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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多部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题的长篇小说中，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见《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虽并不引人注目，但其独具的特色与不凡质地，还是令人过目难忘。毕竟谁也不曾预料，这位因《罗坎村》而广为人知的华裔女作家，以故事之中的哲理和法理阐释见长的哲学教授，会陡然拿出这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她这里，别样的抗战史，连接着更为广阔的当代史，因而故事所寄予的不仅是影影绰绰的爱情遗言，更是直逼人心的荒谬历史，以及历史之中人性的真相。面对历史的残酷，小说里的人们报以坚韧与达观，而为了抵御那无时不在的荒谬现实，叙事者竭力捕捉着日常生活的谐趣，以此建构一种令人感念的美学张力。直到小说最后，战争悲剧中的死生契阔，终于演变为令人慨叹的漂泊与离散；而历史的时过境迁之后，依然显露出“每一步都是迷失”的人性困局，这无疑让人顿觉历史的疯狂与人性的徒劳。而唯其如此，那些残存的记忆片段才更加具有夺目的光彩。
一
就《疯狂的榛子》的叙述结构而言，小说板块之间看似无心的铺排，却在自然随意之中透着玄机，整个小说好似被打散后重新聚拢的精致碎片，需要仔细辨认方能觉察其中的端倪，由此亦可见出作者对于叙事的经营。小说纷繁乃至杂乱的叙事线索中，随意穿插着情意绵绵的历史记忆，而在“战事信札”之外，不同叙事场景的频繁切换，以及风格迥异的情景结构的轮番并置，也极大地干扰了人们的阅读进程，以至于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部“无法快速浏览的长篇小说”①。确实，就小说来看，阅读并不流畅，那些细枝末节里突然跳脱出来的或艰险或谐趣的记忆片断，以及不断穿插闪回相互映照的现实场景与历史细节，都令人目不暇接。如人所指出的，“各种角度的信件叙事穿插交替，整部小说的进程始终在长篇的回忆和短暂的现实中蜿蜒前行，如行走在春花烂漫的山间小道一般，随处即景，惹你时时驻足回望。”②看得出来，作者耐心织就了一层层绵密的罗网，令读者置身其中反复挣扎，左冲右突却难以逃脱。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阻隔，她希望通过阅读的延宕，来形成一种独特风格，以此与那种流畅平滑的中心事件，以及叙事的顺畅带给人们的欢欣划清界限。小说也由此凸显出强烈的陌生感与情感张力，让人不禁思索形式背后所深藏的用意。而就小说所氤氲的情绪层面来说，难言的创伤以这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呈现，也精妙照见出历史这一路走来的悲苦、余悸和欢欣。
作为一种引文的编织，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范笳河的“战事信札”。现在看来，“战事信札”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一种诚挚的爱情之光，对于荒诞而残酷的战争年月的穿越，而且作为一种多文本的介入方式，其所建构的历史感，比单纯的故事讲述更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形式感和美学张力。作为历史档案，这既是历史细节的独特呈现，叠印着置身历史之中的人物情感的诸多层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情书，构成了战争年月一抹难得的人性之光。尽管如此，所谓的爱情其实并不纯粹，与其说是倾诉衷肠，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描绘，而对主人公范笳河来说，他以怀念的名义，对舒暧情意绵绵的倾诉，也恰是战争年月百无聊赖的心灵寄托，一种绝望处境中聊胜于无的挂念，但也正是凭着这心灵寄托式的挂念，继续战斗的信念得以维系。
在此，爱情终究是一剂良药，它让历史的呈现获得了一种人性的柔韧度。宏大的历史需要有一个爱情的主线予以贯穿，私人生活的普遍意义由此得以彰显。否则一切都在政治的层面运作，当然会使故事显得过于坚硬和乏味。在这个意义上，爱情构成了历史故事的润滑剂，成为一切政治写作得以从容展开的有效平台。它们之间其实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凭的载体关系。小说中的舒暧为了爱情甘心被策反，她从“另一个城池”归来，心甘情愿地投奔，也不出所料地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付出了一切，但政治的批判恰因爱情之名而变得深入人心。
二
