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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七七三年六月，在经历了三年凡尔赛宫充满繁缛礼仪、无趣压抑的生活后，时为王妃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得到路易十五的准许访问巴黎，并在大街上受到千万民众的热忱欢迎。在后来给母亲特蕾莎女王的信中，安托瓦内特的感动与惊喜流溢笔端：“一个人以如此微不足道的代价而能换得如此广泛的深情厚谊，置身其境，幸运之至。”这段文字出自茨威格为她所写的传记。任何熟悉安托瓦内特悲剧命运的人都不难从中读出反讽的意味。在风雨飘摇的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王后的名声便急转直下，成为民众诋毁与唾弃的对象，并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被推上断头台。其一落千丈的悲剧性命运迄今令世人唏嘘，造成其不幸的原因也令学界争讼不已。
在二○一七年出版的著作《名声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Celebrity）中，法国学者安托万·利提（Antoine Lilti）认为，安托瓦内特王后跟二十世纪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悲剧并无二致。尽管十八世纪尚未诞生“明星”这一词汇，但安托瓦内特无疑是历史上第一位明星式的政治人物。对她与戴安娜而言，受到万众瞩目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一种负担与危险。其原因在于，这两位相距三百多年的宫廷女性身处类似的社会文化机制中。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探讨了大量生活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名流：从大名鼎鼎的哲人伏尔泰、萨缪尔·约翰逊、卢梭，到如今已被人遗忘的阉人歌手法里内利、费迪南多·杜奇，演员萨拉·西登斯;从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米拉波、拿破仑、华盛顿，到诗人拜伦、夏多布里昂，音乐家李斯特、贝多芬，等等。有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帝王与哲人，也有隶属社会底层的演员、艺人及妓女;有备受传统道德赞赏的英雄与文人，也有挑战世俗道德却具有浪漫情调的强盗与罪犯。在作者看来，这些名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是独特的、“现代的”，是一种欧洲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便是在十八世纪开始出现并形成，在十九世纪中期达到繁荣的“名声”（celebrity）现象。
十八世纪之前成为名人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荣耀”（glory），即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功绩;二是“声望”（reputation），即在某个共同体内（如小镇、行业）由于德行或才华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十八世纪新出现的“名声”则不同，它被用来描述一种快速扩张，多少令人怀疑的声望。一个人获得名声，既不是因他/她曾做出重要功绩，也不是出于人们对他/她的熟悉与了解，而仅仅由于他/她的私人生活、风流轶事，或是他/她的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令人们好奇。与“荣耀”与“声望”的稳定相比，“名声”极不稳定，它可让人“一夜成名”，但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比如名声现象在晚年伏尔泰身上得到显著体现：由于路易十五的去世，多年流亡在外的伏尔泰得以在八十三岁重返巴黎。他所受到的欢迎，“比一国的君主到来更加轰动”（安德烈·莫洛亚语）。人们不仅在街道、咖啡馆、剧院里议论他，而且还不断地拜访他。然而，公众对他的热忱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即出于对著名哲学家思想的崇敬，而仅仅出于对其人的好奇与窥探欲。法兰西学院为伏尔泰举办的加冕仪式与其说是严肃庄重，不如说是充斥着喧闹与狂热，如同今日的歌星演唱会。用同时代作家塞巴斯蒂安·梅西埃（Louis Sébastien Mercier，1740-1841）的话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伏尔泰自己也意识到，人们对他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少，却对他的私人轶事兴致盎然。瑞士画家让-胡贝尔（Jean Huber）的作品《伏尔泰的早晨》以离经叛道的方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公众趣味，这幅作品事无巨细地再现了伏尔泰清晨起床穿裤子的场景。尽管伏尔泰个人对此感到尴尬与愤怒，却无法阻止他的这一形象在消费市场上的大量复制与传播。
这一切究竟缘何发生？
二
在利提的这部作品中，“名声”一词的重点不在于描述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名流”，而是旨在突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mechanism of celebrity）及其影响，作者有时用“条件”（condition）或“系统”（system）表示这个概念。这种机制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的形成与建立，与当时的“媒介革命”直接相关，被认为是一种现代文化建构的产物。
首先，伴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十八世纪欧洲所诞生的报纸、杂志、图书等现代媒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群众的“公众”，并形成一个“读者的国度”。这是一个“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早在十九世纪便注意到“想象的共同体”在欧洲的诞生。
其次，文字媒介带来了政治动向、社会议题以及文艺热点的广为传播，催生了现代公众对于人类隐秘内心生活、个人轶事八卦以及亲密关系的兴趣。现代传记（如《萨缪尔·约翰逊传》）的“去英雄化”与“去道德化”叙事，塑造着现代读者对平凡人生的重视。小说的兴起（尤其是感伤的书信体小说）唤起了人们对心理世界的兴趣和对亲密关系的向往;数以万计的文化小报则进一步促使私人生活进入公共视野，并在阅读接受层面激发了公众的“窥视欲”。
