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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名士“任诞”集大成者阮籍表面放肆不羁，实则内心常处于忧愁、矛盾的情绪中。他的事迹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多有记载，而其抒发情志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亦可以作为他多重心理感受的证据。
【关键词】阮籍；世说新语；咏怀诗；任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世说新语》通过一则则短小精悍的对话或故事将魏晋名士们的思想言行和门阀社会的生活面貌真实地呈现出来，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其中对阮籍这位魏晋名士代表的描写让人读来颇觉有趣，遂在此结合其闻名于世的《咏怀》诗，浅谈他于放诞不羁行径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人生情绪。
一、《世说新语》“任诞”中的阮籍
《世说新语》始于德行终于仇隙，总共有三十六章，其中最为独特的篇章要数“任诞第二十三”。魏晋名士的代表“竹林七贤”，洒脱不羁，衣襟不整于竹林中饮酒赋诗，好一派恣意任性的作风，他们应该算是最有魏晋风度的名士吧！而在读罢“任诞”篇，发现魏晋名士“任诞”集大成者应数那个特立独行不在乎旁人眼光的阮籍。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看来在追求“任诞”的士人中，阮籍实为开山之祖。《世说》中对阮籍的记述有多处，主要就集中在“任诞”一门（多达十一则），相比其他名士，可谓是“任诞”之代表。儒家传统上对礼与情的要求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现代人所受礼法拘束不比当时，所以在这些记录中，有的确实能让人对阮籍产生喜爱之情。如：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七）
古代叔嫂界限极严，于当时敢作出此等行径的阮籍自然是会被人所“讥”的，但他对此毫不在意，也不把这样的“礼”放在眼里。她是嫂子，我们乃是一家人，嫂子远行我去道个别祝平安有何不妥？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八）
这事放于今日也稍有不妥，因为美色而去喝酒，喝醉了还倒在卖酒人妻子旁边，难道真有非分之想？但最终连卖酒人也卸下防备，这个阮籍，终无他意，不过是外表上不守礼法罢了。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九）
葬母之时蒸一肥猪，喝酒二斗，这在正统的礼法之士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之行。但是阮籍的大哭和吐血，却让人们感受到他对母亲的真情，那种痛入骨髓的悲痛比那些批判他的礼教之士来得更为真实更让人为之动容。《晋书·阮籍传》中描述他“外坦荡而内淳至”，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误的……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的……把礼教当作宝贝的。”二者可见一斑。
那么疑问随之而来：如鲁迅先生所说，明明心里有一杆道德秤杆，为何表面上他就那么热衷于做不合礼法恣意之事呢？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司马集团所倡导的虚伪礼教的不满吗？“诗以道志”，也许他闻名于世的《咏怀》诗能给出答案。
二、《咏怀》诗所透露的矛盾心理
阮籍所生活的正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特殊的时代。政治上曹魏集团日益衰落，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高压政策，士人们过得是如履薄冰，“口不臧否人物”的处世风格是当时的普遍风气。《晋书·阮籍传》里有：“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初读《咏怀》诗时，只觉得整体弥漫着一股忧思。结合时代背景，《咏怀》诗的这股忧大概是出自他对乱世士人的不保以及对自身郁郁不得施展之心痛吧。然而再细读这些诗，会发现除了忧思之情外还夹杂了许多别的情绪：上进、慷慨、孤独……
（一）鸿鹄之志与生不逢时
阮籍出生于文学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文化的熏陶。“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可以看出阮籍从小开始就接受着儒家经典的教育，他将曾经的自己描摹为意气风发的少年儒者形象，试图以传统路径兼济天下。其远大的志向在诗里还有多处：“壮士何慷慨……气节故有常”（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少年学击剑……超世发奇声”（六十一）。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但从另一些诗句中又可以看出他的鸿鹄之志并没有得到施展并且还生发出了对儒家之道和建功立业思想的怀疑：“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十五），他在无奈中对功名利禄都给予了否定。“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四十）“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四十二）“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六十）“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等诗句充满了对委曲求全的儒家之徒的怜悯与哀叹。时局的黑暗让这个原本志存高远的才子心力交瘁，他不愿为司马氏效命，不愿为保全富贵而趋炎附势，但他的生长环境又使他内心有所追求，这样矛盾的境地让他终究无法成全那个渴望“达则兼济天下”的自己。
（二）对生命易逝的叹息
乱世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命运的多舛，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是魏晋时期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世说》中有“伤逝第十七”，就专门描述了魏晋士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和反应，可见此时人们对生命的关注度很高。这样的情绪在《咏怀》诗里也多有体现：“嘉树下成蹊……何况恋妻子”（三）；“朝为媚少年……谁能常美好”（四）；“丘墓蔽山冈……荣名安所之”（十五）；“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莹莹”（八）；“一日复一日……谁知我心焦”（三十三）；阮籍的内心忧心忡忡、孤苦无依，他所突出的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因为这种觉醒所生出的哀伤。但是这些感慨生命飘忽易逝的诗句背后，却深蕴着诗人对人生强烈执著的欲求和留恋：“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其十八）；“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三十二）……这些感叹，也都缘于其始终无法放弃的理想追求。 （三）隐世避世的愿望
