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花朝放祈丰年
　　农历二月，正值仲春，暖潮由南向北，催动花期不断。上至三江平原，下至珠江两岸，无不梨雪压枝，桃雨飞红。其实，踏青赏花，自古便是民间悦目娱心的一大乐事。而祭拜花神，更是为古人在赏花中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这一天，被称为“花朝节”，取晨花朝放之意。
　　“花朝节”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关它的记述，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记述范蠡的《陶朱公书》中。虽然此书现已不可考。但据清代秦味芸的《月令粹编》中记载，“《陶朱公书》云：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无雨，百花熟。”
　　作为以农耕为主的汉文明，对百花的祭拜，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的期盼。故花朝节当日，有“晴主吉，雨主凶”之说。先民们相信晴朗美好的花朝节，会带来一年的好运气。而花朵作为万物孕育之首，亦代表着繁衍子孙，人丁兴旺的含义。因此，汉民格外重视“花朝节”，与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并奉为汉族最重要的岁时八节。
　　时至晋代，“花神”才有了明确的神祗。道家上清派第一代太师魏华存，其女弟子女夷，号花始，善养花木，仙逝后被世人尊为“花神”。尽管“花朝”在前，女夷在后，但两者仍被附会在一起。《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女夷者，主春夏长养之神，世所谓花神也。
　　事实上，花朝节的转变，正是人类从“植物崇拜”向“宗教崇拜”的进化佐证。人们在“万物有灵”的简单信仰中，赋予了花魂纤美娇艳的女性形象，以及修真释法的道家玄学。至此花朝节不再只是春天中的一场有关丰顺年景的乞盼，亦是人们心中对神灵的笃信与敬仰。
　　万千锦绣贺花神
　　花朝节因为南北两地气候的不同，日期小有出入。多为农历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是二月十五。华南东北等地，多选十五日，与中秋相对，取意“朝花月夕”，皆是人间美景佳期。而二月十二日，多流行于江浙。
　　清代小说巨匠曹雪芹，生于南京。他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金陵12钗，皆为花神转世，更将林黛玉的生日定为二月十二，花朝节，以此暗喻为众花之首。
　　其实，在《红楼梦》中有一个杜撰的节日。曹公在第二十七回中写道，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践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饯行。
　　然而“饯花神”这个节日却无史可考，不过其中庆祝方式的描述，却与江南花朝节的习俗十分相似。比如大观园的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上这些事物，满园中彩带飘飘，花枝招展。”以及之后的“宝钗扑双蝶”都是“花朝节”千百年来的传统。
　　在花枝上系锦帛被称为“赏红”。传说晚唐崔元徽夜遇花神求助，连夜制彩幡护花。后来世人争相效仿。蔡云在《吴欲》的诗句，就曾描写过“赏红”的这番盛景——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
　　天下同赏飞红日
　　论对花朝节的推崇，唐代无出期右。据说女帝武则天嗜花，每逢“花朝节”，便广集百花，与米捣碎，蒸制花糕，馈赏群臣。民间上行下效，“花朝节”蒸糕赏花，蔚然成风。到了宋代，民间盛行起“扑蝶会”。开封城内常以花中扑蝶为赛，蝶多者胜。洛阳百姓则喜皆畅游龙门石窟，挑选新鲜野菜，回家烹食。故“花朝节”又被称为“挑菜节”。
　　时至明清，花朝节历经千年，依然长盛不衰。北京种花多在丰台，每逢花朝节，花农就会满载繁盛杂花，到槐树斜街贩售。而京城内的风雅之士，则会结伴出游，饮酒赋诗，惬意赏春。
　　不过最为讲究的，还是慈禧的“花朝宴”。花朝节当天，颐和园内的牡丹花丛，都会系上红黄两色丝绸，锦花相映，一片璀璨春色。御膳房以花做附料，制作各色糕点。园里还会唱一出传统剧目《花神庆寿》。
　　可以说，“花朝节”从春秋伊始，由对自然的崇敬，逐渐演变成一场全民娱乐。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市井黎民，都在这场春色斑斓的节日里，释放出深埋一冬的热情。
　　重拾荣耀畅游春
　　花朝节在清末逐渐走向没落，百年国难令国人再无赏春之情。一个民族失去了原有的尊贵与自傲，也就失去了游春品花的精巧雅性。花朝节一如香事一般，停滞于国人心灵的艰涩与沧桑。
　　如今，国运昌旺，传统文化在民间一一复苏，汉服运动的推广，带动了花朝节的兴起。“穿汉服，祭花神”，已经成南北多地的新民俗。其实，文明的发达与社会的先进，并不体现在物质的盛大，而是在于人心的自如与悠闲。当仲春初临，百花齐放之时，有闲情雅兴邀三五知己，远游赏红，焚香畅谈，才是一个民族荣耀与自信的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