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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花雨》是中国自1979年起首演的大型民族舞剧，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丝路花雨》曾先后访问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该剧得到常书鸿、段文杰、沈从文、吴晓邦等一批专家的指导。1994年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
提及敦煌艺术与沈从文的渊源，恐怕很多人只是想到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沈从文一心想去敦煌实地看看，但这个愿望一直拖了很久才得以实现。
在最近发现的一封沈从文书信中可知，沈从文于1979年8月开始了他的敦煌之旅，在信中他对敦煌之行颇为满意，甚至有意以后再去。这次盼望已久的敦煌之旅，对于时年已77岁的沈从文来说是一次身心释然的旅行和文化考察。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和妻子兆和“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旅行”。这一次旅行，沈从文本是受邀为正在排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作艺术指导，但却是无意中圆了沈从文一个三十多年的夙愿。
未去之前，著作中已经涉及到敦煌艺术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敦煌，如《北朝敦煌壁画甲骑和部卒》《隋敦煌壁画进香妇女》《唐贞观敦煌壁画帝王和从臣》等多个敦煌壁画研究专题，但沈从文在撰写这些专题时并未到过敦煌，因此去往敦煌也成了他的心愿。而他与一位重要的学生兼助手的结缘也是因为敦煌艺术。
告别小说创作后，沈从文一门心思钻进了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曾在历史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多年。1951年4月，沈从文还参加了《敦煌文物展》布置陈列，并起草展览说明，撰写了《文物参考资料》展品目录特刊中的评介文字，但未署名。在那一期的特刊中沈从文撰写了《敦煌文物展览感想》并署名发表，其中可看出他对于敦煌胜地的神往。
有一次，历史博物馆接待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参观时，其中一位叫王序的文艺兵随队来到了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他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文化，可身边又没有讲解员相助。此时沈从文走了过来，为他进行了详细而形象的讲解，使得王序肃然起敬，后问及沈从文姓名，大为惊喜。后来王序复员回国后，还是沈从文帮他参谋选了工作，使他进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后多年跟着沈从文参与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还在进行时，限于资料问题，沈从文曾致信家人有意出去走走，其中就包括去敦煌看看，但博物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沈从文一直未能如愿。
1973年11月，沈从文曾致信中国社科院的领导何其芳，建议科学院的文、史、考古三所“抽调一二十个少壮党员”外出去各地博物馆学习一年，“再去敦煌学半年”，他自己愿意作为“说明员”前往。只是未能如愿。
根据黄永玉的回忆，有段时间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有关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画像的服装问题，他们怀疑这位皇太子的身份问题，甚至说要废止这张钱币。黄永玉觉得事情重大，就向他们推荐了表叔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的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由敦煌壁画引申到一张钱币上的人物身份历史，应该说沈从文的解释一定是形象而具有说服力的。据说日本政府因此并没有废弃流通这张钱币。
1978年12月，沈从文在北京西郊宾馆带领助手开展《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工作，期间，敦煌的好友范文藻带着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前来“助阵”，使得沈从文大为感动。沈从文在致信时任天津市领导胡昭衡时指出：“范同志是在敦煌研究所工作多年，摹绘过千百件精美壁画中关于生活衣着资料，在国内可以说对于这一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好，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个好同志。”
