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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受的是日本教育，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但光复只是政治上的，在文化上，因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所以文字和语言的光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光复四年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时，人生地不熟，心里有来自双方面的恐惧。为了自身的安全，即刻实施所谓的军政时期，颁布以安定为由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动不动就是死刑的法律，把整个台湾的空气弄得很僵。当时所采取的政治手段，不亚于日本的殖民统治。
就拿教育的一小部分来讲，全面推行“国语”，就是北京话，即大陆的“普通话”。并且推动起来，比日本人更彻底，不能讲母语方言。在学校违规者都得受到各种不同的惩罚：有胸前挂牌子的、掌嘴、罚铜板、嘴巴画粉笔圈，不然就罚扫地、罚扫厕所等等。台湾同学发卷舌音较为困难，说出来的国语常被讥笑为台湾国语。
在文字方面，除了课本之外，所有的图书馆的书架，空出一半以上。因为当时在所谓的“反共抗俄”的口号之下，凡是没有跟国民党来到台湾的作家或学者的作品，乃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以及帝俄时代的文学巨著的译本等等，均被列为禁书。这类书籍曾昙花一现，引起知识分子的普遍青睐，台湾各地连乡下都有人成立读书会。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发现，大部分会员的思想倾向左派社会主义，也认同大陆的共产主义，于是不少人被指认为匪谍，遭到枪毙或长期监禁。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出生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要想成为华文作家，比起从大陆来的人更加困难，所以我自己走向文学工作的路也不是很明朗。不过有一个很关键的机缘是，我就读初中二年级时，受到教我们国文课、又当我们级主任的王贤春老师的启蒙。
有一次作文课，王老师点名，将上一次写的《秋天的农家》发还给我们。点到我，我走到老师的跟前，她打开本子对我说：“作文要写得好，最好不要抄！”我即刻否认，拿了作文本钉在那里。老师问我有什么事？我含冤回老师，说我没抄。老师说她明白了。我仍然钉着不走。
“又怎么了？”老师问。
我当时心里想，老师在敷衍我。我心有不甘，说我真的没有抄袭。老师说她已经知道了。我还是认为老师在敷衍我。
“老师，你不相信的话，让我再写一篇好吗？”我不知道哪来的信心，竟然挑战似的这么说。其实，是死爱面子使然。
“好啊，你喜欢作文的话，尽管去写，老师帮你看。”她很善意地笑着说，但看我没动，“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没有给我题目。”
“喔，要题目。好吧，你就写《我的母亲》好了。”
我小声地，说我母亲已经死了。老师带着歉意问我，多大的时候妈妈过世的？
“我八岁那一年。”
“那对妈妈一定还有印象吧。”
“有点模糊。”
“模糊？模糊也是印象啊。”
其实我说谎。一提起母亲，可以说印象最深了。家里四个弟妹，最大的是我，最顽皮捣蛋的也是我。我一犯错，妈妈就拿我来杀一儆百，同时教示弟妺。这样的经过，死爱面子不认输的我，真想避开。我顶老师顶到此，只好向老师敬个礼，回到座位上抱憾。
回到家，什么事都不想，只想这一篇《我的母亲》要怎么写？老师并没要我当成作业，限定时间缴交。我想赶紧把这篇自己讨来的作文写好交给老师，来证明我的作文不是抄的。
当然不能写挨打的事，但再怎么想都很难避开。最后到了晚上，我终于想到文不怎么对题的作文，主要是可以避开挨打的糗事。我还记得该篇作文的概要：
