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活动：刮骨与疗伤
　　一个有关作风建设的论断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讲话，并随后很快在全国刮起了学习的旋风，恐怕是前所未有，这就是“三严三实”。
　　其实，这不过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一种升级，一次更加密集的党风廉政教育。而且，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和持续刮了好几年的反腐风暴一样，构成了“刮骨疗伤”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反腐”是刮骨，那么“三严三实”则是疗伤。
　　最终指向的是，我们究竟要治愈一种什么病？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古代为官从政之道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实作风，以及习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系列讲话，来重新温习“刮骨疗伤”的良苦用心。
　　古代从官为政：严实相济，知行合一
　　中国历史上，“三严三实”的优良作风从来就源远流长，和从官为政相伴相随。
　　《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鮮犯上，家齐也，不好作乱，国治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如《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并且，古人在“修身”上要求“严”与“实”。
　　“修身”、“用权”、“律己”要以“严”字当头，古人认为旨在“正己”。《论语》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政应首先“正己”方能“正人”。要做到“正己”，古人提出要“克己”，即克制、约束、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达到古人所认为的“仁”的要求，就要克制自己，一切都要照着“礼”的要求去做。
　　“谋事”、“创业”、“做人”要以“实”筑底，古人注重的是务实、经世致用。“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为官从政最重要的就是要付出实际行动，付出实际行动就天下太平，浮夸文饰百姓就不得安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重要结论。“实”也是做人之本，是为人处世的金玉良言。孔子曰“力行近于仁”，又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这里强调的就是在处理言行关系上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提倡言行一致。宋明时期的王守仁主张把“知” 与“行”合二为一，作为道德践行的主体对于社会道德规范，应该在知即行，而不要把“知”与“行”分成两件事情去做，突出知而必行，强调认识与实践要相统一。
　　“三严三实”植根于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严”与“实”的工作作风。铁的纪律是“严”最为充分的体现。毛泽东讲过，铁的纪律和规矩“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就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逐渐发展为了军队中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1年，为了消除党内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和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严肃党纪，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并且，党在开展长期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形成了党内严格的政治生活习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严格的纪律要求。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等六条规定；毛泽东还曾婉拒了杨开慧的哥哥以及少年时期多位同窗好友要求给予工作照顾的要求。周恩来为了杜绝亲属利用他的关系谋求不正当的关照，特别制定了不成文的十条家规。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楷模。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实”不仅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表现为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基本价值遵循。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在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不体现着我们党对实事求是这一党性要求的坚守。“实”又表现为我们党艰苦奋斗的革命和建设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难、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争取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就是这种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实干精神的彰显。


　　“学习路上”的“三严三实”
　　很多人把2014年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作为“三严三实”的一个源头。
　　那些具体的阐释，我们不必累述。但有些耳熟能详的媒体语言，却成为“三严三实”的题中应有之义。“严以修身”就是要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我们每一个在党的教育下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大约都背诵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其中终身难忘的，就是这样的桥段：“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年少时不懂得何谓“低级趣味”，但印象极其深刻；年长时懂得了“趣味”，却迷失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我们党的很多干部就是没能抵制住歪风邪气。“严以用权”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的各大重案要案通报中及中央整风活动中，权力脱离笼子的束缚，为所欲为，俨然建立了自己的私有小王国的事件层出不穷。“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一部分领导利欲熏心，忘了初心，难得始终，权力脱离了笼子的束缚，最终自己却被铁窗束缚。 　　如果说“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是一场面向自我的修行，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则是为官一场面向人民的答卷。我们号称是“人民的公仆”，却为所欲为当着“人民的老爷”；我们好高骛远追求业绩工程，却置广大民众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刚在党政大会上言词灼灼，转身却虚与委蛇。很多同志身上都有“不实”的毛病。
　　“三严三实”虽然是习总书记在安徽代表团提出，但在其任期开始时就有一个持续的发酵。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时说，“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同年，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要求，“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2014年9月5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的话振聾发聩，“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2015年2月2日，在推进法治国专题研讨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再次提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
　　有网络媒体把习近平关于“三严三实”的系列言论整理成专题，并称之为“学习路上”。这个名字言简意赅，并非简单地要我们学习习总书记的言论，其实剑指作风建设的自省永远在路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是一个永远的进行时，永远在路上。
　　2015年4月，《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随后我们在人民网“三严三实”的专题网站上，看到了各大部委、31省市委书记学习“三严三实”党课的笔记，而各大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一把手，也开始在集团内部开始讲“三严三实”的党课，甚至为之成立了专题小组。“三严三实”如同一场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如火如荼也是指日可待。
　　关于焦裕禄、李荒、谷文昌、罗运仙、黎登贵等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再次荡涤各位党员的心灵。关于各种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和自我要求的党课讲话，开始“登堂入网”，言之灼灼。在军工系统，“三老四严”作为起源于大庆油田并在国民经济建设尤其是三线建设及各种国防型号精神中广为流传的一种作风与精神，再次被重提与挖掘，“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有人专门论述了“三老四严”和“三严三实”的关系，发现二者其实一脉相承、精神相通。
　　我们在寻找“三严三实”的精神源头，我们在净化清理自己的灵魂，我们更是在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做一场“刮骨疗伤”的治疗。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学习路上，自我审慎，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