范文藻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曾倾心于临摹敦煌壁画，1950年4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中，就有范文藻个人《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全部作品280幅。后被借调陕西筹建历史博物馆，临摹了一大批陕西乾陵唐墓壁画。
敦煌之旅，书信中反复提及
根据新发现的沈从文于1979年11月16日致张寰和（张兆和五弟）先生的信，沈从文对当年夏季去敦煌印象大好：“我們八月里去兰州敦煌走了半个月，受尽特别招待。回来是坐飞机，只费二小时就平平安安到达北京的。只去时火车遇乌梢岭时（三千多米高的秦岭高处），故有点发昏，口说不出话，耳暂时失灵。别的没有什么难受。三姊似乎毫无特别感觉。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旅行。”
更使沈从文和张兆和惊喜的是，他们在雨后的鸣沙山看到了一个奇观，一道高岭全部闪耀金光，还出现了美丽的彩虹，“是很多人住上二三月，还不及有机会见到的”，“回来时也未感到什么累。和做梦差不多”。关于敦煌种种，总之是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沈从文年谱》可知，1979年8月21日下午，沈从文与张兆和离京赴兰州，同行者有12人，沈从文前去兰州，主要是受邀参加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观摩会。当日，沈从文致信沈虎雏时提到，这次他和兆和去敦煌，是圆了三十年的“夙愿”，并说希望“明白有多少较特别的材料，可供在写作中的几个小专题需要，便于下一次来时作工作规划”。由此可见，沈从文是打算再来敦煌作专题研究的，当时他还想去附近的麦积山看看古物，并遗憾此次到敦煌不会使用大的照相机，否则就可以留下很多有意思的照片和资料。
1979年9月14日，沈从文致信次子沈虎雏时提及，“我和妈妈（张兆和）去了兰州一趟，且再坐火车一天一夜，换坐三四点钟面包车，到敦煌，停了三天，再回到兰州看了一次大型舞剧（用敦煌作背景，相当好！）的演出，才坐飞机回转北京……这次出行，虽照例在敦煌各泻了五六次，但不久，就适应了。……时间过短，看不了什么全貌，但基本上总算满足了卅年的愿望，多以千佛洞留下个印象，也同时还明白了些问题。妈妈一路也好，主要是受省里招待得太好，吃住都是第一等，大约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也不过如是，比住西郊友谊宾馆还舒服得多”。
《丝路花雨》，他说要第一个发言
1979年9月27日晚，《丝路花雨》首次在北京亮相，首演大获成功，轰动首都文艺界。1979年10月1日，《丝路花雨》是唯一一台被点名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全本演出的节目。
东方歌舞团导演邢德辉曾认为，该剧的巨大成功，是与沈从文、吴晓邦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如今《丝路花雨》剧组在进行巡演宣传时仍不忘提及沈从文对于演员装束的指导。
此时沈从文的处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逆境，精神上终于进入了平静状态，只是著作仍未被明确出版与否，而他耗了十几年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再推迟出版，直到他到敦煌的第二年（1981年9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住处狭窄，书籍缺少，资料被抄未还……种种不便仍旧挡不住沈从文对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热情和执著。
欣慰的是，全国文代会的投票榜单上有了沈从文，文化界也在逐渐承认沈从文在文学和文物学上的地位，此次沈从文到敦煌就是为舞剧《丝路花雨》做艺术指导。
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被这样定位——“中国舞剧的里程碑、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东方的《天鹅湖》”。这部舞剧在海内外风靡了近四十年，演出超过了两千多场，吸引观众无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台舞剧。只是在初期创作时却陷入到了僵局。
1979年5月23日，甘肃省歌舞团历时两年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兰州黄河剧场首次公演，但是却没获得观众的肯定。当时为贯彻周恩来总理宣传敦煌的指导意见，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吴坚在重返岗位后就开始主抓敦煌舞剧的创作，只是没想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吴坚想到了向文艺界求援，于是从北京邀请来十多位文化专家，其中有不少是舞蹈界的权威，如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当时还邀请了担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为了让专家们对敦煌文化有更为深切的感受，先安排专家们去看几天敦煌，然后再转回来看舞剧。