“母亲过世那一年，我八岁，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和妹妹。刚开始的那一阵子，出生才四个月的小妺妹被送给别人家当养女，照顾剩下我们四个小孩的工作，全压在奶奶身上。年幼的弟妹成天哭闹着要母亲，奶奶被哭烦了，就大声向他们说：你母亲都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们！我虽然不像弟妺他们哭着要母亲，可是我也会想起母亲。每当我想起母亲，奶奶对弟妺说的那句话就灌入我的耳朵：你母亲都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们。特别是在晚上，我一想起母亲，就往天上看。我有时看到星星，有时看到乌云，就是看不到母亲。”
当晚写完这一篇，虽然一读再读，觉得不怎么贴切，却有几分莫名的感动。我第二天就把作文本交给老师了。王老师接过我的本子笑着说：“你真的喜欢作文。很好。”
隔天，长期湿冷的冬天放晴了。国文课一下课，王老师向同学们说，太阳今天出来了，大家出去晒晒太阳。她转过来叫我到她跟前，低着头看着打开的作文本。我的心有点惊慌，走近老师的桌前几步，已经看到本子上朱笔的朱迹。我认为是挨批的，没想到，老师抬起头来，有点泛红的眼看着我，褒奖了一番。又隔了一天，她送给我两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是沈从文的，另一本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她说喜欢作文的学生，要多看好的文学作品。
我抱着这两本宝贝，花了三个晚上把它看完，其过程让我禁不住偷偷地哭起来。这么一来，在我这少年的心田，被王老师撒了一把文学的种子。
说到此，这位王贤春老师最后的一件事，我不能不提。有一天像平常一样在上课，突然，吴校长带着一位穿中山装的人走进教室，说有话要跟王老师谈，请她到校长室一下。王老师说下了课就去。跟校长进来的人，很严厉地瞪着王老师说：“不行！现在就跟我们走。”这时候，我们才感到有异样，教室右手边的窗外站了一排人。在印象中，王老师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
“各位同学，你们要好好用功。你们用功了，咱们中国就有希望。……”
就这样，王老师好像话还没讲完就被带走了。隔天，镇上的街头巷尾都在说，罗东中学逮到“匪谍”了。
后来有关王贤春老师的讯息就更多了，说她才二十六岁，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南方工作队的人。其实在台湾也有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救国团农村服务队、山地服务队之类的组织和活动。虽指说王老师是“匪谍”，但想一想她给我们上了将近一年的课，向来都不曾教过我们有关共产主义方面的内容。除了有一次，她教我们一支童谣，到今天我还会唱，连歌词都一字不漏，牢牢记住。
他顶顶傻，顶顶有名的大傻瓜。
三加四等七，他说是等于八。
哈哈真笑话，岂有此理，糊里糊涂，真傻瓜。
他为什么傻？就因为没有进学校。
进了学校就不会这么傻。
他顶顶傻，顶顶有名的大傻瓜。
叫他去砍柴，他说是怕鬼打。
哈哈真笑話，岂有此理，糊里糊涂，真傻瓜。
他为什么傻？就因为没有进学校。
进了学校就不会这么傻。
后来据说，王老师被枪毙了。我个人对王老师的怀念之深，连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后来在我半百之年，获得第二届文艺大奖，上台致辞时，突然想起王老师。我把早准备好的致谢词抛到一边，在讲台上，我仰起四十五度角往上看，一开口就说：“王老师，我得奖了！”
后来我在师范学校时，曾在“青年救国团”的第六十三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清道夫的孩子》，很受主编的抬爱，由他在我的文后写了评论和一则向读者的提问，结果引起年轻读者的热烈讨论。这种力量又把我更进一步地推向文学。毕业后到偏远地区当小学老师，同时乘着一股热，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仔，落车！》，头一次试投到当时最受文学爱好者青睐的文艺园地——联合报的副刊。同时我随稿附了一封信，希望主编不要将“落车”的“落”字改成“下”，因为当时官方在禁止方言，我深怕被改，要是被退稿倒不在乎，那对投稿人是寻常的事。我在信中强调，题目是小说中一位乡下老太婆，在慌张中吶喊出来的一句话。
