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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谈》里的第二天，“张三”对“我”讲了一个故事：
希里花斯人，每天都要喝酒，不喝酒是犯法的。
这部法律，并不古老，大概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希里花斯出了天才，在他的著作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通往幸福国家，一共有三条途径，其中最快速的，就是让大家天天喝酒。……
11月17日，大晌午，酒瓶盖在这本书的作者刀尔登的脚下，被不经意地划得响。
“写我大概会用多少字？”采访中途，他曾问。
“三四个版。”
“一个就够了！你要写的只是书的作者，而不是我个人。”他把音调压低，目光飞快地扫过一旁的录音笔。桌面上，除了《七日谈》，还有他的一本旧作《中国好人》。
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女作家徐晓曾经评价这位与她合作数年、“通话尚不足百句”的专栏作家，“邱氏的个性是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补考马列文论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69年，父母携带一家老小下放到辽宁凌源县的一个山村——离那里不远，另有个镇子叫刀尔登，便是他笔名的由来——在那里，他从6岁长到14岁。
“本来是要去另一个村子的，姥姥的一个舍不得扔的箱子横架在驴背上，通不过山路。于是一家人借宿当地，一住便是好几年。”他在书里写道。
“那里人好，环境好。那会上学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至于读书，没什么儿童读物，从已批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现代小说，到很少的几本古典作品，从尚可留存的苏俄文学，到很少量的欧美左翼文学，只能逮着什么看什么，有字就行，根本谈不上正常的阅读顺序，懂自然是不懂的，瞎看而已。”
据刀尔登在大学时结下的至交、学者缪哲透露，刀尔登家过去藏有一套《鲁迅文集》。他笑道，“那套文集为50年代第一次出版，书内印有注释，书皮是硬壳套封，相当阔气。那会只有首长才能享受得到。”这套文集，他从小学读到高中，从东北读到河北——1970年代中期，他随家迁徙到石家庄。
《读库》出品人张立宪曾在《我们都爱刀尔登》里写道：“读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鲁迅和王小波，尤其是《中国好人》里收入的几篇杂文，鲁氏文风跃然纸上……”
“我了解人性的最早导师是鲁迅，而不是历史书。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最大，他的个性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可惜我学不到。”刀尔登不徐不疾道。
1982年，刀尔登考入北大。他在校园里的“各色”，迄今被他的一干好友不断翻出。
“大学时代的邱，高瘦、苍白、神经质，样子像青年堂吉诃德，比他的实际状况看上去要文弱一些。他是校园玩家。凡是能聚众玩的事儿他都能来一手。”与刀尔登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范伟在《那些人》里写道。
“能考进班里的全是聪明孩子。刀尔登不显山露水，开口却与众不同。”缪哲继而说道，“很明显，那时他的阅读范围超过班里其他人。我们上中学时，正值形势开放，一批新译作涌出。很多人也许上大学时才看，而他早已读完。
“他偏好传统文学，例如司马迁、陀氏、莎翁、托尔斯泰、拉伯雷著作；虽然不爱现代派作品，他也是大量阅读。随后，他的兴趣又转向研究史、哲、数学。”
有一次，教党史课的老师勒令经常旷课的学生出席。结果，刀尔登身穿父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类似军帽的帽子，鼻梁上架起“陈景润式的”眼镜。点名的一刹那，他身板笔直、老学究似的踱进教室，正襟危坐在第一排，直愣愣盯着老师。
回想起当日这幕，缪哲依然乐道，“他差点不能毕业。当年，中文系教授李思孝主讲《马列文论》，他一次都没去听过，当然不认识教授本人。等到考试交作业时，他来到系主任办公室，迎面撞上李思孝，他跑上前询问：请问李教授在哪屋，我来交作业。
“他的这门课被打上不及格。补考那天，恰好北大一帮学生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没把补考放在心上的他，跟着一起凑热闹去了。这一下，李思孝急了，不给他学分，让他重修。最终是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出面，让他再次补考，比别人晚拿到毕业证。”
对此，刀尔登一脸漠然，“我觉得老师讲课太慢。有那么几节课的时间，我可以看完一本书，或者好几本书。”
“我怕麻烦”
1986年，刀尔登选择回到石家庄。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选择，“因为它不用付出代价，比较省事。我怕麻烦。”
缪哲论起当年，他们本可以留在北京，“那时毕业，最好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其次是进新闻机构。如果分到政府机构，反觉不公。一听说要进机关工作，他负气地要求回到石家庄——我们哪像今天的孩子懂事。”
一番折腾后，刀尔登到了河北社科院。进院头天，科研处开会将他借去帮忙，一借便不还了。他待在该所七八年，后又调入文学所。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有人待他不错。工作闲散，生活主要是看书。至于写作——尝试过历史大话题，多次开笔数行，最终还是放下了。
1990年代末，范伟与缪哲去河北日报社旗下的《杂文报》任职，他俩向刀尔登招手，“就等你了，快来吧。”
