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并指出要通过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来维护金融安全。
　　在人们比较关注的金融监管协调方面，习近平在提出加强统筹监管的同时，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市场普遍认为，在一行三会既有监管架构一时不易进行大的结构性调整的前提下，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当下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安全的必要安排。历史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也曾为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稳定和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
　　决心已下，权责大体落定，接下来就是如何针对导致金融不安全的种种弊病进行纠偏和救治的问题了。其实近些年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一直是决策部门的重点关切，三去一降一补中就专门有去杠杆一说，最近又因为全球货币宽松周期趋向结束，以及国内经济周期性向好似为金融去杠杆增加了难得的腾挪空间，而显得更为迫切。
　　格林斯潘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有序去杠杆挤泡沫应该是宏观调控领域最大的挑战，迄今成功案例不多。在金融风险早已成为各方共识也已采取相关举措加以应对的情形下，去杠杆挤泡沫迄今成效不彰，这其中固然有去杠杆与稳增长的两难，以及投鼠忌器，怕挤压泡沫引发连带风险的顾虑，更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扭曲，非抽丝剥茧标本兼治而无法药到病除。
　　说到底，金融风险主要是一段时间内过于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叠加实体经济不彰回报率偏低造成的，两者互为因果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越来越空转，杠杆率越来越高，资产价格泡沫越来越大，大家也越来越习惯挣快钱，进而加剧金融风险。
　　陈道富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段时期以来金融信用扩张的主体已经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是转向政府信用（显性或隐性）和资产重估（主要是房地产）。在宏观经济效益显著下降、产能过剩严重、部分国企央企为主的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企的环境下，实体经济也缺乏吸纳金融资金的能力。在打开新增长空间之前，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指望针对某个金融产品、某个资产领域和某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来化解金融风险是舍本逐末，只能暫时扬汤止沸，中期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长期而言不仅可能错失解决问题的机遇，还会加剧扭曲。比如从资金循环角度，从实体经济出来的钱，由于要规避各种行政性管制，所以要通过更长的链条、更多的时间，才能回到实体经济中去，此时如果不从投融资体制和国资改革着手解决问题，而试图通过对通道业务的阻遏和多层嵌套的穿透性监管来单兵突进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需要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对于阶段性监管强化导致一定程度的风险爆发要有充分的估计和预案。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反腐很有必要，否则金融乱象会愈演愈烈，但归根结底要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发展的红利，从而使中国经济尽快辞旧迎新，进而使当前的泡沫状态软着陆。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金融监管的一致性问题引爆不可预期的风险。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金融监管需要联动，但也要注意节奏。一行三会在金融整肃行动上协调一致可能使得金融领域的风险上升。比如如果全面落实人民银行的MPA，执行资管新规以及银监会推出的“三套车”，债务违约的个案发生可能会增加。此外，随着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加强，也会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收紧。这些都会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缩进而引发被动去杠杆行为。近期股市因资金面收紧和反腐预期导致的下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
　　此外，金融监管应以不损害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为前提。一行三会监管在防控风险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出现矫枉过正。而债务的处置也宜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进行，即使一些应急性处置方案也应尽量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毕竟维护金融安全是为了让金融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就目前而言，国企和国有资本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首先应通过积极清除僵尸企业果断核销债务为金融机构减负。其次，应通过混改和国有股减持充实国库，为减税降费创造更多空间，进而为实体经济减负，从而更好应对国际减税竞争。再次，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可以为对杠杆率更为敏感的民营资本创造更多的投资空间，从而减弱民营资本脱实向虚的冲动。最后，国资改革的成功可以彻底终结中国金融供给的双轨制，进而为金融领域完成市场化改革清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