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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当前的国际政治须从分析各国的民族性开始
世界的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为了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保持住已有的资源和利益，不让自己成为落伍者，每一个民族都要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点不断地做出抉择。现在，发生在这个动荡的世界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会影响到所有民族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大国，必须在事件发生之初就要做出最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判断。否则，将会在犹豫不决和反复变换政策时，自身遭受损失并受到他人的责难。中国人历来习惯于“对策思维”，这个习惯从苏秦张仪时代就开始了，具体讲就是就事论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每遇一事，谋士参议们都会给主子们献上上中下三策供领导选择，以应付眼前局势。中国人无法把思维的起点放到事情的起点，这就使得思维难以保持一贯性。我以为，必须从宏观上、根源上看问题，才能使得看法和见解始终保持基本一致和前后贯通，因为观察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个浑然的巨型复杂系统，因而真正的观察家也必须具有深邃的目光和清晰的逻辑思维。
有着很高威望的国际事务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有一段讲话评述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标题叫“国际秩序大崩溃”，他认为国际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成功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初衷。
我想批评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了？怎么在面对局部的暂时的偶发事件时，忘却了使用“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了？再说了，你说的国际秩序难道真是那么庄严不容违抗么？
“大历史的眼光”是从大处着墨看问题，高屋建瓴，统御全局，但是分析问题的起点和所持有的依据却是事物真实确凿的细节，从这里开始的分析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虽然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其根源却无一不受各个民族的民族性制约和驱使，尤其是那些实力足以影响世界形势走势的大民族，就特别值得研究和反复认识。于是，我就想花费点精力好好做一下民族性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
不同的民族性是导致民族间冲突的根本原因
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总和，只是在中国，由于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往往就被另一个词——“国民性”代替了。但是民族性与国民性是有区别的，即使在中国，偌大的国土上，中国内部各地不同的民族也存在因为民族性差异引起的诸多问题。
按照纯粹的历史哲学，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人类单元，其前提是，各个民族都有边界清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独立单元的生存空间内，那个特定的民族的民族性是一切生活理念的根基，实施着那个民族特有的一套制度，他人不容置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民族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历史远不可能那么纯粹。自从人类成为地球主宰者的一万年来，人类已经结束了与“毒蛇猛兽”进行抗争的历史了，而是都把最大的精力用来进行内部“火拼”了。火拼的结果是，弱小的、不适宜动荡社会环境的民族被消灭或者被同化，强悍的民族发展壮大或者成为其他民族的“宗主”。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虽然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瓜分完毕，在火拼中幸存下来的民族都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一直与相邻的民族处于战乱的状态之中，整个过程在有的地方一直延续至今。“以邻为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你举不出哪两个相邻的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为土地而发生残酷的战争的。这样，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难以历史上的治理地域为依据划出每个民族的领土，其实就是划出来，也不足以成为依据来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千百年来的土地之争。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那块地方被不同的民族占领着。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杂居，尤其是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杂居越来越成为引发冲突的根源。杂居的国家和地区无法实施其中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于是民族国家就依靠宪法和法律成为统御各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戒条，当然，民族国家还必须以武力为后盾维持秩序，否则那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甚至战乱。
