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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世纪中国画大师齐白石所言，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正是明清画坛与正流派疏离的杰出个性的画家。他们的艺术代表了西风东渐之前，在资本主义萌芽个性解放思潮出现后，中国传统绘画步入了现代的先声，换句话说，清初石涛等辈在画论、画法上的思考、实践是按照我们民族绘画自己的逻辑向现代迈进的先例。因此，把石涛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对当代画坛的中国画创新都具有启示意义。
石涛画之美，是一种狂放之美，沉郁之美，奇崛之美，其美质在真、在善，在于自我之存在意识——一种高蹈性灵的浪漫表现。
他在《石涛画语录·变化章》第三篇中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人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1]从《石涛画语录·变化章》我们可以见出石涛在论画之要义时强调非我故为某家，而是某家就我这样一种强调自我存在、自我创造的观点。那么作为清初与传统相疏离有杰出个性的画家，他的这种“自在之我”的合理内核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思考。
宗白华先生认为，宇宙人生异常复杂丰富，故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确立了不同的逻辑范畴，而每一种范畴都具有它的独特性、强迫性、合理性。因此，要弄明白石涛“自在之我”的内容，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动荡的历史中窥见石涛用血肉构铸起来的生命情怀。
首先从社会历史学和它的意义方面来说，石涛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日益明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世俗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比如，随市民文化而兴起的明清版画，其题材除了一些传统的宗教神话、历史故事外，就是男耕女织的现实生活，题材几乎触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版画可以说成为社会生活的自发艺术形态。石涛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受到这种生活语境和审美思维的影响乃至于陶冶。
从绘画时代风格的概念来谈，明代以来的吴伟、沈周、唐寅、石涛、任伯年、郑板桥、吴昌硕等，他们的绘画创作都带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世俗化的特征。比如吴伟的山水画，在中国画史上被称为山水人物画，我们从吴伟一些代表性的山水画作中可以觉察到他的山水画已不再是北宋范宽山水画人融于自然的静谧品质。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大小如豆的人物悄然行进于茫茫大山中，其画追求格法谨严，真景逼而神境生为美的向度。而吴伟的人物山水画中则常常表现站在河滨一士大夫类人物，疾风吹拂起衣襟的那种失落、愤懑和焦虑，这种山水画有强大的现实关怀感。明中叶崛起的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的山水画也常常选取寻常生活中平凡的题材来作为创作对象，如半亩荷塘、杂花杂草、市井旁的一抹青山，都是从市井生活环境中见到的自然形象，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
所以，随着明清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市民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影响着民间的文人画家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不断进行调整。
李泽厚先生在《历史本体论》中强调：“概而言之，实践作为人类生存——存在的本体，就落实在‘度’上。‘度’隐蔽在技艺中、生活中。它不是理性的逻辑所能推出，因为它首先不是思维而首先是行动”[2]。
作为清初创新派画家的石涛，他有打倒一切英雄豪杰，开拓万世之心胸，而这种胸襟和气魄落实到生活中，就是强调有我。强调我的真实性、浪漫性，一切绘画创作的灵感，都因生活而起。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中开篇就指出“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吴冠中先生认为：“这一画之法，实质是说：务必从自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创造能表达这种独特感受画法，简言之，一画之法即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石涛之前早已存在各类画法，而他大胆宣言：‘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显然他对大自然的感受不同于前人笔底的画图。