就一部相当篇幅的战争题材小说而言，《疯狂的榛子》当然讲述了国族血性与世界战场的巧妙融合，这既完美展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同仇敌忾，又显示了国军抗战中难得的血性与荣光。而在英雄浪漫的战地情书背后，那些适可而止的腐败揭示，再报以荒诞的战争体验，以及战争中生死之际的幽默感，都于惊险和趣味之中共同建构起战争年代的英雄传奇。然而除此之外，小说处处洋溢着的平民生活的情趣，也给人无比深刻的印象。用小说的话说，“战事信札”“记下的是和平和民主在最艰难时刻走过的道路”。作为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它并没有一味渲染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或许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作者刻意选取“信札”中满载的谐趣与传奇，让回首历史的我们获得难以置信的韵味。也正因此，作者实际上为战争构筑了一个不失雄浑的人性背景。小说中的范笳河，怀揣着满兜的巧克力跳伞时，回味的却是满含哲理的那句话，“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路。”而在“驼峰航线”上冒死跳伞的绝望之中，小说的危机感也被紧接着遭逢的死里逃生的奇遇所迅速冲淡。
这种人性的背景其实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如小说所言，“在最野蛮的战事中，人也还想保住一点不是野兽的东西。”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才需要一点温暖的念想，而“战事信札”记下的是“和平和民主在最艰难时刻走过的道路”。因而在此，小说中战争里的两个“我”便显得意味深长了。“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承受，都得去做。我们面对的敌机或地面目标是机械，那些机械有枪有炮，要把我们打死。我们必须摧毁它们。”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清净人，谁也别想碰他……我们的那个‘我’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绝不让战争碰的。”战争把人变成杀戮的机器，而军队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代表着严密的责任伦理和等级文化，这是人性的“异化”。比如空军的“喙食原则”，就是对于小说人物最为深切的道德创伤，因而战争中的个人也同样需要把自己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永葆人性的本色。叙事者的这种自我观念，其实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极为相近。 小说的这种人性的原则很自然地辐射到随后所涉及的“文革”叙事之中。因而在此有必要提及《疯狂的榛子》中重点讲述的青门里故事。这是袁劲梅极为熟悉的内容，她的上一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便是围绕这一家族叙事展开的。现在看来，《青门里志》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文革志”，从小说中“文革”的荒诞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显而易见的反思意识。她将“文革”的疯狂与黑猩猩的兽性行为作比较，“反思我们文化中，群体主义的极端和愚昧；忏悔我们曾经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干出的种种恶事和丑行。”而青门里的儒雅、精致、温煦、纯良，以及剪子巷的烟火气和市井风情，才共同构成了健康的人性。这也是新时期伊始极为流行的关于兽性与人性的评价方式。
而在《疯狂的榛子》中，青门里的大人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之时，浪榛子成了“天下的主人”，“世界因为无人管而成了她们的”。就像浪榛子对喇叭所说的，“我们不听大人的。我们自己找好东西。”这便有了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们的影子。然而，“文革”到底还是被想象成人类兽性的“返祖”和历史暴力的再现。为了显示那个年代的荒诞，作者不惜运用诸多道听途说的流行“桥段”，来构筑想象之中的“文革”故事。诸如小说通过故事人物名字上的冒犯性，来呈现政治的荒谬，这似乎可以与《青门里志》中批斗两只修正主义的兔子的段落相媲美。那种多少显得轻率的荒唐与残酷背后，无疑是被刻意建构的某种戏剧性。除了不可理喻的闹剧色彩，以及极端恶劣的玩笑式的荒谬情境，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个固定模式之外的“文革”世界。
三