既然抱负无从施展，人世的败坏又让自己深感悲哀，理所应当的诗人会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一个世外桃源。阮籍在诗中曾多次表明他想要高飞远引、求仙问道的心情。如“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二十一）、“仙者四五人……游淮去高翔”（二十三）和“焉得凌霄翼，飘遥登云涓”（四十）等句把神人生活写得宁静平和、自由逍遥，读来令人顿生向往之情。但读到其三十五首时，会发现这般潇洒遁去之风实际上承载了难以言说的重量：“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逞”到“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阮籍之所以想要离世远走，看来正是因为世路的污浊与人情的炎凉。这类企仙求隐的诗歌表现了诗人在对社会绝望之后企图超脱现实人生的态度。而另一类则对现实中避世而居的隐士进行了描写，如“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四十二）、“河上丈人”（五十九）等，他渴望全身而退，过“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的隐士生活，但又会陷入对隐逸的怀疑当中，如“人言愿延年……恻怆怀所思”（五十五）。这样既渴望归隐又觉得孤独的矛盾心理是阮籍对人生意义的继续追问。阮籍是矛盾的，他无法在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况中作出洒脱的选择。
三、任诞背后的悲哀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经常“率意独驾，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那种发自内心的悲愤是阮籍一生的主基调。壮志未酬也好，归隐未遂也罢，阮籍的悲哀是深邃与广大的，在他身上融合了两种悲情：屈原式壮志难酬的痛苦，曹植式个性压抑的无助；同时还可以发现魏晋人生命意识觉醒之后面临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彷徨。他需要借助一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现实不允许他有太多言语，行为上的任诞也就好理解了。但对于这个混浊的世界，他仍然渴望有机会能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即使常做出不合礼教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因此伤害到他人，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悲伤而有真情的心。
于此看来，恰恰是这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成全了这位生不逢时的才子。后人多有效仿其任诞行为者，认为这是一种风度气质，但大多都是东施效颦罢了，没有阮籍般满腔的愁绪和矛盾，又怎会有阮籍般的韵度呢？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3]（南朝宋）刘义庆，（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日本藏绍半年本，1999.
[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关键词】阮籍；世说新语；咏怀诗；任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世说新语》通过一则则短小精悍的对话或故事将魏晋名士们的思想言行和门阀社会的生活面貌真实地呈现出来，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其中对阮籍这位魏晋名士代表的描写让人读来颇觉有趣，遂在此结合其闻名于世的《咏怀》诗，浅谈他于放诞不羁行径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人生情绪。
一、《世说新语》“任诞”中的阮籍
《世说新语》始于德行终于仇隙，总共有三十六章，其中最为独特的篇章要数“任诞第二十三”。魏晋名士的代表“竹林七贤”，洒脱不羁，衣襟不整于竹林中饮酒赋诗，好一派恣意任性的作风，他们应该算是最有魏晋风度的名士吧！而在读罢“任诞”篇，发现魏晋名士“任诞”集大成者应数那个特立独行不在乎旁人眼光的阮籍。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看来在追求“任诞”的士人中，阮籍实为开山之祖。《世说》中对阮籍的记述有多处，主要就集中在“任诞”一门（多达十一则），相比其他名士，可谓是“任诞”之代表。儒家传统上对礼与情的要求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现代人所受礼法拘束不比当时，所以在这些记录中，有的确实能让人对阮籍产生喜爱之情。如：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七）
古代叔嫂界限极严，于当时敢作出此等行径的阮籍自然是会被人所“讥”的，但他对此毫不在意，也不把这样的“礼”放在眼里。她是嫂子，我们乃是一家人，嫂子远行我去道个别祝平安有何不妥？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八）
这事放于今日也稍有不妥，因为美色而去喝酒，喝醉了还倒在卖酒人妻子旁边，难道真有非分之想？但最终连卖酒人也卸下防备，这个阮籍，终无他意，不过是外表上不守礼法罢了。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九）
葬母之时蒸一肥猪，喝酒二斗，这在正统的礼法之士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之行。但是阮籍的大哭和吐血，却让人们感受到他对母亲的真情，那种痛入骨髓的悲痛比那些批判他的礼教之士来得更为真实更让人为之动容。《晋书·阮籍传》中描述他“外坦荡而内淳至”，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误的……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的……把礼教当作宝贝的。”二者可见一斑。
那么疑问随之而来：如鲁迅先生所说，明明心里有一杆道德秤杆，为何表面上他就那么热衷于做不合礼法恣意之事呢？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司马集团所倡导的虚伪礼教的不满吗？“诗以道志”，也许他闻名于世的《咏怀》诗能给出答案。
二、《咏怀》诗所透露的矛盾心理