因之他力求不择手段地创造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感受是神秘的，具智慧及悟性者运用自如，而一般人往往说不清。而世人不知其含义是感觉迟钝者不知，或有些人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他作出了明确的结论。”[3]从吴冠中先生对石涛的阐述，我们可以见出，在石涛看来艺术之境界乃真美之境界。表现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比如从绘画题材言，石涛题画诗云：“是竹是兰皆是道，乱涂大叶君莫笑。香风满纸忽然来，清湘倾出西厢调。”[4]就有一种突破传统、奇幻、浪漫之美质。在传统绘画题材方面，“石涛以高度的意绪化代替了写实，将中国艺术幻而不实的表现特点推向了更高的境界”[5]，而这一切又和明清悄然崛起的市民生活理想合拍。而石涛对点的极具个性的发挥，也透露出这个中的消息。“点对于石涛来说，真是一种不粘不滞的形式。禅宗示人之法，乃无念无住无相（同时也就是禅宗强调的即事即真的态度），点是寒潭雁迹的点，飘渺孤鸿的点，轻如飞絮的点，大雪飘飘不落何处的点。雪落黄昏淡无痕，点有其意也；狂涛飞瀑生云烟，点有其魂也。法无定相，点无滞形。”[6]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世俗文化力量弥漫的明清时代，石涛以自己夸张的、浪漫的、狂放的艺术风格，与传统的写实画风拉开了距离，将中国写意传统推向一个新境界。
当然，从客观的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石涛的“我在观念”的合理内核，我们还必须涉及到石涛的身份问题。在探讨与石涛同时代的另一位遗民画家八大山人时，著名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认为：“他（八大）如果没有遇到家国之变，没有悲剧身世，不产生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他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也就很难有别于晚明的一般文人士大夫。”[7]薛先生认为，至少，遗民身份和悲剧身世是促成八大山人风格形成乃至成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那么石涛在绘画理法上所强调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观念也应和他的身世密切相关。有一首诗写得好：“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年客扬州。两人踪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他们都是笔墨的“胜流”，都是世俗的叛逆者。遗民身份成就了他们的绘画。
石涛本性朱，名若极，是明靖江王朱赞议之十世孙，广西人。亡国后，即削发为僧。 石涛作为明子孙有着非常沉痛的记忆。石涛在《庚辰除夜诗》，前有一序云：“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木。不能解语以报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生平也。此中忽惊忽哦，自悼悲天。”[8]这篇序说出了石涛一生的痛苦和期待，忏悔和绝望，字字可以说是以血吟成。这里还有一段《大涤子谒陵诗跋》：“屈左徒刘中垒，因未见楚汉之亡也，而情所难堪，已不自胜矣。使不幸，天假以年而及见其亡，又何如哉！彼冬青之咏，异姓且然，而况同姓。宜大涤子谒陵诗，凄以切，慨以伤，情有所不自胜也。洛诵一过，衣袂尽湿，泪耶、血耶，吾并不自知，他何问欤！”[9]石涛在历史上谒明孝陵的那种不胜悲切的情怀，我们可以想见他“细把新诗吟一过，翻教旧恨满怀来”的悲苦、悲壮，真是披肝沥胆，痛贯心肝。
石涛之奇、之壮、之幻更在于从苦闷中得以超越，他苦闷的胸腔中喷发出来的是宇宙间炽热的溶浆。因为这样，有时还以冲和平淡面目示人。全身心投入到与大化同一的艺术世界之中，在领略大自然的永恒活力与不息机趣中，实现了物我合一。“所谓血性人，非一味寥落比”，石涛在艺术上真正实现了“借笔墨借天地与万物而陶泳我”，超越了具体时空，获得了精神自由。
本来石涛认为绘画的最高原则是“意”而非象。他和查士标、戴本孝等时常谈到“象外意”，他的作画完全服从的就是这个“意”。这个“意”不是什么概念名言，不是抽象的“道”，不是天地人间的“理”，而是“活活泼泼地”世界本身，是画家当下发现的流转不息的生命。
关于石涛“遗民身份”的问题，我觉得另一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如果我们超越具体的时空，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的深层文化心理来探讨，实际上石涛的“遣民身份”问题还关系到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心性”的学问，主张“心外无物”，故古意盎然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北京大学朱良志先生认为“由对‘古’的崇尚达到对事物发展阶段的超越，将人的心灵从残缺的遗憾转向大道的圆融中；由对‘古’的崇尚达到在在皆住的思维的超越，从而将茂古苍浑的韶秀鲜活相照应，打破时间的秩序，使得亘古的永恒就在此在的鲜活中呈现。”[10]