最后，十八世纪的视觉媒介更是以不亚于摄影、电视以及互联网在后世的强大力量，支持着名声文化的发展。流转于欧洲消费市场中数以万计的肖像画、瓷像、雕刻品、徽章、小雕像、半身像、蜡像、讽刺画，令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家、哲学家、演员、歌手、政治家、宫廷人物等）得以传播。这种传播不仅令个体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还促成了文化上的平等。比如约舒华·雷诺兹不仅为当时颇有成就的作家（劳伦斯·斯特恩）、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亚当·弗格森）作画，而且还为那些引发公众兴趣的演员（大卫·加里克），甚至妓女（奈莉·奥布莱恩）作画，这在无形之中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在一个相同的层次上呈现在公众面前”，潜在地解构着传统的等级秩序。
于是在这一解构过程中新的文化秩序得到确立。媒介革命建构了由“名流”及其观看者“公众”组成的社会景观（spectacle）。由此看来，被居伊·德波大书特书的“景观社会”，绝非二十世纪开創的新鲜事物，早在十八世纪已凸显端倪，并为卢梭敏锐觉察（从书名中的法语词“spectacle”可见，其《论戏剧》的主旨不在“戏剧”，而在“景观”）。自此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现代生活都难以摆脱这样的社会景观，这正是名声（机制或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 从词源角度看，“celebrity”的贬义内涵（指代某种严肃的仪式，但在其中人们装腔作势）预示了其在后世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名声”现象在十八世纪的出现，“celebrity”开始得到频繁使用，并被赋予现代内涵。文人查尔斯·杜克洛（Charles Pinot Duclos）最早使用该词，在其论著《论世纪的风俗》（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oeurs de ce siècle，1751）中，他敏锐意识到“名声”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人具有名声，不再意味着被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功绩或德行，而在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他还看到，一个人在公众舆论中获得名声的同时，并不能左右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且令其感到极为痛苦的是，“别人谈论的似乎好像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It is as if he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talk about a third person， someone other than himself）”。杜克洛由此引出利提在这部作品重点探讨的问题，即名声的暧昧性（ambivalence of celebrity）：“名声”一方面令人向往，极其重要;另一方面，令人恐惧，备受争议。这种暧昧性在十八世纪的个体、文化以及政治层面都有显著体现。
三
英国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无疑是十八世纪最为重要的名流。他在《漫步者》《闲谈者》等刊物上的公共影响力以及鲍斯威尔对其形象的打造（《萨缪尔·约翰逊传》），让他充分体验了成为现代名人的激情与苦恼。在他看来，“对名声的喜好是一种天然而普遍的激情，是上苍点燃于灵魂中的火焰”，对名声的喜爱属于这种“好坏不明、大有争议的欲望”。他还发现“名声”常常建立在“公众的突如其来的任性”的基础上。在一篇虚构的故事中，约翰逊表达了成为名人的困扰：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作家想知道公众对其作品的看法，为此他翻阅期刊报纸，聆听咖啡馆谈话，结果却失望地发现人们只对他的生活轶事感兴趣（如板球比赛、偷窃、破产、宠物猫失窃等），并不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这就意味着“名声”并不能代表一个人所获得的尊重，有时甚至还会牺牲他的社会地位，使之沦为一件商品。尽管约翰逊是出版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但有时他会把制造名声的印刷工厂比作“地狱”。
另有两位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与约翰逊持类似看法：一是尚福尔（Nicolas Chamfort，1741-1794），这位与启蒙哲学家往来密切的作家，很早就由于伏尔泰的公开举荐而在事业上平步青云。然而他的名声也由于遭到一系列莫名的诋毁而一落千丈。他为此退出公众视野，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利提看来，尚福尔的退隐与他对名声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尚福尔曾写道：“（一个人）具有名声的优势在于：被一群并不认识他的人谈论。”名声既是一种形式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形式的惩罚。在给一位神父的信中尚福尔更是这样写道：“我对荣耀有多少的热爱，我对名声就有多少的憎恶。”另一位是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这位作家更是一位“名声”的敏锐观察者与批判者。在《巴黎风景》（Tableau de Paris，1783）中，梅西埃公开谴责“名声”将人奴化与物化。他从伏尔泰回到巴黎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场景中，读出的不是一场荣耀的加冕仪式，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他更是无法接受市面上数以万计的名人肖像与雕塑，认为公众对名人的崇拜是一种对他们的羞辱，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他的作品、功绩或者德行，而只是他的一张面孔或一具身体：“应当去做出评判的是他的诗与散文，而不是他的外貌、他的穿着以及他的举止。”