阮籍所生活的正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特殊的时代。政治上曹魏集团日益衰落，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高压政策，士人们过得是如履薄冰，“口不臧否人物”的处世风格是当时的普遍风气。《晋书·阮籍传》里有：“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初读《咏怀》诗时，只觉得整体弥漫着一股忧思。结合时代背景，《咏怀》诗的这股忧大概是出自他对乱世士人的不保以及对自身郁郁不得施展之心痛吧。然而再细读这些诗，会发现除了忧思之情外还夹杂了许多别的情绪：上进、慷慨、孤独……
（一）鸿鹄之志与生不逢时
阮籍出生于文学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文化的熏陶。“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可以看出阮籍从小开始就接受着儒家经典的教育，他将曾经的自己描摹为意气风发的少年儒者形象，试图以传统路径兼济天下。其远大的志向在诗里还有多处：“壮士何慷慨……气节故有常”（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少年学击剑……超世发奇声”（六十一）。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但从另一些诗句中又可以看出他的鸿鹄之志并没有得到施展并且还生发出了对儒家之道和建功立业思想的怀疑：“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十五），他在无奈中对功名利禄都给予了否定。“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四十）“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四十二）“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六十）“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等诗句充满了对委曲求全的儒家之徒的怜悯与哀叹。时局的黑暗让这个原本志存高远的才子心力交瘁，他不愿为司马氏效命，不愿为保全富贵而趋炎附势，但他的生长环境又使他内心有所追求，这样矛盾的境地让他终究无法成全那个渴望“达则兼济天下”的自己。
（二）对生命易逝的叹息
乱世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命运的多舛，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是魏晋时期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世说》中有“伤逝第十七”，就专门描述了魏晋士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和反应，可见此时人们对生命的关注度很高。这样的情绪在《咏怀》诗里也多有体现：“嘉树下成蹊……何况恋妻子”（三）；“朝为媚少年……谁能常美好”（四）；“丘墓蔽山冈……荣名安所之”（十五）；“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莹莹”（八）；“一日复一日……谁知我心焦”（三十三）；阮籍的内心忧心忡忡、孤苦无依，他所突出的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因为这种觉醒所生出的哀伤。但是这些感慨生命飘忽易逝的诗句背后，却深蕴着诗人对人生强烈执著的欲求和留恋：“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其十八）；“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三十二）……这些感叹，也都缘于其始终无法放弃的理想追求。 （三）隐世避世的愿望
既然抱负无从施展，人世的败坏又让自己深感悲哀，理所应当的诗人会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一个世外桃源。阮籍在诗中曾多次表明他想要高飞远引、求仙问道的心情。如“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二十一）、“仙者四五人……游淮去高翔”（二十三）和“焉得凌霄翼，飘遥登云涓”（四十）等句把神人生活写得宁静平和、自由逍遥，读来令人顿生向往之情。但读到其三十五首时，会发现这般潇洒遁去之风实际上承载了难以言说的重量：“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逞”到“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阮籍之所以想要离世远走，看来正是因为世路的污浊与人情的炎凉。这类企仙求隐的诗歌表现了诗人在对社会绝望之后企图超脱现实人生的态度。而另一类则对现实中避世而居的隐士进行了描写，如“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四十二）、“河上丈人”（五十九）等，他渴望全身而退，过“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的隐士生活，但又会陷入对隐逸的怀疑当中，如“人言愿延年……恻怆怀所思”（五十五）。这样既渴望归隐又觉得孤独的矛盾心理是阮籍对人生意义的继续追问。阮籍是矛盾的，他无法在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况中作出洒脱的选择。
三、任诞背后的悲哀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经常“率意独驾，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那种发自内心的悲愤是阮籍一生的主基调。壮志未酬也好，归隐未遂也罢，阮籍的悲哀是深邃与广大的，在他身上融合了两种悲情：屈原式壮志难酬的痛苦，曹植式个性压抑的无助；同时还可以发现魏晋人生命意识觉醒之后面临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彷徨。他需要借助一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现实不允许他有太多言语，行为上的任诞也就好理解了。但对于这个混浊的世界，他仍然渴望有机会能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即使常做出不合礼教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因此伤害到他人，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悲伤而有真情的心。
于此看来，恰恰是这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成全了这位生不逢时的才子。后人多有效仿其任诞行为者，认为这是一种风度气质，但大多都是东施效颦罢了，没有阮籍般满腔的愁绪和矛盾，又怎会有阮籍般的韵度呢？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3]（南朝宋）刘义庆，（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日本藏绍半年本，1999.
[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