毛泽东延安《讲话》也说：“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习总书记北京《讲话》在充分肯定人民大众对文化艺术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的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号召各门类作家、艺术家“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要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关于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明确路径，每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理应不忘初心，繼续前进，永远前进！
《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结论》开篇梳理了会议期间与会者热议的诸多问题，随即带总结性地说：“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以下的论述便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的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展开的。75年过去了，重温《讲话》所说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话题，我们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关爱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乃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共同特点。从荷马史诗到近现代世界各国文艺，从《诗经》、楚辞到近现代中国文艺，大都如此。如果说古代诗人、作家“穷年忧黎元”、“ 惟歌生民病”等，还是原于某种怜贫惜弱的人类善意和良知，那么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家表现人民、服务人民，则是出自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了。自觉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列宁1905年率先提出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都对此作出过重要论述。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扼要地引述了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至胡锦涛有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以重大篇幅进一步深入论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习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些论断对文艺“为群众”问题作出了最精辟的阐释。
在革命导师和领袖系列论述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创作和理论批评都获得巨大发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未曾遭遇任何曲折，始终一帆风顺。从新中国成立直至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中，文艺工作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渗透，文艺工作领域也一度出现唯洋是崇、脱离群众的“贵族化”倾向。有些创作玩什么“去思想化”、“去主流化”，趣味庸俗，格调低下，甘作市场奴隶；有的理论批评搞什么“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套用某些现代、后现代模式，语言冷僻，逻辑混乱，不但普通群众“看不懂”，文学圈内也有人说“读不下去”。这些乱象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和抵制，不可能成为新时期文艺主潮，但其给文艺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不可忽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温毛主席文艺“为群众”的论述，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文艺讲话的重大现实意义。
文艺“为群众”的崇高宗旨和工作目标确立了，文艺“如何为群众”呢？学习毛主席延安《讲话》和习总书记北京《讲话》，联系文艺工作实际，笔者就此谈点粗浅体会，与文艺界同仁共同探讨。
第一，文艺要进一步接地气。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切切实实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尽可能多地表现好广大基层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表现好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其创作或理论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成为他们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毛泽东《讲话》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家、艺术家必须全心全意地长期深入人民大众生活，透彻体验、研究五个“一切”，“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些经典论述是被老一辈作家奉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的，这才产生了赵树理及其《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柳青及其《种谷记》、《创业史》、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现当代名家名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文艺领域较少有人提及了，这便使某些文学主体论者提出“向内转”的口号。他们把文艺反映生活斥为“机械反映论”，引导作家、艺术家疏离现实生活，转而乞灵于“内宇宙的无限丰富性”；并说人的头脑即“内宇宙”是独立于客观世界这个“外宇宙”的“另一自然”。如此等等。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某些远离群众生活、胡编乱造的作品竟然受到吹捧！然而，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可以轻易颠覆，文学主体论者倡言的这一套，今天也烟消云散了。
同毛泽东主席延安《讲话》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北京《讲话》告诉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引下，各地文联、作协正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基层群众生活，取得良好效果。毫无疑问，这种工作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把“走马观花”式的采访、考察，进一步变成“下马赏花”，以至潜心参与广大群众的“种花”、“培花”活动，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与火热的现实生活同步发展。可以确信，在这种努力下，为习总书记所期许、广大群众所乐见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优秀文艺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多。
第二，文艺要坚持走民族化道路。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都要保持一定的民族特色。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这与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机制有关。中华民族文学艺术源远流长，远古时代的民间歌谣与神话传说且不说，即使从《诗经》、楚辞算起，也有两千多以至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在如此漫长的文学艺术接受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很自然的。这种审美心理机制既非一朝一夕所养成，自然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毛泽东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毛主席这里所说的“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实即科学文艺论著中公认的艺术的历史继承性。这种特性在各门类艺术尤其是诗歌创作与接受中表现甚为突出。自由体新诗在中国已经兴起百年之久，读者至今仍非十分广泛；与之相反，中国古典诗词尽管距离我们已经比较遥远，人民群众却深深热爱着。中央电视台近期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如此强烈地吸引广大观众，个中因由令人深味。毛泽东本是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但他同时期也提出过新诗应当“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建议并不为某些新潮诗人所理解和认同。窃以为，这正是自由体新诗未能更好普及的原因之一，新詩创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常常引用优秀古典诗文中的名篇佳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出了表率。优秀古典诗文为革命领袖和寻常百姓喜闻乐道，原因非只一端，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能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向文艺家提出四点希望，其第一点便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个性的优秀作品”。如此把“鲜明民族特色和个性”提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来认识，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和践行。
文学艺术作品的民族性，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国诸多作家、诗人的共同追求。19世纪俄罗斯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就以十分自豪的语气称颂“普希金是十足的民族诗人，他的精神包括民族性的一切因素”。这样的实例还多。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与交锋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强化文学艺术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此不展开论列了。
最后，笔者还想谈谈文艺作品雅俗共赏的问题。这应该也是文艺“如何为群众”问题中的应有之义。文艺产品的受众从来是千差万别的。我們今天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内涵与70多年前的延安时代无疑是不一样了，但是亿万工农大众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水平和艺术审美习惯还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文艺唯有作到雅俗共赏，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崇高目标。一部中华文艺发展史表明，那些流传广远深受人民大众热爱的文艺作品，大多具有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特点。诗歌如此，话本如此，戏曲、小说莫不如此。仍以诗歌为例，十五国风、两汉乐府不必说了，就是唐诗、宋词中的许多名家之作也是如此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俗晓畅、读来琅琅上口的短短20字，把诗人昼夜思念故里的一片乡愁表现得何等深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样是通俗晓畅、易诵易记的短短20字，把登高方能望远的深刻哲理揭示得何等明白！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文学史上久负盛名、广大群众千古传诵的佳作，何尝用过什么艰深、晦涩的词语呢？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留下为数不少的诗词作品，也因为继承古代诗人这种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传统风格，一直为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所传诵和学习。
应该指出，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对于这种雅俗共赏的传统也是有所继承的。新诗创作方面，从臧克家、何其芳、田间、李季、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等人作品中可以见到；小说创作方面，从老舍、沙汀、赵树理、周立波以及上世纪中期“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作家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戏剧创作方面，从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到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表现都甚为明显。作家刘绍棠说：“雅俗共赏是艺术的极致。”笔者以为，此乃洞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深谙人类艺术创造与审美规律的卓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列宁早说过：“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毛泽东延安《讲话》也说：“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习总书记北京《讲话》在充分肯定人民大众对文化艺术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的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号召各门类作家、艺术家“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要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关于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明确路径，每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理应不忘初心，繼续前进，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