刀尔登在那里当了3年编辑，“一周去一次单位。拿起投稿，一目十行速作判断，边看边扔进废纸篓”，剩余时间打牌、喝酒——不过，“报纸办得还挺好”。
逍遥自在的日子在2001年告终，“调来一位领导，要求我们坐班。我们执意不从，于是下发通知，要我们调离。”他笑了笑。
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刀尔登写专栏始于2005年，那些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好人》。包括今年所出的《七日谈》在内的她的作品，探讨的核心话题，多是围绕“当代人缺乏的常识”。
他在《我为什么不喜欢狗》中暗讽：“……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狗的。……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是‘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
《中国好人》的扉页上，印有他的深思：“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他并不讳言，他对于“人民”——作为集合概念的怵惕，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抑或更早：“每个人都值得关心，但作为集合概念，‘人民’确实经常不值得恭维。当我批评‘人民’时，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或大多数人，而是在批评‘人民’的组成方式。”
“他是个人主义者，不认同任何团体、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上的归属。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态度与社会观。1990年代后，他反倒强调对‘人民’这一概念的新认识。”
缪哲说这番话时，还记起了他俩都还年轻那会儿，有一次他上刀尔登家吃饭，看到刀尔登与父亲起争执，“他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派党员，对于‘文革’中老百姓遭罪之类景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则反驳，认为老百姓——作为整体，甚至作为个人——在自身品格里，早就为自己埋下一劫，有自作自受的成分。拿他的话说——组织也不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刀尔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你在家里，在书本或纸笔前面，可以只凭脑子去想，但遇到个例，遇到个体，不可能那么斩钉截铁。比如我有时恨恨地想，不自助的人不值得帮助，但假如第二天遇到类似的人事，不可能硬下心来。任何理论都不能推至极致，都要受人情的调节，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对，‘原教旨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我的写作一般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有人潜台词是‘这是好的，这是对大家都好的’，我的潜台词是‘我以为这是好的，我相信这是对大家好的’。比如哪天，我做了一件对公共有利的事情，我绝不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只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
“所谓个人主义，不过是主张限制人对他人的权力，特别是限制集体对个人的权力。有人一听到个人主义，就想到不承担义务、不负责任等等，我也没办法，我没功夫也没兴趣对付这类观念。但我知道，只有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的社会，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他总结自己，“不适合集体行动，不舒服不自在。一旦有机会影响别人吧，却没有那种道德或理性上的自信。”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他写专栏老觉得别人在看着他，他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犯傻。说傻话，这是他最怕的一件事。”缪哲所指，恰好切合了刀尔登的坦言：自己写作如同走私，乘读者稍不留神，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怎样理解他的“怕麻烦”呢？徐晓说，“首先，不能说他没有能力混这个社会。以他的才华来看，他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有发展。他现在却是个无业的人，写文章也不拼命。但起码有一点，他不爱混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立足，你真的得放下太多内心的清高、纯真。他把这个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写专栏多是写历史。虽然他所写的都观照了现实，但是他不碰现实生活。为什么不碰？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硬着头皮在说话，心里没那么有底气。如果刀尔登的书写得不够到位，我想他也有这个困境。”
