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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欧关系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因素，先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对中德关系产生剧烈冲击，继而欧州国家又对苏丹、缅甸等问题上的“中国责任”持续关切，甚至少数欧洲政客还曾公开鼓吹抵制北京奥运会。
有观察家认为，上述现象不仅是中欧关系中深层次矛盾累积后的爆发，也预示着中国一贯以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关系发展的对欧外交策略遭遇困难。鉴于今年10月北京将主持召开亚欧会议(ASEM)，有必要先对中欧关系的症结进行一次初步的诊疗，俾使国人更好地理解这种挑战。
中欧关系的“竞争性”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关系经历了1980年代的逐渐升温，1989～1994年间的起伏发展后，从1990年代中期起进入了快速稳步发展的阶段。自1995年以来，欧盟连续发布了6份对华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使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资源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也于2003年10月发布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系统阐明了中国的对欧政策，表明了密切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愿望。
由于各方面机缘巧合，中欧关系在这不到10年内连续上了3个台阶：1998年构建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 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的2004年，还被称作是中国的“欧洲年”，中欧双方领导人互访创下历史记录，中方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两位副总理访问了包括新成员国在内的16个欧盟国家和欧盟总部，欧盟国家和欧盟机构共9位领导人相继访华。
但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欧洲国家开始流行“中国威胁论”，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越来越多的欧洲战略人士开始探讨中国崛起对欧盟的挑战问题。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发布《关于欧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显示欧盟针对中国崛起调整了对华政策。它虽然保持了要同中国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调，但是强调欧盟对华经贸关系定位已经由“成熟的伙伴”转为“竞争与合作伙伴关系”。
伴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欧经贸关系也进入问题多发期，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产品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摩擦此起彼伏。欧盟对中国的要价也越来越高，2006年秋，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直白地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对它在商业诚信和公平竞争方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由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这类矛盾具有长期性，尽管中欧都强调通过务实合作的方式来协调，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在政治关系上，随着希拉克、施罗德等对华友好的领导人相继离职，中欧政治家之间的信任感大大降低，中欧关系的整体气氛趋于冷淡。以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为开端，欧盟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出现借人权、宗教等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倾向。欧盟对华外交不仅加强了其内部的协调，而且采取了“议题联系”的策略对中国进行牵制，放大了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中欧关系已经进入“拉扯期”。
“战略伙伴”定位仍模糊
1998年，欧盟提出要和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因为它认识到“中国国内进行了持续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国际安全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要将中欧关系提高到与欧美关系、欧俄关系同等的地位”。5年后，中欧终于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共识。虽然温家宝总理指出，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但是双方并没有解释具体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战略伙伴关系”。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只是外交上的一种善意姿态，并无真正的战略涵义。也有学者指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介于“对手”和“朋友”之间的结构，具有安全上的非对抗性、合作与摩擦并存等特征。
近两三年来，中欧双方都对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面露失望。对中方来说，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和市场经济地位(M ES)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使得欧盟作为战略伙伴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欧盟则认为中国的非洲政策缺少与欧盟的协调，打乱了欧盟的非洲政策。这些分歧表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缺乏足够的支撑与动力。事实上，尽管双方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在全球政治层面加强沟通，但是中欧关系的主动力还是经贸合作；由于欧盟内部意见分歧以及中欧双方都力图避免招惹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一直流于形式。因此，经贸关系中日渐增多的竞争性因素不仅殃及双边经贸，也给双方的政治合作投下阴影。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历经5年风雨后，如果这一机制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后还不能焕发活力，那么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堪忧。考虑到中国正从传统的政治大国转变为经济大国，而欧盟则希望上升为政治上的“全球行为体”，笔者同意欧洲问题专家冯仲平先生的论述，即中欧双方亟须借当前谈判“中欧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之机明确“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且应强化这一关系的两大支柱：贸易战略伙伴＋全球负责任伙伴。
抛开能源和环保等领域的全球性挑战不谈，即便在全球政治层面上，欧盟也能与中国找到共同的敌人，例如贫困、武器扩散和侵略性战争。何况中欧在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方面有着近似的立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也能通过欧盟在全球建立良政规则的行动得到实现。所以说，在当前新冷战阴霾笼罩欧洲的形势下，双方领导人应该抓住机会，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欧盟是个复杂的伙伴