在所有十八世纪的名流中，让-雅克·卢梭的个人经历是令这种名声的暧昧性得以淋漓尽致展现的最佳案例。《名声的发明》对卢梭的探讨独辟蹊径，走出了以往探讨卢梭时经常采取的病理学解读，将卢梭式的矛盾置于这种以名声机制所主导的剧场社会景观中。这意味着：卢梭的成功和失败都与名声机制的暧昧存在相关。正是对现代名声机制的有效利用，卢梭使自己一跃成为法国旧制度时期最重要的名流：比如他有能力制造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并能维持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热度;他成功創作了富于情感深度与亲密意识的书信体小说，以捏造浪漫“泪水洪流”（罗伯特·达恩顿语）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粉丝”群体;其独特而古怪的个人性格与生活方式更将自己的名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跟杜克洛的感受一样，对于卢梭而言成为名流一方面是荣耀，另一方面是折磨。他不可避免沦为名声的受害者，他始终感到“别人谈论的似乎好像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卢梭写作《忏悔录》是寻求公众的支持来对抗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在写作福柯所谓的“反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时，他早已丧失对公众的信任。面对各种小报对其生活琐事的追逐（英国小报报道他的狗的丢失以及失而复得），面对数以万计的访客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来拜访他时，他除了愤怒与无奈，别无选择。从这一角度看，利提的解读颇具洞见：如果说卢梭的前期作品更多旨在反对百科全书派精英的话，那么我们更应从反对公众的角度去理解卢梭的后期作品。
虽然卢梭看上去成了史上第一位“因不想出名而出名”的名流，但他无法逃离名声机制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无法摆脱文化所塑造的对“被认可”的需要，更是难以摆脱出人头地赢得名声的虚荣心。尽管他不再追求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期盼的名声，但他依然想要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认可”。于是在这种现代景观式的文化中，即便以“真理”为名，第欧根尼式的追求已不再可能;无论卢梭如何追寻真诚，在公众眼中他都始终戴了一副“真诚的面具”（特里林语），在媒体打造的社会舞台上自导自演着一场刻意为之的“秀”。
四
除个人生活之外，名声机制也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那些文化意义上的名流一旦成为政治明星，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便不可低估。自十八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政治人物意识到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变迁，对政治权力的内涵也有了全新理解。如果说传统君主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以符号象征为特质的代表制公共性之上的话，那么现代民主政治则越来越依托于飘忽不定，但分量日增的公众舆论，政治人物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与公众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联系。 并非所有当时的政治人物都能充分意识到这样的现代变革。安托瓦内特的悲剧在于，她无意识地受到这一名声文化的影响，并未意识到这一文化机制在削弱她的政治权威性。她抗拒凡尔赛宫繁文缛节的礼仪，选择过一种毫无拘束的自然时尚生活，这符合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比如她请巴黎服装设计师罗斯·贝尔坦（Rose Bertin）设计不同于凡尔赛风格的时尚服饰，并愿在女画家伊丽莎白·维瑞-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的作品中以此形象示人。这些都是其得以受到公众狂热追随的原因所在。但这位“洛可可”王后并未意识到，人们对她的欢迎，跟对一位女演员或一个妓女的欢迎并无二致。在成为时尚明星的同时，她作为王后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潜在的损耗。根据康托洛维茨（Ernst Knatorowicz）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的观点，安托瓦内特在赢得世俗名声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其政治合法性而言极为重要的“政治之体”。她未能意识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与多变性，更不懂得诽谤的毒液“只要有一滴进入舆论的血液循环，就能像传染病毒似的繁殖起来”（茨威格语）。哪怕在她上断头台前的危急时刻，她都拒绝利用这一文化机制去打造一种符合现代政治的亲民形象。相比之下，与其相隔一个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则更善于利用现代媒介塑造“名声”，以“媒体女王”闻名于世。
与安托瓦内特的“落伍”相比，不少十八世纪的政治人物懂得“与时俱进”。英国的约翰·威尔克斯利用人们对其人格的好奇成功地将英国的政治场景变成了马戏团舞台，代表了第一批跨过公共与个人分野，“从而改变公共领域意义的人”（理查德·桑内特语）。在法国大革命中，米拉波侯爵不仅利用自己在外貌上的特质、演讲上的天赋，以及离经叛道的生活赢得公众的关注，而且他深谙现代政治的剧院特色與作为革命人物所需的演员禀赋，将自己从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转变成为自由而生的政治斗士。
拿破仑无疑是所有政治明星中最为闪耀的一位。其名声不仅建立在战场上的卓越功绩之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人格魅力之中。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流放圣赫勒拿岛，没有让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反倒令他赢得了名扬四海的殊荣（甚至连在夏威夷群岛的公鸡、马与牛都被取名“拿破仑”）。这得益于拿破仑洞悉现代政治中公众激情与舆论的重要性，他能狡猾地利用各种媒介来塑造自己的名声，并与其回忆录作者拉斯·卡斯（Las Cases，1766-1842）合谋打造自身形象，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媒体将军”。不过，利提并不认可拿破仑这一政治意义上的名声，因为拿破仑借助这一名声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崇拜的目的，并不具有进步内涵。因此“他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其“雄心壮志完完全全是个人的”。与之相反，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名声则是“彻底的现代”，因为他借由自己的名声实现的并非个人的荣耀，而是民主政治的建立。华盛顿对威尔克斯或米拉波身上所取得的那类声名狼藉而无关公共利益的名声备感恐惧，竭力实现个体名声与社会正义的结合，致力于塑造一种能够代表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形象。他力求将自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公共层面上，让自己成为美国爱国德性的化身，同时拒绝公开与表现私人生活去诱发人们的好奇与共情。
