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教学仪器站工作。
　　说是县教学仪器站，其实是刚刚成立的一个部门，就我一个人。
　　县教育局局长章龙山对我说：“你是第一位正式的县教学仪器管理干部，你的职责是建立12个教学实验中心。”
　　什么是“教学实验中心”？为什么要搞这个中心？这是省里开始重视教育工作的一个规划，要逐步解决全省各中学的教学仪器短缺问题，第一步是先“让一部分乡级中学‘富’起来，省里统一购买教学仪器，免费分发”——这些省里重点扶持的乡级中学，就叫“教学实验中心”，附近的学校，可以向它租借教学仪器，提倡附近学校的学生“上门”去做实验。
　　“全县只有12个指标！”我跑到乡下的红楼中学，对贾校长说。
　　“那我们就不想了！59所中学，就12个指标，五比一，不想要了！”贾校长像其他地方的多数校长，马上就平静下来，如此回答我。
　　我说：“局长说了，这个指标给谁不是局长说了算，而是由你们学校自己去争取的！”
　　“怎么争取？”
　　我说：“都是一些基本条件。第一，必须要有专人管理，必须要制定管理制度，必须要使用好；第二，必须要有专门的仪器储藏室，省里规定是两间，每间不小于20平方米，有放置仪器的橱柜若干；第三，必须有教学实验室两个，每个不小于56平方米，每个实验室至少有12张桌子。”
　　这些条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是难题。但是，当时却难住了所有校长。我说第一条时，所有的校长都高声答应：“这个一定做到，应该应该！”我说第二条时，一多半的校长已经不再有说话的冲动了。我说第三条时，所有的校长都说：“没办法，我们教室都不够用！”
　　三个月的奔波劳累，我居然一无所获，一个实验中心也建立不起来。
　　我每天焦虑不堪。每天都往下面的中学跑，跟那些“会给我泡茶”“会拍我肩膀”“会跟我说笑话”的校长“叹苦经”：“我才二十出头，第一份工作就这么不顺利，局长那里无法交差，以后还怎么混日子？省里规定，第一批实验中心都办不起来的县，第二批、第三批，就别想了！以后，也就不再分发教学仪器！一个无能的我，却要害了整个县的教学工作，不就成了千古罪人？36天后，省里就要来查验了，我难道只能交白卷？”
　　红楼中学的贾校长对我说：“关乎全县的大事，你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赶快给局长写个详细报告，办法总会有的！可是，时间错过就追不回来了！”
　　当晚，我把报告交给局长。
　　3天后，局长召开全县乡级中学校长大会。把12个教学实验中心的建设任务落到相关校长头上，红楼中学的贾校长是其中之一。
　　20天后，为迎接省里的验收，全县实验中心建设现场会在红楼中学举行。
　　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全县学校用房最困难的红楼中学腾出了两个大教室作为实验室，里面各自摆放着24张课桌，每两张课桌拼在一起作为一张实验桌；腾出两个教师的宿舍作为仪器储藏室，每间各24平方米，里面各放着6个教师们贡献的书橱、菜橱，作为放置仪器的橱柜。
　　有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原来的萝卜移到哪里去了？
　　这天的现场会就是为了推广“移动萝卜”经验的。
　　原来，红楼中学讓出大教室的两个初一班级，已经搬到附近的祠堂里去上课了，近130名学生分两块坐在原本是农民堆放柴草、水车的祠堂大堂里上课，相互间毫无阻隔，每位学生可以同时听两位教师的课。让出宿舍的4名党员教师（每两人合住一间）成为“走教”教师，每天至少赶路七八里，回家住宿。
　　红楼中学的“先进”经验，得到“全面推广”！
　　因此，我县12个实验中心全部如期通过省里的查验。很快，首批教学仪器从省城运到我县。
　　不久，我喜滋滋地去乡下的实验中心了解仪器的使用情况。
　　天哪！当我走遍12个实验中心后，几乎晕倒——12个实验中心的实验室、仪器储藏室已经全部“归零”，“萝卜”早已全部“复位”！
　　我不敢向局长如实汇报。犹豫了一个月后，我向局长递交了一份申请调到乡下学校教书的报告。1983年夏，我被调到红楼中学教书。
　　1992年冬，红楼中学的贾校长升任副县长。在贾副县长搬迁家具的那天，我去帮忙，意外发现——十年前省里分下来的最贵的仪器——高分辨率显微镜一直没有启用，原封不动地在贾大人的床底下躺了整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