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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登峻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在一次聚会上,他得知女主人的丈夫曾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做过17年武官,刚刚卸任回国,于是用标准的尼泊尔语向他问候:Namaste(你好)!对方听后,满脸惊讶。
夏登峻简单地告诉对方,自己曾在西藏当兵10年,接触尼泊尔商人较多,所以会尼语。
他说,自己曾在拉萨见过尼泊尔前总理孔瓦尔·英德拉吉特·辛格,向前武官打探辛格的近况。对方说,辛格已于1987年过世(另有1982年过世之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里见到的夏登峻,开朗、健谈,常大笑出声。谈到一些细节时,这位87岁的老人会靠在床头,闭目回想。
老人的二女儿夏小俊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她说,父亲过去在涉密部门工作,不该讲的绝对不讲,这些60年前的往事,连她也从来没有听过。
1952年,26岁的夏登峻已从著名的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3年。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他,就职于四川省公安厅。
9月的一天,夏登峻突然接到处长刘锦洲的指示:到李家钰公馆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希琛处长报到,以接待主管和翻译的身份,迎接从尼泊尔来的公众领袖辛格一行。刘锦洲强调,这是一项绝密工作,要多请示汇报。
高占庭也接到了指示。19岁的他,已参加革命多年,枪打得准,车开得好,是政保处所属的政保队的骨干,因此被调来执行保卫任务。
第二天一早,夏登峻按时来到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92号的李家钰公馆——彼时为四川省政府交际处下辖的招待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如今的文庙前街92号,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居民小区,唯有进门后右手边一幢青灰色砖瓦、绛红色木制栏杆的二层小楼,还保留着旧有的样子。
今年80岁的高占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存下来的这幢二层小楼,正是这批流亡中国的尼泊尔人当年居住的地方。首领K.I.辛格和将军K.B.格隆住楼上的单间,参谋和士兵住在楼下,两三个人一个房间。
这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包括辛格和格隆在内,共27人,绝大多数为尼泊尔籍,少数参谋为巴基斯坦籍。
这原本是尼泊尔境内一支2000余人的反政府“起义军”。
1951 年,在印度的支持下,统治尼泊尔一百余年的世袭首相拉纳家族被赶下了台,特里布汶国王重新掌权。
早年曾在印度、泰国求学,在缅甸行医的辛格,回尼泊尔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拉纳家族仍有两名成员在政府和执政党——尼泊尔大会党中占据显要位置,辛格拒不执行大会党的停火命令,因而被捕。
1952年下半年,在被捕、越狱、再被捕、再越狱之后,辛格带领追随者,翻越喜马拉雅山,从聂拉木山口进入中国。他们在西藏定日碰到中国军队后,主动缴械投靠。
不久,大部队被遣返回国。留下的20余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追随辛格来到成都。
负责这批特殊客人日常起居的夏登峻依稀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房间里常摆着一盘盘切好的广柑(四川话称橙子),供人食用。公馆院子里还有几棵品质上乘的水蜜桃树,每年结果不多,但味道异常鲜美。“那几棵树上的桃子都是有数的,这棵树上的要送到北京给毛主席,那棵树上的给其他领导人,四川省只能留一棵。但是必须留下两个桃子,给辛格和格隆。”
在夏登峻的记忆中,时年46岁的辛格粗壮结实,有着暗古铜色的皮肤,嘴唇上两撇浓密上翘的胡子,格外显眼。
1955 年10 月5 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刚刚从中国回来的辛格站在吉普上,被群众包围住。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欢迎这位公众领袖回乡。图/CORBIS
这个曾经多次被捕又多次成功越狱的外科医生,因领导农民武装劫富济贫,在民间素有“喜马拉雅的罗宾汉”之称。夏登峻注意到,尽管在半疗养中,辛格的状态也与手下截然不同。