来到兰州的专家们在观看了《丝路花雨》后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之美，尽管一些地方仍有不足，但总体还是给予了肯定。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沈从文在看完后很兴奋，说是一夜没睡觉，一再表示太美了，明天早上发言希望把他排在第一个。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沈从文仍旧是激动的，他对这部剧有着太多的想法。在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丝路花雨》的化妆师杨树云记得沈从文对他的指导，说一个女人身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是头发。意思是女演员头上的装饰太多了，要他不要插太多东西。杨树云就按照沈从文的建议减少了演员的头饰，使她们露出了黑发，则更有了女性的自然柔美。
原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盛婕女士回忆说，当时沈从文观看得特别仔细，看演员的头、装束、帽子、鞋子等，说衣服如何不对，鞋子也不是唐朝时期的，就按照他的意见作了调整。由于众专家的尽心指导，使得他们在兰州的日程还延长了几天。经过这些专家的全面修改和提升之后，舞剧面目大新，由此对该剧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较好的宣传，使得《丝路花雨》终于敢于走向首都北京。
指导演员服饰，体现唐代风范
沈从文在兰州期间，见到了好友常书鸿，并合影留念。此后，沈从文还去拜访了好友、著名画家段文杰，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据说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段文杰后来担任过敦煌研究院院长。
那一时期，段文杰正好受邀去兰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开展敦煌学术讲座。沈从文的来访过程后被他记录在个人回忆录《敦煌之梦》：“一天，著名作家沈从文来访，我在兼善的宿舍中接待了沈从文先生，他说是刚从敦煌过来要返回北京去，特意来看我。我们就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问题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沈从文也是一位服饰专家，所以我们还谈了很多有关历代服饰发展的问题，谈得很投机。沈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衣冠服饰做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这很重要，敦煌这么多的形象资料，最好能写一篇专题论文来阐述这问题，一定很有价值。’”
沈从文对段文杰说：“希望能尽快看到你的服饰论文。”沈从文还转达了他所了解的政策，说：“现在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重视，会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应当化解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敦煌研究事业搞上去。”一席话使得段文杰很受鼓舞，送走沈从文先生后，立即动身返回敦煌做事。
沈从文念念不忘敦煌之美，或许当时只想找个同道一起谈谈个人心得感受。而沈从文之所以找段文杰谈敦煌，也是因为共同爱好。段文杰曾作过敦煌壁画的衣冠服饰研究，他把敦煌人物分为宗教和现实两种，前一种服饰多有想象，而后一种则是有事实根据，而且随时代而变化，很有研究价值。
1981年9月，當《丝路花雨》舞剧再一次进京演出时，著名化妆师杨树云专程去拜访了沈从文，他说八十高龄的沈从文谈起《丝路花雨》，竟然像孩童般活跃起来，他对杨树云的一些化妆提出了具体建议，如针对其中角色节度使夫人头上插的九根玉叶金钗，沈从文说，“插在头发里就没有一尺半了，而且古代的一尺也比现在短，现在夫人头上插的金钗太长，舞台上允许夸张也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唐风流韵》杨树云著）”
沈从文还拿出即将由香港出版付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给杨树云对照参考，杨树云说他趁着沈从文午睡的时候翻看，一看就入了迷，尤其对其中第130窟中之“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和“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画像解读看得仔细，从而给了杨树云很多的启发和感想。
在此不妨读读沈从文在《唐敦煌壁画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的解读：“唐代这种等级不同礼服，在传世画迹中所见实不多，而保留于敦煌壁画中却不少，有的时间虽属于晚唐，地区比较偏僻，因之还依旧保留中原旧制，接近开元、天宝规模。”沈从文显然是把敦煌服饰作为重要的服饰史来研究，因此经过他指点的《丝路花雨》演员服饰，基本上是再现了唐朝服饰的端庄、开放、大气，而且韵律感十足，古典气息浓郁，使人身临其境。
由这幅《行香图》，沈从文发现了唐时女人的一种装束“透额罗”，这种头饰后来转化为“勒子”，延续宋、元、明、清而不绝，“江南一带农家妇女，至今出门也还使用，和胸前围裙一样、爱美的多自出心裁，做得令人爽心悦目”。