就其政治哲学思想而言，袁劲梅总是习惯性地将现实想象为某种意义上的极权统治，因而会很自然地认同阿伦特对于集体旗号的敏感，“别说什么为了人类，就说是否能当个人”。因而她也坚定地认为，“在看过人的泯灭之后，真正还有希望的就是具体的人。再历史悠久的民族，再强大的党组织，也没有他们可爱。人性之光不在词儿里，在人身上。”“若个人泯灭在‘集体’中，一个个染上‘公家脸’，人就没法叫人爱了。独立人格一定要有东西保护。”③小说之中，叙事者对于“政治脸”的厌恶便是明证，莫兴歌正是因此而不受浪榛子的待见。就像小说所呈现的，浪榛子不得不说出了一个莫兴歌最不喜欢听的真理：“你以为你是谁谁谁的代表，到你死的时候，得你自己死。那时你就知道你就是个莫兴歌，并不是一群人，是一个人。你活得再跟别人一样，什么责任都交在群体肩上，还得是你自己死。你愿意一辈子就到死那一次才死出个你自己？”而与此相同，主人公喇叭也是因此要和老颐离婚。
小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试图写出真实的人性，并质疑集体对个体的泯灭。”这种个人与集体的清晰对立，使得她的小说在独特的历史韵味之外，又不由自主地走回到“伤痕文学”以降的意识形态老路。姑且不论作者因其身份和个人经历的原因，而产生的对于红色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单就小说的思想层面来看，《疯狂的榛子》的文本内部分明徘徊着一个1980年代的历史“幽灵”。那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以及对于个性的强调，符合那个时代启蒙主义的精神内涵。然而，每每此时也总会让人感慨这一辈作家所被派定的历史位置。他们就仿佛是那枚精致灿烂但却多少有些可悲的琥珀，被僵硬地定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切的思索也都是从彼时的执念出发，自信满满地臧否一切，任凭历史流转也丝毫看不到任何思想的转圜。他们就这样以批判的美名，与假想的敌人死磕到底。
与《青门里志》相似的是，《疯狂的榛子》也在“文革”叙事之余，深切地涉及如何把握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快速变化的问题。在《青门里志》里，袁劲梅将当下中国的精神内涵概括为博诺波猿式的纵欲主义的兽性再现，以此与“文革”时期黑猩猩式的绝对暴力相区别。《疯狂的榛子》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把握当下现实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过往的历史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历史的标记早已由“1944年6月—1945年8月，衡阳人口锐减”，换成了新时代的“小苹果呀小苹果”，后革命的转移来得如此迅捷，不禁令人唏嘘。而诸如九十岁的老头被七十岁的老太太骗婚，以及商人戚道宽不择手段的生意经等，都是这个年代并不新鲜的“浮世绘”。而与这些完全相反，小说中另一位失散的兄弟，文武中学的宋辈新，这个疯癫之人，却处处显示出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他的“神经不正常”，他的那部被人视为“笑柄”的《宇宙玄秘密码破译终极图》，以及由此引出的问题其实值得人们深思，这也不啻是对这个时代的尖锐讽刺。
最后再回到小说的标题，“疯狂”的字样虽多少显得突兀和直白，但其意思还是极为明显的。小说之中的“疯狂”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战争的疯狂，“文革”中人性的疯狂，以及后“文革”时代人们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疯狂。看得出来，这固然是不同时期社会主线的凝缩与概括，潜流之中所交织的亦不乏社会历史的丰繁，但用“疯狂”一词来概括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一定程度的妥帖之中，也终究见出了单薄。作者似乎意在强调一种一以贯之的荒谬和混乱，用一种情绪化想象的简略方式，将整个“长时段”的历史轻易打发。不过好在，就小说的叙述而言，历史的悲苦之中，自有其谐趣而感人的瞬间，那些细节的铺陈也毫发毕见，见出绵密背后的诚挚。
小说最后，故事里的各色人等齐聚常德，悼念逝去的舒暧，这其实也是历史与现实和解的最佳形式。对于作者来说，“活着、爱着、原谅着”的说辞虽有犬儒的嫌疑，但“疯狂”的意义毕竟还是在于告别疯狂，意味着一种坚定的理性主义，一种向前走，绝不重走弯路的诚挚意愿。因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诗，虽则显示出理想的天真与妄念，但也终究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浪榛子，疯狂的榛子。
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
