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赋权不可为”是为解决政府“闲不住的手”的问题。一个现代型政府，一方面要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为企业、社团和个人的创造、创富、创新行为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不得干涉市场和社会的正常运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赋权不可为”，都是运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一辩证法原理的具体体现。
　　“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为解决最大限度释放社会活力的问题，而“法无赋权不可为”则是为解决政府“闲不住的手”的问题。一个现代型政府，一方面要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为企业、社团和个人的创造、创富、创新行为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不得干涉市场和社会的正常运作。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就当前而言，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是重中之重。新一轮简政放权的意义，就是为解决政府如何自我约束，自我革命，最终向现代型服务政府发展。
　　如何让政府这只“手”在公共服务领域管得住？
　　首先，政府这只“手”要看得见、用得好。
　　政府需当好制度规则的制定者，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当好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弥补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不足，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当好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提供足够的公共安全、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解开套在这只“看不见的手”上的种种不当束缚。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尽量由市场去做；凡是能利用市场机制的，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具体来说，在竞争性领域按照“非禁即入”“非禁即准”的原则，大力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在金融、电信、交通、能源及水电气等垄断性行业，以及在文化产业、教育、慈善以及养老、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也要不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准入非公资本，增加供给，以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
　　公平竞争要破除隐性壁垒，破除各种审批障碍，突破“玻璃门”“弹簧门”问题。解决非公入公问题，搞混合所有制不能经营不好的企业让入，经营好的不让入，或即便让入也不让控股的问题。还要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资金成本高企的“尖峰时刻”。
　　从长远来看，中国欲在国际上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必须向私营企业开放包括能源、金融、石化等大多数垄断领域，必须撤销保护国企的补贴政策，必须让中国经济向外资竞争者开放，让中国企业与代表业内最高水平的跨国公司同场竞技。
　　其次，政府这只“手”要管得住。
　　“法无赋权不可为”，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需要划清权力边界，规范职能，依法行政，晒权力清单并将之制度化、长期化。
　　企业和社会长期对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意见很大，例如借着备案、核准等由头，明放暗不放；或者放一些无关痛痒、无权无利的事项，肥缺留给自己；又例如执法随意性大，自由裁量权大，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乱评比、乱培训”，新老“三乱”屡禁不止，也是政府的手“闲不住”的一个突出表现。
　　政府的手之所以“闲不住”，原因就在于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情形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管了不应该管的事情，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去管。尤值得警惕的是，从政府“闲不住的手”中，我们还影影绰绰看到了某些官员腐败的影子。
　　比如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看似是学校、医院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其实在现象的后面，往往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或默认。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甚至还要在乱收费中分一杯羹。又比如一些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乱收费，办事者敢怒不敢言，恰是人们知道这些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依附着行政权力，有政府部门在撑腰，是所谓的“二政府”。再比如在许多垄断性行业领域，公共资源、公共权力演变成了部门权力、部门资源。由于公共权力演变为部门权力，乃至私人权力，于是遂有种种寻租、设租的腐败问题，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法无赋权不可为”需要明确法律的边界，还需要清理各种中国特色的“规定”。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晒权力清单不失为简洁明了的有效措施，让政府各部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无处藏身。
　　“法无赋权不可为”还需要充分利用好人大的职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运用好人大的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对政府行使权力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议案、批评、意见、建议和纠正，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无赋权不可为”还需要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保证改革成果锁得住、不反弹，将约束权力制度化、长期化。
　　李克强总理指出，政府不该管的要坚决放掉，该管的事必须管住、管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打造出一个现代型国家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