辛格作息规律,一般晚上9点就躺下休息,凌晨4点多便起床打坐。他冬天也穿得很薄,经常裹条毯子睡在地上,用两只手枕在头下,有时还会坐着睡觉。他从不参与士兵们的学习和游戏,从不出门看电影,也极少与人来往。平日里,基本靠阅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等政治书籍和随身携带的医书打发时间。 “他像在尼泊尔时一样,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并且随时准备坐牢。”夏登峻说。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作为斯大林的崇拜者,辛格席地而卧,禁食七日,以示纪念。在陈希琛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喝些开水,吃了一些水果。
辛格崇拜的,除了斯大林,还有毛泽东。事实上,他带人翻山入境,便是效法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长征”的终极目标,正是拜会毛泽东,借兵南下,以图彻底打垮拉纳家族,并赶走控制尼泊尔的印度势力。
5月,辛格如愿离川赴京。然而,来到北京并不意味着能见到毛泽东。
据夏登峻所知,接待辛格的任务由统战部等部门负责,直接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汇报。
开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方打算安排辛格出国考察,目的地依次为朝鲜、苏联以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杨荫东和夏登峻,都在陪同出访之列。
1953年底、1954年初,夏登峻陪着辛格一起照相、填表,办护照,组织还给他发了一套蓝色卡其布的棉衣棉褲。
然而没过多久,中方接到了金日成的回电。电报称,有消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寻找辛格,所以朝鲜暂时不能接待。原定的出国计划因此一并取消,改为在国内参观访问。 5月,辛格从北京回到成都。收拾好行装后,夏登峻等几名中方人员陪同辛格,乘坐两辆苏联吉普嘎斯69,踏上了归国之路。
数日后,包括将军格隆在内的其余26人,由高占庭带队,乘两辆军用卡车,向西藏进发。离开前,这些在中国生活了三年有余的尼泊尔人,没能带走一本中共党章。除衣物、毛毯等随身物品外,只有个别士兵带走了几份《人民日报》。
彼时,西藏和平解放才4年,人民币无法流通。进藏前,他们专门在四川甘孜的德格县停留,用钞票兑换了银元,驮满了几匹骡子。“那时候东西还挺贵,在拉萨吃一碗面要半块大洋,没钱找,只能找给你一双羊毛袜子或者二三十颗花生。”夏登峻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沿途景色奇绝。车行山颠时的腾云驾雾之感、林芝遍山的烂漫野花、云母矿上光滑如镜的地面、极其罕见的金丝野牦牛……都让从未入藏的工作人员大开眼界。几十年后,夏登峻对喜马拉雅山脚下不知名字的一方湖水仍记忆犹新:湖面很大很静,雪山倒映在湖里,碧蓝的水面上全是雪白的天鹅。
历时一月有余,辛格一行终于到达拉萨。因为地势平坦,夏登峻隔着老远便望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一片金碧辉煌”。
从拉萨开始,当地派出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接手了辛格的护送工作。此后的路,汽车无法通行,只能骑马。加上运送行李的骡马队,一支300多人的庞大护送队伍浩荡而行。
在最后共处的日子里,辛格多次感谢3年多来中方对自己的保护、照顾,并邀请夏登峻等人日后到尼泊尔访问。
在中尼边境的若素瓦山口,夏登峻穿着军绿色的皮大衣、黑色狗皮长靴,戴着摔破之后用橡皮膏粘合的眼镜,与界碑合影一张。
辛格出境时,夏登峻从望远镜里居高临下地看到,若素瓦山口对面,有一支百人左右的欢迎队伍和一个十几人的乐队,印度派驻在中尼边境的军官也在其中。他们身后的红色条幅上,用尼文、中文、英文写着:欢迎辛格医生回到尼泊尔。
在夏登峻的日记上,那一天是1955年9月4日。此前的8月1日,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交。
两年后,回归尼泊尔的辛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组建了民主联合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并在1957年7月当选为尼泊尔总理。
8月3日的《参考消息》,摘登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辛格的报道,题为《美报谈尼泊尔新首相(总理)辛格对中印的态度》。文中写道:“辛格博士自从1955年9月回到尼泊尔以来,就一直表明自己越来越对印度友好……尽管辛格博士最近表示了亲印立场,并且矢口否认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批评他的人仍然把他看作至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
然而,辛格的总理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仅数月之后(一说4个月,一说8个月),他便无奈下台。