除了十八世纪之外，作者还将笔触适当地延伸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比如他在十九世纪意大利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身上看到了名声在政治领域中的开拓空间：这位英雄的赫赫战功与传奇故事（大仲马的创作）所打造的名声，成功激发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诚。在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领域，名声的力量更是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拜伦与李斯特所掀起的名人崇拜），其受到的争议与指责也“水涨船高”（来自夏多布里昂、乔治·桑以及海涅对“名声”的批判）。伴随着摄影的诞生、电影的发明以及互联网的崛起，名声现象在全新的表达中得到延续，新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也不断涌现新的偶像与明星。不过这一切在十八世纪早已成形。当代名流所体验到的东西，詹妮·林德（Jenny Lind）、拜伦、李斯特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所体验，而早在他们之前，一切都已在伏尔泰、加里克、卢梭、约翰逊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五
在这部事无巨细、内容丰富的历史作品中，安托万·利提不仅着眼于对十八世纪充满生趣的文化生活进行重述，而且还在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流露出对当下社会文化的观照。该作富有洞见地指出了“名声”的两面性：转瞬即逝、随心所欲，导致过度且非理性的反应，塑造出不合理的偶像，鼓励公众的窥探癖，腐蚀民主政治;与此同时又肯定其在本质上具有的现代与民主成分：任何人都拥有平等地赢得名声的机会。作品对名声文化机制及其暧昧特性的探讨，远超许多当下文化研究对“明星”现象的研究。以往对明星的研究要么过于宽泛（包含了历史上的所有名人），要么过于狭窄（如埃德加·莫兰认为，明星现象是电影工业的产物）。这部作品的名声的探讨，实质上以“管中窥豹”的方式，对人类现代文明史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梳理，“以不同寻常的光线照亮了我们所熟知的领域”（罗伯特·达恩顿语）。
首先，该作在探讨名声问题的历史叙事中，成功地揭橥了浪漫主义文化与媒介传播之间的深刻关联。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出现的名流崇拜、粉丝现象以及对本真性与亲密性的追求，都无法与启蒙时代的媒介与技术革命相分离。那些看似与媒介技术毫无关联的“人格崇拜”以及“泪水洪流”，其实并不能脱离现代文明中“文化工业”的存在;那些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甚至鄙视世俗价值的浪漫主义英雄，其实都是熟谙媒介文化的人（无论拜伦还是夏多布里昂都深谙传播之道）。这无疑启发我们，与其纠缠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先锋与媚俗”“文化与技术”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不如回到事实本身。
其次，该作也借由名声问题揭示了在现代政治与情感文化存在着的必然联系。名声文化呈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最重要面向：公众舆论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哪怕在称为“理性时代”的十八世纪也并不单单存在哈贝马斯所浪漫化的“理性”以及“批判”，当时的公共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由公众好奇促成的闲言碎语与绯闻轶事，更存在公众迷信所催生的对炼丹术士、江湖医生以及巫师的崇拜。若能对此有客观的认识，我们就没有必要人为建构关于十八世纪的乡愁，更无必要在民主政治的思考中排斥情感与人格的要素。现代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情感的力量与“民粹”的成分。现代民主政治既存在着被拿破仑式的自恋人格政治腐蚀的危险，但也绝不排除为华盛顿式公共人格建构的可能。因此我们在思考很多当代政治议题（如特朗普现象等）上，有必要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些因素的存在，简单地用几个概念（如“民粹主义”）来应对现实的挑战，恐怕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恐惧与放弃复杂思维的懒惰。
最后，该作还展示了一种对待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智慧与批判意识。它借由名声现象“见微知著”：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从来就包含着所谓“公共人的衰落”“大众传媒的操控”“消费主义”以及“景观社会”等问题。因此，我们既需要正视“每一座文明的丰碑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更需要懂得“不能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为了舍弃文明所付的代价很可能是告别文明，走向野蛮。在这点上利提表现出了历史学者的审慎与折中。在他看来，面对复杂的现代问题，具体个案分析要比宏大抽象的理论推演有效。比如在处理十八世纪已初步形成的“景观社会”的问题上，他拒绝像德波那样重蹈卢梭式的覆辙：如同三百年前的卢梭那样，那位打着反主流旗号的理论家却悖论性地成为理论“时装秀”中最耀眼的一位。此外，笼统抽象的关于公共性、自恋文化、媒体操控等问题的理论推演容易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分析与判断陷于僵化与绝望。作者通过各种鲜活的案例提示我们去发现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找寻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刘易斯·芒福德曾言：“假如想逃脱当今靠一代人积累所形成的那种知识本身的残缺不全，那么，拓宽历史视角，是必须首先跨出的第一步。”在这样一个对“昨日的世界”并无真正兴趣的时代里，《名声的发明》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对历史的谦卑与耐心，无疑为芒福德的这句话做出了最为精彩的注释。