“当我们对生活觉得挑战的时候，刀尔登比我们有资格，但也可以说他没那么有资格。他比我们有资格在于，他没有‘同流合污’，或者不需要为某事而违心。说他没有资格在于，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为改变它又做了什么？而我们可能认识到了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做了什么？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们又能做出什么？”
“我相信，现在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是因为无奈。他的个人困境，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悖论。”
覆巢之下无完卵
第二天下午，酒醒之后，刀尔登采用了令他感到从容的方式——网上笔谈，来回答本刊的提问。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其实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但它又是你的弱点？
刀尔登：正常社会中，多数人不该对政治问题抱很大兴趣，但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我的不少朋友对政治没兴趣，我羡慕他们。我也希望我没兴趣，但无法甩开。在《七日谈》里我谈到了，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人的合理生活是否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些人能做到，有些人做不到，算是性情不同吧。
我本来希望过的生活，或者是钻到一种手艺中，或者是追逐兴趣，天天乐此不疲。然后便是和多数人一样，家庭呀、朋友呀、社区呀，不用管别的许多。其实现在表面的生活也是如此，但心里就不那么安静了，因为总有些事情分心，总有些事情无法回避，总有些事情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减少意义。覆巢之下无完卵，看来确是如此。这样一个人难免会想，你给我捣乱，我要是不给你捣乱，算是对不起你。
人物周刊：你在躲什么？
刀尔登：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麻烦，特别怕麻烦。
一方面，我觉得过分关注政治或人际问题是对生命的浪费；另一方面，又觉得对这些事漠不关心，是在让别人火中取栗。有些公共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容许自己不去做，因为性情、机会、不便等种种原因，但同时对为我们做那些事情的人，要心存感激。
我们天天都在选择，不做也是一种选择。正如沉默也是一种声音，有个词叫“震耳欲聋的沉默”，我忘了在哪里见到的了，是的，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
人物周刊：在众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哪一件令你真正动容？
刀尔登：缺少自由以及缺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遍地都是这样情况，我反倒不容易想出例子。说到具体的事例，我对小孩和老人遇到的不幸敏感一些，如果是个成年男人，我就想，你总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像“自焚”、“引爆”等社会话题，你会将思考反映在作品中吗？
刀尔登：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记得七八年前，煤矿事故引起的反应很强烈。现在呢？我们习惯了煤矿事故，又渐渐在习惯自焚，以后还会习惯什么呢？如果一个制度，把合理的抗议手段都堵死了，那么，当一个实际的问题发生后，当事人都有哪些途径呢？
我想，所谓好的制度，标志之一是允许自己被合理地取代。所谓允许，是它为自己设定前提；所谓合理，是不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崩溃。
人物周刊：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刀尔登：主要是想一个人出去转几个月，每天换个环境，看能不能恢复对事物的实际接触。是的，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与事物实际接触的能力在一点点消失，自以为每天会见到新人新事，其实难以撼动既往的经验，不管是什么，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都被先前的经验和观念修理得整整齐齐。改变这个，得借助外力，所以要一个人，所以要到陌生的地方，所以要每天换个地方，看能不能削弱城市的力量，试一下吧，行不行也难说。
人物周刊：有人将你的作品与王小波进行比较，认为你的文字比他美，但在表述见解上，他要比你更为大胆直接？
刀尔登：我对自己的许多想法都不那么有百分百的把握。当有一个想法时，总会想到反例或特例，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习惯于独断式的表达，而总是留着一些后门。比如《七日谈》，一开始我希望写出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让人对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发生怀疑。后来有所收敛，比原先的想法平和多了。
人物周刊：你会经常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刀尔登：所以我主张人应该有道德勇气，这话首先是对自己说的，不要太怀疑，不想指望想清楚了再行动，该做的就做，因为你几乎永远也打不定主意。现在的欧洲，在我看来就失去了道德勇气。这两年似乎有一点点好转。
人物周刊：你对信仰怎么看？
刀尔登：我是不可知论者。坚定的有神论和无神论在我看来都不能成立。我认为人不能在此岸知道有或没有彼岸，那是经验范围之外，也是理性的能力之外的事。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能生长在一个怎样的空间？