在民族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上的仇杀和领土争议，几千年了不同民族间、不同宗教间、不同国家间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在今天这个看似文明的世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还可能在一瞬间又回到原始的野蛮的仇杀时期，例如当今的乌克兰。
当前国际上所有的烦心事的根源都源于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集合了众多民族性的国家（即多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发生时，如果深陷于冲突的国家内部的民族间的矛盾乘机突显，就造成一连串深层次的连锁反应（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极度消耗国力的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终结了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而奥匈帝国则解体为好几个国家），当前的国际政治的危险性也在于，弄得不好，参与冲突的某一方自身也面临被搞垮的危险。现在的伊拉克就是面临这个局面。我们中国人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时，切切应当谨慎从事，不要轻易卷进危险的国际争端的漩涡当中，同时也要不断地研究民族性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强化自己的机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攘外的目的永远是为了安内。
花费点精力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故事，不但能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源，也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宽，别指望当前的国际政治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也别幻想某一天能有一个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引领人类走出战乱的渊薮。
哪些东西铸就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它的特征和缺陷的根源
先说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其主体农人，这是指形成华夏民族文化的中国人，时间为炎黄二帝以降的五千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农人的精神世界有似于农人的劳动对象——植物的特征，植根于土地，靠天吃饭，崇拜土地和水源（尤其是河流）厌恶杀戮和征战，不到不得已就决不愿意走向战场。有人会说，所有“文明开化”的民族不都应当是这样吗？——不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就不是这样，下文中会说到的。
中国人有句俗语说“故土难离”，过去的一般中国人出于农人本性都愿意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了此一生，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为幸福指数最高的目标追求。那些以冒险为荣耀，以战场为生涯的民族，就不会有这样生活的哲学，像印度人那样痴迷于宗教文化的民族也不会是这样。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在我们自己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用来夸耀的本钱，是用以鄙夷那些“野蛮民族”的文化优势。
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能想到，这样的生活哲学，其“先进性”、“进步性”是值得认真质疑的，不少文化浅薄人自以为是地以为凡是文明发达的民族都应当具有我们民族这样的优雅，其实这是很天真的想法，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夜郎精神”，从这里生出来许多性格弱点和思维缺陷。
即如发生在当下的中日间的“冷水战”中，我们先放下日本人的民族性缺陷不提（本文的后面讲会好好说说日本人的民族性，——明明是在人家的国土上杀人放火，却有一套什么“亚洲思维”的说词），只说说我们中国一方的思维盲区。我们真不该在这个问题上死钻牛角尖，非得让对方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不可，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板起面孔剪断所有经济联系。这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哲学出发得出的结论和结果。中国人总是爱说“历来如何如何”，你捉摸过对方的心底想的是什么吗？——“你们那么怂，要不是老美帮助你们，你们连南京都拿不回来，这也算是战胜国？”——你能限制他们这样想么？不能。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做强自己，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有了这一条，在以后中国的文化和国力真正强大以后，会有机会让对手知道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真正的强大是最终的本钱，而不必把强势时时处处都表现在语言上，争一时之短长。
中国人也真是应当想想，在没有波斯坦公告以前，哪个民族的土地不都是以自己能守得住为边界么？作为中国人，人数是挺多，土地爷算是不少，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守土，就意味着那块土地就不应当是你的。会有愤青在一旁说三道四，其实只有这样认识国土问题，才能从中找出中国人文化上的短板，不做大做强自己，中国永远是让人瞧不起的“泥足巨人”。我不欣赏中国人到国外大讲友谊和伙伴关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国间寻找国际政治的支撑点可以理解，但是谁也不是傻子，友谊永远不是国际政治的第一要素。国际政治永远都是各国利益的焦点。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判中有一句著名的辩论词：“不做铁锤，就做铁砧。”这话说得最透亮。
再说得深邃一点，大象为什么长得那么大？长颈鹿为什么长得那么高？犀牛为什么那么壮？还不是“得益于”狮子豹子鬣狗们的长期侵扰和“欺凌”？