一七七三年六月，在经历了三年凡尔赛宫充满繁缛礼仪、无趣压抑的生活后，时为王妃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得到路易十五的准许访问巴黎，并在大街上受到千万民众的热忱欢迎。在后来给母亲特蕾莎女王的信中，安托瓦内特的感动与惊喜流溢笔端：“一个人以如此微不足道的代价而能换得如此广泛的深情厚谊，置身其境，幸运之至。”这段文字出自茨威格为她所写的传记。任何熟悉安托瓦内特悲剧命运的人都不难从中读出反讽的意味。在风雨飘摇的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王后的名声便急转直下，成为民众诋毁与唾弃的对象，并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被推上断头台。其一落千丈的悲剧性命运迄今令世人唏嘘，造成其不幸的原因也令学界争讼不已。
在二○一七年出版的著作《名声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Celebrity）中，法国学者安托万·利提（Antoine Lilti）认为，安托瓦内特王后跟二十世纪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悲剧并无二致。尽管十八世纪尚未诞生“明星”这一词汇，但安托瓦内特无疑是历史上第一位明星式的政治人物。对她与戴安娜而言，受到万众瞩目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一种负担与危险。其原因在于，这两位相距三百多年的宫廷女性身处类似的社会文化机制中。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探讨了大量生活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名流：从大名鼎鼎的哲人伏尔泰、萨缪尔·约翰逊、卢梭，到如今已被人遗忘的阉人歌手法里内利、费迪南多·杜奇，演员萨拉·西登斯;从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米拉波、拿破仑、华盛顿，到诗人拜伦、夏多布里昂，音乐家李斯特、贝多芬，等等。有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帝王与哲人，也有隶属社会底层的演员、艺人及妓女;有备受传统道德赞赏的英雄与文人，也有挑战世俗道德却具有浪漫情调的强盗与罪犯。在作者看来，这些名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是独特的、“现代的”，是一种欧洲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便是在十八世纪开始出现并形成，在十九世纪中期达到繁荣的“名声”（celebrity）现象。
十八世纪之前成为名人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荣耀”（glory），即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功绩;二是“声望”（reputation），即在某个共同体内（如小镇、行业）由于德行或才华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十八世纪新出现的“名声”则不同，它被用来描述一种快速扩张，多少令人怀疑的声望。一个人获得名声，既不是因他/她曾做出重要功绩，也不是出于人们对他/她的熟悉与了解，而仅仅由于他/她的私人生活、风流轶事，或是他/她的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令人们好奇。与“荣耀”与“声望”的稳定相比，“名声”极不稳定，它可让人“一夜成名”，但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比如名声现象在晚年伏尔泰身上得到显著体现：由于路易十五的去世，多年流亡在外的伏尔泰得以在八十三岁重返巴黎。他所受到的欢迎，“比一国的君主到来更加轰动”（安德烈·莫洛亚语）。人们不仅在街道、咖啡馆、剧院里议论他，而且还不断地拜访他。然而，公众对他的热忱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即出于对著名哲学家思想的崇敬，而仅仅出于对其人的好奇与窥探欲。法兰西学院为伏尔泰举办的加冕仪式与其说是严肃庄重，不如说是充斥着喧闹与狂热，如同今日的歌星演唱会。用同时代作家塞巴斯蒂安·梅西埃（Louis Sébastien Mercier，1740-1841）的话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伏尔泰自己也意识到，人们对他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少，却对他的私人轶事兴致盎然。瑞士画家让-胡贝尔（Jean Huber）的作品《伏尔泰的早晨》以离经叛道的方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公众趣味，这幅作品事无巨细地再现了伏尔泰清晨起床穿裤子的场景。尽管伏尔泰个人对此感到尴尬与愤怒，却无法阻止他的这一形象在消费市场上的大量复制与传播。
这一切究竟缘何发生？
二
在利提的这部作品中，“名声”一词的重点不在于描述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名流”，而是旨在突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mechanism of celebrity）及其影响，作者有时用“条件”（condition）或“系统”（system）表示这个概念。这种机制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的形成与建立，与当时的“媒介革命”直接相关，被认为是一种现代文化建构的产物。
首先，伴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十八世纪欧洲所诞生的报纸、杂志、图书等现代媒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群众的“公众”，并形成一个“读者的国度”。这是一个“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早在十九世纪便注意到“想象的共同体”在欧洲的诞生。
其次，文字媒介带来了政治动向、社会议题以及文艺热点的广为传播，催生了现代公众对于人类隐秘内心生活、个人轶事八卦以及亲密关系的兴趣。现代传记（如《萨缪尔·约翰逊传》）的“去英雄化”与“去道德化”叙事，塑造着现代读者对平凡人生的重视。小说的兴起（尤其是感伤的书信体小说）唤起了人们对心理世界的兴趣和对亲密关系的向往;数以万计的文化小报则进一步促使私人生活进入公共视野，并在阅读接受层面激发了公众的“窥视欲”。
