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文物艺术品，并不是简单的一件器物，其背后的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名胜古迹、经济建设、发明创造等，无一不是当时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人文艺术等的鲜活写照。本刊将开设专栏，讲述文物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国家有国之重器，最典型的“九鼎”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在这钟鸣鼎食的时代，皇室、贵族是青铜器的拥有者，铜器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之器，是地位尊卑的象征。作为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将相们所制造的青铜重器也被视为“受命于天”的代表，借以表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上苍和先祖的祭祀历来被置于国家的首要地位，用什么样的器物和怎样的规格进行祭祀，在史书和礼制中都有着详细的描述和规定。在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形成了一套相对较完整的祭祀礼乐制度，按照不同的身份等级使用数量不同的青铜礼器。简单来说就是天子（周王室）用“九鼎八簋”，诸侯（分封于各地的公、侯、伯、子、男）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为周王室或者诸侯国服务的大臣）用“五鼎四簋”，士（周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
　　墨子总结道：“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青銅器铭文末尾的“子孙永宝用”“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永宝用”等常见的结语，其意是希望“先祖之德行、功绩、勋爵、美誉”和器物一样不朽，寄托着一代代人对永恒的追索。青铜器承载起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望和那些亘古不灭的厚重记忆，这种纵贯历史的厚重记忆，正是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能够生生不息和兴旺发达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