与欧盟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因为欧盟对外表现出不同的层面。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欧盟对外关系分为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其中对外贸易、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对外环境政策等属于第一支柱，这方面欧盟委员会等共同体机构具有很大的决策权，欧盟的决策也采取特定多数表决制；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第二支柱内容，各成员国政府在理论上都还享有否决权。欧盟决策机制的特性可以概括为“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层次的复合性”相结合，欧盟对外政策是在多种行为体于多个层面进行跨国、跨政府和国际间互动的模式下“综合”出来的。
因此，中欧关系也不仅仅是中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并非中国同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双边和多边交错的网状结构关系。这种特性既导致欧盟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性，同时也给中国对欧外交带来相当大的困惑。例如，中国希望欧洲一体化进程平稳发展，因为真正具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将是一个更加清晰的伙伴。但是，当前欧盟自身的发展困难却使得它越来越难于打交道。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在1970年代评价西欧的话仍然适合今天的欧盟，那就是欧洲“太弱、太散、太怕打仗”。
传统上，德、法等国一向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然而在全球化压力之下，欧陆流行的社会经济模式遭遇重大挑战，伴随着欧盟扩大为27个成员国，德法等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中小国家在欧盟内部形成新的不同组合，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而这对中国传统上注重欧盟大国的对欧外交策略构成一定挑战。此外，老牌欧盟大国经济不振还影响到公共舆论的涉华态度。当前，在欧盟中下层民众中，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他们的利益则在受损，这些偏见的汇集就是“中国威胁论”流行的土壤。
欧盟扩大的另一重后果就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由此增大了。在1990年代，由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主要对手，德、法等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减弱，欧盟具有了在全球政治层面发挥自主影响力的机会。然而近几年来，由于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普遍亲美，比如波兰领导人就曾称波兰是美在欧的“特洛伊木马”，美国乃得以推进在东欧的反导计划。再加上俄国不时向欧洲挥舞能源大棒和炫耀武力的缘故，东欧国家普遍将安全寄托于美国所主导的北约，欧盟也不得不默许北约不断东扩。这样，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强了，甚至可以认为，在中欧外交谈判桌旁，总是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
由于欧盟的复杂性以及欧盟传统大国内政外交的局限性，中国对欧外交应加强间接战略，以迂回方式取得更大效果。譬如，可大力加强针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工作，在人权、环保、能源等欧洲人关心的全球性议题上赢得欧洲民众的尊重；在世界政治层面上，通过外交努力展现中国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维持欧亚大陆战略平衡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最后，不把希望仅寄托在“大国主宰”上，而同时加强针对中、小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工作。
有观察家认为，上述现象不仅是中欧关系中深层次矛盾累积后的爆发，也预示着中国一贯以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关系发展的对欧外交策略遭遇困难。鉴于今年10月北京将主持召开亚欧会议(ASEM)，有必要先对中欧关系的症结进行一次初步的诊疗，俾使国人更好地理解这种挑战。
中欧关系的“竞争性”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关系经历了1980年代的逐渐升温，1989～1994年间的起伏发展后，从1990年代中期起进入了快速稳步发展的阶段。自1995年以来，欧盟连续发布了6份对华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使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资源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也于2003年10月发布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系统阐明了中国的对欧政策，表明了密切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愿望。
由于各方面机缘巧合，中欧关系在这不到10年内连续上了3个台阶：1998年构建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 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的2004年，还被称作是中国的“欧洲年”，中欧双方领导人互访创下历史记录，中方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两位副总理访问了包括新成员国在内的16个欧盟国家和欧盟总部，欧盟国家和欧盟机构共9位领导人相继访华。
但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欧洲国家开始流行“中国威胁论”，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越来越多的欧洲战略人士开始探讨中国崛起对欧盟的挑战问题。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发布《关于欧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显示欧盟针对中国崛起调整了对华政策。它虽然保持了要同中国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调，但是强调欧盟对华经贸关系定位已经由“成熟的伙伴”转为“竞争与合作伙伴关系”。
伴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欧经贸关系也进入问题多发期，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产品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摩擦此起彼伏。欧盟对中国的要价也越来越高，2006年秋，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直白地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对它在商业诚信和公平竞争方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由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这类矛盾具有长期性，尽管中欧都强调通过务实合作的方式来协调，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在政治关系上，随着希拉克、施罗德等对华友好的领导人相继离职，中欧政治家之间的信任感大大降低，中欧关系的整体气氛趋于冷淡。以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为开端，欧盟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出现借人权、宗教等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倾向。欧盟对华外交不仅加强了其内部的协调，而且采取了“议题联系”的策略对中国进行牵制，放大了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中欧关系已经进入“拉扯期”。