刀尔登：有机会做正常的人。
希里花斯人，每天都要喝酒，不喝酒是犯法的。
这部法律，并不古老，大概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希里花斯出了天才，在他的著作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通往幸福国家，一共有三条途径，其中最快速的，就是让大家天天喝酒。……
11月17日，大晌午，酒瓶盖在这本书的作者刀尔登的脚下，被不经意地划得响。
“写我大概会用多少字？”采访中途，他曾问。
“三四个版。”
“一个就够了！你要写的只是书的作者，而不是我个人。”他把音调压低，目光飞快地扫过一旁的录音笔。桌面上，除了《七日谈》，还有他的一本旧作《中国好人》。
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女作家徐晓曾经评价这位与她合作数年、“通话尚不足百句”的专栏作家，“邱氏的个性是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补考马列文论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69年，父母携带一家老小下放到辽宁凌源县的一个山村——离那里不远，另有个镇子叫刀尔登，便是他笔名的由来——在那里，他从6岁长到14岁。
“本来是要去另一个村子的，姥姥的一个舍不得扔的箱子横架在驴背上，通不过山路。于是一家人借宿当地，一住便是好几年。”他在书里写道。
“那里人好，环境好。那会上学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至于读书，没什么儿童读物，从已批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现代小说，到很少的几本古典作品，从尚可留存的苏俄文学，到很少量的欧美左翼文学，只能逮着什么看什么，有字就行，根本谈不上正常的阅读顺序，懂自然是不懂的，瞎看而已。”
据刀尔登在大学时结下的至交、学者缪哲透露，刀尔登家过去藏有一套《鲁迅文集》。他笑道，“那套文集为50年代第一次出版，书内印有注释，书皮是硬壳套封，相当阔气。那会只有首长才能享受得到。”这套文集，他从小学读到高中，从东北读到河北——1970年代中期，他随家迁徙到石家庄。
《读库》出品人张立宪曾在《我们都爱刀尔登》里写道：“读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鲁迅和王小波，尤其是《中国好人》里收入的几篇杂文，鲁氏文风跃然纸上……”
“我了解人性的最早导师是鲁迅，而不是历史书。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最大，他的个性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可惜我学不到。”刀尔登不徐不疾道。
1982年，刀尔登考入北大。他在校园里的“各色”，迄今被他的一干好友不断翻出。
“大学时代的邱，高瘦、苍白、神经质，样子像青年堂吉诃德，比他的实际状况看上去要文弱一些。他是校园玩家。凡是能聚众玩的事儿他都能来一手。”与刀尔登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范伟在《那些人》里写道。
“能考进班里的全是聪明孩子。刀尔登不显山露水，开口却与众不同。”缪哲继而说道，“很明显，那时他的阅读范围超过班里其他人。我们上中学时，正值形势开放，一批新译作涌出。很多人也许上大学时才看，而他早已读完。
“他偏好传统文学，例如司马迁、陀氏、莎翁、托尔斯泰、拉伯雷著作；虽然不爱现代派作品，他也是大量阅读。随后，他的兴趣又转向研究史、哲、数学。”
有一次，教党史课的老师勒令经常旷课的学生出席。结果，刀尔登身穿父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类似军帽的帽子，鼻梁上架起“陈景润式的”眼镜。点名的一刹那，他身板笔直、老学究似的踱进教室，正襟危坐在第一排，直愣愣盯着老师。
回想起当日这幕，缪哲依然乐道，“他差点不能毕业。当年，中文系教授李思孝主讲《马列文论》，他一次都没去听过，当然不认识教授本人。等到考试交作业时，他来到系主任办公室，迎面撞上李思孝，他跑上前询问：请问李教授在哪屋，我来交作业。
“他的这门课被打上不及格。补考那天，恰好北大一帮学生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没把补考放在心上的他，跟着一起凑热闹去了。这一下，李思孝急了，不给他学分，让他重修。最终是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出面，让他再次补考，比别人晚拿到毕业证。”
对此，刀尔登一脸漠然，“我觉得老师讲课太慢。有那么几节课的时间，我可以看完一本书，或者好几本书。”
“我怕麻烦”
1986年，刀尔登选择回到石家庄。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选择，“因为它不用付出代价，比较省事。我怕麻烦。”
缪哲论起当年，他们本可以留在北京，“那时毕业，最好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其次是进新闻机构。如果分到政府机构，反觉不公。一听说要进机关工作，他负气地要求回到石家庄——我们哪像今天的孩子懂事。”
一番折腾后，刀尔登到了河北社科院。进院头天，科研处开会将他借去帮忙，一借便不还了。他待在该所七八年，后又调入文学所。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有人待他不错。工作闲散，生活主要是看书。至于写作——尝试过历史大话题，多次开笔数行，最终还是放下了。
1990年代末，范伟与缪哲去河北日报社旗下的《杂文报》任职，他俩向刀尔登招手，“就等你了，快来吧。”