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
【注释】
①施战军：《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卷首语。
②黄国辉：《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为了爱，一直疯！》，载《文艺报》2015年12月25日。
③傅小平、袁劲梅：《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载《文学报》2015年10月8日。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一
就《疯狂的榛子》的叙述结构而言，小说板块之间看似无心的铺排，却在自然随意之中透着玄机，整个小说好似被打散后重新聚拢的精致碎片，需要仔细辨认方能觉察其中的端倪，由此亦可见出作者对于叙事的经营。小说纷繁乃至杂乱的叙事线索中，随意穿插着情意绵绵的历史记忆，而在“战事信札”之外，不同叙事场景的频繁切换，以及风格迥异的情景结构的轮番并置，也极大地干扰了人们的阅读进程，以至于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部“无法快速浏览的长篇小说”①。确实，就小说来看，阅读并不流畅，那些细枝末节里突然跳脱出来的或艰险或谐趣的记忆片断，以及不断穿插闪回相互映照的现实场景与历史细节，都令人目不暇接。如人所指出的，“各种角度的信件叙事穿插交替，整部小说的进程始终在长篇的回忆和短暂的现实中蜿蜒前行，如行走在春花烂漫的山间小道一般，随处即景，惹你时时驻足回望。”②看得出来，作者耐心织就了一层层绵密的罗网，令读者置身其中反复挣扎，左冲右突却难以逃脱。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阻隔，她希望通过阅读的延宕，来形成一种独特风格，以此与那种流畅平滑的中心事件，以及叙事的顺畅带给人们的欢欣划清界限。小说也由此凸显出强烈的陌生感与情感张力，让人不禁思索形式背后所深藏的用意。而就小说所氤氲的情绪层面来说，难言的创伤以这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呈现，也精妙照见出历史这一路走来的悲苦、余悸和欢欣。
作为一种引文的编织，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范笳河的“战事信札”。现在看来，“战事信札”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一种诚挚的爱情之光，对于荒诞而残酷的战争年月的穿越，而且作为一种多文本的介入方式，其所建构的历史感，比单纯的故事讲述更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形式感和美学张力。作为历史档案，这既是历史细节的独特呈现，叠印着置身历史之中的人物情感的诸多层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情书，构成了战争年月一抹难得的人性之光。尽管如此，所谓的爱情其实并不纯粹，与其说是倾诉衷肠，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描绘，而对主人公范笳河来说，他以怀念的名义，对舒暧情意绵绵的倾诉，也恰是战争年月百无聊赖的心灵寄托，一种绝望处境中聊胜于无的挂念，但也正是凭着这心灵寄托式的挂念，继续战斗的信念得以维系。
在此，爱情终究是一剂良药，它让历史的呈现获得了一种人性的柔韧度。宏大的历史需要有一个爱情的主线予以贯穿，私人生活的普遍意义由此得以彰显。否则一切都在政治的层面运作，当然会使故事显得过于坚硬和乏味。在这个意义上，爱情构成了历史故事的润滑剂，成为一切政治写作得以从容展开的有效平台。它们之间其实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凭的载体关系。小说中的舒暧为了爱情甘心被策反，她从“另一个城池”归来，心甘情愿地投奔，也不出所料地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付出了一切，但政治的批判恰因爱情之名而变得深入人心。
二
就一部相当篇幅的战争题材小说而言，《疯狂的榛子》当然讲述了国族血性与世界战场的巧妙融合，这既完美展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同仇敌忾，又显示了国军抗战中难得的血性与荣光。而在英雄浪漫的战地情书背后，那些适可而止的腐败揭示，再报以荒诞的战争体验，以及战争中生死之际的幽默感，都于惊险和趣味之中共同建构起战争年代的英雄传奇。然而除此之外，小说处处洋溢着的平民生活的情趣，也给人无比深刻的印象。用小说的话说，“战事信札”“记下的是和平和民主在最艰难时刻走过的道路”。作为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它并没有一味渲染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或许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作者刻意选取“信札”中满载的谐趣与传奇，让回首历史的我们获得难以置信的韵味。也正因此，作者实际上为战争构筑了一个不失雄浑的人性背景。小说中的范笳河，怀揣着满兜的巧克力跳伞时，回味的却是满含哲理的那句话，“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路。”而在“驼峰航线”上冒死跳伞的绝望之中，小说的危机感也被紧接着遭逢的死里逃生的奇遇所迅速冲淡。