最后，十八世纪的视觉媒介更是以不亚于摄影、电视以及互联网在后世的强大力量，支持着名声文化的发展。流转于欧洲消费市场中数以万计的肖像画、瓷像、雕刻品、徽章、小雕像、半身像、蜡像、讽刺画，令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家、哲学家、演员、歌手、政治家、宫廷人物等）得以传播。这种传播不仅令个体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还促成了文化上的平等。比如约舒华·雷诺兹不仅为当时颇有成就的作家（劳伦斯·斯特恩）、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亚当·弗格森）作画，而且还为那些引发公众兴趣的演员（大卫·加里克），甚至妓女（奈莉·奥布莱恩）作画，这在无形之中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在一个相同的层次上呈现在公众面前”，潜在地解构着传统的等级秩序。
于是在这一解构过程中新的文化秩序得到确立。媒介革命建构了由“名流”及其观看者“公众”组成的社会景观（spectacle）。由此看来，被居伊·德波大书特书的“景观社会”，绝非二十世纪开創的新鲜事物，早在十八世纪已凸显端倪，并为卢梭敏锐觉察（从书名中的法语词“spectacle”可见，其《论戏剧》的主旨不在“戏剧”，而在“景观”）。自此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现代生活都难以摆脱这样的社会景观，这正是名声（机制或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 从词源角度看，“celebrity”的贬义内涵（指代某种严肃的仪式，但在其中人们装腔作势）预示了其在后世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名声”现象在十八世纪的出现，“celebrity”开始得到频繁使用，并被赋予现代内涵。文人查尔斯·杜克洛（Charles Pinot Duclos）最早使用该词，在其论著《论世纪的风俗》（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oeurs de ce siècle，1751）中，他敏锐意识到“名声”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人具有名声，不再意味着被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功绩或德行，而在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他还看到，一个人在公众舆论中获得名声的同时，并不能左右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且令其感到极为痛苦的是，“别人谈论的似乎好像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It is as if he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talk about a third person， someone other than himself）”。杜克洛由此引出利提在这部作品重点探讨的问题，即名声的暧昧性（ambivalence of celebrity）：“名声”一方面令人向往，极其重要;另一方面，令人恐惧，备受争议。这种暧昧性在十八世纪的个体、文化以及政治层面都有显著体现。
三
英国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无疑是十八世纪最为重要的名流。他在《漫步者》《闲谈者》等刊物上的公共影响力以及鲍斯威尔对其形象的打造（《萨缪尔·约翰逊传》），让他充分体验了成为现代名人的激情与苦恼。在他看来，“对名声的喜好是一种天然而普遍的激情，是上苍点燃于灵魂中的火焰”，对名声的喜爱属于这种“好坏不明、大有争议的欲望”。他还发现“名声”常常建立在“公众的突如其来的任性”的基础上。在一篇虚构的故事中，约翰逊表达了成为名人的困扰：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作家想知道公众对其作品的看法，为此他翻阅期刊报纸，聆听咖啡馆谈话，结果却失望地发现人们只对他的生活轶事感兴趣（如板球比赛、偷窃、破产、宠物猫失窃等），并不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这就意味着“名声”并不能代表一个人所获得的尊重，有时甚至还会牺牲他的社会地位，使之沦为一件商品。尽管约翰逊是出版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但有时他会把制造名声的印刷工厂比作“地狱”。
另有两位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与约翰逊持类似看法：一是尚福尔（Nicolas Chamfort，1741-1794），这位与启蒙哲学家往来密切的作家，很早就由于伏尔泰的公开举荐而在事业上平步青云。然而他的名声也由于遭到一系列莫名的诋毁而一落千丈。他为此退出公众视野，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利提看来，尚福尔的退隐与他对名声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尚福尔曾写道：“（一个人）具有名声的优势在于：被一群并不认识他的人谈论。”名声既是一种形式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形式的惩罚。在给一位神父的信中尚福尔更是这样写道：“我对荣耀有多少的热爱，我对名声就有多少的憎恶。”另一位是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这位作家更是一位“名声”的敏锐观察者与批判者。在《巴黎风景》（Tableau de Paris，1783）中，梅西埃公开谴责“名声”将人奴化与物化。他从伏尔泰回到巴黎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场景中，读出的不是一场荣耀的加冕仪式，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他更是无法接受市面上数以万计的名人肖像与雕塑，认为公众对名人的崇拜是一种对他们的羞辱，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他的作品、功绩或者德行，而只是他的一张面孔或一具身体：“应当去做出评判的是他的诗与散文，而不是他的外貌、他的穿着以及他的举止。”