没几天，小说登出来了。主编林海音女士（后来我们都称她为“先生”）还寄来一封信，大大地鼔励了我。能在很多文学大前辈常发表的版面上，登出我自己的小说，还收到主编林海音先生的信，这可真的叫我惊喜欲狂。此后，我陆陆续续写了九篇短篇，林先生都采用了。这么一来，写短篇小说这条路算是底定了。
光复四年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时，人生地不熟，心里有来自双方面的恐惧。为了自身的安全，即刻实施所谓的军政时期，颁布以安定为由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动不动就是死刑的法律，把整个台湾的空气弄得很僵。当时所采取的政治手段，不亚于日本的殖民统治。
就拿教育的一小部分来讲，全面推行“国语”，就是北京话，即大陆的“普通话”。并且推动起来，比日本人更彻底，不能讲母语方言。在学校违规者都得受到各种不同的惩罚：有胸前挂牌子的、掌嘴、罚铜板、嘴巴画粉笔圈，不然就罚扫地、罚扫厕所等等。台湾同学发卷舌音较为困难，说出来的国语常被讥笑为台湾国语。
在文字方面，除了课本之外，所有的图书馆的书架，空出一半以上。因为当时在所谓的“反共抗俄”的口号之下，凡是没有跟国民党来到台湾的作家或学者的作品，乃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以及帝俄时代的文学巨著的译本等等，均被列为禁书。这类书籍曾昙花一现，引起知识分子的普遍青睐，台湾各地连乡下都有人成立读书会。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发现，大部分会员的思想倾向左派社会主义，也认同大陆的共产主义，于是不少人被指认为匪谍，遭到枪毙或长期监禁。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出生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要想成为华文作家，比起从大陆来的人更加困难，所以我自己走向文学工作的路也不是很明朗。不过有一个很关键的机缘是，我就读初中二年级时，受到教我们国文课、又当我们级主任的王贤春老师的启蒙。
有一次作文课，王老师点名，将上一次写的《秋天的农家》发还给我们。点到我，我走到老师的跟前，她打开本子对我说：“作文要写得好，最好不要抄！”我即刻否认，拿了作文本钉在那里。老师问我有什么事？我含冤回老师，说我没抄。老师说她明白了。我仍然钉着不走。
“又怎么了？”老师问。
我当时心里想，老师在敷衍我。我心有不甘，说我真的没有抄袭。老师说她已经知道了。我还是认为老师在敷衍我。
“老师，你不相信的话，让我再写一篇好吗？”我不知道哪来的信心，竟然挑战似的这么说。其实，是死爱面子使然。
“好啊，你喜欢作文的话，尽管去写，老师帮你看。”她很善意地笑着说，但看我没动，“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没有给我题目。”
“喔，要题目。好吧，你就写《我的母亲》好了。”
我小声地，说我母亲已经死了。老师带着歉意问我，多大的时候妈妈过世的？
“我八岁那一年。”
“那对妈妈一定还有印象吧。”
“有点模糊。”
“模糊？模糊也是印象啊。”
其实我说谎。一提起母亲，可以说印象最深了。家里四个弟妹，最大的是我，最顽皮捣蛋的也是我。我一犯错，妈妈就拿我来杀一儆百，同时教示弟妺。这样的经过，死爱面子不认输的我，真想避开。我顶老师顶到此，只好向老师敬个礼，回到座位上抱憾。
回到家，什么事都不想，只想这一篇《我的母亲》要怎么写？老师并没要我当成作业，限定时间缴交。我想赶紧把这篇自己讨来的作文写好交给老师，来证明我的作文不是抄的。
当然不能写挨打的事，但再怎么想都很难避开。最后到了晚上，我终于想到文不怎么对题的作文，主要是可以避开挨打的糗事。我还记得该篇作文的概要：
“母亲过世那一年，我八岁，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和妹妹。刚开始的那一阵子，出生才四个月的小妺妹被送给别人家当养女，照顾剩下我们四个小孩的工作，全压在奶奶身上。年幼的弟妹成天哭闹着要母亲，奶奶被哭烦了，就大声向他们说：你母亲都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们！我虽然不像弟妺他们哭着要母亲，可是我也会想起母亲。每当我想起母亲，奶奶对弟妺说的那句话就灌入我的耳朵：你母亲都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们。特别是在晚上，我一想起母亲，就往天上看。我有时看到星星，有时看到乌云，就是看不到母亲。”