个性狂傲的石涛对传统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和体察。当时黄山画派领袖梅清评石涛“石公烟云姿，落笔启遥想，即具龙眼奇，复擅虎头赏”。李驎《大涤子传》载：石涛在宣城时，又画一横卷，为十六尊者像。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镌“前有龙眠”之章赠之。石涛1667年作的《十六应真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上有梅清题跋云“石涛大士所制十六尊者，神采飞动，天趣纵横，笔痕墨迹，变化殆尽。此卷阅岁始城，予尝供之案前，展现数十遍，终不能尽其万一，真神物也’”[11]。我们从画家实际情况看，梅清之评并非溢美，此巨制“阅岁而城”可以想见先贤李思训画嘉陵山水累数月之功的严谨创作态度。从此画的创作态度也可以见出石涛狂放的个性中实际上有对传统的深刻领悟。
石涛题道：“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到至今，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12]石涛用干笔直扫，不以古人面目示人，去掉机心，去掉矫揉造作的“花样”和所谓“文气”。这一点表明石涛沉浸于传统，更多的是善于融汇传统，参乎造化，达类通达、豁然贯通的境界。比如《细雨虬松图轴》作于1687年，石涛是年46岁，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细笔山水佳作。画笔方圆结合，高处峻岭以方笔、直角为外形，近处坡石以圆笔为使转，行笔舒缓而自然。既保留了安徽画派的气息，又融汇了倪云林的骨落，有一种清丽幽雅，清谧淡远的韵味。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见出石涛对传统的研习融汇贯通，从而自立面目。
我们从石涛的遗民身份的超越中，可以见出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豁达、了然的生命情怀。
“在笔锋下决出生活，在墨海中立定沉浮”，石涛的自在之我，是一个哲学的、历史学的审美的自在之我。
注释：
[1][3] 吴冠中.我读《石涛画语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20页，15页
[2]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页
[4][5][6][8][9][10][11] 朱良志.石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31页，527页，553页，102页，422页，422页，209页
[7] 薛永年.论八大艺术.见：八大山人画册（中册）.北极光；人民美术出版社，10页
[10] 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3页
作者简介：
李鹏伟，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院。
石涛画之美，是一种狂放之美，沉郁之美，奇崛之美，其美质在真、在善，在于自我之存在意识——一种高蹈性灵的浪漫表现。
他在《石涛画语录·变化章》第三篇中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人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1]从《石涛画语录·变化章》我们可以见出石涛在论画之要义时强调非我故为某家，而是某家就我这样一种强调自我存在、自我创造的观点。那么作为清初与传统相疏离有杰出个性的画家，他的这种“自在之我”的合理内核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思考。
宗白华先生认为，宇宙人生异常复杂丰富，故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确立了不同的逻辑范畴，而每一种范畴都具有它的独特性、强迫性、合理性。因此，要弄明白石涛“自在之我”的内容，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动荡的历史中窥见石涛用血肉构铸起来的生命情怀。
首先从社会历史学和它的意义方面来说，石涛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日益明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世俗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比如，随市民文化而兴起的明清版画，其题材除了一些传统的宗教神话、历史故事外，就是男耕女织的现实生活，题材几乎触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版画可以说成为社会生活的自发艺术形态。石涛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受到这种生活语境和审美思维的影响乃至于陶冶。