分别之后,夏登峻、高占庭等人与27名尼泊尔人再未有过任何联系。但他们一直对尼泊尔的情况格外关心。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中的激进派宣布退出议会斗争,成立尼共(毛主義),开展“人民战争”,并于2008年4月,取得220个制宪会议席位,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
在一次聚会上,他得知女主人的丈夫曾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做过17年武官,刚刚卸任回国,于是用标准的尼泊尔语向他问候:Namaste(你好)!对方听后,满脸惊讶。
夏登峻简单地告诉对方,自己曾在西藏当兵10年,接触尼泊尔商人较多,所以会尼语。
他说,自己曾在拉萨见过尼泊尔前总理孔瓦尔·英德拉吉特·辛格,向前武官打探辛格的近况。对方说,辛格已于1987年过世(另有1982年过世之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里见到的夏登峻,开朗、健谈,常大笑出声。谈到一些细节时,这位87岁的老人会靠在床头,闭目回想。
老人的二女儿夏小俊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她说,父亲过去在涉密部门工作,不该讲的绝对不讲,这些60年前的往事,连她也从来没有听过。
“喜马拉雅的罗宾汉”
1952年,26岁的夏登峻已从著名的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3年。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他,就职于四川省公安厅。
9月的一天,夏登峻突然接到处长刘锦洲的指示:到李家钰公馆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希琛处长报到,以接待主管和翻译的身份,迎接从尼泊尔来的公众领袖辛格一行。刘锦洲强调,这是一项绝密工作,要多请示汇报。
高占庭也接到了指示。19岁的他,已参加革命多年,枪打得准,车开得好,是政保处所属的政保队的骨干,因此被调来执行保卫任务。
第二天一早,夏登峻按时来到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92号的李家钰公馆——彼时为四川省政府交际处下辖的招待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如今的文庙前街92号,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居民小区,唯有进门后右手边一幢青灰色砖瓦、绛红色木制栏杆的二层小楼,还保留着旧有的样子。
今年80岁的高占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存下来的这幢二层小楼,正是这批流亡中国的尼泊尔人当年居住的地方。首领K.I.辛格和将军K.B.格隆住楼上的单间,参谋和士兵住在楼下,两三个人一个房间。
这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包括辛格和格隆在内,共27人,绝大多数为尼泊尔籍,少数参谋为巴基斯坦籍。
这原本是尼泊尔境内一支2000余人的反政府“起义军”。
1951 年,在印度的支持下,统治尼泊尔一百余年的世袭首相拉纳家族被赶下了台,特里布汶国王重新掌权。
早年曾在印度、泰国求学,在缅甸行医的辛格,回尼泊尔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拉纳家族仍有两名成员在政府和执政党——尼泊尔大会党中占据显要位置,辛格拒不执行大会党的停火命令,因而被捕。
1952年下半年,在被捕、越狱、再被捕、再越狱之后,辛格带领追随者,翻越喜马拉雅山,从聂拉木山口进入中国。他们在西藏定日碰到中国军队后,主动缴械投靠。
不久,大部队被遣返回国。留下的20余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追随辛格来到成都。
负责这批特殊客人日常起居的夏登峻依稀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房间里常摆着一盘盘切好的广柑(四川话称橙子),供人食用。公馆院子里还有几棵品质上乘的水蜜桃树,每年结果不多,但味道异常鲜美。“那几棵树上的桃子都是有数的,这棵树上的要送到北京给毛主席,那棵树上的给其他领导人,四川省只能留一棵。但是必须留下两个桃子,给辛格和格隆。”
在夏登峻的记忆中,时年46岁的辛格粗壮结实,有着暗古铜色的皮肤,嘴唇上两撇浓密上翘的胡子,格外显眼。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1336/xwzk20133632-1-l.jpg)
这个曾经多次被捕又多次成功越狱的外科医生,因领导农民武装劫富济贫,在民间素有“喜马拉雅的罗宾汉”之称。夏登峻注意到,尽管在半疗养中,辛格的状态也与手下截然不同。
辛格作息规律,一般晚上9点就躺下休息,凌晨4点多便起床打坐。他冬天也穿得很薄,经常裹条毯子睡在地上,用两只手枕在头下,有时还会坐着睡觉。他从不参与士兵们的学习和游戏,从不出门看电影,也极少与人来往。平日里,基本靠阅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等政治书籍和随身携带的医书打发时间。 “他像在尼泊尔时一样,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并且随时准备坐牢。”夏登峻说。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作为斯大林的崇拜者,辛格席地而卧,禁食七日,以示纪念。在陈希琛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喝些开水,吃了一些水果。