刀尔登在那里当了3年编辑，“一周去一次单位。拿起投稿，一目十行速作判断，边看边扔进废纸篓”，剩余时间打牌、喝酒——不过，“报纸办得还挺好”。
逍遥自在的日子在2001年告终，“调来一位领导，要求我们坐班。我们执意不从，于是下发通知，要我们调离。”他笑了笑。
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刀尔登写专栏始于2005年，那些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好人》。包括今年所出的《七日谈》在内的她的作品，探讨的核心话题，多是围绕“当代人缺乏的常识”。
他在《我为什么不喜欢狗》中暗讽：“……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狗的。……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是‘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
《中国好人》的扉页上，印有他的深思：“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他并不讳言，他对于“人民”——作为集合概念的怵惕，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抑或更早：“每个人都值得关心，但作为集合概念，‘人民’确实经常不值得恭维。当我批评‘人民’时，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或大多数人，而是在批评‘人民’的组成方式。”
“他是个人主义者，不认同任何团体、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上的归属。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态度与社会观。1990年代后，他反倒强调对‘人民’这一概念的新认识。”
缪哲说这番话时，还记起了他俩都还年轻那会儿，有一次他上刀尔登家吃饭，看到刀尔登与父亲起争执，“他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派党员，对于‘文革’中老百姓遭罪之类景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则反驳，认为老百姓——作为整体，甚至作为个人——在自身品格里，早就为自己埋下一劫，有自作自受的成分。拿他的话说——组织也不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刀尔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你在家里，在书本或纸笔前面，可以只凭脑子去想，但遇到个例，遇到个体，不可能那么斩钉截铁。比如我有时恨恨地想，不自助的人不值得帮助，但假如第二天遇到类似的人事，不可能硬下心来。任何理论都不能推至极致，都要受人情的调节，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对，‘原教旨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我的写作一般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有人潜台词是‘这是好的，这是对大家都好的’，我的潜台词是‘我以为这是好的，我相信这是对大家好的’。比如哪天，我做了一件对公共有利的事情，我绝不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只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
“所谓个人主义，不过是主张限制人对他人的权力，特别是限制集体对个人的权力。有人一听到个人主义，就想到不承担义务、不负责任等等，我也没办法，我没功夫也没兴趣对付这类观念。但我知道，只有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的社会，个人主义者是社会的最好成员。”
他总结自己，“不适合集体行动，不舒服不自在。一旦有机会影响别人吧，却没有那种道德或理性上的自信。”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他写专栏老觉得别人在看着他，他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犯傻。说傻话，这是他最怕的一件事。”缪哲所指，恰好切合了刀尔登的坦言：自己写作如同走私，乘读者稍不留神，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怎样理解他的“怕麻烦”呢？徐晓说，“首先，不能说他没有能力混这个社会。以他的才华来看，他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有发展。他现在却是个无业的人，写文章也不拼命。但起码有一点，他不爱混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立足，你真的得放下太多内心的清高、纯真。他把这个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写专栏多是写历史。虽然他所写的都观照了现实，但是他不碰现实生活。为什么不碰？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硬着头皮在说话，心里没那么有底气。如果刀尔登的书写得不够到位，我想他也有这个困境。”
“当我们对生活觉得挑战的时候，刀尔登比我们有资格，但也可以说他没那么有资格。他比我们有资格在于，他没有‘同流合污’，或者不需要为某事而违心。说他没有资格在于，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为改变它又做了什么？而我们可能认识到了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做了什么？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们又能做出什么？”