从绘画时代风格的概念来谈，明代以来的吴伟、沈周、唐寅、石涛、任伯年、郑板桥、吴昌硕等，他们的绘画创作都带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世俗化的特征。比如吴伟的山水画，在中国画史上被称为山水人物画，我们从吴伟一些代表性的山水画作中可以觉察到他的山水画已不再是北宋范宽山水画人融于自然的静谧品质。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大小如豆的人物悄然行进于茫茫大山中，其画追求格法谨严，真景逼而神境生为美的向度。而吴伟的人物山水画中则常常表现站在河滨一士大夫类人物，疾风吹拂起衣襟的那种失落、愤懑和焦虑，这种山水画有强大的现实关怀感。明中叶崛起的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的山水画也常常选取寻常生活中平凡的题材来作为创作对象，如半亩荷塘、杂花杂草、市井旁的一抹青山，都是从市井生活环境中见到的自然形象，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
所以，随着明清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市民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影响着民间的文人画家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不断进行调整。
李泽厚先生在《历史本体论》中强调：“概而言之，实践作为人类生存——存在的本体，就落实在‘度’上。‘度’隐蔽在技艺中、生活中。它不是理性的逻辑所能推出，因为它首先不是思维而首先是行动”[2]。
作为清初创新派画家的石涛，他有打倒一切英雄豪杰，开拓万世之心胸，而这种胸襟和气魄落实到生活中，就是强调有我。强调我的真实性、浪漫性，一切绘画创作的灵感，都因生活而起。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中开篇就指出“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吴冠中先生认为：“这一画之法，实质是说：务必从自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创造能表达这种独特感受画法，简言之，一画之法即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石涛之前早已存在各类画法，而他大胆宣言：‘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显然他对大自然的感受不同于前人笔底的画图。因之他力求不择手段地创造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感受是神秘的，具智慧及悟性者运用自如，而一般人往往说不清。而世人不知其含义是感觉迟钝者不知，或有些人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他作出了明确的结论。”[3]从吴冠中先生对石涛的阐述，我们可以见出，在石涛看来艺术之境界乃真美之境界。表现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比如从绘画题材言，石涛题画诗云：“是竹是兰皆是道，乱涂大叶君莫笑。香风满纸忽然来，清湘倾出西厢调。”[4]就有一种突破传统、奇幻、浪漫之美质。在传统绘画题材方面，“石涛以高度的意绪化代替了写实，将中国艺术幻而不实的表现特点推向了更高的境界”[5]，而这一切又和明清悄然崛起的市民生活理想合拍。而石涛对点的极具个性的发挥，也透露出这个中的消息。“点对于石涛来说，真是一种不粘不滞的形式。禅宗示人之法，乃无念无住无相（同时也就是禅宗强调的即事即真的态度），点是寒潭雁迹的点，飘渺孤鸿的点，轻如飞絮的点，大雪飘飘不落何处的点。雪落黄昏淡无痕，点有其意也；狂涛飞瀑生云烟，点有其魂也。法无定相，点无滞形。”[6]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世俗文化力量弥漫的明清时代，石涛以自己夸张的、浪漫的、狂放的艺术风格，与传统的写实画风拉开了距离，将中国写意传统推向一个新境界。
当然，从客观的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石涛的“我在观念”的合理内核，我们还必须涉及到石涛的身份问题。在探讨与石涛同时代的另一位遗民画家八大山人时，著名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认为：“他（八大）如果没有遇到家国之变，没有悲剧身世，不产生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他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也就很难有别于晚明的一般文人士大夫。”[7]薛先生认为，至少，遗民身份和悲剧身世是促成八大山人风格形成乃至成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那么石涛在绘画理法上所强调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观念也应和他的身世密切相关。有一首诗写得好：“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年客扬州。两人踪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他们都是笔墨的“胜流”，都是世俗的叛逆者。遗民身份成就了他们的绘画。