只有跨越过思维的阈限，观察者才能站在更豁达更客观的角度恰当地评论当前国际政治的复杂局面，尤其在对待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时（包括中日岛屿和海域争端和南海领海主权），才能把握好一贯的政策思路，不失大国风范。
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
鉴于现在国际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乌克兰危机，有必要先把俄罗斯的民族性放在前面来细说。
俄罗斯有着世界上最辽阔的国土。他们占领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他们的人口太多而需要这么大的生存空间么？不是，是他们经营“土地”的时间很久，从而多年来积攒下来这份家当？不是，是他们的祖先彪悍勇敢，能抢敢抢，到处伸手把所有能抢到手的土地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俄罗斯版图最大时横跨欧亚美三大洲，这些国土都是俄罗斯人在不到几百年的时间里，以铁血手段“征服”来的。俄罗斯人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根本用不着，也没有俄罗斯人去那里生活，也要插上它的国旗，为的是让那里的原住民成为俄罗斯人的奴隶。
说到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原因，用一句话简单说，就是俄罗斯人对领土的贪婪，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再说得细致一些，话就长了。
公元882年，在中国，则是在盛唐已经过后的100年，维京人奥列格在现在的基辅这地方建立了“罗斯公国”。只从这个事实，就能透露出现在的俄罗斯人心底的难言之隐——俄罗斯人祖先的发源地竟然不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这是一个令俄罗斯人感到痛苦的事情。
在张择端妙笔写汴梁那个时代，俄罗斯人的祖先刚刚从巴伦支海登上岸来，从打劫商船的海盗“改行”为攻城略地的强盗。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俄罗斯”这个词，他们发现，在陆地上做打家劫舍、攻城略地要比在海上做海盗油水大风险小，于是以杀人为先导，占领了现今的乌克兰这块地方。那时，那些维京人根本不知道在乌克兰以东是山还是海，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大块国土，就是从那时开始扩充的。
记得中苏交恶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国的国土就应当以长城为界”意思是长城以北就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了。十足的强盗逻辑，因为以这个逻辑推理，俄罗斯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踏上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荒原。
俄罗斯人在12世纪受到了挫折，是蒙古人成吉思汗打断了“基辅罗斯”向东进犯的进程。在蒙古人建立的暂短统治终结以后，俄罗斯人再次开始了抢占土地的历史。
从那时起，欧洲东部那些以务农渔猎为生的民族就成了这伙强盗抢劫和奴役的对象。再后来，几百年来征服了黑海和里海各国。再向南，遇到了当时强悍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强力阻击（他们因此而互为仇敌几百年），转而向东一路杀来。越过乌拉尔山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在现在的黑龙江流域受阻，康熙皇帝时期的中国军队给了他们强烈的阻击并打败了这伙兵员数量很少的匪徒（根本不是俄罗斯帝国的正规军）。沙俄当局只好与中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条约规定整个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和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德国总理不久前送给习近平主席的礼物——一幅德国人绘制的1735年的中国地图记录的就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中俄国界走向。再次向南受阻后俄罗斯人接着再向东扩展，直到跨过白令海峡抵达今天美国的阿拉斯加。
俄罗斯历史上有个特殊的群体，叫“农奴”，这些农奴都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后代。征服者自己——俄罗斯人则成为了农奴制度中的贵族群体。
提到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所有学者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词：粗犷——是的，俄罗斯人是最崇拜武力的民族，最讲究现实利益的民族，绝没有历史悠久的“老民族”的文化积淀，例如中国人优雅的田园文化和印度人的慈悲情怀。 要彻底说清楚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必须要说关于它的历史的许多话，才能让旁观者知晓事件的背景。例如车臣问题。西方人一直不愿意把车臣人与中东的其他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同等对待，就源于车臣问题的历史渊源的复杂性。1859年，沙皇俄国经过长达50年的残酷战争才吞并掉车臣。车臣人本来就是一个剽悍的民族，很好斗，自车臣这块地方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后，车臣人一直反抗不断，是沙皇俄国的心腹大患。十月革命时，趁乱闹了一阵，被新政权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借口车臣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强行武装押送几乎全部车臣人（50万）迁往西伯利亚，途中很多车臣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才允许被迁移的车臣人回到故土。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的世仇和仇杀，有此背景，不能不让旁观者心存恻隐，把那些争取民族自治为目的的车臣人与参加到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的车臣人分别来对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有历史学者这样描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俄罗斯人信奉的是“拳头硬就是大爷”，你对我好，我都不一定对你好，更何况你要是对我不好，那我肯定要揍你。不存在什么以德报怨的心态，我没有以怨报德就算便宜你了。所以为了利益，俄罗斯人是可以翻脸就不认人的。