难怪沈从文与张兆和在游览敦煌时心情完全像是回到江南一样，他致信张寰和说：“一切完全和南方情形不同，我们却觉得，想起了七四年去黄山，七六年去天平山，和大家一道看大枫树林……”
敦煌于沈从文来说，俨然成为一种梦境，一种信念。
提及敦煌艺术与沈从文的渊源，恐怕很多人只是想到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沈从文一心想去敦煌实地看看，但这个愿望一直拖了很久才得以实现。
在最近发现的一封沈从文书信中可知，沈从文于1979年8月开始了他的敦煌之旅，在信中他对敦煌之行颇为满意，甚至有意以后再去。这次盼望已久的敦煌之旅，对于时年已77岁的沈从文来说是一次身心释然的旅行和文化考察。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和妻子兆和“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旅行”。这一次旅行，沈从文本是受邀为正在排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作艺术指导，但却是无意中圆了沈从文一个三十多年的夙愿。
未去之前，著作中已经涉及到敦煌艺术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敦煌，如《北朝敦煌壁画甲骑和部卒》《隋敦煌壁画进香妇女》《唐贞观敦煌壁画帝王和从臣》等多个敦煌壁画研究专题，但沈从文在撰写这些专题时并未到过敦煌，因此去往敦煌也成了他的心愿。而他与一位重要的学生兼助手的结缘也是因为敦煌艺术。
告别小说创作后，沈从文一门心思钻进了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曾在历史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多年。1951年4月，沈从文还参加了《敦煌文物展》布置陈列，并起草展览说明，撰写了《文物参考资料》展品目录特刊中的评介文字，但未署名。在那一期的特刊中沈从文撰写了《敦煌文物展览感想》并署名发表，其中可看出他对于敦煌胜地的神往。
有一次，历史博物馆接待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参观时，其中一位叫王序的文艺兵随队来到了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他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文化，可身边又没有讲解员相助。此时沈从文走了过来，为他进行了详细而形象的讲解，使得王序肃然起敬，后问及沈从文姓名，大为惊喜。后来王序复员回国后，还是沈从文帮他参谋选了工作，使他进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后多年跟着沈从文参与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还在进行时，限于资料问题，沈从文曾致信家人有意出去走走，其中就包括去敦煌看看，但博物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沈从文一直未能如愿。
1973年11月，沈从文曾致信中国社科院的领导何其芳，建议科学院的文、史、考古三所“抽调一二十个少壮党员”外出去各地博物馆学习一年，“再去敦煌学半年”，他自己愿意作为“说明员”前往。只是未能如愿。
根据黄永玉的回忆，有段时间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有关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画像的服装问题，他们怀疑这位皇太子的身份问题，甚至说要废止这张钱币。黄永玉觉得事情重大，就向他们推荐了表叔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的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由敦煌壁画引申到一张钱币上的人物身份历史，应该说沈从文的解释一定是形象而具有说服力的。据说日本政府因此并没有废弃流通这张钱币。
1978年12月，沈从文在北京西郊宾馆带领助手开展《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工作，期间，敦煌的好友范文藻带着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前来“助阵”，使得沈从文大为感动。沈从文在致信时任天津市领导胡昭衡时指出：“范同志是在敦煌研究所工作多年，摹绘过千百件精美壁画中关于生活衣着资料，在国内可以说对于这一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好，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个好同志。”
范文藻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曾倾心于临摹敦煌壁画，1950年4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中，就有范文藻个人《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全部作品280幅。后被借调陕西筹建历史博物馆，临摹了一大批陕西乾陵唐墓壁画。
敦煌之旅，书信中反复提及