“中国绝不会派出一兵一卒”
辛格崇拜的,除了斯大林,还有毛泽东。事实上,他带人翻山入境,便是效法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长征”的终极目标,正是拜会毛泽东,借兵南下,以图彻底打垮拉纳家族,并赶走控制尼泊尔的印度势力。
5月,辛格如愿离川赴京。然而,来到北京并不意味着能见到毛泽东。
据夏登峻所知,接待辛格的任务由统战部等部门负责,直接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汇报。
开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方打算安排辛格出国考察,目的地依次为朝鲜、苏联以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杨荫东和夏登峻,都在陪同出访之列。
1953年底、1954年初,夏登峻陪着辛格一起照相、填表,办护照,组织还给他发了一套蓝色卡其布的棉衣棉褲。
然而没过多久,中方接到了金日成的回电。电报称,有消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寻找辛格,所以朝鲜暂时不能接待。原定的出国计划因此一并取消,改为在国内参观访问。 5月,辛格从北京回到成都。收拾好行装后,夏登峻等几名中方人员陪同辛格,乘坐两辆苏联吉普嘎斯69,踏上了归国之路。
数日后,包括将军格隆在内的其余26人,由高占庭带队,乘两辆军用卡车,向西藏进发。离开前,这些在中国生活了三年有余的尼泊尔人,没能带走一本中共党章。除衣物、毛毯等随身物品外,只有个别士兵带走了几份《人民日报》。
彼时,西藏和平解放才4年,人民币无法流通。进藏前,他们专门在四川甘孜的德格县停留,用钞票兑换了银元,驮满了几匹骡子。“那时候东西还挺贵,在拉萨吃一碗面要半块大洋,没钱找,只能找给你一双羊毛袜子或者二三十颗花生。”夏登峻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沿途景色奇绝。车行山颠时的腾云驾雾之感、林芝遍山的烂漫野花、云母矿上光滑如镜的地面、极其罕见的金丝野牦牛……都让从未入藏的工作人员大开眼界。几十年后,夏登峻对喜马拉雅山脚下不知名字的一方湖水仍记忆犹新:湖面很大很静,雪山倒映在湖里,碧蓝的水面上全是雪白的天鹅。
历时一月有余,辛格一行终于到达拉萨。因为地势平坦,夏登峻隔着老远便望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一片金碧辉煌”。
从拉萨开始,当地派出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接手了辛格的护送工作。此后的路,汽车无法通行,只能骑马。加上运送行李的骡马队,一支300多人的庞大护送队伍浩荡而行。
在最后共处的日子里,辛格多次感谢3年多来中方对自己的保护、照顾,并邀请夏登峻等人日后到尼泊尔访问。
在中尼边境的若素瓦山口,夏登峻穿着军绿色的皮大衣、黑色狗皮长靴,戴着摔破之后用橡皮膏粘合的眼镜,与界碑合影一张。
辛格出境时,夏登峻从望远镜里居高临下地看到,若素瓦山口对面,有一支百人左右的欢迎队伍和一个十几人的乐队,印度派驻在中尼边境的军官也在其中。他们身后的红色条幅上,用尼文、中文、英文写着:欢迎辛格医生回到尼泊尔。
在夏登峻的日记上,那一天是1955年9月4日。此前的8月1日,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交。
“毛主义”当政
两年后,回归尼泊尔的辛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组建了民主联合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并在1957年7月当选为尼泊尔总理。
8月3日的《参考消息》,摘登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辛格的报道,题为《美报谈尼泊尔新首相(总理)辛格对中印的态度》。文中写道:“辛格博士自从1955年9月回到尼泊尔以来,就一直表明自己越来越对印度友好……尽管辛格博士最近表示了亲印立场,并且矢口否认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批评他的人仍然把他看作至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
然而,辛格的总理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仅数月之后(一说4个月,一说8个月),他便无奈下台。
分别之后,夏登峻、高占庭等人与27名尼泊尔人再未有过任何联系。但他们一直对尼泊尔的情况格外关心。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中的激进派宣布退出议会斗争,成立尼共(毛主義),开展“人民战争”,并于2008年4月,取得220个制宪会议席位,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