这种人性的背景其实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如小说所言，“在最野蛮的战事中，人也还想保住一点不是野兽的东西。”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才需要一点温暖的念想，而“战事信札”记下的是“和平和民主在最艰难时刻走过的道路”。因而在此，小说中战争里的两个“我”便显得意味深长了。“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承受，都得去做。我们面对的敌机或地面目标是机械，那些机械有枪有炮，要把我们打死。我们必须摧毁它们。”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清净人，谁也别想碰他……我们的那个‘我’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绝不让战争碰的。”战争把人变成杀戮的机器，而军队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代表着严密的责任伦理和等级文化，这是人性的“异化”。比如空军的“喙食原则”，就是对于小说人物最为深切的道德创伤，因而战争中的个人也同样需要把自己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永葆人性的本色。叙事者的这种自我观念，其实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极为相近。 小说的这种人性的原则很自然地辐射到随后所涉及的“文革”叙事之中。因而在此有必要提及《疯狂的榛子》中重点讲述的青门里故事。这是袁劲梅极为熟悉的内容，她的上一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便是围绕这一家族叙事展开的。现在看来，《青门里志》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文革志”，从小说中“文革”的荒诞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显而易见的反思意识。她将“文革”的疯狂与黑猩猩的兽性行为作比较，“反思我们文化中，群体主义的极端和愚昧；忏悔我们曾经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干出的种种恶事和丑行。”而青门里的儒雅、精致、温煦、纯良，以及剪子巷的烟火气和市井风情，才共同构成了健康的人性。这也是新时期伊始极为流行的关于兽性与人性的评价方式。
而在《疯狂的榛子》中，青门里的大人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之时，浪榛子成了“天下的主人”，“世界因为无人管而成了她们的”。就像浪榛子对喇叭所说的，“我们不听大人的。我们自己找好东西。”这便有了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们的影子。然而，“文革”到底还是被想象成人类兽性的“返祖”和历史暴力的再现。为了显示那个年代的荒诞，作者不惜运用诸多道听途说的流行“桥段”，来构筑想象之中的“文革”故事。诸如小说通过故事人物名字上的冒犯性，来呈现政治的荒谬，这似乎可以与《青门里志》中批斗两只修正主义的兔子的段落相媲美。那种多少显得轻率的荒唐与残酷背后，无疑是被刻意建构的某种戏剧性。除了不可理喻的闹剧色彩，以及极端恶劣的玩笑式的荒谬情境，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个固定模式之外的“文革”世界。
三
就其政治哲学思想而言，袁劲梅总是习惯性地将现实想象为某种意义上的极权统治，因而会很自然地认同阿伦特对于集体旗号的敏感，“别说什么为了人类，就说是否能当个人”。因而她也坚定地认为，“在看过人的泯灭之后，真正还有希望的就是具体的人。再历史悠久的民族，再强大的党组织，也没有他们可爱。人性之光不在词儿里，在人身上。”“若个人泯灭在‘集体’中，一个个染上‘公家脸’，人就没法叫人爱了。独立人格一定要有东西保护。”③小说之中，叙事者对于“政治脸”的厌恶便是明证，莫兴歌正是因此而不受浪榛子的待见。就像小说所呈现的，浪榛子不得不说出了一个莫兴歌最不喜欢听的真理：“你以为你是谁谁谁的代表，到你死的时候，得你自己死。那时你就知道你就是个莫兴歌，并不是一群人，是一个人。你活得再跟别人一样，什么责任都交在群体肩上，还得是你自己死。你愿意一辈子就到死那一次才死出个你自己？”而与此相同，主人公喇叭也是因此要和老颐离婚。