根据新发现的沈从文于1979年11月16日致张寰和（张兆和五弟）先生的信，沈从文对当年夏季去敦煌印象大好：“我們八月里去兰州敦煌走了半个月，受尽特别招待。回来是坐飞机，只费二小时就平平安安到达北京的。只去时火车遇乌梢岭时（三千多米高的秦岭高处），故有点发昏，口说不出话，耳暂时失灵。别的没有什么难受。三姊似乎毫无特别感觉。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旅行。”
更使沈从文和张兆和惊喜的是，他们在雨后的鸣沙山看到了一个奇观，一道高岭全部闪耀金光，还出现了美丽的彩虹，“是很多人住上二三月，还不及有机会见到的”，“回来时也未感到什么累。和做梦差不多”。关于敦煌种种，总之是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查《沈从文年谱》可知，1979年8月21日下午，沈从文与张兆和离京赴兰州，同行者有12人，沈从文前去兰州，主要是受邀参加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观摩会。当日，沈从文致信沈虎雏时提到，这次他和兆和去敦煌，是圆了三十年的“夙愿”，并说希望“明白有多少较特别的材料，可供在写作中的几个小专题需要，便于下一次来时作工作规划”。由此可见，沈从文是打算再来敦煌作专题研究的，当时他还想去附近的麦积山看看古物，并遗憾此次到敦煌不会使用大的照相机，否则就可以留下很多有意思的照片和资料。
1979年9月14日，沈从文致信次子沈虎雏时提及，“我和妈妈（张兆和）去了兰州一趟，且再坐火车一天一夜，换坐三四点钟面包车，到敦煌，停了三天，再回到兰州看了一次大型舞剧（用敦煌作背景，相当好！）的演出，才坐飞机回转北京……这次出行，虽照例在敦煌各泻了五六次，但不久，就适应了。……时间过短，看不了什么全貌，但基本上总算满足了卅年的愿望，多以千佛洞留下个印象，也同时还明白了些问题。妈妈一路也好，主要是受省里招待得太好，吃住都是第一等，大约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也不过如是，比住西郊友谊宾馆还舒服得多”。
《丝路花雨》，他说要第一个发言
1979年9月27日晚，《丝路花雨》首次在北京亮相，首演大获成功，轰动首都文艺界。1979年10月1日，《丝路花雨》是唯一一台被点名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全本演出的节目。
东方歌舞团导演邢德辉曾认为，该剧的巨大成功，是与沈从文、吴晓邦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如今《丝路花雨》剧组在进行巡演宣传时仍不忘提及沈从文对于演员装束的指导。
此时沈从文的处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逆境，精神上终于进入了平静状态，只是著作仍未被明确出版与否，而他耗了十几年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再推迟出版，直到他到敦煌的第二年（1981年9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住处狭窄，书籍缺少，资料被抄未还……种种不便仍旧挡不住沈从文对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热情和执著。
欣慰的是，全国文代会的投票榜单上有了沈从文，文化界也在逐渐承认沈从文在文学和文物学上的地位，此次沈从文到敦煌就是为舞剧《丝路花雨》做艺术指导。
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被这样定位——“中国舞剧的里程碑、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东方的《天鹅湖》”。这部舞剧在海内外风靡了近四十年，演出超过了两千多场，吸引观众无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台舞剧。只是在初期创作时却陷入到了僵局。
1979年5月23日，甘肃省歌舞团历时两年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兰州黄河剧场首次公演，但是却没获得观众的肯定。当时为贯彻周恩来总理宣传敦煌的指导意见，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吴坚在重返岗位后就开始主抓敦煌舞剧的创作，只是没想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吴坚想到了向文艺界求援，于是从北京邀请来十多位文化专家，其中有不少是舞蹈界的权威，如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当时还邀请了担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为了让专家们对敦煌文化有更为深切的感受，先安排专家们去看几天敦煌，然后再转回来看舞剧。
