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现为导演、编剧、武侠小说家。早在着手进行电影创作之前，徐浩峰便以纪实文学小说《逝去的武林》在当代中国的武侠文化圈内小有名气。但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还是他担任编剧的《一代宗师》以及其自编自导的《师父》。《一代宗师》获得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师父》入围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徐浩峰的影片最广为人们称道的便是其冷静、颇具距离感的影像风格和贴近于功夫实战的动作设计。从《倭寇的踪迹》到《刀背藏身》，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构建的浪漫主义的武林被消解，飞天遁地、力能扛鼎的大侠们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刀一剑、有板有眼的武行中人。在徐浩峰的影片中，武林中人身上神奇的光环被祛除，武术彻底成为一门讨生活的技艺。徐浩峰试图从另一个维度构建他理想中的武林，一种与当下存在的普遍认知相悖的“反”武林。文章将以徐浩峰参与制作的影片如《箭士柳白猿》《倭寇的踪迹》《师父》等为例，剖析徐浩峰改编影片中对于传统武林的解构，以及对于新式武林的营造。
　　一、武林的转向：对类型化叙事的突破
　　中国文化对于武侠的想象可谓源远流长。从《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到唐传奇中的聂隐娘，再到金庸笔下人们耳熟能详的郭靖、杨过、令狐冲，武侠总是以某种超脱于世俗秩序、近乎神话的形象出现。因此，“侠”在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兼具浪漫倾向与道德楷模性质的形象。一方面，文化中的“侠”承载着文人的向往与寄托，总是显得神通广大;另一方面，“侠”需要保持着道德上的纯洁性，以此保证他们的“以武犯禁”是公义的、正确的。这两种倾向在金庸的笔下发展到了极致：郭靖身怀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等多种神功，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并且为守襄阳城身亡;杨过穿梭于战场，于万军丛中以一枚石片杀敌军将领，以此击退敌军。这为当代文化中的侠士界定了道路，标志着他们成长与变化的轨迹，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风格的穷尽。纵观以武侠为题材的影片，主角都在“侠”的范围内行动：要么遵循，要么反叛，要么游离于两者之间。这种武侠片的剧情设定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一种知识结构。在这种情形下，武侠片不免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影片。创作者的精力被更多地放在了对于动作设计、叙事构造等方面，至于影片的内涵，则往往陷入大同小异的境地。
　　“侠”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黄飞鸿和方世玉身上，刻在了经典港片中的各式金庸武侠改编作品里。对于此种类型化叙事的突破并不是没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归根结底，它仍然是在“侠”的范围内进行叙事的，人物的挣扎与内心的变化，离不开“侠”这杆标尺。但徐浩峰的影片则有所不同。同样是以武林中人作为主角，徐浩峰的影片放弃了“侠”这一元素。他将习武之人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脱下，转而以“手艺人”、武行中人的模样进行叙述。武术是一门谋生的技艺，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正邪对抗这一传统武侠片模式的突破。在徐浩峰的镜头下，不存在绝对的正派与反派，角色的价值取向有着更为复杂的评判标准。人物更多地是围绕着规矩来采取行动的。有规矩，必然有身份。只有对这一身份抱有认同之感，人才会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种种约束，而武行人便是对这一身份最为确切的描述。
　　在徐浩峰最广为人知的《师父》中，身份与规矩的线索几乎贯穿了影片始末。影片讲述了20世纪民国时期南方咏春拳拳师陈识来到天津开宗立派的故事。作为一名武行人，陈识必须遵守天津武行的规矩。天津武行的头牌郑山傲教导陈识，要教出一个天津本地人徒弟，利用徒弟踢八家武馆，让徒弟成为众矢的之，再令自己成功地为天津武行所接受。影片从始至终，都在讲个体与规矩之间的博弈、争斗。天津武行要守住面子，因此广州人陈识不能亲自出手;郑山傲想传点真东西下去，就只好拜托外来者陈识来打破局面;邹馆长一众对陈识的追捕止于火车站，也是应了“逃了等于死了”的规矩。在开篇短短的几句对谈中，天津武行人的群体规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导演徐浩峰对文戏的细心打磨也跃然而出。群体规范是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已经确立的思想、评价和行为的标准。它代表着群体进行适宜行为的一种期望，是群体所确立的一种标准化的理念。[1]引申来说，这是天津武行这个场域所有人都需要遵守的习惯。在这个场域内，外人来天津开武行的规矩这一象征资本由邹馆长夫人和郑子傲联手把握着，象征资本是一种被建构的权力，更是社会群体权威的代言[2]，他们垄断了规矩的解释权。整部《师父》中，陈识都在与这规矩斗来斗去。起先，他试图和郑子傲达成共识。郑子傲是天津武行的头牌，是守成者。与此同时，他亦渴望着改变与创新：传点真功夫给后人。规矩的“破”，需要陈识的参与。但在旁人，譬如邹馆长的夫人眼中，郑子傲才是需要被破掉的那一个：他太老了，还不守规矩。因而，影片后半段的主题便是陈识同邹馆长夫人的博弈、周旋。天津武行的规矩不能破：不传真功夫，摆好场面上的架势，武馆方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师父》对于传统武侠动作片的突破也由此显了出来。习武之人有着自己的欲望和生计。武行的规矩横在他们的眼前，取代了“侠”道。影片中，唯一带有侠义色彩的耿良辰最后死在了桥上。他临死前扑向脚行的大车，又暗示了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摇摆。
　　耿良辰是陈识的亲传弟子。陈识最后为了给耿良辰复仇，独身一人在巷子里击败了天津所有武行的人，这便又涉及徐浩峰影片的另一个主题：传艺。传艺是徐浩峰武侠影片的题眼，徐浩峰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在以传艺作为主线，描述人物的行动和举措。在《师父》中，传艺是陈识毕生的心愿，他称自己为一个门派的全部希望;在《倭寇的踪迹》中，梁痕录竭尽心力想把戚家军的抗倭刀法传下去;在《箭士柳白猿》中，中国传统最后的射箭之道在柳白渊手中的弓箭上;在王家卫导演、徐浩峰編剧的《一代宗师》中，传艺更是达到了“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的境界。在徐浩峰的武侠世界里，传承占据着异乎寻常的地位;而传承又与诸多规矩紧紧联系。围绕传承的规矩无疑是徐浩峰武林规矩的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