石涛本性朱，名若极，是明靖江王朱赞议之十世孙，广西人。亡国后，即削发为僧。 石涛作为明子孙有着非常沉痛的记忆。石涛在《庚辰除夜诗》，前有一序云：“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木。不能解语以报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生平也。此中忽惊忽哦，自悼悲天。”[8]这篇序说出了石涛一生的痛苦和期待，忏悔和绝望，字字可以说是以血吟成。这里还有一段《大涤子谒陵诗跋》：“屈左徒刘中垒，因未见楚汉之亡也，而情所难堪，已不自胜矣。使不幸，天假以年而及见其亡，又何如哉！彼冬青之咏，异姓且然，而况同姓。宜大涤子谒陵诗，凄以切，慨以伤，情有所不自胜也。洛诵一过，衣袂尽湿，泪耶、血耶，吾并不自知，他何问欤！”[9]石涛在历史上谒明孝陵的那种不胜悲切的情怀，我们可以想见他“细把新诗吟一过，翻教旧恨满怀来”的悲苦、悲壮，真是披肝沥胆，痛贯心肝。
石涛之奇、之壮、之幻更在于从苦闷中得以超越，他苦闷的胸腔中喷发出来的是宇宙间炽热的溶浆。因为这样，有时还以冲和平淡面目示人。全身心投入到与大化同一的艺术世界之中，在领略大自然的永恒活力与不息机趣中，实现了物我合一。“所谓血性人，非一味寥落比”，石涛在艺术上真正实现了“借笔墨借天地与万物而陶泳我”，超越了具体时空，获得了精神自由。
本来石涛认为绘画的最高原则是“意”而非象。他和查士标、戴本孝等时常谈到“象外意”，他的作画完全服从的就是这个“意”。这个“意”不是什么概念名言，不是抽象的“道”，不是天地人间的“理”，而是“活活泼泼地”世界本身，是画家当下发现的流转不息的生命。
关于石涛“遗民身份”的问题，我觉得另一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如果我们超越具体的时空，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的深层文化心理来探讨，实际上石涛的“遣民身份”问题还关系到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心性”的学问，主张“心外无物”，故古意盎然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北京大学朱良志先生认为“由对‘古’的崇尚达到对事物发展阶段的超越，将人的心灵从残缺的遗憾转向大道的圆融中；由对‘古’的崇尚达到在在皆住的思维的超越，从而将茂古苍浑的韶秀鲜活相照应，打破时间的秩序，使得亘古的永恒就在此在的鲜活中呈现。”[10]
个性狂傲的石涛对传统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和体察。当时黄山画派领袖梅清评石涛“石公烟云姿，落笔启遥想，即具龙眼奇，复擅虎头赏”。李驎《大涤子传》载：石涛在宣城时，又画一横卷，为十六尊者像。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镌“前有龙眠”之章赠之。石涛1667年作的《十六应真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上有梅清题跋云“石涛大士所制十六尊者，神采飞动，天趣纵横，笔痕墨迹，变化殆尽。此卷阅岁始城，予尝供之案前，展现数十遍，终不能尽其万一，真神物也’”[11]。我们从画家实际情况看，梅清之评并非溢美，此巨制“阅岁而城”可以想见先贤李思训画嘉陵山水累数月之功的严谨创作态度。从此画的创作态度也可以见出石涛狂放的个性中实际上有对传统的深刻领悟。
石涛题道：“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到至今，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12]石涛用干笔直扫，不以古人面目示人，去掉机心，去掉矫揉造作的“花样”和所谓“文气”。这一点表明石涛沉浸于传统，更多的是善于融汇传统，参乎造化，达类通达、豁然贯通的境界。比如《细雨虬松图轴》作于1687年，石涛是年46岁，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细笔山水佳作。画笔方圆结合，高处峻岭以方笔、直角为外形，近处坡石以圆笔为使转，行笔舒缓而自然。既保留了安徽画派的气息，又融汇了倪云林的骨落，有一种清丽幽雅，清谧淡远的韵味。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见出石涛对传统的研习融汇贯通，从而自立面目。
我们从石涛的遗民身份的超越中，可以见出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豁达、了然的生命情怀。
“在笔锋下决出生活，在墨海中立定沉浮”，石涛的自在之我，是一个哲学的、历史学的审美的自在之我。
注释：
[1][3] 吴冠中.我读《石涛画语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20页，15页
[2]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页
[4][5][6][8][9][10][11] 朱良志.石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31页，527页，553页，102页，422页，422页，209页
[7] 薛永年.论八大艺术.见：八大山人画册（中册）.北极光；人民美术出版社，10页
[10] 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3页
作者简介：
李鹏伟，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