小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试图写出真实的人性，并质疑集体对个体的泯灭。”这种个人与集体的清晰对立，使得她的小说在独特的历史韵味之外，又不由自主地走回到“伤痕文学”以降的意识形态老路。姑且不论作者因其身份和个人经历的原因，而产生的对于红色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单就小说的思想层面来看，《疯狂的榛子》的文本内部分明徘徊着一个1980年代的历史“幽灵”。那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以及对于个性的强调，符合那个时代启蒙主义的精神内涵。然而，每每此时也总会让人感慨这一辈作家所被派定的历史位置。他们就仿佛是那枚精致灿烂但却多少有些可悲的琥珀，被僵硬地定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切的思索也都是从彼时的执念出发，自信满满地臧否一切，任凭历史流转也丝毫看不到任何思想的转圜。他们就这样以批判的美名，与假想的敌人死磕到底。
与《青门里志》相似的是，《疯狂的榛子》也在“文革”叙事之余，深切地涉及如何把握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快速变化的问题。在《青门里志》里，袁劲梅将当下中国的精神内涵概括为博诺波猿式的纵欲主义的兽性再现，以此与“文革”时期黑猩猩式的绝对暴力相区别。《疯狂的榛子》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把握当下现实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过往的历史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历史的标记早已由“1944年6月—1945年8月，衡阳人口锐减”，换成了新时代的“小苹果呀小苹果”，后革命的转移来得如此迅捷，不禁令人唏嘘。而诸如九十岁的老头被七十岁的老太太骗婚，以及商人戚道宽不择手段的生意经等，都是这个年代并不新鲜的“浮世绘”。而与这些完全相反，小说中另一位失散的兄弟，文武中学的宋辈新，这个疯癫之人，却处处显示出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他的“神经不正常”，他的那部被人视为“笑柄”的《宇宙玄秘密码破译终极图》，以及由此引出的问题其实值得人们深思，这也不啻是对这个时代的尖锐讽刺。
最后再回到小说的标题，“疯狂”的字样虽多少显得突兀和直白，但其意思还是极为明显的。小说之中的“疯狂”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战争的疯狂，“文革”中人性的疯狂，以及后“文革”时代人们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疯狂。看得出来，这固然是不同时期社会主线的凝缩与概括，潜流之中所交织的亦不乏社会历史的丰繁，但用“疯狂”一词来概括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一定程度的妥帖之中，也终究见出了单薄。作者似乎意在强调一种一以贯之的荒谬和混乱，用一种情绪化想象的简略方式，将整个“长时段”的历史轻易打发。不过好在，就小说的叙述而言，历史的悲苦之中，自有其谐趣而感人的瞬间，那些细节的铺陈也毫发毕见，见出绵密背后的诚挚。
小说最后，故事里的各色人等齐聚常德，悼念逝去的舒暧，这其实也是历史与现实和解的最佳形式。对于作者来说，“活着、爱着、原谅着”的说辞虽有犬儒的嫌疑，但“疯狂”的意义毕竟还是在于告别疯狂，意味着一种坚定的理性主义，一种向前走，绝不重走弯路的诚挚意愿。因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句诗，虽则显示出理想的天真与妄念，但也终究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浪榛子，疯狂的榛子。
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
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
【注释】
①施战军：《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卷首语。
②黄国辉：《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为了爱，一直疯！》，载《文艺报》2015年12月25日。
③傅小平、袁劲梅：《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载《文学报》2015年10月8日。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