“战略伙伴”定位仍模糊
1998年，欧盟提出要和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因为它认识到“中国国内进行了持续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国际安全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要将中欧关系提高到与欧美关系、欧俄关系同等的地位”。5年后，中欧终于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共识。虽然温家宝总理指出，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但是双方并没有解释具体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战略伙伴关系”。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只是外交上的一种善意姿态，并无真正的战略涵义。也有学者指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介于“对手”和“朋友”之间的结构，具有安全上的非对抗性、合作与摩擦并存等特征。
近两三年来，中欧双方都对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面露失望。对中方来说，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和市场经济地位(M ES)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使得欧盟作为战略伙伴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欧盟则认为中国的非洲政策缺少与欧盟的协调，打乱了欧盟的非洲政策。这些分歧表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缺乏足够的支撑与动力。事实上，尽管双方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在全球政治层面加强沟通，但是中欧关系的主动力还是经贸合作；由于欧盟内部意见分歧以及中欧双方都力图避免招惹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一直流于形式。因此，经贸关系中日渐增多的竞争性因素不仅殃及双边经贸，也给双方的政治合作投下阴影。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历经5年风雨后，如果这一机制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后还不能焕发活力，那么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堪忧。考虑到中国正从传统的政治大国转变为经济大国，而欧盟则希望上升为政治上的“全球行为体”，笔者同意欧洲问题专家冯仲平先生的论述，即中欧双方亟须借当前谈判“中欧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之机明确“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且应强化这一关系的两大支柱：贸易战略伙伴＋全球负责任伙伴。
抛开能源和环保等领域的全球性挑战不谈，即便在全球政治层面上，欧盟也能与中国找到共同的敌人，例如贫困、武器扩散和侵略性战争。何况中欧在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方面有着近似的立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也能通过欧盟在全球建立良政规则的行动得到实现。所以说，在当前新冷战阴霾笼罩欧洲的形势下，双方领导人应该抓住机会，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欧盟是个复杂的伙伴
与欧盟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因为欧盟对外表现出不同的层面。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欧盟对外关系分为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其中对外贸易、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对外环境政策等属于第一支柱，这方面欧盟委员会等共同体机构具有很大的决策权，欧盟的决策也采取特定多数表决制；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第二支柱内容，各成员国政府在理论上都还享有否决权。欧盟决策机制的特性可以概括为“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层次的复合性”相结合，欧盟对外政策是在多种行为体于多个层面进行跨国、跨政府和国际间互动的模式下“综合”出来的。
因此，中欧关系也不仅仅是中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并非中国同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双边和多边交错的网状结构关系。这种特性既导致欧盟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性，同时也给中国对欧外交带来相当大的困惑。例如，中国希望欧洲一体化进程平稳发展，因为真正具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将是一个更加清晰的伙伴。但是，当前欧盟自身的发展困难却使得它越来越难于打交道。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在1970年代评价西欧的话仍然适合今天的欧盟，那就是欧洲“太弱、太散、太怕打仗”。
传统上，德、法等国一向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然而在全球化压力之下，欧陆流行的社会经济模式遭遇重大挑战，伴随着欧盟扩大为27个成员国，德法等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中小国家在欧盟内部形成新的不同组合，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而这对中国传统上注重欧盟大国的对欧外交策略构成一定挑战。此外，老牌欧盟大国经济不振还影响到公共舆论的涉华态度。当前，在欧盟中下层民众中，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他们的利益则在受损，这些偏见的汇集就是“中国威胁论”流行的土壤。
欧盟扩大的另一重后果就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由此增大了。在1990年代，由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主要对手，德、法等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减弱，欧盟具有了在全球政治层面发挥自主影响力的机会。然而近几年来，由于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普遍亲美，比如波兰领导人就曾称波兰是美在欧的“特洛伊木马”，美国乃得以推进在东欧的反导计划。再加上俄国不时向欧洲挥舞能源大棒和炫耀武力的缘故，东欧国家普遍将安全寄托于美国所主导的北约，欧盟也不得不默许北约不断东扩。这样，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强了，甚至可以认为，在中欧外交谈判桌旁，总是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
由于欧盟的复杂性以及欧盟传统大国内政外交的局限性，中国对欧外交应加强间接战略，以迂回方式取得更大效果。譬如，可大力加强针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工作，在人权、环保、能源等欧洲人关心的全球性议题上赢得欧洲民众的尊重；在世界政治层面上，通过外交努力展现中国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维持欧亚大陆战略平衡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最后，不把希望仅寄托在“大国主宰”上，而同时加强针对中、小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