再看看普京最近的两句话，人们也就不应当感到意外：——“纳扎尔巴耶夫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在从来不曾有过国家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家。”（2013年9月1日《环球时报》）何等的强势言论，像是在夸奖一个人，口气虽然轻松委婉，实则在表现出一副俄罗斯人一贯的霸道心态，——根本从心里就没有把哈萨克斯坦当成一个国家！
——“如果我愿意，俄罗斯军队在两天之内不仅可以占领基辅，也可以出现在里加、维尔纽斯、塔林、华沙或布加勒斯特。”这后一句话，是在普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电话中说的，显然他没有把乌克兰当成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把欧盟的“侵略乌克兰”的指责当一回事，就连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的存在也应当庆幸于普京的仁慈。（见《参考消息》2014年9月3日头版）
造成今日乌克兰危机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事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版图内（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后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希望重归俄罗斯，于是两个民族间的矛盾一直潜藏着，一俟机会到来就不可能不爆发。俄罗斯人在领土问题上一直是强硬者，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吃了亏，让他们耿耿于怀。此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记得在60年代初，我曾经收藏过一幅印制的油画，那幅油画画得气势磅礴，技法也相当精美，让我很是喜爱。那是某一期《苏联画报》的中间页，幅面很大，画的名称是“永远和莫斯科站在一起”。画面上是基辅大公和彼得大帝一起接受民众的欢呼。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宣传画无非是想掩盖一些什么东西，例如两个民族间的长期的不和睦。果然，当前的俄罗斯危机验证了我当年的揣测。
民族性是个自然的存在，是从动物天性和人类天性继承下来的，不宜过多地以道德为尺码进行评判。但是由民族性生成出来的民族主义则是非自然的产物，它是非自然的文化存在，必须进行道德追问。否则，泛滥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失控的情绪会让一个民族走向歧途，即如十分理性的德国人也不例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而激发出来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狂热就催生出了希特勒那样的一群狂徒，借助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纳粹精神让全世界人都吃尽了苦头。
（未完待续）
世界的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为了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保持住已有的资源和利益，不让自己成为落伍者，每一个民族都要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点不断地做出抉择。现在，发生在这个动荡的世界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会影响到所有民族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大国，必须在事件发生之初就要做出最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判断。否则，将会在犹豫不决和反复变换政策时，自身遭受损失并受到他人的责难。中国人历来习惯于“对策思维”，这个习惯从苏秦张仪时代就开始了，具体讲就是就事论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每遇一事，谋士参议们都会给主子们献上上中下三策供领导选择，以应付眼前局势。中国人无法把思维的起点放到事情的起点，这就使得思维难以保持一贯性。我以为，必须从宏观上、根源上看问题，才能使得看法和见解始终保持基本一致和前后贯通，因为观察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个浑然的巨型复杂系统，因而真正的观察家也必须具有深邃的目光和清晰的逻辑思维。
有着很高威望的国际事务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有一段讲话评述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标题叫“国际秩序大崩溃”，他认为国际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成功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初衷。
我想批评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了？怎么在面对局部的暂时的偶发事件时，忘却了使用“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了？再说了，你说的国际秩序难道真是那么庄严不容违抗么？
“大历史的眼光”是从大处着墨看问题，高屋建瓴，统御全局，但是分析问题的起点和所持有的依据却是事物真实确凿的细节，从这里开始的分析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虽然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其根源却无一不受各个民族的民族性制约和驱使，尤其是那些实力足以影响世界形势走势的大民族，就特别值得研究和反复认识。于是，我就想花费点精力好好做一下民族性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
不同的民族性是导致民族间冲突的根本原因