来到兰州的专家们在观看了《丝路花雨》后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之美，尽管一些地方仍有不足，但总体还是给予了肯定。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沈从文在看完后很兴奋，说是一夜没睡觉，一再表示太美了，明天早上发言希望把他排在第一个。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沈从文仍旧是激动的，他对这部剧有着太多的想法。在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丝路花雨》的化妆师杨树云记得沈从文对他的指导，说一个女人身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是头发。意思是女演员头上的装饰太多了，要他不要插太多东西。杨树云就按照沈从文的建议减少了演员的头饰，使她们露出了黑发，则更有了女性的自然柔美。
原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盛婕女士回忆说，当时沈从文观看得特别仔细，看演员的头、装束、帽子、鞋子等，说衣服如何不对，鞋子也不是唐朝时期的，就按照他的意见作了调整。由于众专家的尽心指导，使得他们在兰州的日程还延长了几天。经过这些专家的全面修改和提升之后，舞剧面目大新，由此对该剧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较好的宣传，使得《丝路花雨》终于敢于走向首都北京。
指导演员服饰，体现唐代风范
沈从文在兰州期间，见到了好友常书鸿，并合影留念。此后，沈从文还去拜访了好友、著名画家段文杰，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据说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段文杰后来担任过敦煌研究院院长。
那一时期，段文杰正好受邀去兰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开展敦煌学术讲座。沈从文的来访过程后被他记录在个人回忆录《敦煌之梦》：“一天，著名作家沈从文来访，我在兼善的宿舍中接待了沈从文先生，他说是刚从敦煌过来要返回北京去，特意来看我。我们就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问题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沈从文也是一位服饰专家，所以我们还谈了很多有关历代服饰发展的问题，谈得很投机。沈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衣冠服饰做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这很重要，敦煌这么多的形象资料，最好能写一篇专题论文来阐述这问题，一定很有价值。’”
沈从文对段文杰说：“希望能尽快看到你的服饰论文。”沈从文还转达了他所了解的政策，说：“现在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重视，会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应当化解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敦煌研究事业搞上去。”一席话使得段文杰很受鼓舞，送走沈从文先生后，立即动身返回敦煌做事。
沈从文念念不忘敦煌之美，或许当时只想找个同道一起谈谈个人心得感受。而沈从文之所以找段文杰谈敦煌，也是因为共同爱好。段文杰曾作过敦煌壁画的衣冠服饰研究，他把敦煌人物分为宗教和现实两种，前一种服饰多有想象，而后一种则是有事实根据，而且随时代而变化，很有研究价值。
1981年9月，當《丝路花雨》舞剧再一次进京演出时，著名化妆师杨树云专程去拜访了沈从文，他说八十高龄的沈从文谈起《丝路花雨》，竟然像孩童般活跃起来，他对杨树云的一些化妆提出了具体建议，如针对其中角色节度使夫人头上插的九根玉叶金钗，沈从文说，“插在头发里就没有一尺半了，而且古代的一尺也比现在短，现在夫人头上插的金钗太长，舞台上允许夸张也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唐风流韵》杨树云著）”
沈从文还拿出即将由香港出版付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给杨树云对照参考，杨树云说他趁着沈从文午睡的时候翻看，一看就入了迷，尤其对其中第130窟中之“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和“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画像解读看得仔细，从而给了杨树云很多的启发和感想。
在此不妨读读沈从文在《唐敦煌壁画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的解读：“唐代这种等级不同礼服，在传世画迹中所见实不多，而保留于敦煌壁画中却不少，有的时间虽属于晚唐，地区比较偏僻，因之还依旧保留中原旧制，接近开元、天宝规模。”沈从文显然是把敦煌服饰作为重要的服饰史来研究，因此经过他指点的《丝路花雨》演员服饰，基本上是再现了唐朝服饰的端庄、开放、大气，而且韵律感十足，古典气息浓郁，使人身临其境。
由这幅《行香图》，沈从文发现了唐时女人的一种装束“透额罗”，这种头饰后来转化为“勒子”，延续宋、元、明、清而不绝，“江南一带农家妇女，至今出门也还使用，和胸前围裙一样、爱美的多自出心裁，做得令人爽心悦目”。
难怪沈从文与张兆和在游览敦煌时心情完全像是回到江南一样，他致信张寰和说：“一切完全和南方情形不同，我们却觉得，想起了七四年去黄山，七六年去天平山，和大家一道看大枫树林……”
敦煌于沈从文来说，俨然成为一种梦境，一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