当晚写完这一篇，虽然一读再读，觉得不怎么贴切，却有几分莫名的感动。我第二天就把作文本交给老师了。王老师接过我的本子笑着说：“你真的喜欢作文。很好。”
隔天，长期湿冷的冬天放晴了。国文课一下课，王老师向同学们说，太阳今天出来了，大家出去晒晒太阳。她转过来叫我到她跟前，低着头看着打开的作文本。我的心有点惊慌，走近老师的桌前几步，已经看到本子上朱笔的朱迹。我认为是挨批的，没想到，老师抬起头来，有点泛红的眼看着我，褒奖了一番。又隔了一天，她送给我两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是沈从文的，另一本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她说喜欢作文的学生，要多看好的文学作品。
我抱着这两本宝贝，花了三个晚上把它看完，其过程让我禁不住偷偷地哭起来。这么一来，在我这少年的心田，被王老师撒了一把文学的种子。
说到此，这位王贤春老师最后的一件事，我不能不提。有一天像平常一样在上课，突然，吴校长带着一位穿中山装的人走进教室，说有话要跟王老师谈，请她到校长室一下。王老师说下了课就去。跟校长进来的人，很严厉地瞪着王老师说：“不行！现在就跟我们走。”这时候，我们才感到有异样，教室右手边的窗外站了一排人。在印象中，王老师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
“各位同学，你们要好好用功。你们用功了，咱们中国就有希望。……”
就这样，王老师好像话还没讲完就被带走了。隔天，镇上的街头巷尾都在说，罗东中学逮到“匪谍”了。
后来有关王贤春老师的讯息就更多了，说她才二十六岁，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南方工作队的人。其实在台湾也有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救国团农村服务队、山地服务队之类的组织和活动。虽指说王老师是“匪谍”，但想一想她给我们上了将近一年的课，向来都不曾教过我们有关共产主义方面的内容。除了有一次，她教我们一支童谣，到今天我还会唱，连歌词都一字不漏，牢牢记住。
他顶顶傻，顶顶有名的大傻瓜。
三加四等七，他说是等于八。
哈哈真笑话，岂有此理，糊里糊涂，真傻瓜。
他为什么傻？就因为没有进学校。
进了学校就不会这么傻。
他顶顶傻，顶顶有名的大傻瓜。
叫他去砍柴，他说是怕鬼打。
哈哈真笑話，岂有此理，糊里糊涂，真傻瓜。
他为什么傻？就因为没有进学校。
进了学校就不会这么傻。
后来据说，王老师被枪毙了。我个人对王老师的怀念之深，连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后来在我半百之年，获得第二届文艺大奖，上台致辞时，突然想起王老师。我把早准备好的致谢词抛到一边，在讲台上，我仰起四十五度角往上看，一开口就说：“王老师，我得奖了！”
后来我在师范学校时，曾在“青年救国团”的第六十三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清道夫的孩子》，很受主编的抬爱，由他在我的文后写了评论和一则向读者的提问，结果引起年轻读者的热烈讨论。这种力量又把我更进一步地推向文学。毕业后到偏远地区当小学老师，同时乘着一股热，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仔，落车！》，头一次试投到当时最受文学爱好者青睐的文艺园地——联合报的副刊。同时我随稿附了一封信，希望主编不要将“落车”的“落”字改成“下”，因为当时官方在禁止方言，我深怕被改，要是被退稿倒不在乎，那对投稿人是寻常的事。我在信中强调，题目是小说中一位乡下老太婆，在慌张中吶喊出来的一句话。
没几天，小说登出来了。主编林海音女士（后来我们都称她为“先生”）还寄来一封信，大大地鼔励了我。能在很多文学大前辈常发表的版面上，登出我自己的小说，还收到主编林海音先生的信，这可真的叫我惊喜欲狂。此后，我陆陆续续写了九篇短篇，林先生都采用了。这么一来，写短篇小说这条路算是底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