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总和，只是在中国，由于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往往就被另一个词——“国民性”代替了。但是民族性与国民性是有区别的，即使在中国，偌大的国土上，中国内部各地不同的民族也存在因为民族性差异引起的诸多问题。
按照纯粹的历史哲学，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人类单元，其前提是，各个民族都有边界清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独立单元的生存空间内，那个特定的民族的民族性是一切生活理念的根基，实施着那个民族特有的一套制度，他人不容置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民族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历史远不可能那么纯粹。自从人类成为地球主宰者的一万年来，人类已经结束了与“毒蛇猛兽”进行抗争的历史了，而是都把最大的精力用来进行内部“火拼”了。火拼的结果是，弱小的、不适宜动荡社会环境的民族被消灭或者被同化，强悍的民族发展壮大或者成为其他民族的“宗主”。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虽然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瓜分完毕，在火拼中幸存下来的民族都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一直与相邻的民族处于战乱的状态之中，整个过程在有的地方一直延续至今。“以邻为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你举不出哪两个相邻的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为土地而发生残酷的战争的。这样，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难以历史上的治理地域为依据划出每个民族的领土，其实就是划出来，也不足以成为依据来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千百年来的土地之争。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那块地方被不同的民族占领着。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杂居，尤其是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杂居越来越成为引发冲突的根源。杂居的国家和地区无法实施其中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于是民族国家就依靠宪法和法律成为统御各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戒条，当然，民族国家还必须以武力为后盾维持秩序，否则那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甚至战乱。
在民族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上的仇杀和领土争议，几千年了不同民族间、不同宗教间、不同国家间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在今天这个看似文明的世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还可能在一瞬间又回到原始的野蛮的仇杀时期，例如当今的乌克兰。
当前国际上所有的烦心事的根源都源于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集合了众多民族性的国家（即多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发生时，如果深陷于冲突的国家内部的民族间的矛盾乘机突显，就造成一连串深层次的连锁反应（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极度消耗国力的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终结了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而奥匈帝国则解体为好几个国家），当前的国际政治的危险性也在于，弄得不好，参与冲突的某一方自身也面临被搞垮的危险。现在的伊拉克就是面临这个局面。我们中国人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时，切切应当谨慎从事，不要轻易卷进危险的国际争端的漩涡当中，同时也要不断地研究民族性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强化自己的机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攘外的目的永远是为了安内。
花费点精力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故事，不但能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源，也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宽，别指望当前的国际政治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也别幻想某一天能有一个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引领人类走出战乱的渊薮。
哪些东西铸就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它的特征和缺陷的根源
先说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其主体农人，这是指形成华夏民族文化的中国人，时间为炎黄二帝以降的五千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农人的精神世界有似于农人的劳动对象——植物的特征，植根于土地，靠天吃饭，崇拜土地和水源（尤其是河流）厌恶杀戮和征战，不到不得已就决不愿意走向战场。有人会说，所有“文明开化”的民族不都应当是这样吗？——不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就不是这样，下文中会说到的。
中国人有句俗语说“故土难离”，过去的一般中国人出于农人本性都愿意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了此一生，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为幸福指数最高的目标追求。那些以冒险为荣耀，以战场为生涯的民族，就不会有这样生活的哲学，像印度人那样痴迷于宗教文化的民族也不会是这样。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在我们自己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用来夸耀的本钱，是用以鄙夷那些“野蛮民族”的文化优势。