在所有十八世纪的名流中，让-雅克·卢梭的个人经历是令这种名声的暧昧性得以淋漓尽致展现的最佳案例。《名声的发明》对卢梭的探讨独辟蹊径，走出了以往探讨卢梭时经常采取的病理学解读，将卢梭式的矛盾置于这种以名声机制所主导的剧场社会景观中。这意味着：卢梭的成功和失败都与名声机制的暧昧存在相关。正是对现代名声机制的有效利用，卢梭使自己一跃成为法国旧制度时期最重要的名流：比如他有能力制造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并能维持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热度;他成功創作了富于情感深度与亲密意识的书信体小说，以捏造浪漫“泪水洪流”（罗伯特·达恩顿语）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粉丝”群体;其独特而古怪的个人性格与生活方式更将自己的名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跟杜克洛的感受一样，对于卢梭而言成为名流一方面是荣耀，另一方面是折磨。他不可避免沦为名声的受害者，他始终感到“别人谈论的似乎好像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卢梭写作《忏悔录》是寻求公众的支持来对抗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在写作福柯所谓的“反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时，他早已丧失对公众的信任。面对各种小报对其生活琐事的追逐（英国小报报道他的狗的丢失以及失而复得），面对数以万计的访客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来拜访他时，他除了愤怒与无奈，别无选择。从这一角度看，利提的解读颇具洞见：如果说卢梭的前期作品更多旨在反对百科全书派精英的话，那么我们更应从反对公众的角度去理解卢梭的后期作品。
虽然卢梭看上去成了史上第一位“因不想出名而出名”的名流，但他无法逃离名声机制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无法摆脱文化所塑造的对“被认可”的需要，更是难以摆脱出人头地赢得名声的虚荣心。尽管他不再追求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期盼的名声，但他依然想要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认可”。于是在这种现代景观式的文化中，即便以“真理”为名，第欧根尼式的追求已不再可能;无论卢梭如何追寻真诚，在公众眼中他都始终戴了一副“真诚的面具”（特里林语），在媒体打造的社会舞台上自导自演着一场刻意为之的“秀”。
四
除个人生活之外，名声机制也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那些文化意义上的名流一旦成为政治明星，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便不可低估。自十八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政治人物意识到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变迁，对政治权力的内涵也有了全新理解。如果说传统君主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以符号象征为特质的代表制公共性之上的话，那么现代民主政治则越来越依托于飘忽不定，但分量日增的公众舆论，政治人物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与公众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联系。 并非所有当时的政治人物都能充分意识到这样的现代变革。安托瓦内特的悲剧在于，她无意识地受到这一名声文化的影响，并未意识到这一文化机制在削弱她的政治权威性。她抗拒凡尔赛宫繁文缛节的礼仪，选择过一种毫无拘束的自然时尚生活，这符合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比如她请巴黎服装设计师罗斯·贝尔坦（Rose Bertin）设计不同于凡尔赛风格的时尚服饰，并愿在女画家伊丽莎白·维瑞-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的作品中以此形象示人。这些都是其得以受到公众狂热追随的原因所在。但这位“洛可可”王后并未意识到，人们对她的欢迎，跟对一位女演员或一个妓女的欢迎并无二致。在成为时尚明星的同时，她作为王后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潜在的损耗。根据康托洛维茨（Ernst Knatorowicz）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的观点，安托瓦内特在赢得世俗名声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其政治合法性而言极为重要的“政治之体”。她未能意识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与多变性，更不懂得诽谤的毒液“只要有一滴进入舆论的血液循环，就能像传染病毒似的繁殖起来”（茨威格语）。哪怕在她上断头台前的危急时刻，她都拒绝利用这一文化机制去打造一种符合现代政治的亲民形象。相比之下，与其相隔一个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则更善于利用现代媒介塑造“名声”，以“媒体女王”闻名于世。
与安托瓦内特的“落伍”相比，不少十八世纪的政治人物懂得“与时俱进”。英国的约翰·威尔克斯利用人们对其人格的好奇成功地将英国的政治场景变成了马戏团舞台，代表了第一批跨过公共与个人分野，“从而改变公共领域意义的人”（理查德·桑内特语）。在法国大革命中，米拉波侯爵不仅利用自己在外貌上的特质、演讲上的天赋，以及离经叛道的生活赢得公众的关注，而且他深谙现代政治的剧院特色與作为革命人物所需的演员禀赋，将自己从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转变成为自由而生的政治斗士。
拿破仑无疑是所有政治明星中最为闪耀的一位。其名声不仅建立在战场上的卓越功绩之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人格魅力之中。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流放圣赫勒拿岛，没有让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反倒令他赢得了名扬四海的殊荣（甚至连在夏威夷群岛的公鸡、马与牛都被取名“拿破仑”）。这得益于拿破仑洞悉现代政治中公众激情与舆论的重要性，他能狡猾地利用各种媒介来塑造自己的名声，并与其回忆录作者拉斯·卡斯（Las Cases，1766-1842）合谋打造自身形象，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媒体将军”。不过，利提并不认可拿破仑这一政治意义上的名声，因为拿破仑借助这一名声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崇拜的目的，并不具有进步内涵。因此“他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其“雄心壮志完完全全是个人的”。与之相反，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名声则是“彻底的现代”，因为他借由自己的名声实现的并非个人的荣耀，而是民主政治的建立。华盛顿对威尔克斯或米拉波身上所取得的那类声名狼藉而无关公共利益的名声备感恐惧，竭力实现个体名声与社会正义的结合，致力于塑造一种能够代表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形象。他力求将自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公共层面上，让自己成为美国爱国德性的化身，同时拒绝公开与表现私人生活去诱发人们的好奇与共情。