“我相信，现在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是因为无奈。他的个人困境，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悖论。”
覆巢之下无完卵
第二天下午，酒醒之后，刀尔登采用了令他感到从容的方式——网上笔谈，来回答本刊的提问。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其实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但它又是你的弱点？
刀尔登：正常社会中，多数人不该对政治问题抱很大兴趣，但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我的不少朋友对政治没兴趣，我羡慕他们。我也希望我没兴趣，但无法甩开。在《七日谈》里我谈到了，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人的合理生活是否可能？对我来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些人能做到，有些人做不到，算是性情不同吧。
我本来希望过的生活，或者是钻到一种手艺中，或者是追逐兴趣，天天乐此不疲。然后便是和多数人一样，家庭呀、朋友呀、社区呀，不用管别的许多。其实现在表面的生活也是如此，但心里就不那么安静了，因为总有些事情分心，总有些事情无法回避，总有些事情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减少意义。覆巢之下无完卵，看来确是如此。这样一个人难免会想，你给我捣乱，我要是不给你捣乱，算是对不起你。
人物周刊：你在躲什么？
刀尔登：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麻烦，特别怕麻烦。
一方面，我觉得过分关注政治或人际问题是对生命的浪费；另一方面，又觉得对这些事漠不关心，是在让别人火中取栗。有些公共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容许自己不去做，因为性情、机会、不便等种种原因，但同时对为我们做那些事情的人，要心存感激。
我们天天都在选择，不做也是一种选择。正如沉默也是一种声音，有个词叫“震耳欲聋的沉默”，我忘了在哪里见到的了，是的，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
人物周刊：在众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哪一件令你真正动容？
刀尔登：缺少自由以及缺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遍地都是这样情况，我反倒不容易想出例子。说到具体的事例，我对小孩和老人遇到的不幸敏感一些，如果是个成年男人，我就想，你总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像“自焚”、“引爆”等社会话题，你会将思考反映在作品中吗？
刀尔登：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记得七八年前，煤矿事故引起的反应很强烈。现在呢？我们习惯了煤矿事故，又渐渐在习惯自焚，以后还会习惯什么呢？如果一个制度，把合理的抗议手段都堵死了，那么，当一个实际的问题发生后，当事人都有哪些途径呢？
我想，所谓好的制度，标志之一是允许自己被合理地取代。所谓允许，是它为自己设定前提；所谓合理，是不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崩溃。
人物周刊：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刀尔登：主要是想一个人出去转几个月，每天换个环境，看能不能恢复对事物的实际接触。是的，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与事物实际接触的能力在一点点消失，自以为每天会见到新人新事，其实难以撼动既往的经验，不管是什么，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都被先前的经验和观念修理得整整齐齐。改变这个，得借助外力，所以要一个人，所以要到陌生的地方，所以要每天换个地方，看能不能削弱城市的力量，试一下吧，行不行也难说。
人物周刊：有人将你的作品与王小波进行比较，认为你的文字比他美，但在表述见解上，他要比你更为大胆直接？
刀尔登：我对自己的许多想法都不那么有百分百的把握。当有一个想法时，总会想到反例或特例，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习惯于独断式的表达，而总是留着一些后门。比如《七日谈》，一开始我希望写出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让人对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发生怀疑。后来有所收敛，比原先的想法平和多了。
人物周刊：你会经常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刀尔登：所以我主张人应该有道德勇气，这话首先是对自己说的，不要太怀疑，不想指望想清楚了再行动，该做的就做，因为你几乎永远也打不定主意。现在的欧洲，在我看来就失去了道德勇气。这两年似乎有一点点好转。
人物周刊：你对信仰怎么看？
刀尔登：我是不可知论者。坚定的有神论和无神论在我看来都不能成立。我认为人不能在此岸知道有或没有彼岸，那是经验范围之外，也是理性的能力之外的事。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能生长在一个怎样的空间？
刀尔登：有机会做正常的人。