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能想到，这样的生活哲学，其“先进性”、“进步性”是值得认真质疑的，不少文化浅薄人自以为是地以为凡是文明发达的民族都应当具有我们民族这样的优雅，其实这是很天真的想法，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夜郎精神”，从这里生出来许多性格弱点和思维缺陷。
即如发生在当下的中日间的“冷水战”中，我们先放下日本人的民族性缺陷不提（本文的后面讲会好好说说日本人的民族性，——明明是在人家的国土上杀人放火，却有一套什么“亚洲思维”的说词），只说说我们中国一方的思维盲区。我们真不该在这个问题上死钻牛角尖，非得让对方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不可，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板起面孔剪断所有经济联系。这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哲学出发得出的结论和结果。中国人总是爱说“历来如何如何”，你捉摸过对方的心底想的是什么吗？——“你们那么怂，要不是老美帮助你们，你们连南京都拿不回来，这也算是战胜国？”——你能限制他们这样想么？不能。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做强自己，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有了这一条，在以后中国的文化和国力真正强大以后，会有机会让对手知道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真正的强大是最终的本钱，而不必把强势时时处处都表现在语言上，争一时之短长。
中国人也真是应当想想，在没有波斯坦公告以前，哪个民族的土地不都是以自己能守得住为边界么？作为中国人，人数是挺多，土地爷算是不少，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守土，就意味着那块土地就不应当是你的。会有愤青在一旁说三道四，其实只有这样认识国土问题，才能从中找出中国人文化上的短板，不做大做强自己，中国永远是让人瞧不起的“泥足巨人”。我不欣赏中国人到国外大讲友谊和伙伴关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国间寻找国际政治的支撑点可以理解，但是谁也不是傻子，友谊永远不是国际政治的第一要素。国际政治永远都是各国利益的焦点。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判中有一句著名的辩论词：“不做铁锤，就做铁砧。”这话说得最透亮。
再说得深邃一点，大象为什么长得那么大？长颈鹿为什么长得那么高？犀牛为什么那么壮？还不是“得益于”狮子豹子鬣狗们的长期侵扰和“欺凌”？
只有跨越过思维的阈限，观察者才能站在更豁达更客观的角度恰当地评论当前国际政治的复杂局面，尤其在对待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时（包括中日岛屿和海域争端和南海领海主权），才能把握好一贯的政策思路，不失大国风范。
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
鉴于现在国际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乌克兰危机，有必要先把俄罗斯的民族性放在前面来细说。
俄罗斯有着世界上最辽阔的国土。他们占领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他们的人口太多而需要这么大的生存空间么？不是，是他们经营“土地”的时间很久，从而多年来积攒下来这份家当？不是，是他们的祖先彪悍勇敢，能抢敢抢，到处伸手把所有能抢到手的土地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俄罗斯版图最大时横跨欧亚美三大洲，这些国土都是俄罗斯人在不到几百年的时间里，以铁血手段“征服”来的。俄罗斯人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根本用不着，也没有俄罗斯人去那里生活，也要插上它的国旗，为的是让那里的原住民成为俄罗斯人的奴隶。
说到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原因，用一句话简单说，就是俄罗斯人对领土的贪婪，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再说得细致一些，话就长了。
公元882年，在中国，则是在盛唐已经过后的100年，维京人奥列格在现在的基辅这地方建立了“罗斯公国”。只从这个事实，就能透露出现在的俄罗斯人心底的难言之隐——俄罗斯人祖先的发源地竟然不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这是一个令俄罗斯人感到痛苦的事情。
在张择端妙笔写汴梁那个时代，俄罗斯人的祖先刚刚从巴伦支海登上岸来，从打劫商船的海盗“改行”为攻城略地的强盗。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俄罗斯”这个词，他们发现，在陆地上做打家劫舍、攻城略地要比在海上做海盗油水大风险小，于是以杀人为先导，占领了现今的乌克兰这块地方。那时，那些维京人根本不知道在乌克兰以东是山还是海，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大块国土，就是从那时开始扩充的。
记得中苏交恶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国的国土就应当以长城为界”意思是长城以北就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了。十足的强盗逻辑，因为以这个逻辑推理，俄罗斯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踏上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荒原。
俄罗斯人在12世纪受到了挫折，是蒙古人成吉思汗打断了“基辅罗斯”向东进犯的进程。在蒙古人建立的暂短统治终结以后，俄罗斯人再次开始了抢占土地的历史。