除了十八世纪之外，作者还将笔触适当地延伸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比如他在十九世纪意大利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身上看到了名声在政治领域中的开拓空间：这位英雄的赫赫战功与传奇故事（大仲马的创作）所打造的名声，成功激发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诚。在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领域，名声的力量更是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拜伦与李斯特所掀起的名人崇拜），其受到的争议与指责也“水涨船高”（来自夏多布里昂、乔治·桑以及海涅对“名声”的批判）。伴随着摄影的诞生、电影的发明以及互联网的崛起，名声现象在全新的表达中得到延续，新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也不断涌现新的偶像与明星。不过这一切在十八世纪早已成形。当代名流所体验到的东西，詹妮·林德（Jenny Lind）、拜伦、李斯特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所体验，而早在他们之前，一切都已在伏尔泰、加里克、卢梭、约翰逊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五
在这部事无巨细、内容丰富的历史作品中，安托万·利提不仅着眼于对十八世纪充满生趣的文化生活进行重述，而且还在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流露出对当下社会文化的观照。该作富有洞见地指出了“名声”的两面性：转瞬即逝、随心所欲，导致过度且非理性的反应，塑造出不合理的偶像，鼓励公众的窥探癖，腐蚀民主政治;与此同时又肯定其在本质上具有的现代与民主成分：任何人都拥有平等地赢得名声的机会。作品对名声文化机制及其暧昧特性的探讨，远超许多当下文化研究对“明星”现象的研究。以往对明星的研究要么过于宽泛（包含了历史上的所有名人），要么过于狭窄（如埃德加·莫兰认为，明星现象是电影工业的产物）。这部作品的名声的探讨，实质上以“管中窥豹”的方式，对人类现代文明史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梳理，“以不同寻常的光线照亮了我们所熟知的领域”（罗伯特·达恩顿语）。
首先，该作在探讨名声问题的历史叙事中，成功地揭橥了浪漫主义文化与媒介传播之间的深刻关联。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出现的名流崇拜、粉丝现象以及对本真性与亲密性的追求，都无法与启蒙时代的媒介与技术革命相分离。那些看似与媒介技术毫无关联的“人格崇拜”以及“泪水洪流”，其实并不能脱离现代文明中“文化工业”的存在;那些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甚至鄙视世俗价值的浪漫主义英雄，其实都是熟谙媒介文化的人（无论拜伦还是夏多布里昂都深谙传播之道）。这无疑启发我们，与其纠缠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先锋与媚俗”“文化与技术”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不如回到事实本身。
其次，该作也借由名声问题揭示了在现代政治与情感文化存在着的必然联系。名声文化呈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最重要面向：公众舆论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哪怕在称为“理性时代”的十八世纪也并不单单存在哈贝马斯所浪漫化的“理性”以及“批判”，当时的公共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由公众好奇促成的闲言碎语与绯闻轶事，更存在公众迷信所催生的对炼丹术士、江湖医生以及巫师的崇拜。若能对此有客观的认识，我们就没有必要人为建构关于十八世纪的乡愁，更无必要在民主政治的思考中排斥情感与人格的要素。现代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情感的力量与“民粹”的成分。现代民主政治既存在着被拿破仑式的自恋人格政治腐蚀的危险，但也绝不排除为华盛顿式公共人格建构的可能。因此我们在思考很多当代政治议题（如特朗普现象等）上，有必要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些因素的存在，简单地用几个概念（如“民粹主义”）来应对现实的挑战，恐怕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恐惧与放弃复杂思维的懒惰。
最后，该作还展示了一种对待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智慧与批判意识。它借由名声现象“见微知著”：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从来就包含着所谓“公共人的衰落”“大众传媒的操控”“消费主义”以及“景观社会”等问题。因此，我们既需要正视“每一座文明的丰碑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更需要懂得“不能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为了舍弃文明所付的代价很可能是告别文明，走向野蛮。在这点上利提表现出了历史学者的审慎与折中。在他看来，面对复杂的现代问题，具体个案分析要比宏大抽象的理论推演有效。比如在处理十八世纪已初步形成的“景观社会”的问题上，他拒绝像德波那样重蹈卢梭式的覆辙：如同三百年前的卢梭那样，那位打着反主流旗号的理论家却悖论性地成为理论“时装秀”中最耀眼的一位。此外，笼统抽象的关于公共性、自恋文化、媒体操控等问题的理论推演容易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分析与判断陷于僵化与绝望。作者通过各种鲜活的案例提示我们去发现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找寻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刘易斯·芒福德曾言：“假如想逃脱当今靠一代人积累所形成的那种知识本身的残缺不全，那么，拓宽历史视角，是必须首先跨出的第一步。”在这样一个对“昨日的世界”并无真正兴趣的时代里，《名声的发明》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对历史的谦卑与耐心，无疑为芒福德的这句话做出了最为精彩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