从那时起，欧洲东部那些以务农渔猎为生的民族就成了这伙强盗抢劫和奴役的对象。再后来，几百年来征服了黑海和里海各国。再向南，遇到了当时强悍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强力阻击（他们因此而互为仇敌几百年），转而向东一路杀来。越过乌拉尔山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在现在的黑龙江流域受阻，康熙皇帝时期的中国军队给了他们强烈的阻击并打败了这伙兵员数量很少的匪徒（根本不是俄罗斯帝国的正规军）。沙俄当局只好与中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条约规定整个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和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德国总理不久前送给习近平主席的礼物——一幅德国人绘制的1735年的中国地图记录的就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中俄国界走向。再次向南受阻后俄罗斯人接着再向东扩展，直到跨过白令海峡抵达今天美国的阿拉斯加。
俄罗斯历史上有个特殊的群体，叫“农奴”，这些农奴都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后代。征服者自己——俄罗斯人则成为了农奴制度中的贵族群体。
提到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所有学者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词：粗犷——是的，俄罗斯人是最崇拜武力的民族，最讲究现实利益的民族，绝没有历史悠久的“老民族”的文化积淀，例如中国人优雅的田园文化和印度人的慈悲情怀。 要彻底说清楚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必须要说关于它的历史的许多话，才能让旁观者知晓事件的背景。例如车臣问题。西方人一直不愿意把车臣人与中东的其他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同等对待，就源于车臣问题的历史渊源的复杂性。1859年，沙皇俄国经过长达50年的残酷战争才吞并掉车臣。车臣人本来就是一个剽悍的民族，很好斗，自车臣这块地方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后，车臣人一直反抗不断，是沙皇俄国的心腹大患。十月革命时，趁乱闹了一阵，被新政权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借口车臣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强行武装押送几乎全部车臣人（50万）迁往西伯利亚，途中很多车臣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才允许被迁移的车臣人回到故土。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的世仇和仇杀，有此背景，不能不让旁观者心存恻隐，把那些争取民族自治为目的的车臣人与参加到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的车臣人分别来对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有历史学者这样描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俄罗斯人信奉的是“拳头硬就是大爷”，你对我好，我都不一定对你好，更何况你要是对我不好，那我肯定要揍你。不存在什么以德报怨的心态，我没有以怨报德就算便宜你了。所以为了利益，俄罗斯人是可以翻脸就不认人的。
再看看普京最近的两句话，人们也就不应当感到意外：——“纳扎尔巴耶夫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在从来不曾有过国家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家。”（2013年9月1日《环球时报》）何等的强势言论，像是在夸奖一个人，口气虽然轻松委婉，实则在表现出一副俄罗斯人一贯的霸道心态，——根本从心里就没有把哈萨克斯坦当成一个国家！
——“如果我愿意，俄罗斯军队在两天之内不仅可以占领基辅，也可以出现在里加、维尔纽斯、塔林、华沙或布加勒斯特。”这后一句话，是在普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电话中说的，显然他没有把乌克兰当成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把欧盟的“侵略乌克兰”的指责当一回事，就连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的存在也应当庆幸于普京的仁慈。（见《参考消息》2014年9月3日头版）
造成今日乌克兰危机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事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版图内（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后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希望重归俄罗斯，于是两个民族间的矛盾一直潜藏着，一俟机会到来就不可能不爆发。俄罗斯人在领土问题上一直是强硬者，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吃了亏，让他们耿耿于怀。此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记得在60年代初，我曾经收藏过一幅印制的油画，那幅油画画得气势磅礴，技法也相当精美，让我很是喜爱。那是某一期《苏联画报》的中间页，幅面很大，画的名称是“永远和莫斯科站在一起”。画面上是基辅大公和彼得大帝一起接受民众的欢呼。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宣传画无非是想掩盖一些什么东西，例如两个民族间的长期的不和睦。果然，当前的俄罗斯危机验证了我当年的揣测。
民族性是个自然的存在，是从动物天性和人类天性继承下来的，不宜过多地以道德为尺码进行评判。但是由民族性生成出来的民族主义则是非自然的产物，它是非自然的文化存在，必须进行道德追问。否则，泛滥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失控的情绪会让一个民族走向歧途，即如十分理性的德国人也不例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而激发出来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狂热就催生出了希特勒那样的一群狂徒，借助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纳粹精神让全世界人都吃尽了苦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